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火爆脾氣真要命———傅斯年的剛直與胡適的委婉
傅斯年的火爆脾氣真要命———傅斯年的剛直與胡適的委婉
2019年7月7日
張傳倫
傅斯年堪比聖賢。就是脾氣太火爆。
聖賢殺人，更亦誅心。傅斯年將兩任國民黨行政院長掀下馬來，蔣介石不得不撤了宋子文、孔祥熙。
四九南渡來臺，傅斯年依然稟性難移。
1950年12月20日晚上，在臺灣省議會席上，議員郭國基罔顧事實，緣法作奸，指責傅斯年的臺大學務，行政有私。事關臺灣貧困子弟求學大事，傅斯年答辯時，情緒激動，越說越生氣，突發腦溢血逝世。
傅斯年銅像
臺灣社會各屆人士驚聞噩耗，無不悲哀痛惜，臺北臺南，全島上下一片肅穆，臺灣大學的學生痛失敬愛的校長，更是恨死了郭國基，恨不得殺了他……
傅斯年墓園
傅斯年，字孟真。近代大學者，胡適最好的朋友。
孟真山東聊城人，文人世家，詩禮簪纓，門第顯赫
傅斯年以耿直狷介、脾氣暴躁、疾惡如仇、雄才獨斷著稱於世。同事私下裡稱他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對國故學問充滿了眷愛，又掌握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治學方法，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充滿了溫情，比他大不了幾歲的海歸胡適，受聘北大教授時，傅斯年、羅家倫等還是北大學生，個個天賦很高，胡適年齡和他們差不多，他到底有沒有本事？憑什麼讓我等執弟子禮？若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一定把他轟下講臺，趕岀北大！
傅斯年
傅斯年見狀說：諸位稍安勿躁，待我聽他授課如何，再做理論不遲。
一堂課下來，傅斯年認了胡適這個老師。
認真叮囑這一班同學說：胡先生可以，再不要為難他了。
胡適與傅斯年從此奠定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更是學林知識界並轡方駕的深文摯友。
傅斯年與胡適
胡適先生感荷斯年學養之深蔚，一向不以師尊自居。
1951年1月6日夜胡適寫信安慰傅斯年遺孀俞大綵女士，仍然不忘說：
“……孟真待我實在太好了！他的學業根基比我深厚，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得多，但他寫信給我總自稱‘學生’，三十年如一日。我們見面時也常‘抬槓子’，也常辯論，但若有人攻擊我，孟真一定挺身而岀替我辯護。他常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意思是說，只有他自己配罵我。我也常說這話，他並不否認！……”
民國就是民國，民國的大人物都是這般稟賦，一樣情操。
章太炎當年在日本與孫中山共襄共和大業，因懷疑孫挪用革命經費，偶致失和，一怒之下把孫中山像摔在地上，詈之甚烈，身旁的光復會的小兄弟討好他幫腔附和，跟著罵，章太炎反身揮手便是一個大嘴巴，“孫中山只能我罵，你也配罵？！他是我們國家的偉人！”
傅斯年人品敦厚，對曾經幫助、引導過自己的人，從不忘卻舊日恩義。
1932年陳獨秀先生被執，斯年為之辯誣不遺餘力，說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1927年李大釗慷慨就義，報紙消息有謂在北平“就刑”。傅斯年怒曰：“非‘就刑’，是被害。”
陳寅恪寫詩讚傅斯年：“天下英雄獨使君”。
學養學問差一點的，那怕是青年才俊，想拜他門下，也會遭他嚴辭峻拒。傅斯年辯才取士的標準相當嚴苛，當年燕大的學生王世襄，想考他的史語所，被他一口回絕，話說得讓人下不來臺，“燕大的學生，是沒資格上史語所的。”世襄老人晚年憶此，仍然被他的霸氣所懾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中國少了一位歷史學家，卻多了一位蜚聲中外，大不可方的絕代玩家。
王世襄
清初順治年間的第一個狀元傅以漸是孟真的祖父，我沒看過傅氏宗族譜牒，迷不知傅以漸是他的幾世祖，此無關宏旨，嫡系子孫的傅孟真並不以此為榮，從未在人面前提起過傅以漸。
孟真是歷史學家，吾華正朔的史學觀根深蒂固。明末清初，江山易色，神皋橫潰，家國殄瘁，血雨腥風中，孟真是多麼希望他的祖上像張蒼水、顧炎武、黃宗羲、歸莊、瞿式耜……一樣，一同策劃恢復朱明統治的戰事，這在傅以漸看來，試圖與虎狼之師的清軍拼死，實乃一番不自量力的搏殺，於事無補。
傅斯年幽思綿綿，神馳於三百年前風雲變幻的遙遠天際，卻從心底敬仰崇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豪傑氣概、英雄壯舉！他因老祖傅以漸不惜行檢，甘心仕清，甚感蒙羞而色慚，終老不稍褪。
傅斯年學問深湛，道德文章誠一代文士楷模，舉世獨見的諤諤不阿之士。
傅斯年是國共兩黨的領袖人物蔣介石、毛澤東都引以為重的大國士。
傅斯年與周恩來
傅斯年與蔣介石
傅斯年與毛澤東政見不同，可謂冰炭不容，當年在延安二人覿面，追憶往事，卻是推談甚愜，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在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五四”運動時，傅斯年是揮舞大旗，走在北大遊行隊伍前面的學生領袖，毛澤東做過北大的圖書管理員，來閱報的人當中有傅斯年，羅家倫等，毛澤東對他們非常有興趣，可傅、羅等人是不會有工夫搭理這個操著滿口南方土話的“北漂”。
