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頭新聞記者 徐日明
15日，周東元又送一名患兒離開重症監護室，孩子一直在笑著，周東元好像笑得更開心。周東元今年56歲了，是哈爾濱市兒童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年復一年，每當把孩子送出重症監護室，孩子住進普通病房，都是他最高興的時候。
周醫生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普通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都是老大，但是他家例外。他家裡兩個哥哥，大哥沒趕上恢復高考直接工作了，二哥沒考上大學也參加了工作，全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
父母都是農民，家裡能出一個大學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他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發現我不學習，就是一頓打。”周東元笑稱，自己是被打出來的大學生。
“然而，這樣的努力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大學畢業後工作第一個月，收入就是父母的兩倍呢。”周東元說。
小學當班長帶同學集體不寫作業
回家後捱打時掃帚都打飛了
周東元個子不高，一米六十多一點，當時是西大橋一帶有名的聰明孩子。白天不怎麼學習，知識看一遍就能會，經常看到他放了學就在外面玩，但是考試的時候卻一直都是100分。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學校得到了班長這個職位。
“班長就是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的，可是我這個班長當得不怎麼樣。”周東元說，當時的小學只有半天課，放了學做完作業還會有大把的時間，這些時間都是玩。有一次，他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但是把寫作業的事忘記了，第二天全班多數學生都沒能交上作業。老師一問，班長也參與了，於是就定性成了“班長帶領大家不寫作業”。
這事太大了，周東元的父母被請到了學校。回家以後，父親不由分說，拿起掃帚就打。周東元說：“我小的時候在家裡最怕掃帚了，父母都是農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貪玩不學習，就是一頓揍，那次打得不輕，我記得掃帚都打飛了。”
“父母只用掃帚打？還用別的了嗎？比如拖鞋？”當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周醫生認真地想了好久說：“當時……我們一個同學家裡有拖鞋，我們家裡沒有，就算有也捨不得用，因為拖鞋很貴的。”
龍頭新聞記者 徐日明
15日，周東元又送一名患兒離開重症監護室，孩子一直在笑著，周東元好像笑得更開心。周東元今年56歲了，是哈爾濱市兒童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年復一年，每當把孩子送出重症監護室，孩子住進普通病房，都是他最高興的時候。
周醫生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普通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都是老大，但是他家例外。他家裡兩個哥哥，大哥沒趕上恢復高考直接工作了，二哥沒考上大學也參加了工作，全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
父母都是農民，家裡能出一個大學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他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發現我不學習，就是一頓打。”周東元笑稱，自己是被打出來的大學生。
“然而，這樣的努力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大學畢業後工作第一個月，收入就是父母的兩倍呢。”周東元說。
小學當班長帶同學集體不寫作業
回家後捱打時掃帚都打飛了
周東元個子不高，一米六十多一點，當時是西大橋一帶有名的聰明孩子。白天不怎麼學習，知識看一遍就能會，經常看到他放了學就在外面玩，但是考試的時候卻一直都是100分。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學校得到了班長這個職位。
“班長就是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的，可是我這個班長當得不怎麼樣。”周東元說，當時的小學只有半天課，放了學做完作業還會有大把的時間，這些時間都是玩。有一次，他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但是把寫作業的事忘記了，第二天全班多數學生都沒能交上作業。老師一問，班長也參與了，於是就定性成了“班長帶領大家不寫作業”。
這事太大了，周東元的父母被請到了學校。回家以後，父親不由分說，拿起掃帚就打。周東元說：“我小的時候在家裡最怕掃帚了，父母都是農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貪玩不學習，就是一頓揍，那次打得不輕，我記得掃帚都打飛了。”
