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如果胡適先生有機會走過我家所在社區設立的大理石宣傳長廊，一定會為那一長排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十四孝”圖駭一跳。臥冰求魚？魚可能都在靜流深水裡無奈地笑了；郭巨埋兒？這太容易誤導人了，難道說，在古代，殺人不犯罪嗎？
胡適先生也認可，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也就是老子、孔子活躍期前後，為古典時期，是個有創造性的時代。事實上，神奇的是，在這個一千年裡，東西方各大民族，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完成了思想爆發，基本上尋找並確立了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如果胡適先生有機會走過我家所在社區設立的大理石宣傳長廊，一定會為那一長排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十四孝”圖駭一跳。臥冰求魚？魚可能都在靜流深水裡無奈地笑了；郭巨埋兒？這太容易誤導人了，難道說，在古代，殺人不犯罪嗎？
胡適先生也認可，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也就是老子、孔子活躍期前後，為古典時期，是個有創造性的時代。事實上，神奇的是，在這個一千年裡，東西方各大民族，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完成了思想爆發，基本上尋找並確立了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
而“國學熱”之類的思潮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千年前對當時人最適的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拿到今天來，還會是最適的嗎？對此，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只要一進入執行層面，困難馬上就來了：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依據什麼標準，由誰做出判斷？
分歧巨大，鬥爭激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基本上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對此，胡適先生另闢蹊徑，提供了一種非常簡單易操作的方法，那就是，不要狂妄地以為自己分得清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你能做的，就是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凡有主張，必講證據，要學會驗算，要排除反例，要發現真實的因果關係，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如果胡適先生有機會走過我家所在社區設立的大理石宣傳長廊，一定會為那一長排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十四孝”圖駭一跳。臥冰求魚？魚可能都在靜流深水裡無奈地笑了；郭巨埋兒？這太容易誤導人了，難道說，在古代，殺人不犯罪嗎？
胡適先生也認可，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也就是老子、孔子活躍期前後，為古典時期，是個有創造性的時代。事實上，神奇的是，在這個一千年裡，東西方各大民族，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完成了思想爆發，基本上尋找並確立了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
而“國學熱”之類的思潮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千年前對當時人最適的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拿到今天來，還會是最適的嗎？對此，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只要一進入執行層面，困難馬上就來了：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依據什麼標準，由誰做出判斷？
分歧巨大，鬥爭激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基本上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對此，胡適先生另闢蹊徑，提供了一種非常簡單易操作的方法，那就是，不要狂妄地以為自己分得清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你能做的，就是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凡有主張，必講證據，要學會驗算，要排除反例，要發現真實的因果關係，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老子說“聖人出有大偽”，你怎麼理解？慣常的解釋，基於古漢語的古樸笨拙，會有一種“蔑視聖人”的意外傳播效果，給人一種費解又神祕的吸引力，對吧？可實際上，用胡適先生的方法解剖一下，真實的邏輯關係馬上就清晰了：有大偽行於世，時代才呼喚高人站出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一點，正如沒有血腥的戰爭，就不會有萬眾矚目的英雄。這分明不過是常識而已，哪裡還會有什麼震聾發聵？
