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利老師：訓詁的屬類與體系——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顯然，這些風雅倜儻的生活軼事，沒有劉氏註文的補充，今天是很難看到的。趙建成（2017）總結劉孝標的《世說》注時說：

《三國志注》務求周悉，側重於補其脫漏，《世說注》則更注重於勾勒書中人物發言、行事之歷史、時代背景，故又有所發揚。

由此可見，即使都是歷史訓詁，由其對象、內容及社會背景之不同，也會帶來註釋方法、體例及系統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為史學訓詁？史學訓詁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我們看到：史學訓詁雖備受關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論等重要問題，學界向無系統研究。不僅歷史學科方面沒有關注史學訓詁的研究，訓詁學科方面也沒有給予專門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學訓詁理論也尚未提到日程上來。這裡，我們只能綜合前人的訓詁實踐和史論，對史學訓詁的對象和原理作一嘗試性探索。⑯如果說裴松之開創了新的史學註釋範式的話，那麼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則全面反映出何為“史注”的內容、方式和範例。這裡我們姑從陳垣先生總結胡注的20篇目的內容入手，將何謂史學訓詁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1）對象：記錄歷史的古代典籍（或從歷史角度對待的古代典籍）

（2）原理：注史以達事為主（錢大昭）、“博採異文多所折中”（李慈銘）

（3）內容：書法、避諱、評論、勸誡

（4）手段：補闕、校勘、解釋、考證、辯誤、出處、徵引

（5）目的：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作者的意圖）

注意：雖然有些史書的訓詁也被歸入“史注”範疇，但註釋家所用仍屬文字訓詁（如趙把《史記集解》歸入史注，但《史記集解》仍屬字詞訓詁）。其次，某一新訓詁體的開創和出現，並不意味著其他訓詁體（尤其是文字訓詁）就被取代。新體和舊體常常並存無礙，有時不僅共存，而且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涇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於沒有分別。

2.4文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文學訓詁的範式是李善（630-689）創立的。但李善創立的是什麼範式？這裡我們要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對李善訓詁的認識，雖得其承傳，並未切中其創新之諦。譬如：認為李善注既有傳統的訓詁、章句、音注，又有補闕、備異、糾謬等體例。我們知道，引述繁複是李善《文選注》的重要特色和風格，或曰“這是由其作注宗旨決定的”。然而，這裡的宗旨是什麼呢？不得而知。趙建成（2017）引李善《上文選注表》“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後，總結道：“弋釣書部”（=徵引）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從而確立了集部註釋學的一種新的範式，……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部典籍註釋最高成就的代表”。無疑李善《文選注》開創了里程碑式的註釋學體。然而問題是：如果說徵引文獻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我們不禁還要更深一步地追問：李善為什麼要“注出事典與文辭來源”？日本學者岡村繁（2002:319）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奧妙，說到：

“李善繼承並超越了以往對《文選》作語言學註解的傳統方法，進而從文學的角度深入《文選》的內面。他致力於凸現漢魏六朝文學的本質特徵，由此而把重點放在《文選》作品中用語所依據的出典，對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從文學的角度註釋，事典和文辭來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經學訓詁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史學訓詁也不用此法？為什麼事典和文辭來源單單對文學“情有獨鍾”？在這些問題澄清以前，李善註釋的里程碑性質，就只能是一個標籤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他對後代的影響所以如此之大也變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以其昏昏難使昭昭。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顯然，這些風雅倜儻的生活軼事，沒有劉氏註文的補充，今天是很難看到的。趙建成（2017）總結劉孝標的《世說》注時說：

《三國志注》務求周悉，側重於補其脫漏，《世說注》則更注重於勾勒書中人物發言、行事之歷史、時代背景，故又有所發揚。

由此可見，即使都是歷史訓詁，由其對象、內容及社會背景之不同，也會帶來註釋方法、體例及系統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為史學訓詁？史學訓詁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我們看到：史學訓詁雖備受關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論等重要問題，學界向無系統研究。不僅歷史學科方面沒有關注史學訓詁的研究，訓詁學科方面也沒有給予專門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學訓詁理論也尚未提到日程上來。這裡，我們只能綜合前人的訓詁實踐和史論，對史學訓詁的對象和原理作一嘗試性探索。⑯如果說裴松之開創了新的史學註釋範式的話，那麼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則全面反映出何為“史注”的內容、方式和範例。這裡我們姑從陳垣先生總結胡注的20篇目的內容入手，將何謂史學訓詁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1）對象：記錄歷史的古代典籍（或從歷史角度對待的古代典籍）

（2）原理：注史以達事為主（錢大昭）、“博採異文多所折中”（李慈銘）

（3）內容：書法、避諱、評論、勸誡

（4）手段：補闕、校勘、解釋、考證、辯誤、出處、徵引

（5）目的：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作者的意圖）

注意：雖然有些史書的訓詁也被歸入“史注”範疇，但註釋家所用仍屬文字訓詁（如趙把《史記集解》歸入史注，但《史記集解》仍屬字詞訓詁）。其次，某一新訓詁體的開創和出現，並不意味著其他訓詁體（尤其是文字訓詁）就被取代。新體和舊體常常並存無礙，有時不僅共存，而且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涇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於沒有分別。

2.4文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文學訓詁的範式是李善（630-689）創立的。但李善創立的是什麼範式？這裡我們要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對李善訓詁的認識，雖得其承傳，並未切中其創新之諦。譬如：認為李善注既有傳統的訓詁、章句、音注，又有補闕、備異、糾謬等體例。我們知道，引述繁複是李善《文選注》的重要特色和風格，或曰“這是由其作注宗旨決定的”。然而，這裡的宗旨是什麼呢？不得而知。趙建成（2017）引李善《上文選注表》“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後，總結道：“弋釣書部”（=徵引）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從而確立了集部註釋學的一種新的範式，……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部典籍註釋最高成就的代表”。無疑李善《文選注》開創了里程碑式的註釋學體。然而問題是：如果說徵引文獻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我們不禁還要更深一步地追問：李善為什麼要“注出事典與文辭來源”？日本學者岡村繁（2002:319）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奧妙，說到：

“李善繼承並超越了以往對《文選》作語言學註解的傳統方法，進而從文學的角度深入《文選》的內面。他致力於凸現漢魏六朝文學的本質特徵，由此而把重點放在《文選》作品中用語所依據的出典，對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從文學的角度註釋，事典和文辭來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經學訓詁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史學訓詁也不用此法？為什麼事典和文辭來源單單對文學“情有獨鍾”？在這些問題澄清以前，李善註釋的里程碑性質，就只能是一個標籤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他對後代的影響所以如此之大也變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以其昏昏難使昭昭。

為揭示李善註釋的真正要旨，我們不妨先看下面的例子：

曹子建《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李善《注》：“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倐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李善為什麼要用樂府詩《步出夏門行》來註釋曹植詩歌中的“白日”、“西山”。論者會說：為了提供文辭的來源。但為什麼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事實上，李善在註釋王仲宣《從軍詩五首》中“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一句時，亦採用古《步出夏門行》之“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來作注。不錯，他的目的是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但這只是手段而不是的目的。我認為，文學註釋“提供文辭來源”不僅僅是要提供背景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已有文學語境中意象與意境。換言之，李善在告訴讀者：王仲宣詩歌中的“白日”和“西山”這兩個意象，不僅出自樂府詩的意境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結合“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中的白日和西山的意象來理解、來構思、來欣賞現在原文中的“白日”和“西山”。原因很簡單，文學鑑賞過程是讀者重新構建意象之美的再創造的過程。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文學閱讀也是一種文學創作（被動性創作），是讀者在作者提供的文字信息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驗，再度創造出與作者相諧的文學美感和效應（參馮勝利2016）。在這種“閱讀創作論”的思想指導之下，李善註解中的語詞出處、意象來源、“詩句脫變”和“化用詩歌意境與意象”等，都是文學訓詁幫助讀者建立審美經驗的手段。就是說，文學訓詁提供出典和文辭來源的目的，就是要標出“意象”取景或取象之所自。再如：

