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玲 ，我們對她有這樣一個大致的瞭解：畢業於甘肅林學院，2009年來到敦煌西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蘆草井保護站工作，是公益林專幹，主要負責保護站轄區的公益林監測等技術類工作，也是保護區在基層保護站工作的第一位女護林員。剛到站時，為更好地融入這個集體，她沒有因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搞特殊，男同事幹什麼她就幹什麼，這也培養了她吃苦耐勞的品質。
如今，王巧玲已被借調到其他單位工作，但她卻說，6年多的基層護林工作帶給她最大的收穫就是培養了她的耐心，以苦為榮，以苦為樂，讓她真正懂得了堅守的含義和付出的快樂。
“還有呢？”我們問。
“忘不了狼……”王巧玲。
“為什麼呢？”我們問。
“狼抓過我的帳篷，到現在我都能聽見它的爪痕留在帳篷上的聲音……”
“怕嗎？”
“當時怕，現在不怕了，甚至覺得那聲音很好聽……”
隨後，王巧玲笑了，眼角笑出了淚花。
我們就是在王巧玲笑時的樣子和狼抓帳篷的聲音裡，走近敦煌西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
路標。我們看到了路標，二墩村的路標，在由陽關與玉門關之間道路的左側，很是醒目。路標的附近立著一塊巨石，上書“荒漠第一村”。雖然字跡已經不甚清晰，在荒漠裡仍有一種突兀的感覺，但最終吸引我們的卻是遠處一坨綠樹。
綠樹就像燃燒在荒漠中的青春，那裡就是二墩村。驅車前往，看似很近的距離，卻需要十多分鐘的車程。路上沒有一個人，看不見一輛車，心卻一點點地與那綠拉近著距離。在進村的綠色“缺口”上，那樹由小到大、漸次變高。它們是人們一年年、一歲歲依次造林的結果，圓圓地，將村子一層層地包裹了起來。
於是，二墩村在我們的心中有了這樣一個名字——樹包村。
甘肅敦煌西湖自然保護區1992年9月，經甘肅省政府批准成為省級保護區；2000年開始申報保護區項目，2003年6月，經國務院批准，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05年7月，經甘肅省委、甘肅省林業廳批准，保護區成立機構、組建隊伍；2006年6月，管理局機構人員配備完畢。
進村，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敦煌西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宣傳牌，以及蘆草井（二墩村）保護站用來辦公的一座不大的院落。保護區為何能建在村口？一位村民有些愧意地說：“當初，他們（保護區）的人來這裡的時候，我們並不理解，想問他們要一點錢……唉，人窮志短呀，我們村過去根本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王巧玲笑時的樣子和狼抓帳篷的聲音，在我們的腦子裡揮也揮不去。
吳三雄，2006年被任命為管理局副局長、黨委副書記，主持管理局工作，如今雖已退休兩年，但仍將保護區的事情掛在心間。“當時，手續雖然被批了下來，但我們要啥沒啥，完全可以說是一窮二白。”他說。
在吳三雄的記憶裡，管理局起步時，他們只能從實際情況出發，考慮到建電、建水和交通條件便利等因素，選擇了二墩村蘆草井，在這裡設置了保護區的第一個保護站――蘆草井保護站。
由於建站資金尚未到位，吳三雄只好帶領大家先進行整體規劃，在蘆草井開了七八十畝地，打算先種幾萬顆樹後建站，等資金到位了再把種樹的錢補上。敦煌除了春季，其他季節種樹都不成活，他們不能錯過季節。村民們看見動靜，跑來要錢，最少5萬元。吳三雄說：“我們種樹都沒錢，哪來錢給你們呢？”村民們還是不行，吳三雄就說：“你們要是實在不行，我們就換地方。”
後來，這事兒被村支書段海忠（音）知道了，連夜找到吳三雄，拉住吳三雄的手說：“吳局，你們不能走，有啥事我給村民說去，你們絕對不能走，我支持你們在我們這兒建！”段海忠心裡明白，二墩村是有名的風沙口，管理局把站建在這裡，就等於在村裡豎起一道綠色屏障。
吳三雄說：“當時，挺感動的，段支書不但將我們請到他家裡去住，給我們解決食宿問題，還讓我們免費用他家的煤……就這樣，我們把這個站建到了二墩村了。”
事實證明，保護站的建的立確起到了“綠色屏障”的作用。保護站在風沙口周遭挖渠換土栽植白楊樹，並與村民協商利用冬春兩季農用閒水澆灌樹木，用成活的白楊樹將風沙口上千畝的戈壁灘圍成30畝大小的方格。然後在這些方格內填土鋪地膜，以達到涵養土壤的效果。
由此，一年年的栽種開始。
“樹起來（成活、成長）之後，老百姓感受到了建站的好處，開始歡迎和擁護我們，甚至幫助我們解決各種困難。”吳三雄說，“這樣一來，我們就在整個村子的外圍植起了一層層的防風林帶。”
