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學校園一角。圖/CFP
文 / 錢煒
本文首發於總第816期《中國新聞週刊》
深圳這個致力於將自己打造成中國硅谷的城市，一直缺少一所像斯坦福那樣的大學，所謂“深圳無名校，名校在深圳”，引進名牌大學來深圳辦分校的方式，雖創業多艱，卻也立竿見影。但辦大學畢竟不是政績工程，深圳需要在時間中慢慢生長出真正的一流大學。
廣東湛江人全軍民至今還記得，在北京大學讀本科時，由於無法適應北方凜冽乾燥的氣候，一到冬天嘴脣就乾裂流血。因此，大學畢業時他選擇逃回南方讀研。2004年，當全軍民在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畢業時，聽說北大要在深圳辦一所研究生院，便毫不猶豫地前去應聘。
母校北大的金字招牌與家鄉適宜的氣候環境加在一起，讓他覺得真是一個絕佳的選擇。更有誘惑力的是，這是一個等待他去開拓的全新事業，“相當於現在叫得很響的創業。”
2013年，在海聞卸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長的時候，全軍民給他寫了一封郵件，大意是：在深研院辦學定位不夠清晰、辦學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感謝海院長大刀闊斧的改革，營造了讓科學家自由探索的土壤，使這裡的年輕人得以紮根成長，取得了原創性的突破。
如今，全軍民仍感嘆創業多艱，43歲的他已經有一頭與年齡不相稱的花白頭髮。但另一方面，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存在，卻是深圳引以為豪的事情。
“深圳無名校，名校在深圳”，當地流傳的這個說法是有底氣的：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清華與北大，以及東北老牌名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深圳都設有研究生院。這三所研究生院的學生畢業後拿到的學位證與畢業證，與本部的完全一樣。三所學校統一規劃，集中建設，共享圖書館與食堂，統稱為深圳大學城。
不久的將來，更多的名校將會出現在深圳。2016年，深圳市發佈了《關於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這份文件的主要內容即“深圳的大學計劃”：到2025年，深圳將擁有高校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約20萬人，3~5所高校綜合排名進入全國前50名，屆時將成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途徑，就是引進國內外名牌大學來深辦學，重點建設本科層次以上萬人規模高水平大學。
名校“拎包入住”
深圳對擁有一流大學的渴望由來已久。在這個誕生了騰訊、華為等高科技企業、致力於將自己打造成中國硅谷的城市，卻一直缺少一所像斯坦福那樣的大學。
早在1983年，深圳就創辦了以清華、北大和人大為“母本”的深圳大學。在深圳大學誕生二十餘年後，深圳又於2007年籌建了號稱“高等教育改革試驗田”的南方科技大學。
從小漁村到中國一線城市，深圳發展高等教育的衝動，是伴隨城市的發展升級而出現的。深圳大學城管理委員會主任吳惠瓊曾經長期在深圳市教育局工作。她說，成立於1980年的深圳特區，在誕生之初，城市的主要居民是操著全國各地口音、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因此，當時最迫切的是在職成人教育。彼時，特區的主要產業都是“三來一補”型加工貿易，急需英語與會計類人才，因而這兩個專業的成人教育最為火爆。
當時，剛成立沒幾年的深圳大學全日制學生的規模才不過幾千人，但其下屬的成人教育學院卻有數萬名學生。“那時候，深圳可以說是全民上夜校，這成了當地的一大風景。一到晚上，在公共汽車上都能看到人們在捧著書看。”
到了上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在全國全面鋪開，特區當年享受的很多優惠政策已經變成普惠政策。在經濟上，深圳面臨著被蘇州超越的可能，城市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吳惠瓊們發現，原先，有很多北京、上海名牌大學的畢業生都願意來深圳工作，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京滬來深的大學畢業生數量明顯下降。深圳的發展如何突破瓶頸？深圳人陷入了迷茫。
