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社科社
文／王寧
10年前，教育部社會科學學委員會作出成立學風建設委員會的決定，推選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張豈之教授作主任委員，胡培兆、王寧、葛劍雄、黃進、孫正聿、歐陽康六人為副主任委員。新華社在2006年5月25日為此發了專門的消息。轉眼10年了。學風委員會成立的時候，豈之先生在有一次主任委員的會上對我們說：“學風建設任重道遠，我們要堅持才能做好！”現在回想，我們的堅持結果是什麼？也就是學風建設委員會還沒有公開宣佈被解散！此外還算是有成效的，就是用計算機來督查研究生的論文有多少“雷同”。可悲的是，機器來管人，總是不如人對付機器來得聰明。工具查重系統的“精密”趕不上論文防查手段的“狡猾”，至今仍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代寫論文”的小廣告依然可見，“論文網上工程”實施不已。現在，居然又有“A刊”出臺！
自從被選入學風委，我和很多中青年朋友因為學風問題成了朋友，他們有的是高校的書記、校長或社科管理者，有的是論著等身的學者，有的是期刊的主編，有的是和學生打成一片的班主任和輔導員……大家都沒有站在自己職位的立場上來看待人文社會科學的學風，共同理想是要營造一個高等學校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綠地，讓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懷著忠於科學，忠於國家民族的崇高願望，面向社會發展的種種問題，說真話，不作偽，在輕視文科輿論盛行的環境下證明自己不可缺少的作用。或許說得更理想一些，是願意懷著一腔正義，完善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也建設自己的精神家園。
要解決什麼問題？看法是一致的：首先做好年青一代學術規範的養成教育，讓遵循規範成為習慣。養成，這是治本；死查，必定無效。更重要的是要改革不合理的評估制度。評估制度如果不能引導學術規範，反而助長急功近利，阻礙科學發展，不但不能出人才，還會摧毀人才。評估制度不合理，會把神聖的科學研究變成追求名利的工具，變成一種無妄之災。
10年了，大家一直、一致地在論證：不要用刊物來衡量研究文章的好壞。事情慢慢有了成效，許多單位已經開始實行代表作評審制度，打破所謂的CSSCI等等。可是10年了，那些可愛的、不怕得罪人為學風建設吶喊的朋友已經聚不到一起了，那些有理、有據地闡釋用刊物來衡量文章的危害的輿論越來越少了。那些堅持代表作評審的領導們經不起排隊的壓力，都退回去動員學者追逐極少量指定的刊物了。10年一場夢——“A刊”赫然擺在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面前。學術評估又倒退回去了。
別的專業我沒有發言權，只說中國語言文學的A刊。
第一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學，還要規定用英文到國外去發文章！自己的母語讓外國人來評判研究得對不對、好不好，能獲得公正的評價嗎？國際化？對於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學，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難道只有英文才配稱“國際化”？順便說一句，有些學校即使是中文專業，也要出國一年才給評高級職稱。一年是365天，這麼長的時間出去讓外國人教中國人研究中文不是浪費嗎？只要動動腦筋就可以想明白的不合理的事，竟然成了一種強制性的人事制度！
第二讓人無法理解的是，中文專業10大中文A刊，竟然沒有一部是高等學校辦的。查一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高校培養的比例佔多少？全國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成果，高等學校佔多少？為什麼到了定A刊的時候，這樣歧視高等學校！別人我不知道，將心比心吧，這些年，我自己認為最深度的研究論文，都是給高校學報刊登的，有些被指定的A刊我不願意投。原因很簡單：因為那些刊物不是我的“知己”，我乾的這一行跟他們沒有共鳴。
我作中國傳統語言學，必然不願意把自己積累了幾十年、思考了十幾年的成果給一個歧視傳統、不懂傳統的刊物。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在高等學校做教師，我更想讓自己的學生看到我的成果。那些歧視高校學報的輿論究竟是誰、是哪裡出來的？那些歧視中國高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人都是外國人培養出來的嗎？那麼多高校學報的文章都不夠個“A”？只有不是高校辦的刊物才夠“A”，有什麼根據？
第三讓人不理解的是，中文10大A刊，一共覆蓋多少專業？人文社會科學列入學科結構的有那麼多專業方向，有些專業還有不同的風格流派。退一步說，即使10個A刊的確很好，但也只能面對自己適合的領域，A刊覆蓋不了的專業就沒有夠“A”的文章嗎？
舉個例子說吧，中國的傳統語言學有人說是“語文學”，不錯，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都研究書面語，都研究具有思想、審美和文化的文獻語言，這樣的學問不但是繼承傳統文化的迫切需要，而且是當前語文教育的需要；但是這門學科也在受歧視，有些人只把沒有意義的語言形式研究才叫“語言學”，口口聲聲說語文學不是“學”。中文10個A刊，有幾個刊物、多少篇幅是刊登語文學文章的？是不是這樣的學科就該萎縮，就不該發展？就永遠沒有頂尖的研究成果？更不要說民間文藝學、兒童文學、文化學、民俗學……提出A刊的那些機構不妨統計一下，10個A刊加起來能容納多少這些專業的文章？拿這樣的標準來評分、排隊、競爭職稱、評獎等等，公平嗎？