（1）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李善注：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

（2）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李善注引《江賦》“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引郭璞《遊仙詩》“山林隱遯棲”。

（3）陸士衡《招隱士》：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李善注引《論語》：“子曰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上文（1）中的引文出自《豳風·七月》毛傳，原文作：“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果再結合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則原詩“秋日多悲懷”的情景和意境就更加豐富多彩而地躍然紙上了。（2）中的引文則將原文“絕壁”放到了“萬丈絕岸”和“雲霞壁立”的景象之中，更加之以遊隱遯跡之處的林夕仙境，於是讓讀者盡情想象原文“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的多維、多層的自然意境，於是景象叢生而飄然欲仙了。（3）則是從思想背景的深度上，引導讀者如何去“圖”，如何去“欲”——引文一出，則將一番窮途的道理和隱退的情趣，直抒無遺而又餘味無窮。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顯然，這些風雅倜儻的生活軼事，沒有劉氏註文的補充，今天是很難看到的。趙建成（2017）總結劉孝標的《世說》注時說：

《三國志注》務求周悉，側重於補其脫漏，《世說注》則更注重於勾勒書中人物發言、行事之歷史、時代背景，故又有所發揚。

由此可見，即使都是歷史訓詁，由其對象、內容及社會背景之不同，也會帶來註釋方法、體例及系統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為史學訓詁？史學訓詁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我們看到：史學訓詁雖備受關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論等重要問題，學界向無系統研究。不僅歷史學科方面沒有關注史學訓詁的研究，訓詁學科方面也沒有給予專門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學訓詁理論也尚未提到日程上來。這裡，我們只能綜合前人的訓詁實踐和史論，對史學訓詁的對象和原理作一嘗試性探索。⑯如果說裴松之開創了新的史學註釋範式的話，那麼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則全面反映出何為“史注”的內容、方式和範例。這裡我們姑從陳垣先生總結胡注的20篇目的內容入手，將何謂史學訓詁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1）對象：記錄歷史的古代典籍（或從歷史角度對待的古代典籍）

（2）原理：注史以達事為主（錢大昭）、“博採異文多所折中”（李慈銘）

（3）內容：書法、避諱、評論、勸誡

（4）手段：補闕、校勘、解釋、考證、辯誤、出處、徵引

（5）目的：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作者的意圖）

注意：雖然有些史書的訓詁也被歸入“史注”範疇，但註釋家所用仍屬文字訓詁（如趙把《史記集解》歸入史注，但《史記集解》仍屬字詞訓詁）。其次，某一新訓詁體的開創和出現，並不意味著其他訓詁體（尤其是文字訓詁）就被取代。新體和舊體常常並存無礙，有時不僅共存，而且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涇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於沒有分別。

2.4文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文學訓詁的範式是李善（630-689）創立的。但李善創立的是什麼範式？這裡我們要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對李善訓詁的認識，雖得其承傳，並未切中其創新之諦。譬如：認為李善注既有傳統的訓詁、章句、音注，又有補闕、備異、糾謬等體例。我們知道，引述繁複是李善《文選注》的重要特色和風格，或曰“這是由其作注宗旨決定的”。然而，這裡的宗旨是什麼呢？不得而知。趙建成（2017）引李善《上文選注表》“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後，總結道：“弋釣書部”（=徵引）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從而確立了集部註釋學的一種新的範式，……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部典籍註釋最高成就的代表”。無疑李善《文選注》開創了里程碑式的註釋學體。然而問題是：如果說徵引文獻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我們不禁還要更深一步地追問：李善為什麼要“注出事典與文辭來源”？日本學者岡村繁（2002:319）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奧妙，說到：

“李善繼承並超越了以往對《文選》作語言學註解的傳統方法，進而從文學的角度深入《文選》的內面。他致力於凸現漢魏六朝文學的本質特徵，由此而把重點放在《文選》作品中用語所依據的出典，對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從文學的角度註釋，事典和文辭來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經學訓詁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史學訓詁也不用此法？為什麼事典和文辭來源單單對文學“情有獨鍾”？在這些問題澄清以前，李善註釋的里程碑性質，就只能是一個標籤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他對後代的影響所以如此之大也變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以其昏昏難使昭昭。

為揭示李善註釋的真正要旨，我們不妨先看下面的例子：

曹子建《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李善《注》：“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倐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李善為什麼要用樂府詩《步出夏門行》來註釋曹植詩歌中的“白日”、“西山”。論者會說：為了提供文辭的來源。但為什麼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事實上，李善在註釋王仲宣《從軍詩五首》中“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一句時，亦採用古《步出夏門行》之“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來作注。不錯，他的目的是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但這只是手段而不是的目的。我認為，文學註釋“提供文辭來源”不僅僅是要提供背景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已有文學語境中意象與意境。換言之，李善在告訴讀者：王仲宣詩歌中的“白日”和“西山”這兩個意象，不僅出自樂府詩的意境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結合“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中的白日和西山的意象來理解、來構思、來欣賞現在原文中的“白日”和“西山”。原因很簡單，文學鑑賞過程是讀者重新構建意象之美的再創造的過程。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文學閱讀也是一種文學創作（被動性創作），是讀者在作者提供的文字信息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驗，再度創造出與作者相諧的文學美感和效應（參馮勝利2016）。在這種“閱讀創作論”的思想指導之下，李善註解中的語詞出處、意象來源、“詩句脫變”和“化用詩歌意境與意象”等，都是文學訓詁幫助讀者建立審美經驗的手段。就是說，文學訓詁提供出典和文辭來源的目的，就是要標出“意象”取景或取象之所自。再如：

（1）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李善注：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

（2）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李善注引《江賦》“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引郭璞《遊仙詩》“山林隱遯棲”。

（3）陸士衡《招隱士》：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李善注引《論語》：“子曰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上文（1）中的引文出自《豳風·七月》毛傳，原文作：“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果再結合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則原詩“秋日多悲懷”的情景和意境就更加豐富多彩而地躍然紙上了。（2）中的引文則將原文“絕壁”放到了“萬丈絕岸”和“雲霞壁立”的景象之中，更加之以遊隱遯跡之處的林夕仙境，於是讓讀者盡情想象原文“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的多維、多層的自然意境，於是景象叢生而飄然欲仙了。（3）則是從思想背景的深度上，引導讀者如何去“圖”，如何去“欲”——引文一出，則將一番窮途的道理和隱退的情趣，直抒無遺而又餘味無窮。

總之，李善所為，意在提供原文所出之意境和意象。正如王寧先生（1988）所說：“這些都不是僅尋找出處，更重要的是以境比境，為讀者提供一個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對選詩的體會。這種註釋方式是唯文學作品可取，又為文學作品所必取的。”這正是李善創造的文學訓詁的一個新範式，⑰他徵引的目的不僅僅是解釋字詞之義，也不只是給出出處，其根本目的是提供給讀者多維度的歷時文學語境，讓他們可以藉此想象和創造富有時空厚度和立體感的文學意境和意象，從而獲得超時空美感的文學享受。這就是為什麼李善《文選注》在四大名注（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和李善）之中，徵引典籍最多；而最多之中又以引集部書數量最多（1157家），佔全部引書的59%（趙建成2017）原因所在，因為文學作品的意境和意象越豐厚，其藝術效果就越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性地給文學訓詁列出如下特徵：