那時候，一篇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萬字網文，將深圳人的焦慮心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在2000年左右，深圳找到了一條突圍之路，就是科技轉型，這就意味著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
吳惠瓊解釋說，如果自己從零開始辦大學，根據國家規定，不能直接辦本科，而只能從專科院校起步。算起來，即使一切順利的話，最快也要28年才能辦一所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一本院校。“28年太長了。當時深圳自己都沒有28歲。”吳惠瓊說，於是，深圳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可不可以請國內其他地方的高校來深圳辦學？此時，正好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來訪，雙方一拍即合，並於2000年10月簽署了合作創建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的協議書。
之所以從研究生院起步，深圳有自己的小算盤：本科生的重點在教學，而研究生階段更多偏重於科研。深圳當時最急需的是高端人才與原創性的科研成果，這些通過辦研究生院就可以獲得。而且，當時通過調研發現，辦本科難度較大。在全國範圍內，本科教育的異地辦學，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清華與深圳合作的消息傳出後，國內很多高校都聞風而動，希望來深辦學。但深圳經過考慮，認為應當引進國內最好的大學。就這樣，繼清華之後，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也緊接著與深圳簽約合作辦學。
與國內很多大學城的建設都是靠大學負債經營不同，容納了上述三所大學研究生院的深圳大學城，是深圳市政府的“交鑰匙工程”，即由深圳出錢、出力負責建設，學校只需“拎包入住”。2003年，位於深圳市南山區的西麗大學城建成投入使用。
在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馬陸亭看來，中國經濟最發達、最開放的城市，與全國最好的大學合作辦學，是一項創舉。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國內一流大學研究生院進駐深圳，本身就是一個不可估量的金字招牌，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不可複製的。這種結果，也使得深圳大學城明顯有別於國內其他城市紛紛興建的大學城。
“親兒子”與“女婿”
2014年，在中部地區某985高校讀書的趙峰（化名）在報考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時，考分比分數線低了幾分，被調劑至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國際法學院。他這才第一次得知北大在深圳還有個分部。經瞭解，國際法學院同時教授中美兩國法律，畢業時同時授予美國法學博士（J.D.）和中國法學碩士雙學位，這聽起來頗有吸引力，他便服從了分配。
來到深圳，趙峰發現自己的決定非常正確。在這裡，有一年的時間學習美國法律，老師用全英文授課，這讓趙峰的英語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漸漸地，他還發現，這裡的學術氛圍非常自由，教授與學生常常在課堂上針鋒相對地討論問題，課業壓力也比普通的法學碩士項目要重很多。幾年下來，他感到收穫頗豐。
趙峰是幸運的。如果他晚來兩年，由於報名者眾，競爭激烈，學院只招收第一志願的學生而不再接收調劑生。而如果他早來幾年，不僅國際法學院還沒有成立，而且他還會遭遇很多想象不到的不如意。
2004年，當海聞剛來到北大深研院時，瞭解到的情況令他感到震驚：當時，深研院的教學由北大本部的老師來承擔，由於要優先保證本部的授課，深圳這邊只能提前一週安排下一週的課程。有時為了節省成本，老師飛過來待上幾個星期，就把一個學期的課全都上完。本部的大牌教授幾乎不過來，來了也只是作個講座，來上課的都是年輕教師。
由於教學不能保證，學生怨言很大。此外，三所高校剛開始在深圳辦學，學校規模小，有的學生即使被錄取到深圳校區也不願意過來，即使來了也想盡快回本部，因而大學城裡沒有人氣，更談不上什麼校園活動與文化了。
海聞剛來深研院那兩年，正是深圳大學城發展的低谷期。儘管深圳市並未縮減對大學城的經費支持，但是整個社會輿論都對大學城非常不利。海聞在參加深圳南山區“兩會”的時候，就有本地代表委員當著他的面說，“大學城就是一個鬼城”“外來的和尚也不一定能念好經”。海聞回憶說，“當時，深圳方面就覺得，是你們不好好幹，沒有把學校辦好。”