2014年4月，保護站職工奮力植樹，遭遇敦煌境內二十年不遇的特強沙塵暴，職工仍在能見度不足10米的惡劣天氣中堅持完成了當年的栽植任務。其後，為了提高栽種的沙生植物苗木和樹木的成活率，又從抓澆水、防蟲、修剪、刷石硫合劑仿毀壞幼苗的細節入手，最終保證了苗木和樹木的成活率達到95%以上……今天，二墩村已是一片綠意盎然，村裡4000餘畝葡萄不再受到風沙的戲謔，村民們真正嚐到了綠色環保的甜頭，無助的風沙只能在農田外圍寂寞的嗚咽。
保護站的工作人員笑了，二墩村的居民笑了，可我們的腦子裡仍然想著狼抓帳篷的聲音，滋滋地，伴隨著狼的呼吸。隨後,我們看到，村子乾淨整潔，農田與民居都是“藏”在綠樹中的，架上的葡萄採摘雖已經接近尾聲，但葉蔓依然是蒼翠的鮮活。而植種在村子最外圍的林木根部雖有被風沙掩埋的痕跡，但幼嫩的枝葉在風裡卻是歡笑的，它們的身旁豎著的是“敦煌森林植被恢復工程區”的宣傳牌，顯然是春季才植下的。
當下，二墩村村民大多已經搬進了樣式統一的新建房，靠近保護站的兩座村民院落雖然還沒修建完畢，但門前花園裡的花卻已經開放了很久，一看就知道，它們是建房之初就種下的。
段姓村民將自家葡萄園裡最後一批葡萄裝上了電動三輪車，準備拉往村外的戈壁裡去晒，那裡有風乾房。葡萄收入基本是二墩村村民來自農田的所有收入，當下，村裡除了葡萄已經不種別的作物了，葡萄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時也在這大漠戈壁找到了自己的“家”。
段姓村民說，因為氣候的原因，村裡出產的葡萄基本不愁銷路。2017年，他家的十畝葡萄園收入了5萬多元，2018年大約也就是這個數字。他準備年底用這項收入買輛小車，那樣，至少去敦煌就更加方便了。他滿滿的自信像架上的葡萄葉蔓一樣，誰都能看得見。那時候，我們忽然想到王巧玲。
以前，二墩村自然環境極其惡劣，風沙肆虐，生存條件異常艱苦，是有名的貧困村。自從蘆草井保護站建立以來，村子周邊被新疆楊等具有高度阻沙、擋沙能力的植被覆蓋，風沙很難刮入，生活質量得到了明顯提升。因此，村民們十分感激保護區將保護站建在村裡。
有了第一個站，就會有第二個站、第三個站，第四個站……後坑保護站、崔木土保護站……這些我們在地圖上一時很難找到名字的地方，最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個個的保護站順利建成並投入使用。
崔木土保護站是保護區的第四個保護站，距離敦煌市區大約300公里路程。建站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於路十分難走，很多建築材料難以運達。其間約有40公里為沙漠地帶，車輛無法通行，只能靠人力轉運。後坑也是一樣的，由於保護站選址在其下轄區域的邊緣，距離雅丹20公里，只能建在雅丹管理處附近的窯洞內。保護區的保護站就這樣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吳三雄是土生土長的敦煌人，2006年到林業系統的，之前在鄉鎮工作。他說：“當時，我很想幹一番事業，卻不知道怎麼幹。儘管，我知道敦煌是生態很脆弱的地方，但到底怎麼個脆弱法，脆弱到了什麼程度也不十分清楚。正巧碰到國家林業局一位領導來敦煌調研，聽了市上的報告後，這位領導建議建立一個自然保護區，這樣會對敦煌的生態產生良好的作用，尤其是如果成為國家級保護區就可以進入國家視線，從科技到資金都有一定保障，要比地方的單純管理要好得多。”
於是，吳三雄來到了北京，找對生態懂行的人，虛心請教。在北京林業大學，他見到了羅菊春、李俊清、催國發三位教授。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三人在對敦煌的文化都十分關注的同時，也非常關注敦煌的生態。
三位教授認為敦煌的生態是非常重要的，經濟不應該以旅遊為龍頭，應該把生態放在第一位。沒有很好的生態，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對文化的保存是也是威脅。羅教授當時很嚴肅地指出，如果敦煌再不重視生態建設，他可以斷言，不過50年就會成為第二個樓蘭。
“通過與這三位老師的探討與交流，我明白了生態建設是一個週期很長的工程，也對生態與經濟發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吳三雄說，“敦煌的輝煌在於歷史，敦煌的未來在於生態。我們敦煌之所以輝煌，那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偉大，而不是我們今人的創造，因此，把先人留下的文化很好地保存下來，應該被列為敦煌發展的首位。”
