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建章 黃文政

前不久，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接受廣州日報專訪時稱：“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的10年間，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65左右。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總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過1.7以上，並沒有達到國際學術界認為的‘低生育率陷阱’臨界值（1.5以下）。”這一斷言嚴重誤導輿論。

翟振武是中國人口學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解人口問題。他自2014年擔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2018年連任該職，並被國家監察委員會聘為特約監察員，聘期至2023年3月。鑑於翟振武在人口學界的地位，有必要詳細分析其言論及其影響。

一、翟振武過去的推算和預測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學術行為的，是他在2014年的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該文稱：“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4 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3540 萬、4995 萬、4025 萬、3540 萬。”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的2016-2018的3年裡，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出生人口分別僅1786萬、1723萬、1523萬，峰值1786萬也遠不到翟振武預測峰值4995萬的一半。

從二孩政策效果來看，翟振武的預測更是離譜。相對2011年1600萬的基數，他預測政策實施後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為3395萬（即4995-1600）。但按國家統計局數據，相對2015年的1655萬，政策實施後的增量高峰僅為131萬（即1786萬-1655 萬），不到他預測的1/20。

這並非翟振武對人口形勢的嚴重誤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稱：“目前中國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萬左右，2012年將達到一個高峰，達到1900萬。”這裡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記者筆誤，他實際所指應是出生人口。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至2012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均約1600萬，2012年僅1635萬，遠低於他預測的1900萬。

又如，在單獨二孩實施後的2014年，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則微升47萬至1687萬。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卻誇大其詞地稱，2014年全國出生性別比“斷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數量“跳躍式”上升。他還預測：“2015年出生人數會再度大幅度跳躍，一個新的出生小高峰將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數有可能會逼近、達到甚至超過1800萬。” 但按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全國出生人口僅1655萬，不但沒大幅度跳躍，反而比上年減少32萬。

再如，在全面二孩實施一年後的2017年2月，翟振武預計，“十三五”期間每年平均增加900多萬人，最後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們能達到14.2億左右。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十三五”頭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別為809萬、737萬、530萬。而且，未來兩年的新增人口會遠少於530萬。即使維持在530萬的水平，“十三五”期間每年平均增長也僅627萬，比他預測的900多萬要少30%多，總人口最多僅14.06億，遠不到14.2億。

翟振武不僅嚴重誤判人口趨勢，還缺乏基本常識，甚至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開河。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報道引用翟振武的話：“人口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於中國實行了有計劃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長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實際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長率約11‰，遠高於他所說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採訪翟振武的報道說：“1970年，全國人口6億多”。但1970年全國人口就已超過8億。

二、對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預測出現偏差，或偶爾口誤都情有可原。即便預測偏差較大也可歸為專業水平欠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個方向上錯得如此離譜，令人懷疑這是在故意扭曲。翟振武近日言論似乎在繼續這種行為。

翟振武稱，以公安戶籍登記數推算，2006-2014年間，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71。公安數據並不公開，不知道他如何獲取這些數據，更無法驗證他的計算。由於戶籍政策調整，不同年份數據之間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戶。 筆者今年曾協助起草一份全國人大建議，解決一人多戶乃至學籍與戶籍錯配的問題；很多人當年讓孩子在外地上戶以規避計劃生育處罰，等戶籍脫鉤計劃生育後又在本地上戶，導致一人多戶。

翟振武稱，他根據2017年小學在校人數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為1.69。但自1997年中央分擔部分教育經費後，在校學生數長期有虛報傾向。在2013年採納電子學籍後，各年級在校學生數就普遍縮水10%以上。雖然學籍管理日趨嚴格，但因為在校學生數涉及教育經費，虛報現象難以杜絕，而在電子學籍採納之前的虛報更難清理。教育部門刪除重複學籍非常謹慎，甚至還需家長申請。

針對人口和生育，國家統計局每年按慣例會公佈1‰ 的抽樣調查生育率，以統計公報公佈出生人口數，尾數逢0年份會進行人口普查，尾數逢5年份會進行1%抽樣“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費巨大的人力和財力，是和平時期最大的社會動員；其必要性正是因為其他數據源難以準確反映人口狀態。此外，衛生機構每年還會公佈分娩數據。

表1顯示了不同來源報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對應歲數的人口，後者按全國總人口成比例調整；由分娩數推算的是當年衛生機構活產數/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別是各年級學生數，假設所有孩子6歲上學，且沒有變更年級。據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來，0至12歲的累計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對分析影響有限。

根據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時採用的在校生數要遠高於其他數據。 針對2007-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計算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測為1.51、每年抽樣調查數據直接計算為1.37、由分娩數推算為1.37。 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數據，結果則分別為1.57、1.54、1.53、1.42、1.37，全部顯著低於翟振武由公安數據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數據估算的1.69。