即使慶幸自己的選擇，趙峰也有吐槽，“如果要說這裡有什麼缺點，那就是學費太貴了！”和國內普通法碩3年6萬元人民幣的學費相比，國際法學院的學費竟高達4年24萬。對此，海聞坦承，由於是國際項目，國際法學院收這樣高的學費也是迫不得已。而學費高的原因，是北大深研院長期辦學經費緊張。
根據協議，深圳市政府實行所謂“差額撥款”，承擔45.5％的生均經費，剩下部分由學校承擔。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北大從來就沒有出過錢。不僅北大如此，大學城裡的另兩家研究生院也是如此遭遇。
為解決困境，海聞想出了賺錢的路子：在匯豐商學院舉辦收費高昂的MBA和EMBA項目。“一到週末，匯豐商學院門口就停滿了各種牌子的豪車，還經常堵車，都是深圳本地的老闆來上課。”吳惠瓊說。海聞此舉收效顯著。在這些項目的支持下，匯豐商學院不僅能夠自給自足，還能夠補貼北大深研院的其他院系。
“我們在夾縫中努力地生存。”海聞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在卸任北大深研院院長之後，他留任匯豐商學院院長一職。卸任時他發表了一場演講，指出北大深研院仍存在的四大問題，其中經費問題位列第一。他說，儘管自己通過親自抓培訓和各種渠道籌資，才保證了這些年預算基本平衡，但顯然這種狀況並不可持續。“因為深研院規模較小，人均的固定成本就高。其次，由於遠離北京主校區，要想吸引與本部相同水平的學生與老師，就要提供更好的待遇，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創建初期，深圳市的撥款尚可以覆蓋深研院的運行費用，且還有一定優勢。全軍民記得，那時候，招聘一名老師的年薪是30萬元人民幣，這在21世紀初的人才市場上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但十幾年過去了，教師的工資基本沒漲。一名“青年千人”在深研院只能拿到三四十萬年薪，如果去了南科大，啟動年薪能高達六七十萬，還能分到租金很低的房子。最近幾年，深研院就有好幾位教師被南科大、深大挖走。
如果說北大、清華兩校深研院是深圳市的“女婿”的話，那麼，深圳大學與南方科技大學就是深圳市的“親兒子”，獲得了當地財政的鼎力支持。2017年，既非“985”也非“211”序列的深圳大學的預算總收入高達45億元，即使與教育部直屬的75所大學相比，它也能排到第29名；實際辦學還不到5年時間的南科大，總預算也有近23億元。相比之下，體量跟南科大差不多的北大深研院，2017年的預算收入只有4.5億元，可謂天壤之別。
由於有了充足的財力支撐，定位為研究型大學的南科大，成了北大深研院在當地有力的競爭對手。全軍民說，在他所在的化學領域，在2014年之前，他們院發表的高水平論文數，佔深圳發表論文總量的三分之二，遠遠領先於第二名。但南科大成立後，就迅速佔據了第二名的位置，並且與他們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最近，南科大又在計劃購買5000萬元一臺的冷凍電鏡，而我們做個冷凍電鏡實驗還得去清華排隊。照這個勢頭髮展下去，南科大遲早會超過我們，因為他們的條件實在比我們好太多了。”
為了解決自身發展遇到的困境，2006年，深圳大學城管委會邀請馬陸亭來作調研。馬陸亭發現，對於如何辦學，深圳市和大學兩方面存在一定的認識錯位：深圳方面總希望大學城能更多地為當地服務，而學校則認為地方不懂教育，而且對於涉及到影響自身品牌的問題非常敏感。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深圳市有人問：既然三家名校的研究生院開在了家門口，那麼我們讀你們的研究生是不是更容易？能不能過了國家線就錄取？
對此，馬陸亭說，深圳市應當有這個胸襟：既然想建世界一流大學，就要按高等教育的規律來辦事。而對於大學來說，在堅守學術水準的同時，也應當注意結合所在區域的特點。“你在深圳辦學，跟在北京辦學畢竟是不一樣的。斯坦福大學就推動了硅谷的建設，深圳大學城也應當照這樣的目標來辦學。”
吳惠瓊則解釋說，大學城在發展初期沒有驚豔的成績，這個過程也有客觀必然性。三校的老師剛從本部“移植”過來，還需要時間適應環境、重新尋找課題，從頭開始研究，這需要一個過程。
“深圳人就是對速度太在意了！因為深圳其他領域都發展得太快了，日新月異，其實高等教育也發展得很快，但一和其他領域比較起來，就顯得好像慢了。然而，辦大學不像蓋房子或者抓高考升學率，能立竿見影馬上見效。”吳惠瓊感嘆說。
“加州大學模式”
起初，北大深研院下設的專業都是本部院系的延伸，比如，光華管理學院的金融學碩士、法學院的法學碩士以及一些理工科專業，在本部統一招生後，劃撥一部分排名靠後的學生錄取到深研院來。