“父母只用掃帚打？還用別的了嗎？比如拖鞋？”當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周醫生認真地想了好久說：“當時……我們一個同學家裡有拖鞋，我們家裡沒有，就算有也捨不得用，因為拖鞋很貴的。”
父母說不學習就得“修理地球”
悄悄跟父母去種地 學習意願堅定了
周東元小時候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得和我們一起‘修理地球’。”啥叫“修理地球”？周東元一直想跟著父母去看看他們的工作，但是一直沒有被允許。10歲那年，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他決定要跟著父母去看一看他們怎麼“修理地球”。
周東元在父母出門的時候不動聲色，父母出門後他也急忙跑出來，跟在父母的身後。看父母坐上了11路公交車，他就從後門上去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公交車總共也沒幾輛，車上的人實在太多了，售票員看到他是一個單獨的小孩，就讓他坐在售票的位置上，等到父母下車，他就也跟著父母下了車，不遠不近地跟著他們走了40多分鐘，這才到了他們“修理地球”的地方，那就是種菜的地方。父母這才看到周東元也跟來了，可是也沒辦法，只能任他在地裡玩。
“那天玩得挺高興，但是大人們卻很累，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個老伯看到有小孩來了，往鍋裡扔了幾片肥肉，最後都盛給了我。那天的經歷，真的理解了課文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還是好好讀書吧，倒不是說種地有什麼不好，但就你這身材，你能拿得起鋤頭嗎？”父親對周東元說。
幾年後，周東元考取了哈師大附中，是哈爾濱市的重點中學。
龍頭新聞記者 徐日明
15日，周東元又送一名患兒離開重症監護室，孩子一直在笑著，周東元好像笑得更開心。周東元今年56歲了，是哈爾濱市兒童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年復一年，每當把孩子送出重症監護室，孩子住進普通病房，都是他最高興的時候。
周醫生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普通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都是老大，但是他家例外。他家裡兩個哥哥，大哥沒趕上恢復高考直接工作了，二哥沒考上大學也參加了工作，全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
父母都是農民，家裡能出一個大學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他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發現我不學習，就是一頓打。”周東元笑稱，自己是被打出來的大學生。
“然而，這樣的努力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大學畢業後工作第一個月，收入就是父母的兩倍呢。”周東元說。
小學當班長帶同學集體不寫作業
回家後捱打時掃帚都打飛了
周東元個子不高，一米六十多一點，當時是西大橋一帶有名的聰明孩子。白天不怎麼學習，知識看一遍就能會，經常看到他放了學就在外面玩，但是考試的時候卻一直都是100分。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學校得到了班長這個職位。
“班長就是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的，可是我這個班長當得不怎麼樣。”周東元說，當時的小學只有半天課，放了學做完作業還會有大把的時間，這些時間都是玩。有一次，他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但是把寫作業的事忘記了，第二天全班多數學生都沒能交上作業。老師一問，班長也參與了，於是就定性成了“班長帶領大家不寫作業”。
這事太大了，周東元的父母被請到了學校。回家以後，父親不由分說，拿起掃帚就打。周東元說：“我小的時候在家裡最怕掃帚了，父母都是農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貪玩不學習，就是一頓揍，那次打得不輕，我記得掃帚都打飛了。”
“父母只用掃帚打？還用別的了嗎？比如拖鞋？”當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周醫生認真地想了好久說：“當時……我們一個同學家裡有拖鞋，我們家裡沒有，就算有也捨不得用，因為拖鞋很貴的。”
父母說不學習就得“修理地球”
悄悄跟父母去種地 學習意願堅定了
周東元小時候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得和我們一起‘修理地球’。”啥叫“修理地球”？周東元一直想跟著父母去看看他們的工作，但是一直沒有被允許。10歲那年，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他決定要跟著父母去看一看他們怎麼“修理地球”。
