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姑爹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普通人。拋開已經熟為人知的英雄事蹟，我給大家講述姑爹辛勞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講述他可歌可泣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發動“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為了奴化中國人，日本鬼子強迫中國百姓向在路邊站崗的日本兵行鞠躬禮。少年鄧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氣憤，他寧願繞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禮。
圖為：鄧稼先 新華社發
1948年，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院核物理專業接受了鄧稼先的入學申請。同年10月，他進入美國普渡大學學習。22個月後，他完成了題為《氘核的光致蛻變》的博士論文，於1950年8月20日獲得博士學位。
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第9天，鄧稼先放棄了去英國的機會，與百名愛國青年一道乘船回國。
1953年，鄧稼先與我姑姑許鹿希結婚。我祖父和祖母當面稱呼他“稼先”，私下談話時稱呼他為“鄧孩子”，視同己出。
1958年，姑爹受命研製核武器。其時，國家的經濟條件十分落後。姑爹領導的理論部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青年技術人員經常被飢餓困擾。有一次，姑爹凌晨3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覺的孫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來詢問。問題搞清楚了，天已經亮了。姑爹問大家：“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餓不餓？”孫清河抱怨說，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姑爹聞聽後從兜裡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4兩。
40多年後，孫清河回想起這件往事，十分激動地對我說：“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又沒有副食，糧票是多麼珍貴呀！當時，我拿著老鄧給我這4兩糧票的感覺，今天你給我4兩黃金也無法相比！現在想起來，我不應該收老鄧的糧票。”
為了節約計算時間並保證結果的正確性，鄧稼先注意培養大家的粗估能力。在每個方案開始計算之前，先用計算尺粗估出計算結果的範圍。如果超出粗估的範圍，就不浪費時間繼續算下去了。
在姑爹去世前，楊振寧先生去醫院看望時問他：“聽說你搞核武器只得了10塊錢獎金？”姑爹說：“不對，我得了20塊錢，原子彈10塊錢，氫彈10塊錢。”
“文革”結束後不久，在一次核試驗中，氫彈下降的速度過快，沒有引爆。為了儘早知道試驗失敗的原因，鄧稼先不顧一切地跳上吉普車，衝向預定的爆炸中心。大家極力勸阻他不要進入三百米半徑危險區，讓防化部隊進去了解情況。鄧稼先說：“這是我做的，我知道。大家誰也別去，你們進去了也是白受汙染。”說完他走入那片死亡之地。他了解到事故的原因是因為降落傘的問題，在下降過程中沒有打開。
長期工作在強輻射環境中的鄧稼先，被這次意外事故擊倒了。他開始便血，情況越來越嚴重，但是他顧不得去醫院檢查，心裡只有他的核武器。
1985年7月底，鄧稼先到北京向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等中央領導同志彙報工作。張將軍發現鄧稼先的氣色不好，逼著他去醫院檢查身體並馬上給解放軍總醫院打電話，說有一位功勳科學家要來檢查身體，請他們做好準備。鄧稼先不得不服從命令。
醫生檢查的結果是直腸癌中晚期，就生氣地問他：“你早幹什麼了？家屬來了沒有？”鄧回答：“我是請假來檢查身體的，身邊只有警衛員。”醫生命令鄧稼先說：“你今天不能走了。”不久，鄧稼先接受直腸癌手術。手術當天，早晨8點鐘，張愛萍將軍趕到醫院，在手術室外面等候結果，等了4個多小時。10個月後鄧稼先去世了。臨終前，他囑咐大家：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姑姑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外國少很多。楊先生聽後搖了搖頭說：若算上科學家的生命，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姑爹不僅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還是一位戰略家。1985年8月，姑爹接受手術以後，他忍著手術和化療帶來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寫出了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規劃的建議書。這是優秀的兒子寫給母親的最後一封萬金家書。建議書很快就被黨中央和國務院採納了。
姑爹一家的生活很簡單。起初，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給姑爹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後來調到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住到去世。他家裡沒有沙發，傢俱也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床以外沒有什麼擺設。僅有的兩個單人沙發是1971年為了接待回國探親的楊振寧從單位借的。去世之前，姑爹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本有資格搬到部長公寓，但他沒有搬。姑爹去世後，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裡，傢俱和陳設一點都沒有改變。
1996年6月，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五週年前夕，光明日報記者採訪了我父親、我姑姑、我祖父的祕書和我。記者問我姑姑，如果讓鄧稼先重新選擇，他還會走這樣一條路嗎？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說：他會的。祖國把關係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交給了他，他向祖國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夠如此被祖國信任，又能夠如此地報效祖國，是多麼難得啊！
（作者：許進，系鄧稼先妻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