在各種方法中，根據每年抽樣調查數據計算總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方法。雖然使用的抽樣僅1‰ ，但不受彙總數據利益的影響。人口普查數據是系統性採集，較好地保持數據的內部一致性，理應是最全面和最權威的人口數據，其準確性也為“人口小普查"所佐證。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數據不僅有虛報傾向，而且由於採集時間不同和方法差異，存在內部不一致性。在估算總和生育率時，教育數據只能提供在校學生數，而母輩數據必須來自其他數據源。這些因素給偏差性使用數據留下空間。

特別是，總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齡別婦女數量、生育年齡分佈和出生人口的選取等環節。如果在每個環節刻意選擇有利數據，導致5%的偏差，那三個環節就能帶來15.8%的偏差。如果實際生育率是1.45，這種選擇性使用數據甚至可以算出1.68。鑑於翟振武過去預測的一貫表現，和他解讀數據的扭曲和誇張，無法排除他對總和生育率的估算過程中，選擇性使用數據以得出嚴重誤導的結論。

翟振武還提到，"根據國家衛計委2017年全國生育調查，45歲婦女在結束生育期時，平均生育了1.68個孩子。這就與教育部、公安部獲取的數據計算結果基本一致。” 但在2017年45歲的婦女，是生於1972年的70後，在他計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區間裡，已是35-38歲，早過了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婦女，在2017年應是34歲左右，即出生於1983年的80後。我們根據每年抽樣調查生育率重構的數據，計算她們在2017年的累計生育率只有1.25，終生孩子數難以超過1.4，根本不能佐證翟振武根據教育和公安數據計算的結論。

三、對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斷

使用滯後於生育狀態的教育數據來“修正”生育率，有著深刻的教訓。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當年的調查生育率是1.22。儘管之前諸多調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後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學者使用教育數據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調47.5%到1.8。在此之後近10年時間裡，計劃生育部門把“修正”後的1.8奉為權威數據，一再貽誤人口政策調整。然而，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當年的生育率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數據斷言中國沒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 比可能虛高更嚴重的問題是，教育數據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狀態，無法體現生育意願的快速變化。

如果從抽樣調查數據來判斷，總和生育率在2010年後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樣調查總和生育率為分別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較低的2010年數據，平均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樣調查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4、1.25、1.22、1.26、1.05，平均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於2007-2009年間的最低值。

不過，由公報出生人口來推算，總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後基本穩定。其實，統計公報的與抽樣調查的數據之間一直存在差異。在2001-2009年，統計公報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樣調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萬至267萬，平均每年多180萬。但在2011-2015年，這個出超進一步擴大到291萬至523萬，平均每年要多387萬。如此之大的差異究竟如何解釋，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公佈。

如果以人口普查為準，抽樣調查傾向於低估生育率，而統計公報傾向於高估生育率，但抽樣調查生育率要比公報推算的更可信一些。 在2001-2009年，抽樣調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測數據，年均少71萬；而統計公報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測數據，要多23萬到230萬，年均多107萬。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核實，我們也發現抽樣調查數據也要比每年統計公報推算的數據，更能如實反映出生人口的長期變化趨勢。

抽樣調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樣樣本直接計算，而統計公報的出生人口其實也是基於相同的樣本，但在計算中進行了加權調整。雖然由於樣本的變化，抽樣調查生育率可能表現出更大的波動性，但並不像公報出生人口那樣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

如果說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霧重重，對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預測一錯再錯則是昭然若揭。表2的預測來自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編的《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該報告排名首位的專家正是翟振武。儘管之前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效果預示了中國生育意願的低迷，但這個在全面二孩實施之初公佈的預測依然是謬之千里。

按該報告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出生人口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但公報出生人口在2016年當年就見頂了。根據統計公報數據，2017年的出生人口僅1723萬，比最低預測2023萬少了300萬，甚至比不放開二孩的預測1770萬還少47萬；而2018年出生的1523萬，比最低預測2082萬少整整559萬，比不放開二孩的預測1725萬還少202萬。

坦率地說，我們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初，對政策效果的估計也過於樂觀。但對於一直警示中國陷入低生育率危機的我們來說，現實比我們預料的還嚴峻，只是更強烈地印證了我們的憂慮。此後，我們在2017年10月發表的《從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內容來看人口數據將面臨的兩大沖擊》一文中則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將遠遠低於國家衛計委的預測，甚至可以明確地說，出生人口能達到國家衛計委預測下限（低預測）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數據符合這一判斷。

四、對未來人口趨勢的預測

翟振武的人口預測一錯再錯，並未讓他有所顧忌。除了堅稱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總和生育率超過1.7外，他還明言，“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可能會降到1.6左右，不過，這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國生育率會長期維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會跌入低生育率陷阱。這種說法完全掩蓋了嚴峻的低生育率趨勢。