周東元在父母出門的時候不動聲色，父母出門後他也急忙跑出來，跟在父母的身後。看父母坐上了11路公交車，他就從後門上去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公交車總共也沒幾輛，車上的人實在太多了，售票員看到他是一個單獨的小孩，就讓他坐在售票的位置上，等到父母下車，他就也跟著父母下了車，不遠不近地跟著他們走了40多分鐘，這才到了他們“修理地球”的地方，那就是種菜的地方。父母這才看到周東元也跟來了，可是也沒辦法，只能任他在地裡玩。
“那天玩得挺高興，但是大人們卻很累，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個老伯看到有小孩來了，往鍋裡扔了幾片肥肉，最後都盛給了我。那天的經歷，真的理解了課文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還是好好讀書吧，倒不是說種地有什麼不好，但就你這身材，你能拿得起鋤頭嗎？”父親對周東元說。
幾年後，周東元考取了哈師大附中，是哈爾濱市的重點中學。
每逢考試前都得病一場
母親拿著針管給他打青黴素
“我能考取醫科，主要原因就是我自己身體不好，總是有病，尤其是考試之前，我想學了醫科之後，至少能給自己看病，只是沒想到當了兒醫，還是看不了自己的病。”周東元說。
在學生時代，周東元和每個學生一樣，記憶最深的就是考試，而對於考試記憶最深的，那就是考前必有病一場。說不清是來自心裡的壓力，還是軀體上的不適，亦或是心理學上講的潛意識中的暗示，但結果都是一樣的，每到期中或是期末這樣的大型考試以前，他都會病一場。父母總是說，他就是沒學會，心裡沒底才會害怕，才會總生病。
有一次，在期末考試之前，周東元又病了，母親帶著他來到衛生所。當時幾乎沒有靜脈輸液，都是用大針管打青黴素肌肉針，護士拿著大針管給他紮上之後，把針管交給周東元的母親囑咐說：“我還要照顧其他患者，你自己推，慢一點，別一下子把藥都推進去就行。”而母親也真是按照護士說的做了。
“當時的護士膽子可真大，怎麼就敢把針管交給患兒家屬呢？患兒家屬的膽子也夠大，還真就敢自己打，那次的恐懼刻骨銘心啊。也正是因為有了那次害怕的經歷，我當了醫生以後，就變得小心翼翼，因為我知道患兒生病的時候本身就很恐懼，醫生的忽視會讓他們更害怕的。”周東元說。
龍頭新聞記者 徐日明
15日，周東元又送一名患兒離開重症監護室，孩子一直在笑著，周東元好像笑得更開心。周東元今年56歲了，是哈爾濱市兒童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年復一年，每當把孩子送出重症監護室，孩子住進普通病房，都是他最高興的時候。
周醫生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普通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都是老大，但是他家例外。他家裡兩個哥哥，大哥沒趕上恢復高考直接工作了，二哥沒考上大學也參加了工作，全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
父母都是農民，家裡能出一個大學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他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發現我不學習，就是一頓打。”周東元笑稱，自己是被打出來的大學生。
“然而，這樣的努力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大學畢業後工作第一個月，收入就是父母的兩倍呢。”周東元說。
小學當班長帶同學集體不寫作業
回家後捱打時掃帚都打飛了
周東元個子不高，一米六十多一點，當時是西大橋一帶有名的聰明孩子。白天不怎麼學習，知識看一遍就能會，經常看到他放了學就在外面玩，但是考試的時候卻一直都是100分。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學校得到了班長這個職位。
“班長就是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的，可是我這個班長當得不怎麼樣。”周東元說，當時的小學只有半天課，放了學做完作業還會有大把的時間，這些時間都是玩。有一次，他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但是把寫作業的事忘記了，第二天全班多數學生都沒能交上作業。老師一問，班長也參與了，於是就定性成了“班長帶領大家不寫作業”。
這事太大了，周東元的父母被請到了學校。回家以後，父親不由分說，拿起掃帚就打。周東元說：“我小的時候在家裡最怕掃帚了，父母都是農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貪玩不學習，就是一頓揍，那次打得不輕，我記得掃帚都打飛了。”
“父母只用掃帚打？還用別的了嗎？比如拖鞋？”當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周醫生認真地想了好久說：“當時……我們一個同學家裡有拖鞋，我們家裡沒有，就算有也捨不得用，因為拖鞋很貴的。”
父母說不學習就得“修理地球”
悄悄跟父母去種地 學習意願堅定了
周東元小時候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得和我們一起‘修理地球’。”啥叫“修理地球”？周東元一直想跟著父母去看看他們的工作，但是一直沒有被允許。10歲那年，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他決定要跟著父母去看一看他們怎麼“修理地球”。
