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成風、引進當道：是什麼困住了中國綜藝原創力量？

作者/思涵

前段時間，《奔跑吧》、《極限挑戰》相繼宣佈陣容大換血，鄧超、陳赫、黃渤、孫紅雷等老面孔紛紛缺席。對於這兩檔分別做到第七季和第五季的“引進”節目來說，重整陣容或許稱得上是一次改換新顏的求生嘗試，但能否藉此拯救身為綜N代的疲態，仍是一個未知數。

但這些戶外真人秀自身的疲軟並不能反映引進模式在中國節目市場的式微，只能說明市場的口味變了：近期多家網絡平臺都在發力的情感觀察節目、素人戀愛節目大多數還是脫胎於韓國節目，也因此互相“撞臉”。

事實上，2016年的“限模令”和“限韓令”過後，網絡平臺仍在購買海外節目模式，只是不再聲張；有的還乾脆正大光明地抄襲和模仿海外節目。

一些綜藝節目製片人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即便帶著原創節目方案去向平臺提案，也常常被問“這個對標的是什麼模式”、“有沒有成功的海外案例”。尤其是在今年行業整體遇冷的情況下，有許多原創節目由於模式不清楚、“招商上面沒有安全感”而被直接斃掉。

於是，現在整個綜藝圈進入了一個怪象之地：一邊是上一批引進節目的衰落，另一邊是最新海外模式的扎堆模仿；一邊是觀眾質疑中國綜藝只會模仿和照搬，另一邊是許多原創節目無緣面世。

中國接觸節目模式這麼多年，為什麼還是沒有形成自己成熟的模式生產能力？距離模式出海又有多遠？

與模式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在綜藝節目市場颳起“韓流”之前，最早進入中國的其實是歐美節目模式。

1998年，中央電視臺從ECM（歐洲傳播管理顧問公司）購入娛樂節目《GO BINGO》的版權，《幸運52》在原版基礎上誕生，開啟了中國引進綜藝節目模式的先河。

據《幸運52》的主創之一關正文回憶，當時央視託人把美國三大廣播公司一週24小時的節目全都錄下來，把錄像帶運回國內，幾個人窩在北京郊區旅館的一個標間裡，沒日沒夜地仔細研究。

後來，2000年播出的《開心辭典》就脫胎於那批錄像帶中的節目之一：《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當時，領導讓關正文把原版的三種求助方式重新設計，但是他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來更好的替代方案，於是最後只能“抄都不帶改標點符號的”。

當年中國電視人的“邯鄲學步”，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綜藝行業。只是相比歐美節目模式，如今中國觀眾更熟悉的變成了韓國綜藝。

回顧過去幾年裡中國綜藝類型的流變：從2014年的戶外競技真人秀熱潮，到2017年的慢綜藝風行，再到去年湧現的偶像養成選秀和情感觀察類節目——幾乎每一檔熱門節目都脫胎於韓國的同類節目。毫不誇張地說，近年來的中國綜藝風潮一直在隨著韓綜的風向搖擺。

2016年的“限模令”對引進模式的數量做出嚴格限制，緊接著坊間又流傳“限韓令”的說法，傳言韓國綜藝節目的引進將被禁止。但時至今日，這些限令並沒有讓引進模式銷聲匿跡，只是讓模式購買由明轉暗，甚至還讓一些平臺找到了照搬抄襲的藉口。

其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平臺綜藝之間的頻繁撞臉：無論是父親觀察女兒談戀愛，還是明星觀察素人談戀愛，市面上都有多檔節目參考同一個韓綜、做著雷同的題材，也就難怪網友們總是對中國綜藝的原創能力恨鐵不成鋼。

與歐美節目憑藉強規則的模式輸出全球不同，中日韓之間的節目模式交易相對封閉，依賴的是東亞幾國間的文化共通性。

樂正傳媒是國內最早與韓國進行深入合作的綜藝節目製作公司之一，曾向國內引進《金炳萬的叢林法則》等韓國節目模式。在引進過程中，樂正傳媒聯合創始人、副總裁彭侃發現，韓國節目團隊的介入是很深的，前面幾期幾乎是以原班人馬為主力，帶著中國團隊手把手地教。