（1）對象：古代文學作品（詩、歌、詞、賦及古代散文）

（2）原理：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序》），翰藻=文學意象之載體

（3）手段：用徵引方式提供事典與文詞來源

（4）內容：字詞、短語、詩行、警句、詞法、句法等

（5）目的：揭示歷時文學語境中的意境和意象

三.結語

根據本文的分析，在漢語訓詁學史上，語言文字之訓詁與經學義理之訓詁一直就並駕齊驅，划水難分；很難說哪一個是源、哪一個是流。東漢以後，玄學訓詁和史學訓詁打破了對經注的因襲模擬，確立了註釋學中的新範式。不僅把子注和經注區分開來，史注更是孑然成體，分道揚鑣。然而，歷代學者雖然都看到了這些不同門類的訓詁體系，但是尚未洞悉它們彼此不同之原理所在和系統之異，因此未能真正區分和發掘它們之間的本質不同。譬如，雖然裴松之、李善均用“徵引”之法，但如上所示，二者“徵引”目的之本質所在，截然不一。本文不揣檮昧，提出上述四大訓詁種類之獨立性、範疇性，並初步簡示其各自存在的系統性；為將來廣義訓詁學的建立與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拓展新的空間。就目前的研究和我們初步理論來看，這種“廣義訓詁學”的基本格局是：（1）小學訓詁學，（2）經學訓詁學，（3）哲學訓詁學，（4）史學訓詁學，（5）文學訓詁學。

毫無疑問，上述每一個分屬學科均可進行自己獨立的專科研究，而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下面的工作可謂迫在眉睫的基礎建設：（1）確定各個屬類彼此特有的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2）構建各自獨立存在的理論原理；（3）揭示自己的操作規則及其發展規律。⑱

這既是目前的首要任務，又是奠定廣義訓詁學的理論根據和實踐基礎。當然，凡上種種，皆為發凡起例、初步嘗試。其中各科均有待詳密的論證和分析，故而掛一漏萬，勢所難免；是耶？非耶？尚待方家是正。

（向上滑動啟閱）

附註：

①趙建成（2017）在《經典註釋徵引範式的確立與第四名注引書》一文中提到：何晏《論語集解》開創了經典註釋的集解之體。我們同意趙氏標舉的“集解體”為新的“（字詞名物）註釋體”，但“集解”不屬獨立門類的訓詁體。這裡特為標出，以免混淆。

②詳參黃侃（1983）《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陸宗達（1964）《訓詁淺談》、洪城（1984）《訓詁學》、陸宗達、王寧（1983）《訓詁方法論》、王寧（1996）《訓詁學原理》、齊佩瑢（2004）《訓詁學概論》、白兆麟（2005）《新著訓詁學引論》、郭在貽（2005）《訓詁學》、方一新（2008）《訓詁學概論》、周大璞（2011）《訓詁學初稿》等專著。

③按，對季剛先生此處“語言”的意思，或有寬、嚴兩解。嚴格地說，這裡的語言指字詞、短語。寬泛地理解，凡解字詞短語所含之微言哲理、所代表之事件場景、所表現之文學意境和美感，均可謂“解釋語言”一種（雖然不是字詞短語本身）。所以，嚴而言之，“用語言解釋語言”是詞語訓詁的定義，其他屬類的訓詁應當根據自己對象和原理的屬性和特點，作屬於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定義。

④注意：這裡說的是“訓詁”而不是“訓詁學”。茲事甚大，將另文專述。

⑤西方歷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事情會按照發生的方式發生（以及可能對未來意味著什麼）why things happened the way they did (and possibly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future)”，這和經學旨在人倫教化的歷史，截然不同，尤其是西方學者把歷學定義為epist ē m ē（真知，Heller 1982），就與經學的歷史更不一樣了。

⑥譬如季剛先生之“《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其中就暗含字詞訓詁（=解文之訓詁和季剛先生之“經學訓詁”）與我們這裡定義的“經學訓詁（=季剛先生的《春秋》訓詁）”之間具有本質不同的思想。

⑦均見戴震《與王內翰鳳喈書》，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55 頁

⑧見王鳴盛《蛾術編·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50冊，第70-72頁。

⑨《經典釋文·二》“以擾萬民，而小反，鄭而昭反，徐、李尋倫反。”注云“擾猶馴也。”惠棟雲：“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徐、李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吳承仕按語曰：㹛、擾、柔俱古幽部字，而小、而昭、而周諸音皆是也。音擾為馴，韻部雖亦可通，真、諄、幽、宵通轉之例，說見“有鷺雉鳴”而聲類不近，字書韻書亦不收此音。疑昔人並以徐邈、李軌為異讀，不謂擾字兼有馴音也。（見《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附《經籍舊音辯證·卷二》，中華書局，2008，第252頁）按：據此則徐、李異讀在解文意，而非注音。是故古人文意之訓詁，不僅義訓，音訓亦然，而今言古音者似皆未明此，故揭而示之於此。然斯事甚大，當另文專述。

⑩孔穎達《毛詩正義》雲：“文王初載，謂其幼小。”是詩人用“初載”表示“天作之合”時文王的年齡。

⑪亦即用提供一種新的想法來加深理解或闡釋自己思想的訓詁方法，是子學訓詁。

⑫當然，經義訓詁、文意訓詁、詞義訓詁之間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互動的關係，它們在詞義演變中也發揮不同作用和效應，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顯然，這裡的論證還引發出一個將來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⑬見《清史稿》卷四八一《錢大昭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⑭見陳志超1990《陳垣往來書信集》，致陳壽樂（第53通），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5頁。

⑮“史理”是這裡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不僅包含西方史學的概念，同時包含中國傳統的史教的意思。斯事至大，當另文專述。

⑯這裡主要參考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按，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也談到自己註釋的內容包括補闕、備異、懲妄、論辯等。

⑰筆者感謝張博偉先生所見告李善參比語境的“互相憲述”之注法，早在李善《選詩句圖》中已發其凡。然而其所以如此者，仍未明其詳細。

⑱筆者感謝汪維輝、張美蘭、齊元濤等同寅指出的，在本文五種訓詁屬類之外，它如中醫、建築等專科領域，是否亦當有自立訓詁屬類。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是否獨立成科的條件和標準是其對象必須有獨立的原理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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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顯然，這些風雅倜儻的生活軼事，沒有劉氏註文的補充，今天是很難看到的。趙建成（2017）總結劉孝標的《世說》注時說：

《三國志注》務求周悉，側重於補其脫漏，《世說注》則更注重於勾勒書中人物發言、行事之歷史、時代背景，故又有所發揚。

由此可見，即使都是歷史訓詁，由其對象、內容及社會背景之不同，也會帶來註釋方法、體例及系統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為史學訓詁？史學訓詁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我們看到：史學訓詁雖備受關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論等重要問題，學界向無系統研究。不僅歷史學科方面沒有關注史學訓詁的研究，訓詁學科方面也沒有給予專門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學訓詁理論也尚未提到日程上來。這裡，我們只能綜合前人的訓詁實踐和史論，對史學訓詁的對象和原理作一嘗試性探索。⑯如果說裴松之開創了新的史學註釋範式的話，那麼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則全面反映出何為“史注”的內容、方式和範例。這裡我們姑從陳垣先生總結胡注的20篇目的內容入手，將何謂史學訓詁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1）對象：記錄歷史的古代典籍（或從歷史角度對待的古代典籍）