根據抽樣調查數據，2015、2016、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1.24、1.58。而根據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的這三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3、1.66、1.63。後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實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實施後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則僅高出3%。由兩種方法得出的總和生育率為何在2017年奇蹟般消失不得而知。

雖然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看起來接近翟振武的預測，但其中很大部分歸因於二孩政策堆積的暫時性因素，因而會很快消失。根據抽樣調查數據，1.58的總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別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還高，甚至佔到總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於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狀況穩定時，二孩生育率必然低於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積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達60%的母親會生育二孩，那麼2017年的自然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這一趨勢在2018年更為明顯。該年的抽樣調查生育率還未公佈，但由統計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僅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數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兩個倍數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著二孩生育率至少與一孩生育率大致相當。也即2018年1.46的總和生育率中還有約1/4可歸因於堆積。 去掉該因素，自然生育率僅1.1。

因此，隨著堆積趨於消失，總和生育率將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將遠低於歐洲和美國，也顯著低於日本，與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同處世界最低之列。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確鑿無疑。

這一趨勢早就體現於一孩生育率的持續低迷。 從2001到2007年，抽樣調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別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於對生育一孩從未有限制，不存在瞞報一孩的動機，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婦女推遲或放棄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遲生育，那一孩生育率會先降後升，但如果是放棄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後不會回升。實際情況可能介於兩者之間，特別是很多推遲生育的婦女，在未來即使想生也未必如願。從近年一孩生育率總體不斷走低，且持續如此之久來看，未來生育率回升有限。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終回升並穩定在0.8，那也意味著20%的婦女將終生無孩。

翟振武在專訪中提到，“50歲以上的婦女生育子女數為零的不超過3%，也就是中國有97%的婦女至少生過一個孩子。“ 後半句翻譯成學術語言就是，中國婦女的一孩生育率高達0.97。而過去7年的數據顯示，一孩生育率介於0.56-0.80。翟振武棄用最近幾年直接反映育齡婦女一孩生育的數據，卻從50歲以上婦女的終生生育狀態，來間接推算目前婦女的一孩生育率，不知道他意欲何為？

近年持續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說明，中國目前生育主力90後的生育意願已大大低於之前代際的婦女。根據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調查，中國農業戶口女性的生育意願僅1.91，而非農業戶口女性的生育意願僅1.46。 相比之下，日本和韓國的生育意願都高達2，雖然它們的實際生育率分別僅1.46和1.22；中國農村的生育意願都低於以低生育率著稱的日本和韓國。

而且，進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養老體系完善、養育競爭白熱化等都會繼續擠壓生育意願。由於長期一胎化政策的潛移默化，中國城市已把生育一孩當成了默認選擇，農村在向城市看齊。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這也意味著，在中國一孩生育率與東亞其他地方看齊的情況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未來只會更低。

此外，導致未來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除了堆積消失及生育意願弱化帶來的生育率下降之外，是育齡婦女的大幅減少。從2018到2028的10年間，22-30歲的育齡高峰期婦女將萎縮37%。再考慮到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在10年內有望降到1000萬以下。圖1是我們基於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近年公佈出生人口數及各年抽樣調查年齡別生育率的相對比例，對過去和未來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預測，假設未來總和生育率在堆積反彈結束後會逐漸恢復到自然水平。

圖1. 中國每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預測（百萬）

翟振武他在專訪中提到，“今年（即2019年）出生人口可能會在1500萬上下。” 但根據我們上述預測，2019年的出生人口會繼續銳減，減幅會小於2018年的200萬，但依然可能超過100萬。而這只是未來出生人口雪崩的開始。

翟振武進一步聲稱，“在總和生育率為1.6的情況下，中國人口總量在2028年將達到峰值，然後開始下降。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數量接近10億。” 嚴格來說，這並非人口預測，而是基於一個目前看來高不可及的假設，繪製完全虛幻的遠景。如果生育率5年內逐步跌至1.2，那中國人口將早至2021年達到高峰，到本世紀末總人口將跌至6.5億，到2150年將跌到3.3億。

如前所述，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抽樣調查為1.58，由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為1.63；2018年的抽樣調查數據未公佈，但由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的總和生育率為1.46。 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堆積效應，中國自然總和生育率不到1.2，遠遠低於翟振武聲稱的長期高於1.6的水平。

在我們看來，翟振武通過嚴重高估生育率，來極力淡化中國未來低生育率的嚴重性，誤導輿論以繼續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從其一貫言論來看，翟振武不僅在人口形勢判斷上毫無學術信譽，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議方面，也違背基本的邏輯和常識。在超低生育率危機成為中國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的背景下，我們相信，歷史會記住哪些人說過哪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