對於“國學熱”的第三種態度，胡適先生可能就是警惕的。
胡適先生是見過大世面的，民國初年，曾有眾多勢力聯手，大力推行復古，他們的目標，遠比今天的“國學熱”宏大，他們要以儒教為國教，主張以孔教為中國人民道德教育的標準。胡適先生當年就對此有評價：“反動的潮流。”
如果胡適先生果真復生，我一定要求帶他去我們深圳的梧桐山藝術小鎮，讓他看看那裡街頭遍佈長衫客，屋頭密集誦經音。這裡的誦經，不是指和尚唸經，而是成群的娃娃在搖頭晃腦地背誦三字經或弟子規。胡適先生會擺出一副什麼樣的表情來呢？想一想還真是好奇。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如果胡適先生有機會走過我家所在社區設立的大理石宣傳長廊，一定會為那一長排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十四孝”圖駭一跳。臥冰求魚？魚可能都在靜流深水裡無奈地笑了；郭巨埋兒？這太容易誤導人了，難道說，在古代，殺人不犯罪嗎？
胡適先生也認可，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也就是老子、孔子活躍期前後，為古典時期，是個有創造性的時代。事實上，神奇的是，在這個一千年裡，東西方各大民族，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完成了思想爆發，基本上尋找並確立了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
而“國學熱”之類的思潮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千年前對當時人最適的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拿到今天來，還會是最適的嗎？對此，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只要一進入執行層面，困難馬上就來了：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依據什麼標準，由誰做出判斷？
分歧巨大，鬥爭激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基本上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對此，胡適先生另闢蹊徑，提供了一種非常簡單易操作的方法，那就是，不要狂妄地以為自己分得清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你能做的，就是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凡有主張，必講證據，要學會驗算，要排除反例，要發現真實的因果關係，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老子說“聖人出有大偽”，你怎麼理解？慣常的解釋，基於古漢語的古樸笨拙，會有一種“蔑視聖人”的意外傳播效果，給人一種費解又神祕的吸引力，對吧？可實際上，用胡適先生的方法解剖一下，真實的邏輯關係馬上就清晰了：有大偽行於世，時代才呼喚高人站出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一點，正如沒有血腥的戰爭，就不會有萬眾矚目的英雄。這分明不過是常識而已，哪裡還會有什麼震聾發聵？
對於“國學熱”的第三種態度，胡適先生可能就是警惕的。
胡適先生是見過大世面的，民國初年，曾有眾多勢力聯手，大力推行復古，他們的目標，遠比今天的“國學熱”宏大，他們要以儒教為國教，主張以孔教為中國人民道德教育的標準。胡適先生當年就對此有評價：“反動的潮流。”
如果胡適先生果真復生，我一定要求帶他去我們深圳的梧桐山藝術小鎮，讓他看看那裡街頭遍佈長衫客，屋頭密集誦經音。這裡的誦經，不是指和尚唸經，而是成群的娃娃在搖頭晃腦地背誦三字經或弟子規。胡適先生會擺出一副什麼樣的表情來呢？想一想還真是好奇。
胡適先生曾說過：“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
看吧，百年前，胡適先生就已經把預判的話撂這兒了。所謂國學熱，正有此特點，先是部分專家學者不遺餘力地鼓吹，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普及，如今已經實現基層動員，譬如一列火車，達到一定速度後，就變成車廂推著車頭跑了。危險！胡適先生在地下，可能一直都在這麼嘀咕著。
但胡適先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所謂國學熱中，連“三從四德”這種腐臭的東西都死灰復燃了，部分婦女堅決主張，婦女要重新當牛做馬，以取悅男人。如果胡適先生不幸對此有知，他的心底，一定是十分悲涼的。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如果胡適先生有機會走過我家所在社區設立的大理石宣傳長廊，一定會為那一長排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十四孝”圖駭一跳。臥冰求魚？魚可能都在靜流深水裡無奈地笑了；郭巨埋兒？這太容易誤導人了，難道說，在古代，殺人不犯罪嗎？
胡適先生也認可，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也就是老子、孔子活躍期前後，為古典時期，是個有創造性的時代。事實上，神奇的是，在這個一千年裡，東西方各大民族，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完成了思想爆發，基本上尋找並確立了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
