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遊學於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後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於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鑑於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於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於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於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侷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及其普世意義。
黃庭堅草書初學時人周越。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於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於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貫穿於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後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後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無遺。
據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徵。
自元祐初期聚遊於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於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作。“餘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於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髮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後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鍊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後沉寂四百餘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後期草書已是紹聖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銛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後)、《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後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後與黃斌老》)。紹聖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後，歎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座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並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座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作方面“黃庭堅雖遊於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後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後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並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後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遊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於功名心態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於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於黃所鍾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並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讚。而黃庭堅的交遊選擇，也充分體現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於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併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於師生的成就關係，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儘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於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後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後， 因此對於自己尊崇的老師，也並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係並不矛盾，蘇黃交遊對彼此藝術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在規律與典型意義。
《顏師古幽蘭賦》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