浙江衛視在製作第一季《奔跑吧兄弟》時，前五期的編劇、拍攝和製作也都是由韓方製作團隊主導。這當然是地理位置帶來的便利，但這種“中韓共同製作”的模式輸出方式也能夠體現，韓國節目模式的產品化沒有歐美那麼成熟。

與歐美以模式寶典為載體輸出節目不同，韓國更擅長的是貼身指導。2013年，山東衛視引進《Kpop Star》模式做《中國星力量》時，直到項目敲定進入籌備期，中方才發現SBS電視臺沒有模式寶典，每個製作環節都需要與韓方工作人員面對面溝通，最終模式寶典是由彭侃的團隊來撰寫的。

“所以在模式化這個概念上，我們中國人反而是韓國人的老師。”彭侃認為，近年來韓國的節目更新換代不斷加速，其中也有中國引進需求的促進作用。

無論是歐美節目事無鉅細的模式寶典，還是韓國的人肉輸出，帶給中國的都不只是一個個孤立的節目創意，而是節目背後的製作技術。

節目模式的意義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內容框架，能夠通過觀看節目獲知；二是生產方式，也就是操作節目的方法論；三是商業IP價值，是成功節目的品牌效應。

對於綜藝製作團隊來說，引進海外節目模式的核心往往不是節目創意，而是生產方式——如何用合理有效的方式將節目創意付諸實踐。作為模式輸出的重要資料，模式寶典會有專門的章節用來講解節目的人員架構分工和項目時間管理。

“先從這個引進模式學人家的這種製作的技術，生產方式。然後再摸索，形成自己的原創研發的能力。這是一個過程。”盤點一下近幾年的綜藝名導，幾乎都曾做過引進節目，謝滌葵做過《爸爸去哪兒》、岑俊義做過《奔跑吧兄弟》……某種程度上可以證明，引進模式對綜藝製作團隊的歷練和打磨是非常有益的。

且行且艱的模式探索

“限模令”、“限韓令”出現後，雖然市場上仍不乏多檔改編自韓綜的節目，但政策風險一直揮之不去。為了更安全地生存，國內綜藝研發在新政策的推動下邁出了一步。

而有趣的是，最早開始帶著模式思維做節目的，恰恰是那些曾經密切接觸引進模式的公司。這些公司進行模式研發探索的常見操作是，將海外的眾多節目模式當作數據資料，而不再是單純1:1複製學習的對象。

憑藉《最強大腦》和《非誠勿擾》兩檔引進節目起家的遠景影視，設立了一個海外對接部。這個部門，除了為公司團隊對接海外成熟研發人員作為顧問，還會蒐集全球情報，每月向公司旗下的製作團隊提供全球節目模式動態信息。

致力於情報收集工作的還有樂正傳媒。樂正在國外各個主要的綜藝節目市場吸納一些留學生或者外國人作為當地情報員，追蹤當地的節目模式。這些模式信息會被輸入公司內部的模式庫，從節目亮點、收視率、影響力等維度進行分析，可以通過國別或者節目類型被檢索。

在《真相吧！花花萬物》的製作公司燃燒小宇宙傳媒辦公室裡，河豚君親身體驗了他們的分類片庫。片庫中每個節目都上傳了一兩期正片，在視頻的一些關鍵節點，旁邊會顯示此前輸入的拉片心得和節目抽屜信息。

燃燒小宇宙模式研發部負責人孫瑜告訴河豚君，模式庫可以提高研發人員的節目信息儲備，這是做研發非常重要的一點。

《真相吧！花花萬物》一開始的核心賣點是蔡康永和小S在“康熙”解體後的合體，而對片庫中訪談類節目的研究讓研發團隊發現，成功的訪談就並不是以被訪問的人為核心，而是以當下的一些社會熱點話題為核心，這為節目確立年輕人消費的主題提供了最初方向。

