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五十八
在中國古代，有些歷史事件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是巨大了，它動搖了當時王朝的政治根基，導致王朝從穩定狀態向衰落狀態轉化，成了王朝走向滅亡的伏筆，很值得關注，其中，東漢王朝的“黨錮之禍”便是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事件，很值得探討。
第一，“黨錮之禍”的歷史背景
（一）“帝幼母壯”引來外戚與宦官專權的爭鬥局面。
東漢初，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積極採取政治措施，從中央政體的設置上提高皇權的專制程度。首先，東漢不設丞相，並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劉秀將權力從“三公”手裡移走，這便是“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參見《後漢書·仲長統傳》）這即是說，原本太尉、司徒、司空的實權沒有了，被移到了“臺閣”了，即權力都轉移到了尚書檯；其次，劉秀提高了“尚書”的職權，將原本尚書府提升為“尚書檯”，尚書檯的官員直接聽命於皇帝，有很大的權力。再次，尚書檯的官員由官階低的官員擔任，這對於皇帝來說，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便於控制，不會因為官階高而對皇帝形成威脅。
從皇權專制的政治需求看，尚書檯的設立當然是有利於強化皇權，沒有“三公”，沒有丞相，只有一些直接聽命於皇帝的低官階官員在輔佐皇帝處理政事，專制管理似乎是更順暢了，這就是劉秀所需要的“官小權大”尚書檯管理機制，這對於防止相權架空皇權是很有成效的。但是，朝堂的政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劉秀設立尚書檯，在另一方面卻滋生了潛在的危害。
在缺少了相權，缺少“三公”對於皇權的制衡之後，這給了原本依附於皇權的宦官提供了專權的制度便利，皇權專制趨於強化，朝廷官員權力趨於弱化，而尚書檯的官員官階雖低，卻有很大權力。到東漢中期，尚書檯的內官完全由宦官來擔任，不再摻雜其他官員，如此一來，宦官利用尚書檯職微權重的特點，乘機攬權，而且，他們有便於接近皇帝的優勢，又有直接彙報的權力，於是，尚書檯成了由宦官控制的機構。起初，宦官們只是依託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勢，有時耍狠欺壓朝臣；後來，就職於尚書檯的宦官便加有“平尚書事”“錄尚書事”等頭銜，他們完全控制尚書檯，掌控著準“丞相府”的權力；最後，宦官竟能掌兵權，並封侯，而還有封地，比如，和帝時，宦官鄭眾因翦除竇氏外戚有功，被封為鄛鄉侯，參與政事。鄭眾死後，其養子繼任，從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襲爵位的舊制。恆帝時，在打擊梁氏外戚集團之後，為了酬謝宦官，皇帝竟然在一天之內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稱“五侯”。宦官變成有了爵位和經濟基礎的朝中權貴階層，他們肆意專權，連皇帝也被他們架空了，宦官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勢力。
在另一方面，東漢的皇帝多數是年幼繼位的，而皇帝年幼，年輕的太后大都缺乏政治經驗，於是，她們便要依靠外戚的力量來協理朝政，這就造成了外戚專權的局面。傳統的嫡長子繼位制使東漢王朝連續出現幼主繼位的局面，東漢似乎是運氣很不好，皇帝多夭折，東漢王朝是小皇帝輪流坐皇位的時期，從和帝開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輕的太后臨朝。據《後漢書》記載，東漢中後期的十一個皇帝繼位時，年齡都比較小，和帝，十歲繼位；殤帝，才是百日的小兒便登基了；安帝，十三歲繼位；順帝，十一歲繼位；衝帝，才兩歲就當了皇帝；質帝，八歲繼位；桓帝，十五歲繼位；靈帝，十二歲繼位；少帝，十七歲繼位；獻帝，九歲繼位。在這種朝局下，外戚專權是很難避免的。外戚成了東漢時朝中的另一派重要力量，而皇帝年少，年輕的太后臨朝，後宮干政，如此一來，宦官、外戚與後宮便形成了爭奪皇權的三種政治勢力，而後宮權大但力量相對薄弱，必須聯合外戚或宦官中的一方，這就形成了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利的局面，東漢中葉以後，外戚與宦官鬥爭的局面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朝中形成了外戚、宦官專權之患。
