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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錦 口述；《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曹煦 記錄整理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8期）

改革是被逼出來的

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激活了個體戶和私營經濟等經濟形態，對國有經濟造成了極大衝擊，農村改革全面推開，大張旗鼓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裡出現個體戶承包飯店開小商店等現象，但由於改革時機不成熟，國企基本上是一片凍土。

農村商品經濟首先從農副業、加工業開始對國有企業產生衝擊。1982年，在土地承包的基礎上，一些農民開始搞副業，山東商河縣一些農民做起了收羊、宰羊、銷售羊肉的業務，我在當地調研時發現，收羊的農民與國有企業延伸到基層的供銷社、收購站競爭，他們雙方互相架大喇叭喊話，供銷社說的是“要擁護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個體戶的大喇叭喊著“我們收羊價格高”“我們的羊肉便宜”，競爭的結果顯而易見。在對比中，民營企業的生命力充分顯示出來，農民個體戶走進了流通渠道，對實行統購統銷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巨大沖擊。

國企面臨的另一重大沖擊來自鄉鎮企業。當時，鄉鎮企業在江蘇南部和山東的膠東半島迅速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因為機制靈活在競爭中明顯優於國有企業，並出現了“星期天工程師”現象：國有企業的技術人員，星期天到附近鄉鎮企業“走穴”，進行技術支持。

面對鄉鎮企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咄咄逼人態勢，國企被動地進入改革階段。1984年，石家莊造紙廠被當時擔任銷售科長的馬勝利承包以後，效益一下子翻了番，在全國引發了轟動，福建有55個廠的廠長共同呼籲向廠長放權，中央也提出要加強企業自主權，國企中開始推行廠長經營責任制。

當時有一部小說非常火，名叫“喬廠長上任記”，講的就是這一改革進程中發生的故事，1987年出了個步鑫生，是廠長負責制的代表人物。經過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廠長負責制、利改稅、承包制等一系列熱熱鬧鬧的改革，有成績也有反思，被承包的企業並不是一個有動力的市場主體，並沒有形成公司治理和內部應對市場的機制；承包人也只是一個廠長，包盈不包虧。

這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內部改革，是局部的，而國企改革的關鍵還是解決體制機制問題。

陣痛和新生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國企進入新一輪改革階段。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與此同時，傳統國有經濟也開始經歷脫胎換骨的陣痛。

當時以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域為代表的外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發展很快，兩方面夾擊之下，國有企業步履維艱，非常困難。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當時很多的國有企業都難過那一道關，就被淘汰掉。

1992年初，國有企業掀起了“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為中心的企業勞動、工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熱潮，被稱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經營機制改革的最後一戰，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並迅速在國有企業中廣泛實施。

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而“破三鐵”第一次針對普通職工，解除了企業與工人的“終身勞動契約”，大家突然意識到，國有企業不再是“永遠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而政企不分、經營機制不活和歷史包袱沉重，是國有企業改革之難的主要癥結。

1992年至1994年，國企歷經3年高投入後，進入了困難時期。到1997年，甚至出現了國有企業三分之一虧損、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保持平衡的局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這對原本已十分困難的國企，更是雪上加霜，虧損問題更加突出。在這種背景下，199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明確提出，用3年左右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90年代後期的幾年，受產能過剩、冗員過多、產業結構調整等因素的影響，國有企業的改制工作相繼展開，即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將國有部分企業轉為民間經營或進行重組，同時精簡人員，節省開支。

當時全國大概有幾十萬家國有小企業民營化，走的是產權制度改革和身份置換的路子，出現了“改制潮”。改制潮首先從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和紡織行業入手，這些行業基本上變成了民營企業的天下。大量的家電、紡織、日化企業變成了民資和外資，解除政府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同時解除企業對員工承擔的無限責任，使企業和員工走向市場恢復活力。

如何激發國有企業的發展活力，使其在市場中更具競爭力，當時各地的國有企業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和嘗試，產生了青島雙星等一批改革標杆企業。

大刀闊斧的3年改革卓有成效，2000年，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改革丟掉了包袱，留下了優良資產，但是也讓2000多萬工人下崗。國企眾多的東北地區發生的下崗潮成為那個年代難以磨滅的印記。

國企改革在路上

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正式成立，開啟了國企管理體制和國企改革的新階段。國資國企管理形成了新的管理體制和制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進軍國際市場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當時的國資委負責人提出，“央企要做到（業內）前3名，做不到前3名，我給你‘找婆家’”。196家央企陸續進行合併，業務進行擴張，出現了多元化浪潮。

多元化發展也使得國企積累了一些問題，尤其是一些央企發現進入的領域並不賺錢，同時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爭論。2012年開始，國企積累的問題集中爆發。部分央企產能過剩，負債率高，虧損嚴重。

國企改革隨後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論述了未來國企改革的路徑，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佈《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個被業內稱為國企改革頂層設計1+N方案中的“1”正式出臺，全面地回答了新時期國企改革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地提出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

此後至今，國企改革動作頻頻，成效初顯。特別是備受關注的央企，公司制改革已全面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分層分類推進，基於法人治理結構的現代企業制度正不斷完善。今年有48家央企上榜世界500強。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可以預見的是，這場關乎15萬戶國企、100多萬億資產和3000多萬名職工的宏大改革，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持續推進，併產生深遠的影響。

（作者系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持續關注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著有多部專著。）

文字編輯：曹煦

新媒體編輯：王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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