而“國學熱”之類的思潮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千年前對當時人最適的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拿到今天來，還會是最適的嗎？對此，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只要一進入執行層面，困難馬上就來了：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依據什麼標準，由誰做出判斷？
分歧巨大，鬥爭激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基本上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對此，胡適先生另闢蹊徑，提供了一種非常簡單易操作的方法，那就是，不要狂妄地以為自己分得清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你能做的，就是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凡有主張，必講證據，要學會驗算，要排除反例，要發現真實的因果關係，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老子說“聖人出有大偽”，你怎麼理解？慣常的解釋，基於古漢語的古樸笨拙，會有一種“蔑視聖人”的意外傳播效果，給人一種費解又神祕的吸引力，對吧？可實際上，用胡適先生的方法解剖一下，真實的邏輯關係馬上就清晰了：有大偽行於世，時代才呼喚高人站出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一點，正如沒有血腥的戰爭，就不會有萬眾矚目的英雄。這分明不過是常識而已，哪裡還會有什麼震聾發聵？
對於“國學熱”的第三種態度，胡適先生可能就是警惕的。
胡適先生是見過大世面的，民國初年，曾有眾多勢力聯手，大力推行復古，他們的目標，遠比今天的“國學熱”宏大，他們要以儒教為國教，主張以孔教為中國人民道德教育的標準。胡適先生當年就對此有評價：“反動的潮流。”
如果胡適先生果真復生，我一定要求帶他去我們深圳的梧桐山藝術小鎮，讓他看看那裡街頭遍佈長衫客，屋頭密集誦經音。這裡的誦經，不是指和尚唸經，而是成群的娃娃在搖頭晃腦地背誦三字經或弟子規。胡適先生會擺出一副什麼樣的表情來呢？想一想還真是好奇。
胡適先生曾說過：“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
看吧，百年前，胡適先生就已經把預判的話撂這兒了。所謂國學熱，正有此特點，先是部分專家學者不遺餘力地鼓吹，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普及，如今已經實現基層動員，譬如一列火車，達到一定速度後，就變成車廂推著車頭跑了。危險！胡適先生在地下，可能一直都在這麼嘀咕著。
但胡適先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所謂國學熱中，連“三從四德”這種腐臭的東西都死灰復燃了，部分婦女堅決主張，婦女要重新當牛做馬，以取悅男人。如果胡適先生不幸對此有知，他的心底，一定是十分悲涼的。
像我這種庸碌小白人，終一生，恐怕也難講會有什麼成就了。但聊以自慰的是，至少在我周邊，曾有那麼三五位朋友，是受我影響，將胡適先生視為人生第一楷模的。
我願意大大方方地將此充為自己的成就。
當然人人都曉得，胡適先生並不是什麼大英雄，在他有生之年，對現實政治影響有限，更別提什麼創造歷史了。不說旁人，只說一個蔣介石，被胡適先生苦口婆心熬煉了多少年？可到最後，也沒能讓蔣及時放棄獨夫的理念與作派，徹底走上共和的光明大道。
可以說，胡適時代，歷史的戰車幾乎視他如無物，巨輪隆隆，煙塵滾滾，不時無情吞沒他立在路邊悲哀出神的身影。
因此，在我心目中，胡適先生最了不起的價值，只在於他用自己謙謙君子又勇猛精進的人生實踐，對於“一箇中國人能否成為合格的現代人”這一問題，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1923年，胡適在北京大學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早在1919年底，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說到底，也就是對中國“國故、國粹”的研究。今天的所謂“國學熱”，正有愈演愈烈之勢，那麼，如果胡適先生依然活著，對此會怎麼看呢？
首先要說，胡適先生不會是激烈的冷嘲熱諷者。試想，一個人，十九歲時，就撰寫出了成熟的論文，用宋代朱熹的觀點來批評漢代的《十三經注疏》，他怎麼可能對傳統的文化棄之如敝履呢？
胡適先生意外過世時，蔣介石送的輓聯，不知何人捉刀，意思琢磨相當到位：“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舊道德與舊倫理，都不妨礙你成為自覺的現代人，若胡適先生地下有知，定然對此深以為然。
胡適先生曾一再聲明，他並不反對孔子，他反對的是拉大旗做虎皮，拿孔子的隻言片語來愚化人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凡對此深信不疑、激贊不已者，都應該小心反省了，要知道，在此語境下，你是被治者，而非施治者，不要神經搭錯，眼巴巴用奴隸的命來操主子的心。人家要求你的，核心只有一個字：乖。若真如此，豈不是連半部都嫌浪費？