海聞來深圳後不久，在校園裡遇到一個曾在本部上過他的課的學生，他就問，“你怎麼跑這兒來了？”學生笑笑說，“分不夠唄！”學生無奈的表情觸動了他，他覺得，這樣做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任。同時，他又感到，深研院的硬件設施不錯，比他剛回國創辦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的條件已經好了很多，而深圳這個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方，應該擁有一所一流的商學院。
對於如何辦深研院，海聞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在美國加州大學多個分校都學習和工作過的他認為，北大深研院應該走類似於加州大學的模式，即深研院的院系不能是本部院系下面的二級學院，必須是獨立的院系。否則，“同一品牌、同一水準”的辦學口號就永遠實現不了。北大的各院系在深圳辦分院，別說要超越本部學院，實際上連本部的水平都不可能達到。
2005年，海聞以北大副校長的身份出任北大深研院常務副院長；2008年，升任深研院院長。他先創立了一個獨立於北大光華和經濟學院的商學院，自己同時兼任商學院院長。為辦好商學院，他從國外聘請名師前來授課，並與香港大學金融系合作，目標是培養有經濟學理論功底的金融人才。
2008年，商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平均起薪18.5萬，在國內一炮打響。同年，英國匯豐銀行捐贈1.5億元人民幣，支持商學院辦學，北大深圳商學院被冠名為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
起初，學院只能“撿漏”式招生，即在過了北大分數線但沒考上光華和經院的學生裡調劑。到了2009年以後，商學院就不再接受調劑，錄取分數線已經超過了北大本部的一些院系。“我們現在已經躋身全國最好的商學院之列。”海聞頗為自豪地說。
隨即，海聞又創辦了國際法學院，聘請美國康奈爾大學原校長擔任法學院院長，並重整理工科院系。在海聞給北大深研院定下的16字辦學方針裡，“交叉學科”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比如，全軍民所在的化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院，綜合了化學基因組學、生物學、轉化醫學等多個學科，以研發新藥為導向；匯豐商學院融合了經濟和金融兩個學科；而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則實現了文理交叉。這些都是在北大本部已經固化的教學體系下難以實現的。
海聞解釋這樣做的原因時說，“短期內，我們要和本部差異化競爭，儘量揚長避短，集中力量，發展一些新領域。但從長遠來看，分院和本部的相同專業可以並駕齊驅，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洛杉磯分校都有經濟系，都很牛，這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與此同時，本部原先在深圳的大部分院系也陸續撤回。到如今，北大深研院共擁有8個院系，全日制研究生規模達到3000人。
不過，學校的定位與機制沒有明確，依然是制約北大深研院發展的根本因素。對於北大來說，深研院究竟算哪一級機構？一方面，深研院是獨立法人，院長是北大副校長，因此它該是一個副校級的獨立校區。但另一方面，深研院的學科發展、招生名額、學位審核等都要通過本部院系和各個部門，又像是一個二級院系。
海聞直言，由於存在著一定的（或潛在的）競爭關係，北大本部相關院系並非都全力支持深研院同類專業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北京本部校區跟深研院分別是北大平級的兩個校區，本部應該既是“兄長”又是“父親”，但如果只有“兄長”的心態，當然就把深圳分部看成了競爭對手。
“當初北大派我來，明確希望我按加州大學的模式將深圳辦成一個校區。而後領導有了不同想法，但對深研院面臨的問題卻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海聞說，在深研院剛起步的時候，由於太弱小，本需要北大的大力支持，但學校實際上沒有認真投入。現在深圳校區做大、做強了，本部反倒開始關心起來，開始擔心分校區辦得不好有損學校聲譽。“這就像是家長管孩子，小時候該管不管，長大了不該管了反而要管。”