最不能讓人理解的是，那些出臺A刊的“中心”“公司”，究竟要營造什麼樣的人文社會科學刊物和作者的關係？刊物不過是研究論文的載體，刊載也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發表形式，到底是研究靠刊物發展還是刊物靠文章存在？是作者養成刊物還是刊物養成作者？
其實，刊物和作者是互相依存的，他們的關係只能是互相選擇。沒有這種荒唐的評估制度的時候，刊物要有質量、有口碑、有威信、有訂閱數，就必然要不斷改進自己的工作，提高自己的信譽。一個雜誌社辦刊物就要選擇水平高、學風嚴謹、學養豐厚、品德高尚的主編和責編。學者選擇刊物總是因為信任，自己的研究成果積累了多少年，沒有信任怎麼肯把成果委託給他！沒有共同的語言和一致的價值觀、審美觀，用錢來買一個刊登那是雙方的恥辱！現在可好，只要戴上一頂A刊的帽子，就變成獨尊獨大的領地，作者要付出代價求他，學校要跟他搞關係，他的不足根本用不著改進，有些刊物的編輯架子還端得十足。
有一次，我認識的一位十分認真的老師遇見一位有桂冠的刊物編輯，對他說：“你們的網上投稿方式有點繁瑣，很多人因為搞不定投稿辦法就放棄投稿了，也許你們會因此錯過一些好作者、好稿子。”編輯把頭一揚說：“這麼笨，還投稿！我們稿子足夠了，放棄了就放棄吧！”還有一位沒有桂冠的刊物主編在一個會上訴苦說稿子不少，就是質量差。我的一個朋友馬上介紹了一篇很適合這個刊物的稿子給他，等稿子到了，作者被通知交8000元版面費。作者覺得屈辱，放棄了這個刊物。這篇文章後來投給哪裡了，我不知道，但我欽佩這位作者的骨氣。不合理的事，如果人人都不去迎合，它就等於沒有，就會消失。可惜呀，有些和待遇、晉升直接相關的不合理，誰又能連基本生存條件都不顧而去抵制！
現在有些刊物本來是好的，有一定的威信，根本用不著封他一個什麼等級，大家就會信任他，圍繞他的不乏有識之士，也省得他日日夜夜被急功近利者糾纏。我就聽見一位很優秀的主編對我說：“整天對付搞關係，煩死了！”只有沒有自信、不願前進的懶惰刊物才要靠一個半官方“封號”人為的撐局面。作者和刊物本來可以雙向選擇，現在用官方權利（有些連官方都不是）來定位，一下子變成單項選擇——用刊物定文章好壞。一個國家就信任10個刊物可以刊出好的研究成果？就只相信這10個不是高等學校編輯的刊物才能像金手指一樣對高校中文專業那麼多研究者點鐵成金？
再說，用少數刊物來衡量文章好壞真的那麼奏效嗎？“上了A刊就是A文、A研”，逆定理“不上A刊就不是A文、A研”，這符合事實嗎？符合形式邏輯嗎？真不明白，這10個A刊是怎麼評出來的。想想陸放翁的兩句話：“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眾心違”，選出這些A刊是否公論已久，有否違逆眾心，如何證明是如此？還有那些所謂的“指標”，比如“引用率”，10年前我們就說過：“引用率”只能衡量對內容的關注度，根本無法衡量文章的準度、廣度、深度。
現在有一種“文章至上主義”，這不算成果，那不算成果，如同醫生不看臨床效果一樣，老師也不看教學的優劣……真正為國家文化發展做出的貢獻還不如一篇幾千字的文章。現在連專著都被忽略了，一切要看文章的數量，還要規定在某個刊物上發表。研究生授學位要看幾篇A刊，引進人才要看幾篇A刊，獎學金髮放要看幾篇A刊，職稱評定更要看幾篇A刊，面對那10個連實際專業一半都覆蓋不了的A刊，那麼一點兒人為規定的極少的篇幅，怎麼夠用？還要拿這個來“排隊”，弄得學校領導惶惶然，院系領導惶惶然，老師惶惶然，學生惶惶然……這還能讓人安心工作嗎？這還能“不拘一格降人才”嗎？
2004年，教育部袁貴仁部長在“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規範與學風建設論壇”上特別強調：“哲學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研究人自身問題的，人類世界和人自身的問題遠比自然世界的問題更豐富、更復雜。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更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對人們的觀念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也更直接、更迅捷。”他提出要避免“產生成果數量不少，但質量不高、創新不夠的局面，產生一些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根本無用乃至有害的成品，造成繁榮的假象。”
他在對研究人員提出8項要求的同時，也提出“進一步完善高校評價、學科評價、學術評價的指標體系”的要求，2011年，《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第7條明確提出“大力推進優秀成果和代表作評價”，第8條更加明確地指出：“反對簡單以出版社和期刊的差異判斷研究成果質量的高低”，這是真正理解人文社會科學的人說的內行話、明白話！我們這些為學術規範盡過力的人看到這樣的文件感到寬慰，身在其中的學者們看到這些文件精神為之一振。A刊之舉，難道符合這些文件的精神嗎？
真不明白，是誰在那裡用所謂的“A刊”來綁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誰是這種評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為什麼改來改去又倒退回去了？
堅持住，不要倒退！倒退是不得人心的！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倒退——損害人文社會科學，也損害刊物！
文章 作者
王寧
1936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章黃學術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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