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ABC電視臺有一檔節目叫《Caught in providence》，該節目從2000年起，開始記錄卡普里奧，這位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市首席法官工作的日常。大部分由他經手的交通罰款、環境糾紛等輕罪案件，都不加剪輯，每週兩次向公眾播放。所有的案例和人都是真實的。

一

卡普里奧出生於1936年，頂著一頭柔順的白髮，披著整潔的黑法袍，端坐在法庭最頂端的審判席上。82歲高齡的他因為這檔法庭直播節目成為了＂網紅法官”。

雖然到法庭上過堂的人看到攝像機，多少會感覺這檔節目有些娛樂的元素，但卡普里奧法官清楚表明他在那裡就是做他自己的工作：維持公義。

在法庭上，他的一言一行都和人們印象中威嚴的法官形象不一樣。卡普里奧做出的很多判決和他的發言都深深觸動了大家的心，讓人們覺得特別溫暖和感動。

有人帶病出庭，他先關心被告的身體怎麼樣。年輕的父母清早帶著孩子上庭，他也一定要問問孩子吃沒吃早飯。在這之後，被審判者一般都會笑起來，卡普里奧就會開始靜靜地聆聽，這些人有什麼難言之隱。

在節目開播之前，卡普里奧已經是當地最德高望重的審判官，1985年被市議會任命為首席法官，並在之後連任六屆。“按照這東西判案挺容易的，”卡普里奧曾經拍著手邊比磚頭還厚的法典講述自己的經驗，“可判案的是人，不是這本書。要達到真正的公平正義，法官還要有理解和同情。”

二

卡普里奧在接受節目採訪時，分享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並告訴人們：“為什麼每當有年輕人及小朋友在時，我都盡力給予人性的裁決，因為我不希望讓他們認為，法庭是個殘酷的地方！法律維護社會的底線，人心才帶來溫暖。”

如何在法規之外作出更多帶著人性的判斷，卡普里奧摸索了60年。

卡普里奧的祖父母，當年帶著十幾個小孩從意大利來到美國，作為到美國的第一代移民，沒有文化沒有技能，祖父只能靠著擺水果攤勉強維持著全家的生活，他的父親當時也跟著一塊幫忙。

有一天晚上，他的祖父和其他小販朋友們玩撲克時發生了衝突，有人報警，他的祖父被拘捕並帶到了警察局。

第二天在法庭上，主審法官先翻閱了案卷，然後通過詢問祖母，瞭解到他們家的生活比較艱苦，全家十幾個人都靠著水果攤維持生活。於是主審法官決定對祖父網開一面，並對他的祖母說：“你的丈夫是一位好人，他昨晚只是過了很糟糕的一晚，我現在打算把他送回家，回到你和你的家庭，所以他就能夠繼續養活你和你們的小孩，不要太過難為他。”

卡普里奧的父親當時也在法庭現場，覺得很感動，印象很深刻，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仍在講關於這一位偉大法官怎樣照顧祖父的故事。他的父親曾經飽含期待地和他說，你口齒伶俐，將來可以做個律師，為窮人辯護，不能向和我們一樣的窮人收取費用。

父親的這番話，讓卡普里奧從小就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名律師，然而對於這個窮人家的孩子而言，要實現這個理想非常地不容易。

“父親無法負擔我上大學的費用，我只能自己想辦法。我打了三份工，オ讓自己完成了大學學業。畢業後，我仍然支付不起法學院的學費，我只能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去上法律學校的晚課。”

儘管過程很艱辛，但卡普里奧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堅持實現了他的理想。在以優異的成績從法學院畢業後，卡普里奧進入了當地的法律系統工作。

從20多歲開始一直到今天，卡普里奧在法律界工作了將近60年的時間。現在，他是美國羅德島普羅維登斯市（Providence）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而父親當年對他說過的話，他始終牢記在心。“直到現在，我也沒向窮人收取過費用。”

也許就是這份初心，和他從逆境走出來的這段經歷，讓他作為一名法官在法庭上判決案子的時候，在合法和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讓人們還看到了人性與理解。

“所以每當有年輕人來到我的法庭上，我會變得敏感起來，面對著他們的父母，我避免在言行上顯得粗魯沒禮貌，不論他們的父母犯了什麼事，我嘗試展示給他們知道，法庭是一個友善實行國家法律，而不是傷害別人的地方。法庭也可以是能夠幫助別人的、有熱情的、有同理心的地方。所以直到今日，我仍記得當年的那一個故事，特別是有年輕人來到我的法庭上。”

三

卡普里奧在八旬高齡走紅美國網絡，靠的不是端莊嚴肅，而是一樁樁對小事出人意料的審判。他的擁躉稱他為“最溫暖的審判者”。

衰弱的腦癌患者急著買藥，匆忙中把車停在了路邊並因此違章，卡普里奧聽完了前因後果，大手一揮就撤銷了違章處罰，還祝福對方“好起來”。

囊中羞澀的大學生委屈地說，交了違章罰款就沒錢交學費了，卡普里奧慈祥地看著他，安慰地告訴他可以延後交罰款的期限。

他掏出筆和紙，同第一次駕車違章的高中生約定，如果他能考上大學並順利畢業，罰金就會取消，否則就要追回。一臉驚喜的年輕人連聲向卡普里奧道謝，老頭子卻又開始板起臉在紙上記錄，“4年之後，我可會派警察來核查！”

面對還沒有工作，趕著去英語學校而違章的外籍女工，他也毫不猶豫地取消罰單，只要女工願意繼續堅持學英語、找工作，並且不再違章，罰款就不再追究。

鏡頭中，卡普里奧的招牌動作是單手扶著額頭，自顧自地煩惱，嘀咕“怎麼辦”。有的被起訴者確實走到了絕境。卡普里奧說，他“必須給這些人在法律和人情間找一個平衡點”，不能讓一場判決壓垮他們的人生。

一位孩子被謀殺的母親在他的法庭上失聲痛哭。孩子明明都被殺了，名下卻還顯示最近一月的社會保險欠費。趕去社保局處理孩子的欠款，車上被貼了一張違章罰單。申請法律援助的路上，渾渾噩噩停錯了車，又多了一張罰單。

隨後，這位倒黴的母親因交不出房租，被房東勒令搬家，鬧到法院又是敗訴。絕望的她在法庭上哭紅了眼，“房東拿回了房子，可我的生活只剩下罰單。”卡普里奧皺緊了眉頭，把罰款總額從400美元減少到了50美元。母親抽泣著感謝，說這個數目還付得起。

卡普里奧追問了一句，“繳完罰款，你還剩多少錢？”回答是5美元。

他幾乎只猶豫了一秒，“我是不會讓你只剩5美元離開的，我要取消你的所有處罰。”

人們很少見這位大法官板起臉來。少有的一次是在一場大學畢業典禮上，有學生問作為嘉賓的他，如何看待自己從事的工作。

這位老人以法庭上鮮有的嚴肅對著臺下的學生說，“當我自己爬上了成功的階梯，責任就是把梯子放下去，讓更多人可以爬上來，而不是跌下去。我一生只做了這一件值得稱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