周東元在父母出門的時候不動聲色，父母出門後他也急忙跑出來，跟在父母的身後。看父母坐上了11路公交車，他就從後門上去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公交車總共也沒幾輛，車上的人實在太多了，售票員看到他是一個單獨的小孩，就讓他坐在售票的位置上，等到父母下車，他就也跟著父母下了車，不遠不近地跟著他們走了40多分鐘，這才到了他們“修理地球”的地方，那就是種菜的地方。父母這才看到周東元也跟來了，可是也沒辦法，只能任他在地裡玩。
“那天玩得挺高興，但是大人們卻很累，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個老伯看到有小孩來了，往鍋裡扔了幾片肥肉，最後都盛給了我。那天的經歷，真的理解了課文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還是好好讀書吧，倒不是說種地有什麼不好，但就你這身材，你能拿得起鋤頭嗎？”父親對周東元說。
幾年後，周東元考取了哈師大附中，是哈爾濱市的重點中學。
每逢考試前都得病一場
母親拿著針管給他打青黴素
“我能考取醫科，主要原因就是我自己身體不好，總是有病，尤其是考試之前，我想學了醫科之後，至少能給自己看病，只是沒想到當了兒醫，還是看不了自己的病。”周東元說。
在學生時代，周東元和每個學生一樣，記憶最深的就是考試，而對於考試記憶最深的，那就是考前必有病一場。說不清是來自心裡的壓力，還是軀體上的不適，亦或是心理學上講的潛意識中的暗示，但結果都是一樣的，每到期中或是期末這樣的大型考試以前，他都會病一場。父母總是說，他就是沒學會，心裡沒底才會害怕，才會總生病。
有一次，在期末考試之前，周東元又病了，母親帶著他來到衛生所。當時幾乎沒有靜脈輸液，都是用大針管打青黴素肌肉針，護士拿著大針管給他紮上之後，把針管交給周東元的母親囑咐說：“我還要照顧其他患者，你自己推，慢一點，別一下子把藥都推進去就行。”而母親也真是按照護士說的做了。
“當時的護士膽子可真大，怎麼就敢把針管交給患兒家屬呢？患兒家屬的膽子也夠大，還真就敢自己打，那次的恐懼刻骨銘心啊。也正是因為有了那次害怕的經歷，我當了醫生以後，就變得小心翼翼，因為我知道患兒生病的時候本身就很恐懼，醫生的忽視會讓他們更害怕的。”周東元說。
父親向別人講他兒子考上大學
聲音大得好遠都聽得見
讓孩子上大學，是周家父母一生的希望。在家裡，父母的希望最早是寄託在大哥身上的，大哥讀完了高中，當時還沒有恢復高考，大哥工作了。隨後的希望又在二哥身上，但是二哥學習成績一般，沒有考上大學。這樣一來，周東元就是家裡的全部希望。
周東元的父母經常說：“你們一定得好好學習，將來考上個大學給我看看，就算不能，考上個‘半大學’也好。”周東元心裡當然明白，父母口中的“半大學”指的就是中專，當時初中畢業以後學習好的學生往往都去考中專了。
但是希望歸希望，父母對周東元的幫助還是很有限，就連高考也沒能送他去考。只是在高考前，由二哥騎著家裡的那輛二八“大國防”自行車，帶著他去考試的19中去轉了一圈，讓他認一下路，這就算是家裡對他高考的幫助了。
1982年7月7日，哈爾濱下著大雨，周東元自己騎著“大國防”，冒著大雨去參加高考。這次，周東元的考試前沒生病，發揮得也相當好，考取了當時國內分數最高的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
家裡真的出了大學生，父母半生的願望得以實現。周東元的母親曾說：“我覺得，你父親在向別人通告他兒子考上大學的時候，那聲音大得好遠都能聽得見。”
龍頭新聞記者 徐日明
15日，周東元又送一名患兒離開重症監護室，孩子一直在笑著，周東元好像笑得更開心。周東元今年56歲了，是哈爾濱市兒童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年復一年，每當把孩子送出重症監護室，孩子住進普通病房，都是他最高興的時候。
周醫生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普通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都是老大，但是他家例外。他家裡兩個哥哥，大哥沒趕上恢復高考直接工作了，二哥沒考上大學也參加了工作，全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
父母都是農民，家裡能出一個大學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他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發現我不學習，就是一頓打。”周東元笑稱，自己是被打出來的大學生。
“然而，這樣的努力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大學畢業後工作第一個月，收入就是父母的兩倍呢。”周東元說。
小學當班長帶同學集體不寫作業
回家後捱打時掃帚都打飛了
周東元個子不高，一米六十多一點，當時是西大橋一帶有名的聰明孩子。白天不怎麼學習，知識看一遍就能會，經常看到他放了學就在外面玩，但是考試的時候卻一直都是100分。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學校得到了班長這個職位。
“班長就是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的，可是我這個班長當得不怎麼樣。”周東元說，當時的小學只有半天課，放了學做完作業還會有大把的時間，這些時間都是玩。有一次，他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但是把寫作業的事忘記了，第二天全班多數學生都沒能交上作業。老師一問，班長也參與了，於是就定性成了“班長帶領大家不寫作業”。