（2）原理：注史以達事為主（錢大昭）、“博採異文多所折中”（李慈銘）

（3）內容：書法、避諱、評論、勸誡

（4）手段：補闕、校勘、解釋、考證、辯誤、出處、徵引

（5）目的：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作者的意圖）

注意：雖然有些史書的訓詁也被歸入“史注”範疇，但註釋家所用仍屬文字訓詁（如趙把《史記集解》歸入史注，但《史記集解》仍屬字詞訓詁）。其次，某一新訓詁體的開創和出現，並不意味著其他訓詁體（尤其是文字訓詁）就被取代。新體和舊體常常並存無礙，有時不僅共存，而且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涇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於沒有分別。

2.4文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文學訓詁的範式是李善（630-689）創立的。但李善創立的是什麼範式？這裡我們要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對李善訓詁的認識，雖得其承傳，並未切中其創新之諦。譬如：認為李善注既有傳統的訓詁、章句、音注，又有補闕、備異、糾謬等體例。我們知道，引述繁複是李善《文選注》的重要特色和風格，或曰“這是由其作注宗旨決定的”。然而，這裡的宗旨是什麼呢？不得而知。趙建成（2017）引李善《上文選注表》“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後，總結道：“弋釣書部”（=徵引）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從而確立了集部註釋學的一種新的範式，……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部典籍註釋最高成就的代表”。無疑李善《文選注》開創了里程碑式的註釋學體。然而問題是：如果說徵引文獻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我們不禁還要更深一步地追問：李善為什麼要“注出事典與文辭來源”？日本學者岡村繁（2002:319）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奧妙，說到：

“李善繼承並超越了以往對《文選》作語言學註解的傳統方法，進而從文學的角度深入《文選》的內面。他致力於凸現漢魏六朝文學的本質特徵，由此而把重點放在《文選》作品中用語所依據的出典，對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從文學的角度註釋，事典和文辭來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經學訓詁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史學訓詁也不用此法？為什麼事典和文辭來源單單對文學“情有獨鍾”？在這些問題澄清以前，李善註釋的里程碑性質，就只能是一個標籤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他對後代的影響所以如此之大也變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以其昏昏難使昭昭。

為揭示李善註釋的真正要旨，我們不妨先看下面的例子：

曹子建《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李善《注》：“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倐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李善為什麼要用樂府詩《步出夏門行》來註釋曹植詩歌中的“白日”、“西山”。論者會說：為了提供文辭的來源。但為什麼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事實上，李善在註釋王仲宣《從軍詩五首》中“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一句時，亦採用古《步出夏門行》之“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來作注。不錯，他的目的是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但這只是手段而不是的目的。我認為，文學註釋“提供文辭來源”不僅僅是要提供背景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已有文學語境中意象與意境。換言之，李善在告訴讀者：王仲宣詩歌中的“白日”和“西山”這兩個意象，不僅出自樂府詩的意境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結合“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中的白日和西山的意象來理解、來構思、來欣賞現在原文中的“白日”和“西山”。原因很簡單，文學鑑賞過程是讀者重新構建意象之美的再創造的過程。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文學閱讀也是一種文學創作（被動性創作），是讀者在作者提供的文字信息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驗，再度創造出與作者相諧的文學美感和效應（參馮勝利2016）。在這種“閱讀創作論”的思想指導之下，李善註解中的語詞出處、意象來源、“詩句脫變”和“化用詩歌意境與意象”等，都是文學訓詁幫助讀者建立審美經驗的手段。就是說，文學訓詁提供出典和文辭來源的目的，就是要標出“意象”取景或取象之所自。再如：

（1）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李善注：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

（2）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李善注引《江賦》“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引郭璞《遊仙詩》“山林隱遯棲”。

（3）陸士衡《招隱士》：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李善注引《論語》：“子曰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上文（1）中的引文出自《豳風·七月》毛傳，原文作：“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果再結合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則原詩“秋日多悲懷”的情景和意境就更加豐富多彩而地躍然紙上了。（2）中的引文則將原文“絕壁”放到了“萬丈絕岸”和“雲霞壁立”的景象之中，更加之以遊隱遯跡之處的林夕仙境，於是讓讀者盡情想象原文“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的多維、多層的自然意境，於是景象叢生而飄然欲仙了。（3）則是從思想背景的深度上，引導讀者如何去“圖”，如何去“欲”——引文一出，則將一番窮途的道理和隱退的情趣，直抒無遺而又餘味無窮。

總之，李善所為，意在提供原文所出之意境和意象。正如王寧先生（1988）所說：“這些都不是僅尋找出處，更重要的是以境比境，為讀者提供一個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對選詩的體會。這種註釋方式是唯文學作品可取，又為文學作品所必取的。”這正是李善創造的文學訓詁的一個新範式，⑰他徵引的目的不僅僅是解釋字詞之義，也不只是給出出處，其根本目的是提供給讀者多維度的歷時文學語境，讓他們可以藉此想象和創造富有時空厚度和立體感的文學意境和意象，從而獲得超時空美感的文學享受。這就是為什麼李善《文選注》在四大名注（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和李善）之中，徵引典籍最多；而最多之中又以引集部書數量最多（1157家），佔全部引書的59%（趙建成2017）原因所在，因為文學作品的意境和意象越豐厚，其藝術效果就越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性地給文學訓詁列出如下特徵：

（1）對象：古代文學作品（詩、歌、詞、賦及古代散文）

（2）原理：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序》），翰藻=文學意象之載體

（3）手段：用徵引方式提供事典與文詞來源

（4）內容：字詞、短語、詩行、警句、詞法、句法等

（5）目的：揭示歷時文學語境中的意境和意象

三.結語

根據本文的分析，在漢語訓詁學史上，語言文字之訓詁與經學義理之訓詁一直就並駕齊驅，划水難分；很難說哪一個是源、哪一個是流。東漢以後，玄學訓詁和史學訓詁打破了對經注的因襲模擬，確立了註釋學中的新範式。不僅把子注和經注區分開來，史注更是孑然成體，分道揚鑣。然而，歷代學者雖然都看到了這些不同門類的訓詁體系，但是尚未洞悉它們彼此不同之原理所在和系統之異，因此未能真正區分和發掘它們之間的本質不同。譬如，雖然裴松之、李善均用“徵引”之法，但如上所示，二者“徵引”目的之本質所在，截然不一。本文不揣檮昧，提出上述四大訓詁種類之獨立性、範疇性，並初步簡示其各自存在的系統性；為將來廣義訓詁學的建立與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拓展新的空間。就目前的研究和我們初步理論來看，這種“廣義訓詁學”的基本格局是：（1）小學訓詁學，（2）經學訓詁學，（3）哲學訓詁學，（4）史學訓詁學，（5）文學訓詁學。

毫無疑問，上述每一個分屬學科均可進行自己獨立的專科研究，而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下面的工作可謂迫在眉睫的基礎建設：（1）確定各個屬類彼此特有的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2）構建各自獨立存在的理論原理；（3）揭示自己的操作規則及其發展規律。⑱

這既是目前的首要任務，又是奠定廣義訓詁學的理論根據和實踐基礎。當然，凡上種種，皆為發凡起例、初步嘗試。其中各科均有待詳密的論證和分析，故而掛一漏萬，勢所難免；是耶？非耶？尚待方家是正。