宦官專權劇照
（二）宦官專權導致了政治腐敗，經濟凋敝。
宦官手中有了權力，便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矯旨，甚至假傳聖旨，排除異己，賣官搶地，飛揚跋扈。而官僚士紳屈從於權力，為了謀求私利，便巴結行賄宦官。宦官們把持朝政之後，便大肆培養自己的勢力，他們在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機構上，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擅權斂財，不可一世。宦官勢力不僅成為強有力的政治集團，而且也成了經濟上的暴發戶，他們肆無忌憚地利用權力，到處搶掠、兼併土地，收取賄賂，中飽私囊。比如，延熹年間的中常侍侯覽便是典型一例，他專橫跋扈，貪婪放縱，大肆搶掠官民財物，他先後奪民田地一百一十八頃，宅第三百八十一所，還模仿宮苑興建府第十六處，作為宦官，竟然還掠奪婦女，肆虐百姓。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參看《宦者侯覽傳》）。宦官在朝局中把持朝政，擅權跋扈，而在地方上，則“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宦者單超傳》）在宦官瘋狂的掠奪下，加以之前外戚掠奪和盤剝，自耕農紛紛破產，中小地主受欺壓，經濟收入銳減，東漢中葉以後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貧困狀況。質帝、恆帝時期，分別出現多起的農民起義，當時的政治腐敗和經濟凋敝狀態，大大加劇了階級矛盾，已經危及東漢政權的穩定性，終於演成東漢末年的黨爭事件。
（三）宦官專權，任官唯親，引起士大夫的反抗。
東漢初年，劉秀東漢在立國時注意整頓吏治，同時，利用興辦學校和鄉堂裡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的子弟進入各級政權機構，這讓儒生們有了進入仕途的暢通之道，於是，士大夫階層形成了東漢政壇上的一支力量。
順帝時修建太學，使儒生人數快速增加，而到了質帝時，太學生人數已增至三萬多人。當時，各地儒生數量也增加較快，在郡國和私人精舍中就學的人數已有七、八萬人之多。這些儒生中雖然也有豪家世族的子弟，但大多數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子弟，這些儒生成了官僚隊伍的後備軍。本來，這是東漢更新官僚隊伍的很好的政治措施，是東漢年輕官員發揮貢獻的希望所在，這讓儒生們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們渴望能在仕途上大展身手，以便未來能光宗耀祖。
可是，到了東漢中葉以後，儒生們的希望破滅了，局勢的發展讓他們對未來徹底絕望。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特別是宦官把持朝政，他們任官唯親，朝局中買官賣官現象十分嚴重，官吏選舉制度形同虛設，只有有權的或有錢的人的子弟才有希望進入官場，絕大多數中下地主階層的家庭的士人們根本沒有機會進入政壇。當時的官吏很多是因權勢或因花大把銀子而當官的，當時有人說：“今之進者，惟財與力。”（《李固傳》）其官員無德無才，“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審舉篇》）比如，河南尹田歆奉命選舉六名孝廉，實際上早已內定五名，選舉制度已名存實亡。宦官們“子弟親戚，並荷榮任”，基本是堵死了儒生求官之路，有品行有才學的士人們再也沒有辦法擠進官場了。如此一來，中下層官僚家庭，特別是儒生們，與宦官集團的矛盾便大大地加劇了。這促使一部分中下層官僚和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時政和朝局提出議論和批評，以貶抑宦官專權現象，褒揚不畏權勢的清官廉吏。
