穎川陳氏與東漢黨錮之禍
東漢末年,統治集團陷入了激烈的爭權奪利鬥爭,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相互爭鬥誅殺,形成了外戚宦官相繼交替專權、政治異常黑暗的局面。外戚、宦官和他們的黨羽,在政治上干預選舉。他們任人唯親,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獨裁統治。察舉制流於形式,嚴重地堵塞了士人的上進之路。而且掌管禁軍,甚至自擬詔書,舉兵作亂。經濟上巧取豪奪,索賄受賄,大行賄賂,搜刮財貨,兼併土地。生活上他們竟相奢侈,宦官的樓宇建設窮其技巧,多取良人女子以為姬妾,買蒼頭為子來傳國襲封,連他們的狗馬身上都披著刺繡。尤其宦官集團獨攬大權,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了更為強烈的破壞作用。
面對東漢王朝日益腐敗的趨勢,正直開明的官僚士大夫,擔心國家被宦官葬送,為了挽救東漢王朝的傾覆,為了恢復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官僚大夫和太學生遙相呼應,官僚士大夫在前面衝鋒陷陣,太學生在後面吶喊助威,猛烈地抨擊宦官。
一些在朝的鯉直派官吏還利用合法的權力,直接打擊鎮壓宦官及其黨羽。公元年,太尉楊秉揭發益州刺史侯參的殘暴罪行,侯參畏罪自殺,楊秉進而彈勃其兄侯覽,桓帝沒有辦法,只好免掉侯覽的官職。在同宦官的鬥爭中,態度最堅決的當屬李膺,他復任司隸校尉後,大宦官張讓之弟張朔貪殘無道,李膺率將吏捕張朔入獄,審而殺之。張讓哭訴於帝,帝怒而召李膺入殿,責問為何不先奏後斬李膺據理力爭,此後宦官都懼怕他。
黨人集團的形成及鬥爭,觸動了宦官集團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宦官集團和皇帝的不滿和反對,宦官依靠皇權,向黨人猖狂反撲,發動兩次大規模的殘酷迫害,史稱“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起因是李膺殺了豪強張成的兒子。術士張成懂得通過觀察天象來占卜吉凶等迷信巫術,他以此與宦官交往甚密,連桓帝都曾向他請教過。因預知將要大赦,就縱容他的兒子殺人,李膺派人將他的兒子逮捕,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李膺非常憤怒,就不顧赦令將罪犯處死。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牢修上書誣告李膺等人養士結黨,誹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大怒,下詔逮捕黨人,於是李膺、陳宴、範謗等二百餘人入獄。竇武於次年月上書為黨人鳴冤,並讚揚李膺等黨人行為,為時人所景仰。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託在黨人身上,並以結交黨人為榮。次年桓帝迫於輿論壓力,將他們赦歸故里,禁錮終身,不得為官。
永康元年靈帝繼位,竇武被封為大將軍,總攬朝政,陳蕃出任太傅。竇武與陳蕃同心協力,重新啟用李膺等黨人。第二年,他們共同商定誅殺宦官。結果計劃洩露,宦官曹節、王甫等劫持靈帝和竇太后,矯詔逮捕竇武。竇武兵敗自殺,陳蕃也一同遇難。建寧二年,侯覽指使人誣告張儉等立號結黨,圖危社稷,宦官利用機會把李膺等上次禁錮的人也牽扯進去,奏請靈帝批准懲罰。靈帝立即准奏,下令逮捕黨人。李膺、範傍、杜密等百餘人慘死在獄中。熹平元年公元,有人在洛陽朱雀聞上書寫反對宦官的文字,宦官集團再次下令逮捕黨人,並且他們的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內的親屬,一律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在這場波及全國的政治鬥爭中,穎川士人頗為引人注目。作為黨人大規模活動前奏的清議始於此地,黨人著名領袖李膺、杜密,太學生領袖賈彪出自該地,此郡士人己成為黨人的核心和中堅。
陳氏與東漢黨人為挽救東漢政權而奮力抗爭,和黨人一起共同演繹了這悲壯的一幕。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雖慘遭失敗,但對於當時和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改變了漢晉士風。黨錮之禍作為東漢政府迫害士人的慘烈事件,其收捕人數之多,株連之廣,實屬空前。張揚了士人的正義與個性,對社會風化產生了積極作用。
黨人所表現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捨生取義氣節,成為一種歷史的楷模,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樹立了一座人格理想的豐碑,為歷代正直的士大夫所敬仰、繼承。中國古代士人寶貴的性格,優秀的品質,集中、明確的體現於陳氏家族成員身上。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權力之重的政治狀況激起了陳氏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激發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莊嚴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了扶大廈於將傾,他們勇於犧牲自己,表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義無返顧的儒家精神。正是因為儒學這種內在的自強不息、治平天下的抱負及其憂患意識,一代又一代士人的傳承,使儒學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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