這事太大了，周東元的父母被請到了學校。回家以後，父親不由分說，拿起掃帚就打。周東元說：“我小的時候在家裡最怕掃帚了，父母都是農民，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要貪玩不學習，就是一頓揍，那次打得不輕，我記得掃帚都打飛了。”
“父母只用掃帚打？還用別的了嗎？比如拖鞋？”當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周醫生認真地想了好久說：“當時……我們一個同學家裡有拖鞋，我們家裡沒有，就算有也捨不得用，因為拖鞋很貴的。”
父母說不學習就得“修理地球”
悄悄跟父母去種地 學習意願堅定了
周東元小時候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得和我們一起‘修理地球’。”啥叫“修理地球”？周東元一直想跟著父母去看看他們的工作，但是一直沒有被允許。10歲那年，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他決定要跟著父母去看一看他們怎麼“修理地球”。
周東元在父母出門的時候不動聲色，父母出門後他也急忙跑出來，跟在父母的身後。看父母坐上了11路公交車，他就從後門上去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公交車總共也沒幾輛，車上的人實在太多了，售票員看到他是一個單獨的小孩，就讓他坐在售票的位置上，等到父母下車，他就也跟著父母下了車，不遠不近地跟著他們走了40多分鐘，這才到了他們“修理地球”的地方，那就是種菜的地方。父母這才看到周東元也跟來了，可是也沒辦法，只能任他在地裡玩。
“那天玩得挺高興，但是大人們卻很累，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個老伯看到有小孩來了，往鍋裡扔了幾片肥肉，最後都盛給了我。那天的經歷，真的理解了課文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還是好好讀書吧，倒不是說種地有什麼不好，但就你這身材，你能拿得起鋤頭嗎？”父親對周東元說。
幾年後，周東元考取了哈師大附中，是哈爾濱市的重點中學。
每逢考試前都得病一場
母親拿著針管給他打青黴素
“我能考取醫科，主要原因就是我自己身體不好，總是有病，尤其是考試之前，我想學了醫科之後，至少能給自己看病，只是沒想到當了兒醫，還是看不了自己的病。”周東元說。
在學生時代，周東元和每個學生一樣，記憶最深的就是考試，而對於考試記憶最深的，那就是考前必有病一場。說不清是來自心裡的壓力，還是軀體上的不適，亦或是心理學上講的潛意識中的暗示，但結果都是一樣的，每到期中或是期末這樣的大型考試以前，他都會病一場。父母總是說，他就是沒學會，心裡沒底才會害怕，才會總生病。
有一次，在期末考試之前，周東元又病了，母親帶著他來到衛生所。當時幾乎沒有靜脈輸液，都是用大針管打青黴素肌肉針，護士拿著大針管給他紮上之後，把針管交給周東元的母親囑咐說：“我還要照顧其他患者，你自己推，慢一點，別一下子把藥都推進去就行。”而母親也真是按照護士說的做了。
“當時的護士膽子可真大，怎麼就敢把針管交給患兒家屬呢？患兒家屬的膽子也夠大，還真就敢自己打，那次的恐懼刻骨銘心啊。也正是因為有了那次害怕的經歷，我當了醫生以後，就變得小心翼翼，因為我知道患兒生病的時候本身就很恐懼，醫生的忽視會讓他們更害怕的。”周東元說。
父親向別人講他兒子考上大學
聲音大得好遠都聽得見
讓孩子上大學，是周家父母一生的希望。在家裡，父母的希望最早是寄託在大哥身上的，大哥讀完了高中，當時還沒有恢復高考，大哥工作了。隨後的希望又在二哥身上，但是二哥學習成績一般，沒有考上大學。這樣一來，周東元就是家裡的全部希望。
周東元的父母經常說：“你們一定得好好學習，將來考上個大學給我看看，就算不能，考上個‘半大學’也好。”周東元心裡當然明白，父母口中的“半大學”指的就是中專，當時初中畢業以後學習好的學生往往都去考中專了。
但是希望歸希望，父母對周東元的幫助還是很有限，就連高考也沒能送他去考。只是在高考前，由二哥騎著家裡的那輛二八“大國防”自行車，帶著他去考試的19中去轉了一圈，讓他認一下路，這就算是家裡對他高考的幫助了。
1982年7月7日，哈爾濱下著大雨，周東元自己騎著“大國防”，冒著大雨去參加高考。這次，周東元的考試前沒生病，發揮得也相當好，考取了當時國內分數最高的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
家裡真的出了大學生，父母半生的願望得以實現。周東元的母親曾說：“我覺得，你父親在向別人通告他兒子考上大學的時候，那聲音大得好遠都能聽得見。”
“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謝那次高考。”周東元看著抱孩子離開重症監護室的患兒父母背影說，因為大學的生活讓他見到了新的世界，讓他能為和他當年一樣害怕的患兒擺脫恐懼，在崗30多年的時間，看著一個又一個孩子離開自己工作的地方，還在向自己揮手，在街上一個又一個“陌生人”舉著孩子的小手和自己打招呼，這就是作為一名醫生的幸福。
“如果說這些都是理想的話，那麼還有現實的，我大學畢業到醫院工作的第一個月，收入就比我父母高一倍，這也是改變啊。”周東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