當然，在當時，士大夫有一定的影響力，而當他們發現官宦專權導致制度腐敗時，是不能容忍的。當時的名士還是名頭很響亮的。據《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當時的名士有所謂的“三君”“八俊”“八及”“八廚”等，即：“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禹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稱為“三君”者，其實是值得作世上學習榜樣的名士；稱為“八俊”者，是值得讚譽的人中英傑；稱為“八及”者，是大家效仿的道德模範；稱為“八廚”者，是不惜以家財救助有難者的人。這些人面對政治腐敗，敢於大膽指責貶損高官權臣，形成較強的“清議”力量，王充說：“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論衡·效力》）說的就是士大夫“清議”的影響力。
東漢“黨人”畫像
第二，“黨錮之禍”歷史事件始末
（一）第一次“黨錮之禍”，李膺等雖被釋放，但大都被罷官、禁錮。
東漢恆帝、靈帝時期，朝中當權派主要有以侯覽、曹節、王甫等為代表的宦官一派和以竇武為代表的外戚一派，此外，還有士大夫一派，當時包括一些貴族名士和太學生等。當朝中宦官集團肆意專權、專橫跋扈時，一方面是外戚集團在與宦官的爭鬥中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另一方面，士大夫階層對宦官愈演愈烈的擅權局勢十分不滿，此時，在反對宦官專權的共同願望的驅動下，以李膺、陳蕃為首的官僚集團，和以郭泰等為首的太學生聯合起來，並與竇武等外戚聯手，共同對抗宦官集團，與宦官集團抗爭。而“黨錮之禍”的事件便、是發生於這樣的爭鬥中。
事件起因於特赦之前士大夫一派與宦官集團的較量。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內豪強張成因為善觀天相，喜好占卜吉凶，當時他算準近期朝廷將會有大赦令頒佈，認為大赦期間犯事無礙，於是，他放任他的兒子殺人，而司隸校尉李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得知張成的兒子殺人之後，他容不得如此惡行，將張成的兒子抓捕了。而在當時，大赦詔書已經頒佈，皇帝的旨意不可抗拒，照理，李膺該釋放張成的兒子，可是，李膺知道張成無恥狡黠，他和他的兒子濫殺無辜，天理難容，於是，為了伸張正義，李膺硬是把張成的兒子處死了。張成得知兒子被殺，氣得咬牙切齒。張成之所以膽大妄為，是因為他與專權宦官侯覽交結密切，而侯覽一直就很痛恨李膺與他作對，所以，侯覽知道李膺於大赦期間殺了張成兒子之後，便藉機指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恆帝感到帝王的權威受到挑釁，十分惱火，下旨逮捕了李膺。
李膺被捕激發了士大夫與宦官的矛盾，事件繼續發酵。李膺被陷害，皇帝下旨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案驗，以確定李膺罪行，而太尉陳蕃則拒絕受理，他認為，如今所考糾案驗的，皆是受讚譽的憂心國事、忠誠無私的大臣，此類人便是傳十世之後，也仍該受寬恕，罪名不清，不該被判。桓帝得知陳蕃拒絕受理李膺案，非常憤怒，將李膺等關押到黃門北寺獄。而當時的李膺案比較複雜，案件牽涉到宦官子弟，宦官們擔心案件進一步審理將牽連到宦官，所以，他們請求桓帝依大赦條令給予大赦。外戚首領、竇皇后的父親竇武應了太學生請求，也親自出面，上疏勸諫桓帝赦免李膺等，以免使天下寒心，桓帝見請求赦免李膺的有宦官也有外戚，知道不能再堅持了，便順水推舟，以大赦令為名，赦免了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但是，恆帝下旨將參與“清議”的人全都罷官回家，實行禁錮，限定他們終身不得為官。這便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
（二）第二次“黨錮之禍”，宦官利用謀反自己，殘殺和禁錮士大夫，波及的面更大。
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后的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恆帝時被解職的陳蕃復出而繼續當太尉，他們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了朝政。外戚與官僚終於甩開了宦官而執掌朝政。而在第一次“黨錮之害”被免職的名士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人，也重新被起用。