多方人士表示，對於名校在深圳辦分校的定位問題，學校與地方政府缺乏共識。校方的想法往往是，分校區不是我要辦的，是深圳要辦的，深圳對外來的學校不公平，沒有給予公平待遇。深圳方面則認為，這是雙方合作，我已經出了我該出的那部分錢了，剩下的部分該學校出了，學校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馬陸亭預言，深圳大學城模式的執行結果，極端的情況有兩種：最好的情況是，充分調動市、校雙方的積極性，在人力、物力上發揮各自優勢，大學城的發展形成齊抓共管的大好局面；最壞的情況是，雙方都沒有積極性，大學城從“兩不靠”最終發展成“兩不管”。
對此，他認為，在深圳財力充足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未嘗不可一步到位，給予北大、清華兩所深研院全額撥款。從長遠來看，這些異地辦學的校區，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就必須本地化，真正成為本地學校。因此，深圳市完全可以放下是不是“親兒子”的糾結，再往前多走一步。
深圳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長張祥雲當年曾參與了深圳大學城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17年前，在撰寫研究報告時，他心裡就有一個當時還不能公開的想法：這些異地辦學的項目必須、也只能本土化，最終成長為深圳自己的大學，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如今，他很欣慰地說，自己的預測正在變成現實。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內景。圖/CFP
“中國的斯坦福”
張祥雲如此樂觀的依據，是深圳大學城裡的第三家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辦學經歷。海聞也承認，深圳大學城剛起步時，清華、北大兩家還沒有什麼人氣，那時候哈工大的研究生院就辦得不錯了。
如今，哈工大已經在三校中率先辦起了本科教育，正在籌建哈工大深圳校區。2017年7月11日，教育部正式覆函哈工大，同意該校深圳校區正式舉辦本科生教育，並安排單獨招生代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意味著哈工大率先實現了海聞所設想的“加州大學模式”。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長、哈工大（深圳）籌建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姚英學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對於哈工大來說，來深圳辦學有著實際意義。在2000年前後，校領導已經感到，由於受“大鍋飯”思想影響過深，東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明顯落後於全國，這將制約學校的進一步發展。
由於歷史的原因，過去哈工大教師的主體是南方人；但到了新世紀，教師群體中的南方人大幅減少，學校也很難在南方地區招到老師。同時，哈工大在南方省份的招生分數線也明顯低於學校的實際地位和水平。
另一方面，哈工大過去的發展重點是為軍用工業輸出人才與科研成果，隨著新形勢的發展，學校感到需要加強與民用工業的聯繫與合作，而學校偏居東北，遠離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因此，學校敏銳地抓住了當時可以來深圳辦學的機遇。
長久以來，深圳對大學城有一個看法：研究生是按學科招生的且規模小，而本科教育是按地域招生的，按國家規定，大學所在地都保有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額。因此，深圳市希望三校能夠把本科教育也在深圳辦起來，讓本地學生能夠上得了家門口的名牌大學。
舉辦本科教育，對學校也有實際好處：可享受本地院校同等待遇，也就能夠解決辦學經費緊張的問題。因此，辦本科教育，也是海聞一直希望實現的目標。
然而，北大對此卻有疑慮，因為辦本科難度特別大，要求課程、師資、實驗室等體系都必須完整，如果做不到，就會造成人才培養質量下滑。其次，鑑於一些歷史經驗，新校區的錄取分數往往低於本校區，造成兩個分數線。而這兩點在北大看來，都是有損自身品牌的事情，因此積極性不高。
但海聞並不這麼看。他認為，中國的一流大學需不需要異地辦學，不是一所大學自身的事情，而是事關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美國最好的大學哈佛大學確實不在外地辦學，那是因為美國像哈佛這樣的一流大學，起碼有十來個，而中國的一流大學太少，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是稀缺的。