（向上滑動啟閱）

附註：

①趙建成（2017）在《經典註釋徵引範式的確立與第四名注引書》一文中提到：何晏《論語集解》開創了經典註釋的集解之體。我們同意趙氏標舉的“集解體”為新的“（字詞名物）註釋體”，但“集解”不屬獨立門類的訓詁體。這裡特為標出，以免混淆。

②詳參黃侃（1983）《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陸宗達（1964）《訓詁淺談》、洪城（1984）《訓詁學》、陸宗達、王寧（1983）《訓詁方法論》、王寧（1996）《訓詁學原理》、齊佩瑢（2004）《訓詁學概論》、白兆麟（2005）《新著訓詁學引論》、郭在貽（2005）《訓詁學》、方一新（2008）《訓詁學概論》、周大璞（2011）《訓詁學初稿》等專著。

③按，對季剛先生此處“語言”的意思，或有寬、嚴兩解。嚴格地說，這裡的語言指字詞、短語。寬泛地理解，凡解字詞短語所含之微言哲理、所代表之事件場景、所表現之文學意境和美感，均可謂“解釋語言”一種（雖然不是字詞短語本身）。所以，嚴而言之，“用語言解釋語言”是詞語訓詁的定義，其他屬類的訓詁應當根據自己對象和原理的屬性和特點，作屬於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定義。

④注意：這裡說的是“訓詁”而不是“訓詁學”。茲事甚大，將另文專述。

⑤西方歷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事情會按照發生的方式發生（以及可能對未來意味著什麼）why things happened the way they did (and possibly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future)”，這和經學旨在人倫教化的歷史，截然不同，尤其是西方學者把歷學定義為epist ē m ē（真知，Heller 1982），就與經學的歷史更不一樣了。

⑥譬如季剛先生之“《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其中就暗含字詞訓詁（=解文之訓詁和季剛先生之“經學訓詁”）與我們這裡定義的“經學訓詁（=季剛先生的《春秋》訓詁）”之間具有本質不同的思想。

⑦均見戴震《與王內翰鳳喈書》，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55 頁

⑧見王鳴盛《蛾術編·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50冊，第70-72頁。

⑨《經典釋文·二》“以擾萬民，而小反，鄭而昭反，徐、李尋倫反。”注云“擾猶馴也。”惠棟雲：“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徐、李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吳承仕按語曰：㹛、擾、柔俱古幽部字，而小、而昭、而周諸音皆是也。音擾為馴，韻部雖亦可通，真、諄、幽、宵通轉之例，說見“有鷺雉鳴”而聲類不近，字書韻書亦不收此音。疑昔人並以徐邈、李軌為異讀，不謂擾字兼有馴音也。（見《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附《經籍舊音辯證·卷二》，中華書局，2008，第252頁）按：據此則徐、李異讀在解文意，而非注音。是故古人文意之訓詁，不僅義訓，音訓亦然，而今言古音者似皆未明此，故揭而示之於此。然斯事甚大，當另文專述。

⑩孔穎達《毛詩正義》雲：“文王初載，謂其幼小。”是詩人用“初載”表示“天作之合”時文王的年齡。

⑪亦即用提供一種新的想法來加深理解或闡釋自己思想的訓詁方法，是子學訓詁。

⑫當然，經義訓詁、文意訓詁、詞義訓詁之間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互動的關係，它們在詞義演變中也發揮不同作用和效應，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顯然，這裡的論證還引發出一個將來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⑬見《清史稿》卷四八一《錢大昭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⑭見陳志超1990《陳垣往來書信集》，致陳壽樂（第53通），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5頁。

⑮“史理”是這裡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不僅包含西方史學的概念，同時包含中國傳統的史教的意思。斯事至大，當另文專述。

⑯這裡主要參考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按，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也談到自己註釋的內容包括補闕、備異、懲妄、論辯等。

⑰筆者感謝張博偉先生所見告李善參比語境的“互相憲述”之注法，早在李善《選詩句圖》中已發其凡。然而其所以如此者，仍未明其詳細。

⑱筆者感謝汪維輝、張美蘭、齊元濤等同寅指出的，在本文五種訓詁屬類之外，它如中醫、建築等專科領域，是否亦當有自立訓詁屬類。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是否獨立成科的條件和標準是其對象必須有獨立的原理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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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顯然，這些風雅倜儻的生活軼事，沒有劉氏註文的補充，今天是很難看到的。趙建成（2017）總結劉孝標的《世說》注時說：

《三國志注》務求周悉，側重於補其脫漏，《世說注》則更注重於勾勒書中人物發言、行事之歷史、時代背景，故又有所發揚。

由此可見，即使都是歷史訓詁，由其對象、內容及社會背景之不同，也會帶來註釋方法、體例及系統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為史學訓詁？史學訓詁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我們看到：史學訓詁雖備受關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論等重要問題，學界向無系統研究。不僅歷史學科方面沒有關注史學訓詁的研究，訓詁學科方面也沒有給予專門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學訓詁理論也尚未提到日程上來。這裡，我們只能綜合前人的訓詁實踐和史論，對史學訓詁的對象和原理作一嘗試性探索。⑯如果說裴松之開創了新的史學註釋範式的話，那麼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則全面反映出何為“史注”的內容、方式和範例。這裡我們姑從陳垣先生總結胡注的20篇目的內容入手，將何謂史學訓詁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1）對象：記錄歷史的古代典籍（或從歷史角度對待的古代典籍）

（2）原理：注史以達事為主（錢大昭）、“博採異文多所折中”（李慈銘）

（3）內容：書法、避諱、評論、勸誡

（4）手段：補闕、校勘、解釋、考證、辯誤、出處、徵引

（5）目的：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作者的意圖）

注意：雖然有些史書的訓詁也被歸入“史注”範疇，但註釋家所用仍屬文字訓詁（如趙把《史記集解》歸入史注，但《史記集解》仍屬字詞訓詁）。其次，某一新訓詁體的開創和出現，並不意味著其他訓詁體（尤其是文字訓詁）就被取代。新體和舊體常常並存無礙，有時不僅共存，而且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涇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於沒有分別。

2.4文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文學訓詁的範式是李善（630-689）創立的。但李善創立的是什麼範式？這裡我們要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對李善訓詁的認識，雖得其承傳，並未切中其創新之諦。譬如：認為李善注既有傳統的訓詁、章句、音注，又有補闕、備異、糾謬等體例。我們知道，引述繁複是李善《文選注》的重要特色和風格，或曰“這是由其作注宗旨決定的”。然而，這裡的宗旨是什麼呢？不得而知。趙建成（2017）引李善《上文選注表》“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後，總結道：“弋釣書部”（=徵引）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從而確立了集部註釋學的一種新的範式，……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部典籍註釋最高成就的代表”。無疑李善《文選注》開創了里程碑式的註釋學體。然而問題是：如果說徵引文獻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我們不禁還要更深一步地追問：李善為什麼要“注出事典與文辭來源”？日本學者岡村繁（2002:319）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奧妙，說到：

“李善繼承並超越了以往對《文選》作語言學註解的傳統方法，進而從文學的角度深入《文選》的內面。他致力於凸現漢魏六朝文學的本質特徵，由此而把重點放在《文選》作品中用語所依據的出典，對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從文學的角度註釋，事典和文辭來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經學訓詁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史學訓詁也不用此法？為什麼事典和文辭來源單單對文學“情有獨鍾”？在這些問題澄清以前，李善註釋的里程碑性質，就只能是一個標籤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他對後代的影響所以如此之大也變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以其昏昏難使昭昭。