此時，朝堂上出現了清新的局面，竇武、陳蕃、李膺等因為在恆帝期間有與宦官鬥爭所表現出來的正義之舉，在朝野皆受到稱讚，現在，由他們主持朝政，似乎是朝政便要明朗起來了。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宦官勢力只是稍加收斂，並沒有並清除，他們潛伏著，司機反撲。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仍一直在尋找機會東山再起，盯住每一次攬權機會，比如，曹節等在竇太后面前盡力奉承獻媚，竇太后在宦官們的慫恿下多次亂下旨意。
陳蕃、竇武等對宦官伺機反撲非常警惕，他們擔心宦官再次把持朝政，所以，陳蕃、竇武一直在籌劃著如何將宦官勢力徹底剷除。機會來了，當時恰好出現日食天象，陳蕃等便上奏竇太后，認為上天有警示，恐奸臣專權，應革除宦官，防止干政，但竇太后認為自漢元帝始便有宦官參政，皇帝身邊有幾個太監，是正常的，她不想革除宦官。不過，在竇武等權臣的堅持下，太后不得已下旨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只是，宦官曹節等被保留了，仍得到太后的保護，竇太后不允許士大夫們再處罰曹節等。
不久，又出現了異常天象，當時，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這被認為是不祥之兆，這一天象被解釋為皇帝身邊有奸佞，大將軍將遇災難。竇武等人這一回不想與太后妥協了，他們積極謀劃著要除去宦官曹節、王甫等。可是，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竇武休假出宮回家去了。宦官乘機潛入竇武的官署，偷了竇武的奏摺，當宦官們得知竇武等正籌劃著剷除宦官時，宦官們異常恐慌，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避免任竇武等宰割。當天夜裡，宦官們歃血為盟，立即發動宮廷政變。
宦官集團的政變行動是：首先，他們拉攏了皇帝的乳母趙嬈，讓她支持宦官政變；其次，他們殺了皇帝身邊的宦官山冰等，矇騙年幼的靈帝，將印、璽、符、節搶手；再次，他們劫持竇太后，將她轉移並軟禁；此外，他們強力脅迫尚書假傳詔令，下令追捕竇武、陳蕃等。
陳蕃雖已年過八旬，但反應依然很快，當他得知宦官政變的消息之後，立即率太尉府僚以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衝入承明門，想去控制尚書檯，但到尚書門終因寡不敵眾被“閹黨”所擒，當天被殺害。
竇武得知消息後也反應快速，他知道此事軍隊的重要性，他立即進入步兵營，帶兵想與“閹黨”對抗，不過，事遇湊巧，當時，度遼將軍、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之前出征，此時正率兵回京師，宦官假傳的詔令騙了他，因局勢不明，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兵士，與宦官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聯手，合力進攻竇武。竇武被強勢的兵力團團圍住，他心知已難取勝，為了避免受辱，他選擇了自盡。
接著，竇氏一族以及竇武的賓客姻屬，還有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宦官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士大夫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
宦官乘機誅殺異己，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劃，宦官雖不知，只將他禁錮，但巴肅很有擔當，不想隱瞞，自己投案，也被殺了。陳蕃的好友朱震收葬了陳蕃的屍體，隱藏了陳蕃的兒子陳逸，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皆受酷刑，但他們死也不透露陳逸行蹤，陳逸得以倖免。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竇武的屍體，併為他發喪，胡騰也被禁錮終生。胡騰收留了竇武的孫子竇輔，認作自己的兒子，並將其藏匿於零陵，留下了竇武一族的根。
曹節等宦官政變成功之後，張奐因領兵進攻竇武有大攻，被提升為大司農，並封侯。可是，張奐心裡有愧，非常後悔，他恨自己被曹節等所騙，殘害忠良，已鑄成不可改正的大錯，他拒絕封賞，不肯受大司農之印。
