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一個善於經商的民族。早在遠古時代，人們就以“商”為國號。而且，在歷代的王朝中，中國的工商經濟都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國家。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有世界最大的城市群；還有世上最富有、人數最多的商幫集團等等。

晚清的龔自珍在《平均篇》裡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這城必有商。”從這裡可以看出，古代的工商業已經很繁盛。

可是，為什麼如此發達的商業經濟，在世界都進入了工業革命時期，它卻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忍受著各國的欺凌？

1932年，美國學者費正清在《中國與美國》的書中說：“中國的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並且還用了形象的比喻說：“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器，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這是為什麼呢？到底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了兩個重點：“集權”和“抑商”。

古代中國，從“管仲變法”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逐漸形成了一箇中央集權制國家。可以說，管仲是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主義實踐者。

而讓君主專制者能夠維持集權統治的，最主要的有以下四個基礎性制度：郡縣制度、尊儒制度、科舉制度、國有專營制度。

通過這四個基本的制度，在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統治者通過控制人們的物質基礎、思想基礎、人才基礎和經濟基礎，來達到增強君主專制的目的。

其主要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國有資本對民營資本的抑商政策

管仲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制度就是“鹽鐵專營”。從“管仲變法”以後，中國的政府收入由“稅賦收入”和“專營收入”兩項構成。

政權所有者，為了保持壟斷和支配的地位，就必然會對財富的集中非常敏感，於是，民間資本就不會允許做大，這樣就形成了“抑商”政策。

管仲和商鞅實施專營的目的，在當時，只是為了提高國家的財政收入，但是到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曾在《鹽鐵論·復古》說：“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人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

也就是說，把鹽鐵專營，並不僅僅是獲得利益，還可以重歸農本政策，抑制商人，拆散朋黨，杜絕兼併之路。

所以，桑弘羊除了控制了鹽鐵產業，他還對流通產業實行了兩種手段：一是“均輸”，二是“平準”。桑弘羊實行的均輸和平準，等於把那些經商者的途徑幾乎全部堵死。而他的最終目的也是要讓那商賈在商品買賣中，無從得利。

自桑弘羊推行“均輸”和“平準”以後，從各類史書上再也找不到大的經商者了。

其實，所謂的“抑商”，都是統治者為了打散民間的力量，採取“均貧富”的手段，從而讓自己的權威不受到任何威脅。

桑弘羊的鹽鐵專營、均輸、平準，有力地控制了國家的重要產業經濟，但接下來他實行的另一個法令，卻讓全國所有的中產階層全部破產。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出衛青、霍去病再次攻擊匈奴。但此時，山東正發生重大水災，七十萬災民四處逃荒，流離失所。所以，在需要大量的軍費和救災款的雙重壓力下，桑弘羊和張湯向漢武帝提出了一個建議：向全國徵收財產稅，即“算緡”。

“算緡令”規定，凡是從商者，都要向朝廷彙報自己的財產數額，並按規定一次性徵收百分之十的財產稅。

但是，“算緡令”頒佈以後，產業者都不主動呈報，於是，朝廷又頒佈了“告緡令”，發動了一場“群眾告發群眾”的運動。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中產以上的家庭都受到了舉報，被告發抄沒家產的不計其數，皇宮裡到處堆滿了沒收來的財產。致使民營資本集體破產，國庫大增。

漢武帝時期的這場“告緡運動”，《史記·平準書》記載：“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從此以後，人們喜歡偷竊，有好看的衣服馬上穿，好吃的東西馬上吃了，不再儲蓄產業。

二， 皇權制度對於民間資本缺乏保障

在中國的封建制度皇權下，人民的財產沒有合法的保障性，統治者對人們的財產權擁有任意宰割的權力。

國家對於工商階級的一切財產，常常會以“均貧富”的手段重新被分配。而這一切目的，就是為了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以保持皇權的穩固。

每一個朝代的更替，新的皇權統治者，都會反思前朝的失誤，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他說：“昔漢高祖徙天下豪富於關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師天下之本，乃知事有當然，不得不爾。”

意思是說，以前認為漢高祖劉邦把天下的富商都遷到關中是不可取的，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也就有必要這麼做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朱元璋在登上皇位初年，建鳳陽為中都，因鳳陽當時人氣不旺，為了補缺鳳陽人口，於是他便下令江南十四萬富民遷入鳳陽。朱元璋的這一舉措，可謂一舉兩得，不僅增加了鳳陽的人氣，又削減了富豪們的勢力。