為揭示李善註釋的真正要旨，我們不妨先看下面的例子：

曹子建《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李善《注》：“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倐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李善為什麼要用樂府詩《步出夏門行》來註釋曹植詩歌中的“白日”、“西山”。論者會說：為了提供文辭的來源。但為什麼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事實上，李善在註釋王仲宣《從軍詩五首》中“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一句時，亦採用古《步出夏門行》之“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來作注。不錯，他的目的是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但這只是手段而不是的目的。我認為，文學註釋“提供文辭來源”不僅僅是要提供背景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已有文學語境中意象與意境。換言之，李善在告訴讀者：王仲宣詩歌中的“白日”和“西山”這兩個意象，不僅出自樂府詩的意境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結合“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中的白日和西山的意象來理解、來構思、來欣賞現在原文中的“白日”和“西山”。原因很簡單，文學鑑賞過程是讀者重新構建意象之美的再創造的過程。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文學閱讀也是一種文學創作（被動性創作），是讀者在作者提供的文字信息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驗，再度創造出與作者相諧的文學美感和效應（參馮勝利2016）。在這種“閱讀創作論”的思想指導之下，李善註解中的語詞出處、意象來源、“詩句脫變”和“化用詩歌意境與意象”等，都是文學訓詁幫助讀者建立審美經驗的手段。就是說，文學訓詁提供出典和文辭來源的目的，就是要標出“意象”取景或取象之所自。再如：

（1）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李善注：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

（2）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李善注引《江賦》“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引郭璞《遊仙詩》“山林隱遯棲”。

（3）陸士衡《招隱士》：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李善注引《論語》：“子曰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上文（1）中的引文出自《豳風·七月》毛傳，原文作：“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果再結合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則原詩“秋日多悲懷”的情景和意境就更加豐富多彩而地躍然紙上了。（2）中的引文則將原文“絕壁”放到了“萬丈絕岸”和“雲霞壁立”的景象之中，更加之以遊隱遯跡之處的林夕仙境，於是讓讀者盡情想象原文“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的多維、多層的自然意境，於是景象叢生而飄然欲仙了。（3）則是從思想背景的深度上，引導讀者如何去“圖”，如何去“欲”——引文一出，則將一番窮途的道理和隱退的情趣，直抒無遺而又餘味無窮。

總之，李善所為，意在提供原文所出之意境和意象。正如王寧先生（1988）所說：“這些都不是僅尋找出處，更重要的是以境比境，為讀者提供一個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對選詩的體會。這種註釋方式是唯文學作品可取，又為文學作品所必取的。”這正是李善創造的文學訓詁的一個新範式，⑰他徵引的目的不僅僅是解釋字詞之義，也不只是給出出處，其根本目的是提供給讀者多維度的歷時文學語境，讓他們可以藉此想象和創造富有時空厚度和立體感的文學意境和意象，從而獲得超時空美感的文學享受。這就是為什麼李善《文選注》在四大名注（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和李善）之中，徵引典籍最多；而最多之中又以引集部書數量最多（1157家），佔全部引書的59%（趙建成2017）原因所在，因為文學作品的意境和意象越豐厚，其藝術效果就越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性地給文學訓詁列出如下特徵：

（1）對象：古代文學作品（詩、歌、詞、賦及古代散文）

（2）原理：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序》），翰藻=文學意象之載體

（3）手段：用徵引方式提供事典與文詞來源

（4）內容：字詞、短語、詩行、警句、詞法、句法等

（5）目的：揭示歷時文學語境中的意境和意象

三.結語

根據本文的分析，在漢語訓詁學史上，語言文字之訓詁與經學義理之訓詁一直就並駕齊驅，划水難分；很難說哪一個是源、哪一個是流。東漢以後，玄學訓詁和史學訓詁打破了對經注的因襲模擬，確立了註釋學中的新範式。不僅把子注和經注區分開來，史注更是孑然成體，分道揚鑣。然而，歷代學者雖然都看到了這些不同門類的訓詁體系，但是尚未洞悉它們彼此不同之原理所在和系統之異，因此未能真正區分和發掘它們之間的本質不同。譬如，雖然裴松之、李善均用“徵引”之法，但如上所示，二者“徵引”目的之本質所在，截然不一。本文不揣檮昧，提出上述四大訓詁種類之獨立性、範疇性，並初步簡示其各自存在的系統性；為將來廣義訓詁學的建立與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拓展新的空間。就目前的研究和我們初步理論來看，這種“廣義訓詁學”的基本格局是：（1）小學訓詁學，（2）經學訓詁學，（3）哲學訓詁學，（4）史學訓詁學，（5）文學訓詁學。

毫無疑問，上述每一個分屬學科均可進行自己獨立的專科研究，而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下面的工作可謂迫在眉睫的基礎建設：（1）確定各個屬類彼此特有的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2）構建各自獨立存在的理論原理；（3）揭示自己的操作規則及其發展規律。⑱

這既是目前的首要任務，又是奠定廣義訓詁學的理論根據和實踐基礎。當然，凡上種種，皆為發凡起例、初步嘗試。其中各科均有待詳密的論證和分析，故而掛一漏萬，勢所難免；是耶？非耶？尚待方家是正。

（向上滑動啟閱）

附註：

①趙建成（2017）在《經典註釋徵引範式的確立與第四名注引書》一文中提到：何晏《論語集解》開創了經典註釋的集解之體。我們同意趙氏標舉的“集解體”為新的“（字詞名物）註釋體”，但“集解”不屬獨立門類的訓詁體。這裡特為標出，以免混淆。

②詳參黃侃（1983）《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陸宗達（1964）《訓詁淺談》、洪城（1984）《訓詁學》、陸宗達、王寧（1983）《訓詁方法論》、王寧（1996）《訓詁學原理》、齊佩瑢（2004）《訓詁學概論》、白兆麟（2005）《新著訓詁學引論》、郭在貽（2005）《訓詁學》、方一新（2008）《訓詁學概論》、周大璞（2011）《訓詁學初稿》等專著。

③按，對季剛先生此處“語言”的意思，或有寬、嚴兩解。嚴格地說，這裡的語言指字詞、短語。寬泛地理解，凡解字詞短語所含之微言哲理、所代表之事件場景、所表現之文學意境和美感，均可謂“解釋語言”一種（雖然不是字詞短語本身）。所以，嚴而言之，“用語言解釋語言”是詞語訓詁的定義，其他屬類的訓詁應當根據自己對象和原理的屬性和特點，作屬於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定義。

④注意：這裡說的是“訓詁”而不是“訓詁學”。茲事甚大，將另文專述。

⑤西方歷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事情會按照發生的方式發生（以及可能對未來意味著什麼）why things happened the way they did (and possibly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future)”，這和經學旨在人倫教化的歷史，截然不同，尤其是西方學者把歷學定義為epist ē m ē（真知，Heller 1982），就與經學的歷史更不一樣了。

⑥譬如季剛先生之“《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其中就暗含字詞訓詁（=解文之訓詁和季剛先生之“經學訓詁”）與我們這裡定義的“經學訓詁（=季剛先生的《春秋》訓詁）”之間具有本質不同的思想。

