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東莞草織業簡史》手稿，追尋莞草加工業的興衰軌跡
解讀《東莞草織業簡史》手稿，追尋莞草加工業的興衰軌跡
解讀《東莞草織業簡史》手稿，追尋莞草加工業的興衰軌跡
用東莞特產莞草編織的產品，暢銷海內外，1968年出口草蓆等創匯239萬多美元
在古代，東莞盛產一種水草，它只生長在靠近海邊的鹹水中，叫“莞草”，東莞也因莞草而得名。莞草編織技藝更是有2000多年曆史，據考證，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墓中出土的坐席就是由莞草編織而成。莞草，曾經隨處可見，如今無處尋覓，就連延續千年的莞草加工技藝也成了絕唱……
本期檔案
1.《東莞草織業簡史》手稿（作者：劉炳奎方玉成編號：023-A1.001-0008-0006）
2.東莞縣一九五○年鹹水草面積產量表（編號：025-A12.001-0015-00261951.8.24）
3.關於加強水草市場管理規定希研究執行由（編號：025-A12.001-0023-00221953.10.18）
4.關於衝口草織廠撤銷全部工人退轉手工業問題（編號025-A12.002-0018-00301962.10.12）
5.同意衝口草織廠撤銷，全部工人退轉手工業批覆（編號：025-A12.002-0018-00251962.10.25）
6.關於石龍草織廠退轉集體所有制的請示報告（編號：025-A12.002-0018-00211962.7.30）
7.調整水草收購規格、價格的通知（編號：025-A12.003-0006-00381965.9.6）
2010年9月的一天,市檔案館工作人員袁惠平發現了一份與眾不同的檔案——《東莞草織業簡史》。袁惠平留意到,手稿頁腳有“道滘草織廠”的字樣,這就是她家鄉的一個老廠,草織行業對她來說既熟悉又陌生,這份塵封已久的手稿撞開了她所有關於草織的記憶閘門,也激發了她試圖尋找千年草織業瞬間消亡的歷史好奇心。
草織曾是地方工業支柱之一
據公開檔案顯示:1910年前後,東莞印花草蓆遠銷南洋、歐美、日本、澳洲和阿拉伯等地;新中國成立初期,僅草蓆類的銷量每年就有12萬包,莞草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就在40多年前,東莞草織與爆竹、糖業、竹織業等還是地方工業五大支柱。
袁惠平在《簡史》裡看到,東莞大規模的加工莞草,始於鴉片戰爭後,人工種植莞草最早出現在厚街上下石角圍,人工種植奠定了草織業的基礎,因為人工草比天然草要潔白明亮。水草不僅直接出口,而且有76%的用於草織品原料,莞城、石龍、萬江等五個公社是主要的草織產地,道滘除了少數農業人口外,家家戶戶的生活都與草織業有著密切的聯繫。
“1919年至1923年是爆竹和草織外銷的高峰,爆竹的從業人口在1萬左右,草織業從業人口是12.2萬人,營業額在250萬元(銀元)以上”。袁惠平講到,“抗戰期間香港淪陷,東莞草織出口受阻,1939年到1944年,全縣有十幾萬人陷入饑荒,厚街雙崗等地的百姓,餓死的餓死、逃荒的逃荒,十室九空、滿目蒼涼。”新中國成立後,生產迅速得到恢復,雙崗的草農每個勞動日2.5-3元,虎門和長安的是2-3元,到處都是富裕隊。另外一份文件顯示,1966年,一束3.8尺家用時花席國家收購價是62.99元,同樣規格的雜花席加工費為29.6元。
這份手稿還記載了新中國成立前東莞草織的品種和技藝超群而敢於創新的藝人。僅在品種上,就有水草類、草繩類、草辮類、繩席類、辮席類、草蓆類六大類。每類又有若干個小項,針對各外銷市場人民的喜好來細分產品。專門銷往日本的“日本草”,早在1910年就被日本人列入《中國物產綜覽》,並有專門的銷量統計。