但是，由於中都的建設中斷，鳳陽城終究沒有輝煌起來。那些三吳地區的巨姓大族，也因離開家鄉以後，資產全部流失，變得一貧如洗。在背井離鄉中，或死或傷不計其數。

後來，許多留戀家鄉的人，冒險扮成乞丐回家掃墓探親。他們一路上唱起自編的鳳陽花鼓：“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從此，鳳陽花鼓也繁衍開來。

隨後，朱元璋定都南京後，朱元璋又先後分兩次把天下6.73萬戶富商遷到了南京，這簡直是對商人階級又一次沉重的打擊。

當剪滅豪族被列為朱元璋的戰略時，為南京城修建了三分之一城牆的沈萬三，其結局是必然的。

沈萬三在提出為朱元璋的三軍每人犒勞一兩黃金時，朱元璋就動了殺機。“在朕即天下”的皇權時代，這位朱皇帝，怎麼能容忍民間的沈萬三勢力這麼強大？

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便安了沈萬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發配雲南，死於異鄉。

三， 權貴資本橫行

朝廷在確立了國有專營制度以後，許多當權者便開始以國家的名義謀取私利，這樣就形成了“官商經濟”。

從漢唐到明清，再到民國時期，歷朝歷代的權貴資本都會官商勾結，常常會出現國家的首相，同時還是國家的首富，人們稱之為“雙首”。

2001年，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亞洲版曾經評選，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前50名。其中，中國入選的有6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鑑、宋子文。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伍秉鑑”是廣東商人，其他的五個人都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

最具“官商一體”典範的當然要屬西晉時期的“石崇”了。石崇的父親“石苞”曾經是“大司馬”，靠著父親的廕庇，這位有著“美男子”之稱的石崇，年紀輕輕便出任了南中郎將、荊州刺史，而荊州是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

石崇致富的手段主要有三個：一是搶劫，二是兼併土地，三是從事水碓業。

石崇首先就是在荊州搶劫過往商客，獲得了鉅額財富，然後不斷地兼併土地，建了一個很大的私家莊園“金谷園”。

“水碓”是當時用來舂米的的一種機械。由於當時這種水力機械投資大，而且又需要截斷水來推動它，這樣就會妨礙農作物的灌溉，所以，朝廷禁止使用的。這樣，也就只有一些權貴才能獲得特許經營的權力。

據說，石崇的金谷園就有水碓30處，而且還壟斷了周邊的舂米。成為西晉著名的富商。以致於奢侈揮霍，時常與晉武帝的舅父“王愷”鬥富。

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就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40裡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50裡的錦步障；晉武帝賜王愷一棵二尺高的珊瑚樹，石崇便把家中所有三尺、四尺高的珊瑚樹拿了出來。

石崇甚至鬥富還鬥到了皇帝頭上。據《耕桑偶記》記載，有一年，外國向晉武帝進貢了一批十分珍貴的“火浣布”，晉武帝便做成衣衫故意去石崇那裡去顯擺。結果石崇故意平常穿戴，但是身後五十個奴僕，卻個個身穿火浣布，瞬間就把晉武帝給比下去了。

石崇不僅炫富張揚，而且滋意橫行，更是殺人不眨眼。每次在他的金谷園邀朋友飲酒時，總會讓美人相陪勸酒，如果有客人不喝，就把這位美人殺掉。

有一次，丞相王導和大將王敦去石崇家赴宴，王導本就不會喝酒，但又怕他殺人，所以只要美女勸酒就會硬著頭皮喝下去。可王敦不買賬，硬是不喝，結果，石崇接連殺了三位美人。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說：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下，“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

通過上述三點的分析，國家資本和權貴資本，不斷地對民間資本進行限制和打壓，民間資本在受到國家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壓力下，危如懸卵，惶惶不可終日。

那些工商經營者，在歷史的變遷中，某些家族雖然在某一時代，的確積累過許多驚人的財富，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爭取到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地位，所謂的“富不過三代”，其實並不是說他們沒有積累和守護財富的能力，而是因為，處於被統治階級的商人，他們的財富，必定與政權的庇護有著很大的關係。

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

中國社科院作家“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中說：“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所以說，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器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又在誰的手裡呢？官府也！

參考資料：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吳曉波《浩蕩兩千年》

錢 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