⑦均見戴震《與王內翰鳳喈書》，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55 頁

⑧見王鳴盛《蛾術編·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50冊，第70-72頁。

⑨《經典釋文·二》“以擾萬民，而小反，鄭而昭反，徐、李尋倫反。”注云“擾猶馴也。”惠棟雲：“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徐、李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吳承仕按語曰：㹛、擾、柔俱古幽部字，而小、而昭、而周諸音皆是也。音擾為馴，韻部雖亦可通，真、諄、幽、宵通轉之例，說見“有鷺雉鳴”而聲類不近，字書韻書亦不收此音。疑昔人並以徐邈、李軌為異讀，不謂擾字兼有馴音也。（見《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附《經籍舊音辯證·卷二》，中華書局，2008，第252頁）按：據此則徐、李異讀在解文意，而非注音。是故古人文意之訓詁，不僅義訓，音訓亦然，而今言古音者似皆未明此，故揭而示之於此。然斯事甚大，當另文專述。

⑩孔穎達《毛詩正義》雲：“文王初載，謂其幼小。”是詩人用“初載”表示“天作之合”時文王的年齡。

⑪亦即用提供一種新的想法來加深理解或闡釋自己思想的訓詁方法，是子學訓詁。

⑫當然，經義訓詁、文意訓詁、詞義訓詁之間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互動的關係，它們在詞義演變中也發揮不同作用和效應，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顯然，這裡的論證還引發出一個將來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⑬見《清史稿》卷四八一《錢大昭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⑭見陳志超1990《陳垣往來書信集》，致陳壽樂（第53通），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5頁。

⑮“史理”是這裡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不僅包含西方史學的概念，同時包含中國傳統的史教的意思。斯事至大，當另文專述。

⑯這裡主要參考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按，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也談到自己註釋的內容包括補闕、備異、懲妄、論辯等。

⑰筆者感謝張博偉先生所見告李善參比語境的“互相憲述”之注法，早在李善《選詩句圖》中已發其凡。然而其所以如此者，仍未明其詳細。

⑱筆者感謝汪維輝、張美蘭、齊元濤等同寅指出的，在本文五種訓詁屬類之外，它如中醫、建築等專科領域，是否亦當有自立訓詁屬類。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是否獨立成科的條件和標準是其對象必須有獨立的原理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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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璞2011《訓詁學初稿》，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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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利，男，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韻律句法學、語體語法學、韻律詩體學、訓詁學及漢語二語教學法。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訓詁的屬類與體系

—論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的獨立性

文/馮勝利

摘要：本文在前人訓詁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今學者篳路草創，系統井然，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秦漢以來之訓詁範圍，除了字詞語法以外，尚有經學訓詁、子學（玄學或哲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①文章指出：這些傳統訓詁學家所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的不同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的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和訓詁方法。本文發凡起例，為上述不同屬類的訓詁體系做一嘗試性的定性研究。

關鍵詞：字詞訓詁；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

訓詁或訓詁學一向被人看作餖飣之學，瑣碎於字詞之間，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從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戴震語）舍訓詁則無以明道。治訓詁，“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語）。古代之文獻典籍，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求其諦解者。是以訓詁之義，亦大矣哉！儘管如此，今日之訓詁學雖經古聖今賢篳路藍縷以闢體系，②而井井然而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訓詁實踐之全部。縱觀秦漢以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無不有其獨立之訓詁而至今未能董理成體，以見古人苦心孤詣、以示後生治學之道。故而不揣檮昧，冒為古人立言、立科，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之外，別立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文學訓詁之不同屬類與體系。進而指出：上述古代訓詁學家實踐但至今未能明確立科之四大體系，均有其相對獨立之訓詁對象、訓詁原則及訓詁方法。下面發凡起例，依次而試論之。

一.訓詁及訓詁學簡述

1.1何謂訓詁？

何謂訓詁？唐孔穎達曰：“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訓詁（或詁訓）就是“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黃季剛先生（1983：181）在古訓之上又推進一步，他說：“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③…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解釋語言就要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聲韻為訓詁之資糧，訓詁學為文字、聲韻之蘄向。”（黃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標、手段和方法，黃季剛先生因此而創建了一套訓詁學的理論。何九盈先生（1995：251）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

談訓詁不能不知訓詁學，談訓詁學，不能不知訓詁之緣起。“訓詁”這一術語在西方語文學（philology）裡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釋聖經詞語意義的一門學問。這和漢語“訓詁”的意思和來源，基本一致；就是說，我們的“訓詁”，也起源於解經。④最早使用“訓詁”二字的是解釋《詩經》的《毛詩故訓傳》。

1.2當代訓詁學的新發展

訓詁學研究到了當代，在陸宗達和王寧兩位先生的領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開掘和發展。傳統訓詁學最關心的是“詞語的含義及其解釋”，因此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從段玉裁以來就成了訓詁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從陸宗達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探索詞義使用和演變的規律，是訓詁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換言之，賦予訓詁學以語言學的性質、探討訓詁原理、方法和規律，就成了訓詁學當代的新發展。

首先，陸先生在《訓詁淺談》（1964：2-3）中明確指出：“訓詁學就是以語義的分析、組合和語義的體系，以及解釋語義的方法為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研究漢語的歷史語言。”又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裡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科學，也就是語義學。”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把訓詁學定義為語義學。

不僅如此，在陸宗達和王寧先生協力推進的訓詁學現代化進程中，他們根據訓詁的對象及其性質的不同，將訓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研究的是實際語言材料裡隨文而釋的詞義；一種關注的是詞典、辭書中綜合概括的詞義解釋。前者王寧先生稱之為“使用義”，後者稱之為“儲存義”。使用義和儲存義的規律，二者獨立分科以後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動規律的探索也碩果累累。陸、王的開拓與研究，可以說改寫了近代訓詁學的歷史，不僅創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養出大批的年輕訓詁學家。

二.訓詁的屬類與原理

如上所述，傳統和當代訓詁學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字詞名物方面的語義闡釋，語言之外的訓詁問題，譬如經文的理義、詞語的哲理、事件的來由、清詞雋語的文學效應等方面的詮釋，則不在其範圍之內，至今也無人問津。然而，這些和字詞訓詁不同屬類的訓詁實踐和內容，不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體系。它們相對獨立於字詞訓詁，既是字詞訓詁的延伸，又是獨立發展的結果；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它們獨立的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原則和理論）從而混同或掩埋於字詞訓詁之中而倍遭冷遇；不僅影響著詞義訓詁的判定（把不是詞義的訓詁混同於詞義），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其他訓詁屬類和系統的存在。具體而言，字詞訓詁之外，傳統訓詁的全部實踐之中，還有經學訓詁、子學訓詁、史學訓詁和文學訓詁四大門類。這四個類別的訓詁實踐都亟待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當代訓詁學的理論為基礎，根據它們各自所屬領域的原則和原理，建立一個彼此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廣義訓詁學”的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應該說是當代訓詁學家的一個時代使命。“非曰能之，願學焉”，故而不揣檮昧，拋磚引玉，分別而試論之。

2.1經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2.1.1什麼是經學？

經學是研究六經的學問。什麼是六經之學？《漢書·儒林傳》有言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據此，經是“先王”用來教戒臣民的“典籍”，經學是“明天道”、“正人倫”的治世之“法”。黃季剛先生在《論治經》一文中重申這一重要觀點，並用之糾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他說：“《漢書·藝文志》謂六經者王教之典籍，章實齋本之，因有六經皆史之說。惟章語實有未合處。史學只是經學之一部分，經學於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經學為為人之學。”（《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可見，經學是“垂世立教”的“為人之學”。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裡更具體地發揮了經學垂世立教之“人學”觀。他說：

“詩書的成立，其目的在由義理而來的教戒。”“為了教戒的目的，在編纂（指《詩》《書》——編者）時作了很大的選擇。當然，這些被選擇、編纂而遺留下來的教材，同時即是歷史中的重要資料，並能給歷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選擇、編纂的動機與目的言，這隻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1982：2）