因此其次，對於所謂的國學熱，胡適先生會持同情式的理解，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會明白，在一個宗教資源極度匱乏的社群內，藉助對傳統文化的半迷信心理，部分個體可勉強達成心境衡常、情緒穩定。如適度克己減欲，以利人際潤滑；如強調血脈續祚的“孝”，以利克服個體生命終極消亡的黑暗恐懼；如引入“天”的模糊概念，以利培育敬畏感，避免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衝動，實際有助規則意識的初步建立，等等。
總之，胡適先生不強烈反對死馬當活馬醫，這一點，可能與魯迅先生咬牙皺眉揮舞投槍與手術刀的決絕狀態略有不同。
胡適先生在世時，曾大力鼓吹“中國的文藝復興”，那麼他要是置身於今天的“國學熱”潮流中，會感到欣喜嗎？未必。
表面上看，所謂復興，都是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利用，但實質上呢？胡適先生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好吧，拿今天“國學熱”的宗旨來對照一下，它們之間到底有幾分相似？說方向恰恰相反，恐怕才是真的。
如果胡適先生有機會走過我家所在社區設立的大理石宣傳長廊，一定會為那一長排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十四孝”圖駭一跳。臥冰求魚？魚可能都在靜流深水裡無奈地笑了；郭巨埋兒？這太容易誤導人了，難道說，在古代，殺人不犯罪嗎？
胡適先生也認可，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也就是老子、孔子活躍期前後，為古典時期，是個有創造性的時代。事實上，神奇的是，在這個一千年裡，東西方各大民族，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完成了思想爆發，基本上尋找並確立了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
而“國學熱”之類的思潮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千年前對當時人最適的思維模式、行為慣例和社會規範，拿到今天來，還會是最適的嗎？對此，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只要一進入執行層面，困難馬上就來了：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依據什麼標準，由誰做出判斷？
分歧巨大，鬥爭激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基本上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對此，胡適先生另闢蹊徑，提供了一種非常簡單易操作的方法，那就是，不要狂妄地以為自己分得清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你能做的，就是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凡有主張，必講證據，要學會驗算，要排除反例，要發現真實的因果關係，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老子說“聖人出有大偽”，你怎麼理解？慣常的解釋，基於古漢語的古樸笨拙，會有一種“蔑視聖人”的意外傳播效果，給人一種費解又神祕的吸引力，對吧？可實際上，用胡適先生的方法解剖一下，真實的邏輯關係馬上就清晰了：有大偽行於世，時代才呼喚高人站出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一點，正如沒有血腥的戰爭，就不會有萬眾矚目的英雄。這分明不過是常識而已，哪裡還會有什麼震聾發聵？
對於“國學熱”的第三種態度，胡適先生可能就是警惕的。
胡適先生是見過大世面的，民國初年，曾有眾多勢力聯手，大力推行復古，他們的目標，遠比今天的“國學熱”宏大，他們要以儒教為國教，主張以孔教為中國人民道德教育的標準。胡適先生當年就對此有評價：“反動的潮流。”
如果胡適先生果真復生，我一定要求帶他去我們深圳的梧桐山藝術小鎮，讓他看看那裡街頭遍佈長衫客，屋頭密集誦經音。這裡的誦經，不是指和尚唸經，而是成群的娃娃在搖頭晃腦地背誦三字經或弟子規。胡適先生會擺出一副什麼樣的表情來呢？想一想還真是好奇。
胡適先生曾說過：“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
看吧，百年前，胡適先生就已經把預判的話撂這兒了。所謂國學熱，正有此特點，先是部分專家學者不遺餘力地鼓吹，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普及，如今已經實現基層動員，譬如一列火車，達到一定速度後，就變成車廂推著車頭跑了。危險！胡適先生在地下，可能一直都在這麼嘀咕著。
但胡適先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所謂國學熱中，連“三從四德”這種腐臭的東西都死灰復燃了，部分婦女堅決主張，婦女要重新當牛做馬，以取悅男人。如果胡適先生不幸對此有知，他的心底，一定是十分悲涼的。
像我這種庸碌小白人，終一生，恐怕也難講會有什麼成就了。但聊以自慰的是，至少在我周邊，曾有那麼三五位朋友，是受我影響，將胡適先生視為人生第一楷模的。
我願意大大方方地將此充為自己的成就。
當然人人都曉得，胡適先生並不是什麼大英雄，在他有生之年，對現實政治影響有限，更別提什麼創造歷史了。不說旁人，只說一個蔣介石，被胡適先生苦口婆心熬煉了多少年？可到最後，也沒能讓蔣及時放棄獨夫的理念與作派，徹底走上共和的光明大道。
可以說，胡適時代，歷史的戰車幾乎視他如無物，巨輪隆隆，煙塵滾滾，不時無情吞沒他立在路邊悲哀出神的身影。
因此，在我心目中，胡適先生最了不起的價值，只在於他用自己謙謙君子又勇猛精進的人生實踐，對於“一箇中國人能否成為合格的現代人”這一問題，給出了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