北大、清華每年只招6000名學生，但實際上現在國內要求上一流學校的需求很大，遠遠超過了這一數量。這也是為何國內很多優秀高中生不參加高考直接出國上大學的原因。“一個大學的品牌，不像辦企業那樣，可以迅速崛起。因此，一流大學辦分校，更容易達成目標，北大深圳校區完全可以辦成跟本部水平不相上下的新校區，照我的設想，如果北大定位為中國的哈佛，那北大深圳就是中國的斯坦福。”海聞說這個話的時候充滿激情。
深圳市幾年前確實曾邀請清華、北大、哈工大三校在深圳拓展本科教育，但當時只有哈工大接了橄欖枝。2009年，深圳市與哈工大簽訂了辦本科教育的合作備忘錄，不過此後曾一度陷入僵局。2013年，哈工大經過進一步思考與討論，最終消除顧慮，下定決心來深拓展本科教育。2014年4月，哈工大（深圳）建設正式拉開序幕。另據有關人士透露，儘管北大與深圳市也簽署了關於展開本科教育的備忘錄，但目前進展依然較慢。
2016年以來，哈工大使用本部的招生代碼已經為深圳校區招了兩屆本科生，情況出人意料地紅火。談起這些，姚英學樂得合不攏嘴。他說，按照校方的預期，新校區第一年招生，錄取分數線不會太高，可能會比本部略低，但最終的錄取分數線竟與本部持平。到了今年，深圳分校一些熱門專業的錄取分數線甚至高過了本部。在教師招聘方面，一些人才不願意去哈爾濱，但聽說是深圳校區，就樂意過來了。
對於深圳校區與本部的關係，姚英學表示，這個說不清，大約是介於一個二級學院與一個獨立學校之間。新校區的權限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二級學院，是獨立法人，獨立核算，校本部對其沒有干預，只有監督。
“一流大學之窗”
“深圳再辦個8所、10所大學都不嫌多。”儘管北大深研院發展並不盡如人意，但海聞對深圳高教發展潛力還是信心十足。這是因為，作為經濟總量長期居全國第四位、實際居住人口高達2000萬的深圳，其擁有的高校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遠落後於北京和上海。
深圳市教育局在書面回答《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近年來，深圳之所以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組長的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領導小組，將高教發展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是由於深圳高等教育仍然薄弱，與國內外高等教育發達的城市相比差距較大，與城市經濟地位不匹配，特別是整體規模偏小，缺乏高水平大學，人才培養層次偏低，創新能力也較弱。
根據深圳市教育局給出的信息，深圳現有高校13所，除了深圳大學城裡的三所高校以及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山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暨南大學深圳旅遊學院，以及3家職業技術學院和一所廣播電視大學。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已有的高等院校中，有7所為外地或境外大學在深的異地辦學校區，所佔比例超過一半。
如果說，2000年的深圳大學城建設是深圳的第一波合作辦學熱潮的話，那麼，眼下深圳正進入高等教育合作辦學的一個新階段。
在深圳市的10個區中，有8個區都提出了自己的“大學計劃”。擁有深大、南科大及深圳大學城的南山區，是深圳高教資源最為密集的區域。據《蛇口消息報》報道，2016年，南山區又接連簽署協議，引入北大深圳校區、清華大學深圳國際校區、中國科學院大學深圳校區，以及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等合作辦學項目。南山區區長王強透露，上海交通大學也將在深圳設立校區，選址也在大學城所在的西麗附近。
在深圳，能在高教發展領域與南山區勢均力敵的就是龍崗區。該區副區長黃惠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作為深圳市較新成立的一個區，龍崗是深圳的產業大區，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迅猛，2016年以3177億元的GDP總產值居深圳市第三位。為了給未來產業發展提供高科技支撐，龍崗區也堅持走中外合作辦學之路。
