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靜的週末，被一則出離憤怒的新聞打破了。
事情很簡單：2016年4月14日，一位22歲的男子於歡，在母親蘇銀霞和自己被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侮辱後，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傷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債人的領頭者。除了辱罵，他還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臉上。他還脫下褲子，當著於歡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蘇銀霞臉上蹭……
路過的工人看到了這一幕，選擇報警，警察來到後說“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隨即離開。看到警察離開，情緒激動的於歡站起來往外衝，被杜志浩等人攔下。暴力上演，一死三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輿論
輿論的譁然，估計是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想到的。
“雖然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說這些話不合適，但是我還是想說：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餘辜，他已經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說於歡為民除害也不為過！法官在判案時，除了堅持法律之外，也應當注意防止判決與大多數人心中的底線正義相違背。本案中的母子實在令人同情，法律不應如此冰冷！”
寫下這話的，是某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他的觀點，代表了網上的眾多輿論。
不少人看完新聞後的第一反應，也是“只能去殺人”。相比這種無奈的表達，一名網民在讀完新聞後，寫下了這樣的文章——《當他的雞雞蹭到你母親臉上時，你會不會怒起殺凶？》。
這是一種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子，在被催債人員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親被極端方式猥褻侮辱，而警方又沒有干預制止就離開時，是什麼樣的心情？如果你身處其中，手頭碰巧有把水果刀，你會怎麼做？
群情激昂的背後，透露的不止是對於歡個人生死的掛懷，也是大眾情緒的一種焦慮和不安。因為沒有公權力的保護，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於歡一樣的屈辱。
“我想過，如果我是於歡，當法律不能保護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極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況下，我會如同他一樣，甚至會更堅決，捅死那些狗日的，絕不寬恕。”一名網友寫下了這樣直白的話，並得到了數以萬計的點贊。
法院的判決，更是觸怒了網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母親……”更多人則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讓人民感到安全，那麼這法律就是用來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傷害，還是正當防衛，是本案最大的法律爭議。
法院認為，於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衝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鑑於被害人存在過錯，且於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於歡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是法律上的專門表達，理論上稱“防衛正當時”，通俗解釋就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因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時，才存在實施防衛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開始或者已經結束而進行所謂的防衛，就成立“事先防衛”和“事後防衛”，屬於“於防衛不適時”，不具有正當性。
面對法院的判決，有學者發現了一個弔詭的細節，法院既然認定於歡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該行為是典型的持續犯，從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開始到解除這種限制為止，整個期間都屬於“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相當於承認了正當防衛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某種程度上也屬情理之中。一方面，於歡的行為造成了一死三傷，存在法律上認定的社會危害性，且影響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為，沒有造成於歡和蘇銀霞的人身危險，即沒有“防衛的緊迫性”。
不過，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服眾。
在大眾的認知中，這種不法傷害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們限制了於歡和母親的人身自由，辱罵，抽耳光，向他們播放黃色錄像，用男性生殖器當著兒子的肆意凌辱母親。這不但是對生命健康權的剝奪，更是對人格尊嚴的挑釁。
於是，民眾支持於歡拿起水果刀，特別是在警察介入無果後……
警察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閃而過，看似微不足道，卻成為重要轉折點，成為壓死於歡的“最後一根稻草”。
監控顯示，22時13分，一輛警車抵達非法拘禁現場——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民警下車進入辦公樓。
多名現場人員證實，民警進入接待室後，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
4分鐘後，部分人員送民警走出辦公樓，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於歡的姑姑於秀榮拉住一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她回憶說，“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我站在車前說，他娘倆要死了咋辦，你們要走就把我軋死。”
對此，警方給的說法是，他們是詢問情況後到院內進一步瞭解情況。（但未解釋，為何屋裡關著人，他們要先到院裡瞭解情況）
無論如何，警察的出現，並沒有解除於歡母子被有黑社會性質的催債團伙非法拘禁的事實。實際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縱的嫌疑，這也成為輿論和專家認定警方不作為的重要依據。
警察的毫無作為，讓杜志浩們看上去肆無忌憚，原來連警察也奈何不了他們。或許，正是這個草率至極的處置行為，讓於歡陷入絕望，也更加氣憤。
案件顯示，於歡殺人的時機，恰恰是在經受了母親的奇恥大辱、警察丟下一句話離開之後的幾分鐘內。無疑，警察的過錯，或者警察的過失，成為了殺人導火線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討債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違法的，警察不聞不問，也就是瀆職，檢察院應當立即立案。
上訴
於歡已提出上訴。其上訴代理人、律師殷清利表示，已經在2月24日，趕在上訴期的最後一天提起上訴。
上訴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團伙令人髮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後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於歡的被迫還擊至少屬於防衛過當。同時，於歡聽從民警要求交出刀具並歸案、在訊問中如實供述等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
代理律師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贊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實是成立的，一審法院已經確認。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執法方式，並沒有達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於歡及其母親的人身危險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尋求救濟無望的被告人情緒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為”的正當防衛要求，只不過“超過必要限度”。
實際上，一審判決的確有值得商榷之處。蘇銀霞被催債，是因為陷入了高利貸陷阱。她向杜志浩的僱傭者吳學佔借款1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還款184萬元，並將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最後17萬欠款，實在還不起了。從法律上來說，10%的月息已超出國家規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吳學佔從蘇銀霞手裡獲取的絕大部分本息，屬於嚴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國傳統的情理社會，精神侮辱帶來的“防衛的緊迫性”，其實不亞於生命健康權。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徑是突破人倫底線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質之惡劣，超出絕大多數人的想象，嚴重挑戰了公眾的道德認知。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母親。
再次，長期以來大眾對警方表現的失望，一併裹挾到了本案中。當於歡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時，他們內心是期待警方幫助他們脫困的，哪怕是暫時的。但是，警察既沒有帶走杜志浩們調查，又沒有將於歡母子解困，其處置缺陷和實際後果，與於歡殺人間是否構成因果聯繫，一審法院選擇性地忽略了。
最後，就“正當防衛”的立法精神來看，目的是要鼓勵公民採取必要措施與不法侵害作鬥爭，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從而彌補公力救濟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實踐中，將“防衛的緊迫性”標準定義過高的話，很容易消解公民對抗違法行為的勇氣，這與正當防衛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
更何況，這是一個自我的防衛，也是一個為母親的防衛。
安提戈捏說，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
未來
二審怎麼判？我們不便揣測。
因為，審判獨立的原則，無論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種觀點認為，在民意洶湧的輿論壓力下，二審極有可能改判。說不定，此刻相關法院就在加班加點，研究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
我們不贊同輿論干預司法。但是當刑事個案生成為社會公共事件時，它所帶來的討論，無疑具有啟發民智的意義，甚至關乎我們對法治未來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裡，有關於歡刺殺辱母者的上億條評論，是國人對法治高度關切的一個生動註腳。
面對22歲的於歡，以及本案中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可能存在的落差，我們只想說，司法，不僅關乎紙面規則的落地，還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更關乎人心所向，倫理人情。
否則，於歡承擔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帶來的羞辱。
蔡斐／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
編輯/司徒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