水草減少草織廠紛紛轉制
檔案載，東莞傳統的水草產地，集中在厚街、虎門、長安三個公社。《東莞縣一九五○年鹹水草面積產量表》顯示，那年全縣共有草地19869畝、產量21.8萬斤，尤以厚街附近的湧口、雙崗、白博等地為多。如今的厚街，因傢俱製造聞名，人們很少會將它與水草聯繫起來。當年的草織工人王澤良稱，現在的湧口海月湖公園，當年都是水草田。那時家家戶戶都種水草、編草織，由土產公司負責收購。
在他的指引下，記者來到了湧口龍泉工業區，這裡曾是湧口草織廠廠房。據87歲的老廠長王瑞明講，1958年前後的厚街國營湧口草織廠裡，245名女工在織機前忙碌，40多個男人在染灶邊揮汗；民間，家家戶戶種草織草，土產公司倉庫動輒數千平方米，一船船的草織品從濂泉河源源不斷運往外地。而據《東莞縣工業局關於湧口草織廠撤銷全部工人退轉手工業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記載，1962年該廠共有304名工人，織蓆機104部，總資產84000元，面積2240平方米，設有辦公室和託兒所。另據王瑞明稱，廠裡還有兩個鍋頭，一個鍋頭一天染10擔草。
這麼大的廠子為何要撤銷？《報告》給出的理由是，1957年工廠所在地湧口小鄉種植水草1800畝，1962年只種得400多畝，仙橋公社的水草面積也比1957年少了2166畝，原因是“東莞運河建築後，沒有鹹水上田”，“原料產地起了變化，導致運輸成本上升”。
人工種植的水草只適合生長在鹹淡水交匯的地方。1965年，連接厚街石角的擴河引淡工程，引淡灌溉12萬畝，草田面積進一步減少。1970年，東引工程將淡水引入包括虎門、長安在內的15個公社（鎮），受益農田18萬畝。王澤良說，這些工程會將連接海水的湧口堵上，一方面鹹水上不來，另一方面淡水越來越多，適合水草生長的環境改變了，草織廠的規模自然減小。此外，1958年後實行的“以糧為綱”也是水草面積減少的原因。厚街老人方慶中回憶，當年為了擴種水稻，曾將草田翻開，將草頭向下阻止其生長。
轉制後的湧口草織廠劃歸厚街公社，勉強能維持生產。到1973年，草織廠改為煙花爆竹廠。如今，老廠房的牆壁上，到處寫著安全生產的字樣，再難找到半點有關草織的痕跡。當年，受到原材料供應不足困擾的還有生產內銷席的石龍草織廠。
塑料製品出現是草織消亡的主因
關於道滘草織廠，袁惠平特意問了下老家的人。一位曾經的車間主任告訴她，20世紀50－60年代是道滘廠最興旺的時候，工廠有1000多名工人，而1973年是廠子最賺錢的時候，記得當時的幹部就有資金出去旅遊了，到了後來規模不斷變小，2000年前後最終關閉。
曾在道滘工作過的方慶中老人說，這個消亡的過程是與塑料產品取代草織品的過程同步。他認為，當年水草產量的下降是一個原因，但不至於埋葬整個產業，如道滘本身就不是水草產地，競爭不過塑料製品還是主因。曾經，草織品想了諸如打蠟、變花式等很多辦法應對競爭，但塑料產品美觀、輕便、耐用，更受歡迎。“那時候也沒有環保的概念，現在想來還是草織的東西好。”方慶中說。
湧口當年家家戶戶織水草的情景不復存在，傢俱製造等新產業早代替了傳統產業和手工業。袁惠平後來將《簡史》整理成一份資政參考，她想如果能結合旅遊開發、高檔手工業品製造做文章，草織行業還有重出江湖的可能。
原載《東莞日報》4月7日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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