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年輕的毛澤東置身局外，尋山東梁山古道，考察水滸一百單八將的英雄遺蹟去了。
當毛澤東稱讚傅斯年是“五四”運動的健將，為新文化運動作出了貢獻時，傅斯年客氣的回答，況味良深，益見文化大師的風範，兩句話標定了毛澤東的王者風範，“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罷，不動聲色，實已心顏大展，欣允其所請，書贈唐詩一首以貽孟真：
“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手書唐章碣詩並長跋，以貽傅斯年
毛澤東，傅斯年的政見不同，卻有如此高度的默契，當晚毛澤東興對故人，整整和傅斯年暢談一個晚上。臨別，寫了這一條幅相贈，並附之長跋：“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
毛澤東在延安
傅斯年以脾氣火爆聞名於學林政界，人稱“傅大炮”，竟與孫中山“孫大炮”的綽號相同。在辛亥革命尚未成功之時，孫中山居海澨、處域外指揮國內武裝起義，屢敗屢戰愈挫愈奮，梁啟超日夜企盼革命早日成功，心裡一時焦急，說孫中山是“遠距離革命家”，此語難免偏頗，因為歷史並不喜歡嘲笑正義事業的成功者。
“傅大炮”的威力巨大，想當年兩炮怒射，打掉了國民黨兩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孔祥熙，蔣介石不得不忍痛將此二人免除行政院院長職務。
蔣委員長曾有意與孟真通融，說是多少尊重些我委任的政府要員，孟真正色曰：“委員長我尊重你，也要我尊重你任命的人，打死我也不幹。”蔣聽了也沒脾氣。
抗戰勝利後，日偽時期在北京大學充任過偽職的教授，多有悔意，仍願在光復後的北大教書，此時，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極知胡適的仁慈寬和，知他搞不定這些，告胡適說：得罪人的事我來幹，待我一切理順了，你在再履新不遲。
孟真施雷霆手段，三下五除二，“神鬼怕惡的”。
即使是周作人的求情，孟真也不肯稍做轉圜，慷慨陳詞，擲地有聲：如若起用一個充任過偽職之人，便對不起抗戰八年顛沛流離、倍盡艱辛的廣大教職員工！
傅斯年和胡適之一樣都是國民黨的“深藍”分子，忠於國民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可以說終其二人一生皆是急國民政府之所急想國民政府之所想的知識精英，山河易色之際，胡、傅積極配合蔣介石的“搶救學人計劃”，胡適進入最後一架南飛飛機的機倉一看，機上空蕩蕩，多數文化精英選擇留在了大陸，胡適當場痛苦失聲！深自惋惜。
胡適
鼎革後未幾年，胡適昔日的好友，文化大師們紛份與胡適劃清界線，當“記者問到靠攏學人朱光潛、顧頡剛、沈尹默等在大陸清算胡適思想，胡先生為什麼不作聲？胡先生答道：
“關於這，張其昀先生供給我很多材料。我早就說過，在xx的控制下，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寫文章罵我的，朱光潛，顧頡剛都是我的老朋友，他們寫罵我的文章，還是引我的書裡面的話。在鐵幕裡還有人看胡適的書，足見中“胡毒”的人還是很深，想清算也清算不了。何況思想是無法清算的東西。對於他們，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自由意志，我還忍心責備他們嗎？至於沈尹默又當別論，我和他已有三十年不來往，他的文章徹頭徹尾是謊話，不值得一駁”。
1950年，“路透社香港電文說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在《大公報》發表文章痛斥其父，聲言脫離父子關係，傅斯年很快在臺北《中央日報》發表聲明，對於中共用胡思杜名義詆譭胡適一事作嚴正澄清。”
胡適一家，右為次子胡思杜
傅斯年固然才華蓋世，且對胡適愛護有加，但此一事他真是無法為之澄清的。
1950年留在內地的胡思杜發表聲明與其父脫離關係，純乎發自內心，簡言之：此一時彼一時，“反右”時鬱憤自殺的思杜又是怎樣想的，不言而喻，一切的一切悔之晚矣！九州之大，又豈思杜一人？！
姚蓬子著批判胡適
孟真率真剛直，眼裡揉不進一粒砂子，恰與胡適性格互補。
1936年12月12日清晨，發生“西安事變”，傅、胡當然反對這個下屬劫持委員長的嚴重事件，傅的反應十分強烈！痛斥張學良的文章的題目是“論張賊之叛變”，而胡適的文章“張學良的叛國”，僅從題目上看便相當剋制，“未呼之為賊，秉承的是他永遠的溫文委婉，胡先生當日拍給張學良的電報亦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將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
西安事變
張學良與楊虎城
董存爵先生查到有關資料，記之曰：
“12月18日，胡先生寫《張學良的叛國》，此文與傅斯年的《論張賊之叛變》一文當時由南京政府當局印成傳單，用飛機投擲西安城內……”
此文是為讀董橋先生新著《讀胡適》感言之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