張奐不能原諒自己，不久，天象有異常變化，張奐及時上書靈帝，請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之職。靈帝同意了他的請求，但當時宦官一黨已牢牢把持朝政，他們繼續以讒言左右靈帝的想法，不久，張奐被追求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罰俸三月，最後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
郎官謝弼也上書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被靈帝拒絕，不僅謝弼被貶職，後被宦官殺害。
朝中頻頻有人為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喊冤，宦官們知道這些名士名望還在，他們不敢放手，於是，他們進一步向靈帝進行誣告，宦官們誣陷黨人志在社稷，蓄意謀反。而毫無主見的年輕皇帝很快又被矇騙了，漢靈帝立即下旨，追查士人黨羽。於是，一場大冤案席捲朝野。
李膺
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範滂、虞放等一百餘人，在下獄時被處死；在各地被逮捕、殺害、流徙、囚禁的士人有近七百人。因收留士人而被滅門的達數十家。這便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其實，“黨錮之禍”在靈帝統治時一直沒有結束，熹平五年（公元176年）閏五月，也即是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八年之後，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為名士平反。靈帝不但不聽，反而逮捕並處死了曹鸞。而且，靈帝還下詔，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直到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興起，漢靈帝怕兩面受敵，才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漢靈帝病死，少帝劉辨繼位，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何進欲誅殺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但反被宦官誘入後宮殺死了，豪族官僚袁紹以為何進復仇為名，領兵衝入皇宮，把宦官殺戮殆盡，這才結束了外戚宦官長期專權的局面。後後來，司徒王允用美女貂蟬設美人計，離間董卓與呂布，殺了董卓，主持朝政，王允等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黨錮之禍”的冤案才算洗清，不過，此時，東漢王朝已經走到了滅亡的邊沿了。
恆帝劇照
第三，“黨錮之禍”的影響和歷史教訓
（一）“黨錮之禍”是東漢桓帝、靈帝時宦官與外戚政權奪利的所出現的士大夫聯合朝中其他力量反抗宦官專權的一場激烈鬥爭，雖然說，這一斗爭本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但這畢竟是一場是士大夫的傑出代表，面對宦官專權所造成的官場腐朽、政治黑暗、朝局混亂，勇於挺身而出，敢於與強權抗爭，揚清激濁，呼喊正義聲音的積極鬥爭，這一斗爭在維護和爭取士大夫和中下層官僚的利益的同時，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廣大民眾的呼聲，也客觀上對廣大民眾爭取利益是有利的，有一定的正義性。
（二）“黨錮之禍”雖然失敗了，但在東漢桓、靈二帝之時，宦官、外戚輪流專權，士大夫能在朝局中顯示自己的力量，能積極、坦然地與強勢的宦官抗爭，並能與外戚、豪強等聯手，顯示了士大夫的“清議”力量，留下了千古留名的名士聲望。名臣陳蕃等人能有機會主持朝政大局，李膺等剛正不屈，正義凜然，威名遠揚，給後代士大夫留下了很大的精神財富，鼓舞一代代名士鼓起勇氣大膽“清議”。雖然說兩次“黨錮之禍”之後，清廉正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但這並沒有損壞名士們的名氣，反而讓名氣更大，影響更廣，“黨錮之禍”中的士大夫們雖敗猶榮，他們的被害或被禁錮，鼓勵反專權，呼喚正義。