目前，龍崗區已有3所大學，其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已從2014年開始招生；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將於今年啟動招生；由廣州中醫藥大學與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合辦的深圳墨爾本生命健康工程學院計劃於明年招生。此外，龍崗區還擬辦吉大－昆士蘭大學、哈工大與澳洲一所大學合作的國際太空科技學院，以及同濟大學與米蘭理工大學合辦的設計創意學校。
黃惠波表示，相比深圳市其他區，龍崗區辦高教的優勢在於擁有較為充足的且基礎設施成熟的土地。
另據媒體報道，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等國內高校也正在與深圳洽談或籌備合作辦學事宜。
不過，在深圳市教育局的官方口徑中，除了已有的13所大學外，正在籌建的大學只出現了北大、清華、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深圳墨爾本生命健康工程學院、湖南大學羅切斯特設計學院的名字。
對此，深圳市教育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表示，涉及到部屬大學的異地辦學項目，都需要上報教育部批准才可實施，在此之前不便大肆宣揚。對於已經確定的辦學項目，其經費及運作機制並不會直接拷貝深圳大學城的模式，而是採取一事一議的原則。
由於哈工大在深辦學取得了成功，國內不少有異地辦學想法的大學都來學習取經。最近，上海某著名高校也打算在深圳辦學，因此來諮詢姚英學的意見。姚英學卻給對方澆了盆冷水，“哈工大之所以要來深圳辦學，是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而本校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制約了其發展。而他們在上海，資源豐富，財力雄厚，根本不需要來一個新地方重起爐灶。對於吸引教師和學生來說，深圳之於上海也沒有比較優勢。更何況，在一個新地方克隆出一個學校來，最快也需要10~15年，到那個時候，他們早就在上海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了。他們跟清華、北大來深圳辦學一樣，沒有實質性意義。”
張祥雲也表示，如果要對當初的深圳大學城有什麼反思的話，那就是深圳應當對究竟要引進什麼樣的學校考慮更加周全。他認為，也許深圳並不需要尋找那些最頂尖的學校，而是退而求其次，選擇那些地處偏遠的欠發達地區的名牌大學，可能效果會更好。這是因為，那些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學，已經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與資源，並沒有內在需求去異地辦學，它們反而更多地對於辦分校區有各種各樣的顧慮。而那些欠發達地區的重點大學，由於受到地方經濟發展的侷限，會有擺脫困境的衝動。它們來深圳，往往能夠踏踏實實地辦學。
對於深圳高教事業的高歌猛進，姚英學持贊成態度。但是，他想告訴那些國內高校，“千萬不要想著來深圳圈錢、圈地，只有那些來了之後能真正提升自身品牌實力的學校，才能把異地辦學辦好。”
對於深圳發展高教的路徑，有人用一個比喻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深圳曾把全國的風景名勝集中在一起，建了一個“錦繡中華”；又把全世界的著名景觀模仿了一遍，建了一個“世界之窗”；現在又要搞一個“一流大學之窗”，這樣做是欠考慮的。一個理想的高等教育體系應當像一個森林生態體系，什麼類型、什麼層次的學校都有，而不是個個都辦成世界一流大學。
海聞則表示，由於歷史的原因，深圳，乃至整個廣東，都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窪地。深圳特區其實也很像美國的加州，既是冒險家的樂園，又是文化的沙漠。“100多年前，斯坦福大學也被人看作是野雞大學；20世紀60年代前它還默默無聞，而今卻成為西部的哈佛。辦大學不是一個立竿見影的政績，至少要給它20年的時間慢慢生長。短期來看，引進外面的學校來辦學，見效快，但長期來看，還是需要深圳自己辦大學。”
與海聞有同樣眼光，深入瞭解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人士都認為，深圳需要大學，深圳未來一定會出現一流大學。中國高等教育格局應呈現多極化趨勢，而深圳，必將成為中國南方新的高等教育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