不過，雖然這些公司都在進行模式研發方面的探索，但目前為止他們主要還是靠節目製作盈利，少見成功的模式輸出案例。

畢竟，模式庫只是研發階段的參考資料，打造模式的重頭戲在於生產階段。

彭侃提到，歐美的節目攝像具備導演思維，而中國的節目攝像往往達不到這個要求，因此只能依靠幾十甚至上百個機位去保鏡頭，然後憑藉後期來“救”。

近年來，中國也有一些原創節目宣佈出海。但在彭侃看來，只有把節目在國外真正做出來才代表真正的輸出，否則可能只是一種宣傳手段。

“很多時候是國外公司買中國的面子，因為他要賣東西給你，那你說你幫我代理一下，所以他就把你（的節目）放到他的目錄上去而已，但是離真正的輸出還有距離。”

原創模式難為，根源何在？

從文化角度來看，中國綜藝與“模式感”可能天然存在一定的衝突。

彭侃認為，很多歐美節目其實就是一個好點子撐起來的，但中國觀眾對內容強度的要求更高，創作者往往會把好幾個點子揉在一起，這樣就特別容易變得四不像，沒有標識性——而標識性，恰恰是一個節目模式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另外，中國觀眾喜歡看細節、反應、明星嘉賓互動的審美趣味，也使很多節目變成明星嘉賓驅動、缺乏模式感，面目模糊。

從《嚮往的生活》到《野生廚房》、《哈哈農夫》，同樣是在鄉下幹農活、做飯，後兩個節目嘉賓的化學反應並不亮眼，便無法複製《嚮往的生活》的成功。

在中國綜藝的“老師”韓國人那裡，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很多爆款韓綜本質上都是“人設”節目，是為參演藝人量身定做的。《孝利家民宿》、《姜食堂》、《尹食堂》等等，都是拋開藝人特質就無法成立的節目。

韓綜輸出看似紅紅火火，但主要還是向中國輸出。因此除了引進單個節目，在原創模式生產這方面，中國能向韓國學習的也並不多。

如果把目光投向歐美國家，面對的則是另一重難關：政策限制。

歐美固然有更加成熟的模式生產機制，但很多熱門節目的題材都無法被中國借鑑。

某國際知名模式引進公司有一檔海外兒童廚藝節目，為了規避政策風險，在本土化節目創意時，將賽制進行了改造。“現在所有的綜藝節目都不能有小朋友淘汰的環節。贏的上、輸的走，所有這些會讓小朋友產生競爭意識的節目都不可以。”

包括一些在海外做得紅紅火火的競賽類節目，常常以鉅額獎金“誘惑”素人報名參加——這在中國都難以實踐，更不用說那些展現強衝突或是暴露隱私的熱門綜藝了。

除了文化因素和政策限制，中國原創節目模式還面臨著市場環境的冷遇。

“哪怕你帶一個原創的案子去向平臺提案，也會被問你這個對標的是什麼模式、你有什麼可以參考的模式、這個模式在國外成功不成功？”幾乎所有的節目製作團隊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

平臺方和品牌會對原創節目產生疑問的主要原因是，模式節目是一個經過多國實踐驗證過的創意，這會讓他們產生安全感。

這種現象在最近的“寒冬”中變本加厲：企業削減包括綜藝贊助在內的營銷預算，最終只有綜N代或是在海外驗證過的節目才能得到青睞，許多原創節目都因此夭折。

從平臺和品牌的角度來看，錢要花在刀刃上；從製作公司的角度來看，原創節目也未必是一筆劃算的買賣。在與平臺的合作中，他們往往只是承製方，手裡並沒有節目版權。即便是節目模式成功輸出，製作方也並不能拿到版權費，如此一來也會削弱他們研發原創模式的動力。

離我們最近的韓國在模式探索上還稱不上成功；歐美固然擁有成熟的模式經驗，又由於文化審美和政策因素難以借鑑。再加上現實市場環境的殘酷，中國原創節目模式被圈在了一個狹隘的圍欄裡。

要在這塊有限的土壤裡生長出自己的花朵，可以預見的是，這注定是一段長期且不可知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