有了思想上的轉變和認識，吳三雄覺得敦煌的生態建設要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就必須把保護區建立起來。“當然了，有些人是飢笑我們的，說我們建保護區是為了個自己弄官當，置敦煌的經濟發展於不顧。這個過程中，我非常感謝敦煌時任市委書記包東紅，在財政那麼困難的情況下，擠出50萬元給我們，讓我們做規劃、做科考……”他說，“最終，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把保護區建立了起來，管理上有了機構，資金上也有了保證，並開始進入國家視線，使敦煌真正走了保護生態的軌道。”
申報國家級保護區對敦煌來說是一件大事，包東紅下了令：“這件事必須辦成，辦不成，我撤你的職，辦成我把你寫進敦煌錄！”從那一刻起，吳三雄就時刻告誡和勉勵自己，拿著國家的錢一定要把國家的事辦好，而他與管理局的幹部職工為此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多年來，他們去保護區工作大多都是走到哪裡吃住到那裡，一些女職工的帳篷上還有狼抓過的印痕。
王巧玲。和往常一樣，那天男同事們幫她在戈壁裡搭上了帳篷，繫上了出入口，戈壁就成了她一個人的，她感到世界廣闊無邊，只有她自己。忽然地，她被驚醒了，以為是起風了，很快又覺得不對，像是有人在拍打帳篷。她說：“誰呀！”沒有人回答。她起身聽見了自己的心跳，把耳朵貼近了帳篷。隨後，她聽到帳篷咚咚的，伴隨著口水滴落以及呼吸的聲音。
“媽呀，是狼！”她對自己說，然後渾身不由地抖了起來。閉上眼睛，昂起頭，她真的有些想媽了，她想如果狼把她真吃了，她就再也見不著媽了。淚水滂沱，她開始瘋狂地喊媽……第二天，她看到狼在帳篷外留下了很多爪印，亂七八糟的，像是毛線團，就像她想媽的心情一樣沒有頭緒。
“說實話，我當時真沒有注意聽狼爪劃過帳篷的聲音，後來，才覺得它應該是呲呲的……最先的時候，有些怕。”王巧玲說。這一回，我們沒有見到她笑，因為她轉過臉去了。
萬物有痕，那是歲月照進來的聲音。後來，王巧玲說，她再聽到那聲音，就像是看到太陽升起。
2008年時，管理局蓋辦公樓，但那一年鋼材和水泥的價格飛漲，蓋著蓋著上級給的經費就被用光了，沒有錢付建築工人的工資了。
“人家也要吃飯，把我和局裡其他幾位領導圍堵在了辦公室，從早晨一直到下午，我們沒有辦法，想來想去只好向職工們求救……沒想到一些職工把家裡的零鈔都帶來了……”王巧玲轉過臉去後，吳三雄向我們講述了這個“小插曲”，他也把臉轉過去了。那時，他已成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不過，很快他就恢復了原樣：“在創辦這個保護區的時候，我們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復旦大學的教授陳家寬，溼地保護專家，也是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林業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在最迷茫的時候，他給予了我們無私的幫助，來敦煌和我們一起考察，在野外與我們同吃同住幾十天，給了我們很好的指導與建議……”
吳三雄如數家珍：“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的楊根生教授也給了我們許多指導和幫助……這些人我們都應該記住，他們對我們敦煌都是非常關注的……”
走進保護站，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一尊“健羚奮蹄”的雕塑，那是守望地球野外科考志願者留下來的，上面寫著：蘆草井保護站於2006年11月8日建成，主要管轄火燒湖、南大湖、灣腰墩等區域。今建“健羚奮蹄”雕塑，素有“荒原精靈”美稱的鵝喉羚奔跑的形象，寓意敦煌這塊綠色明珠日益璀璨，象徵保護區人勇往直前、開拓進取的精神風貌。
吳三雄告訴我們，保護區前期的名稱為“彎腰墩自然保護區”，而非“西湖”。大家商議後一致認為“彎腰墩”太土、辨識性不強，決定改名為“西湖”。為此，吳三雄曾找過楊根生教授。楊根生六七十年代在馬蘭一帶的部隊，對這一帶也比較瞭解，認為保護區西邊的地方在歷史上確曾是湖，叫西湖也是對的。
“這給了我們不少自信……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當初的想法是正確的——一提到‘西湖’，便會使人聯想到杭州西湖，這就產生了一種矛盾和錯覺上的美，再加上‘敦煌’二字就更凸顯了這種感覺……第一次聽說‘敦煌西湖’的人會產生一種陌生又新奇的感覺和迫切希望瞭解此地的衝動，這很有利於保護區知名度的提升。”吳三雄又說。
原來，我們來時路上導航出錯的原因居然在這裡。敦煌，幸虧有這群人在大漠深處做著這樣的工作，否則，我們就看不到莫高窟、月牙泉了。(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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