（三）“黨錮之禍”的過程也是士大夫竭力與宦官集團抗爭的過程，面對著專權擅政、為所欲為的宦官集團，士大夫們敢於站出來，敢於義無反顧地與宦官鬥，敢於為正義、公道犯言直諫，直接揭露宦官專權對朝局的危害，抨擊宦官給民眾帶來的災難。士大夫們兩次“清議”，兩次抗爭，皆以他們的死亡或被禁錮來昭顯正義，這使宦官的罪惡更明顯顯露，是朝廷的黑暗暴露得更明顯，這有利於激勵中下層官員反宦官的勇氣，並進而激起民變。後來出現的黃巾起義，不能不說也與此有關。士大夫、貴族名士離心於皇帝，敵視專權者，這成了東漢末期黃巾起義的重要的促成條件，後來的群雄並起，便是士大夫、貴族名士反抗官宦專權力量的延續，“黨錮之禍”是東漢走向滅亡的伏筆。
（四）從朝局看，當時，桓帝駕崩，而他無子，竇後和竇武謀劃後，便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竇太后臨朝，竇武雖為外戚，但沒有強勢專權，反而與名士陳蕃等是能靠在一起的，陳蕃曾有恩於竇氏，陳蕃與竇武籌謀誅殺弄權的宦官，但消息洩露，陳蕃失敗被害，竇武自殺，太后被被遷禁抑鬱而死。靈帝太沒有出息了，他長大之後，不但不整頓朝政，反而更崇信宦官，任其把持朝政，搞亂朝局，使“清議”的士大夫們反宦官之後不是被殺就是被禁錮。這表明，官宦專權亂政的局面已經非常嚴重，士大夫聯合貴族，聯手外戚，依然無法戰勝宦官集團，宦官專權更厲害了，到靈帝時，宦官不僅把持朝政，而且被封侯，還有封地，宦官們佔據了政治、經濟上的有利地位，他們已經成了一個政治集團，專權局勢越來越嚴重，已經為東漢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五）范曄與《後漢書》總結說：“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範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這分析很到位。司馬光《資治通鑑》更是道出了事件的本質：“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沒錯，“黨錮之禍”動搖了東漢王朝的根本，范曄說得對，“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而司馬遷指出的“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才是“黨錮之禍”所導致的結果。（六）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黨錮之禍”中士大夫們連續兩次的大失敗，有一個根本問題便是士大夫官員們只重視“清議”，只知道討伐，忽略了朝中權力的掌控，更忽略對於兵權的掌握，因處事不謹，讓宦官不僅挾持了皇帝，而且還掌控兵權，比如，桓帝時期，曹節任中常侍、奉車都尉，而王甫掌握著虎賁軍、羽林軍，宦官們有了兵權，搞政變就有了實力，他們利用掌握的軍隊，控制朝中大臣，佔領尚書檯，搶奪將印、璽、符、節，劫持竇太后，脅迫尚書假傳詔令，並領兵追捕竇武、陳蕃等。士大夫忽略兵權，導致了在與宦官集團的爭鬥中徹底失敗了，這是一個血的教訓，可惜，深刻的教訓經常沒有被記住，東漢之後，在晚唐、明朝等朝代，士大夫和官僚們依然沒有能抑制住宦官專權，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敗在官宦集團的手裡，最終，因宦官專權而使他們所在的王朝走向衰亡。
（七）“黨錮之禍”表現了李膺、範滂等黨人憂國憂民，怒斥奸邪，犯言直諫，務實誠懇名士風範，體現了他們勇於為民請命，敢於捨身求法的正義追求，他們是豎起脊梁在堅持“清議”的，他們勇於冒死直諫、怒斥奸邪的精神，在後世影響非常大，一直在激勵後世士人們反對專權，抨擊政治腐敗。
魯迅先生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東漢黨人李膺、範滂等在反宦官的鬥爭所表現出的，也是有很硬的脊樑骨，他們豎起了勇敢“清議”的士人形象，豎起了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形象。
當時黨人們的“清議”行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在反對宦官集團的問題上，他們是站在一起的，而宦官集團壓制黨人，誅殺士大夫中的精英人士，禁錮名士，宦官專權如此猖獗，這恰恰反映出恆帝、靈帝時，朝局已經病入膏肓，離滅亡不遠了。
腐敗的東漢朝局，宦官大肆擅權，得封侯，獲封地，架空皇帝，誅殺名臣，專橫跋扈，東漢一直讓宦官把持朝政，貪贓枉法，這豈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