綜上所述，經學是維繫傳統社會教義的理論和原則。因此，所謂六經都是“教經”。縱然六經之中有記載歷史的典籍（如《春秋經》），也是“以史為教”的經典。經學中的歷史嚴格地說不是“西方所謂歷史學的歷史（史學historiography或歷史性historicity）”，⑤而是明天道、正人倫的“史教”之學（=經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復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良有以也。

2.1.2什麼是經學訓詁？

瞭解了什麼是經學，就不難理解“經學訓詁”在傳統訓詁學裡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用“經學訓詁”來說明經典中的文字訓詁。最要區分的是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使用的“經學訓詁”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論述：

“說字之訓詁與解文之訓詁不同。小學家之訓詁與經學家之訓詁不同。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能取字義中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黃侃1983：192、219）

這裡“經學家之訓詁”指的是“解文之訓詁”，而不專指“解經義之訓詁”。事實上，儘管在傳統經學裡，很多學者有感於“經文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⑥但卻很少或至今沒有隻針對“經學義理”的訓詁屬性進行的專門研究，更遑論獨立研究“經義訓詁”之方法、原則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發凡起例，賦予“經學訓詁”以新的概念，使之獨立於傳統字詞之解文訓詁。

什麼是我們理解的經學訓詁？從傳統上說，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都是經學訓詁之大師，故而經學訓詁，由來久矣。但經學訓詁不是字詞訓詁，公羊高、榖樑赤、毛亨、鄭玄等儘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詞訓詁同時有的也很難分辨，但是他們作經學訓詁的時候，使用的原則和方式，與字詞訓詁迥然有別。譬如《春秋公羊傳註疏》有云：

《春秋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新宮災後修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

徐彥《疏》：上“二十八年築微之事”實在“大無麥禾”後，而在前言之者，諱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則去年無麥禾，今茲凶歲而修廏，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

《傳》與《疏》均為解經而作。首先，經文依例要為魯君諱大惡，但是，這裡不但不諱反而“譏之”。《公羊傳》曰：“何譏爾？”回答是因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茲凶歲而修廏”，是違常規，所以要“書”。然而，去歲禾麥無收，新宮失火而重修之，但卻不書。何以如今要“書”？公羊說：“不諱者正以功費輕也”！就是說，修馬廄比造宮殿的罪過輕。

這可謂經學訓詁一般方式。《公羊傳》解釋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書、何譏爾、不諱者何”等問題，都是經義問題，其目的在於揭示《春秋經》作者寫作的用意。即通過敘事內容的書與不書，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義”，揭示春秋筆法的“教諷”之義。《公羊傳》的訓詁是通過《春秋》的書寫體例中“無需書寫的事件”來表達對莊公的譴責和譏諷。

如上所示，“經學訓詁”由來已久，但何以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是因為在訓詁學史上，似乎還沒有把古人解經實踐中有關的“經學”屬性的訓詁原理和方式離析出來，使之獨立成科、或獨立成為訓詁的一個門類。正因如此，經學訓詁和字詞訓詁常常混在一起，無法辨別，不僅困惑後來的語言研究者，同時也影響著後來的經學研究者。舉例而言：

《詩·國風·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鄭箋雲：“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黃焯先生《毛詩鄭箋平議》雲：“焯案：範家相《詩瀋》雲：‘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蓋詩意或為呼日月而訴之之辭，猶屈子問天之類也。《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箋亦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似皆失之。”（黃焯1985：27）

這裡鄭箋以“日月”為“君臣”同時又“以日月喻國君與夫人”，黃耀先批評說“似皆失之。”事實上，從兩處的“日月”所指的意圖來看，鄭玄作的不是字詞訓詁，而是“經學訓詁（闡釋義理的訓詁）。然而，黃耀先卻從“語言學”的角度用字詞訓詁（闡釋字詞之義的訓詁）來批評鄭玄。鄭玄何嘗不知“日月”有“屈子問天”時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經學訓詁，要闡釋的是經文的“義理”，因為經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們如果用語言學的原則來批評用經學解釋的結果，那麼就從屬類和體系上導致風馬不及的偏誤。有鑑於此，我在《理論訓詁學講義》裡面專門給“經學訓詁”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以闡釋經書微言大義為目的的訓詁為經學訓詁”。如果我們明確了什麼是經學訓詁，我們就不會、也不能用詞語訓詁的原則來苛責經學訓詁，更不會和不能用經學訓詁的結果來改變或混淆詞義訓詁的根據與系統。

事實上，混淆經學訓詁與字詞訓詁而帶來的誤解與無謂爭執，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書》“光被四表”，戴震從字詞訓詁的角度提出“古本堯典必有作‘橫被’者”（根據孔安國“光，充”之古訓及《釋文》古曠之反切）⑦，而鄭玄則訓“光”為“光耀”。鄭玄所釋乃經學訓詁，故其說不必有作“橫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鳴盛⑧）則用鄭玄經學訓詁反對戴震字詞訓詁之理必，這就犯了用經學的“詩教義理”來反對語言學的“求真理必”（參見馮勝利2018、2019），結果必然兩不相屬。由此可見，釐清古人註釋中這兩種訓詁的不同，是訓詁學和經學兩個學科將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2.1.3經學訓詁的原理、方法與要領

2.1.3.1區分家法之不同

經學訓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區分家法之不同。黃季剛先生有言曰：“（經學）訓詁、文詞、典制、事實、大義等，不可妄為輕重。此經學之大要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何以“不可妄為輕重”？因為秦漢經學之訓詁，家學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說而駁另家之說。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就是季剛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詩經》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美談。

《周頌·潛》：“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

。《正義》：“《爾雅》作木邊也，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邊為正也。”胡承珙《後箋》：“若糝之從米，釋為以米投水中養魚，則不得為器，恐是望文生義。”（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按，以上諸訓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黃侃先生兼而通之雲：

“投米、積木，二義可通。其書木者，《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廣雅》‘涔，栫也。’郭景純《江賦》：‘栫殿為涔。’此皆積木之義，亦本於古。其實涔、潛、糝、栫，聲皆相轉，即義皆可通，不必從米獨是，從木獨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說，而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引自葉賢恩2006：164《黃侃傳》）

黃侃先生

這裡“宜分疏各說”是處理經學家法訓詁的一大原則，因此黃季剛先生說“不必有所取捨”，“有所取捨則固矣。”評者以為黃先生此說“超越前人”，宏通之極。其實，這是深通經學理路原則的具體表現。經學重“家法”，因為它承傳有自，各為體系，所以從彼此獨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異，但無是非”！所以季剛先生說：“經學訓詁雖有時亦取其通，必須依師說展轉求通，不可因猝難明曉，而輒以形聲相通假之說率為改易也。”（黃侃1983：192）可見，通曉師說家法，是經學訓詁的一大原則。

2.1.3.2區分字詞訓詁、文意訓詁與義理訓詁

《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曰：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這是經學訓詁的第二大原則。季剛先生通過五經二分法以及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訓詁（揭示上下文中語言文字的具體意思）與義理訓詁（揭示語言文字背後的義理思想）之間的本質不同。因此，字詞訓詁與經學訓詁的對立，也可以看作《詩》、《書》訓詁與《春秋》訓詁的對立。

在訓詁的類別中，不僅要區分詞義訓詁與經義訓詁之不同，更要嚴格區分和處理文意訓詁與經義訓詁的不同。⑨馮勝利（1983）提出，古代訓詁中存在一種與字詞訓詁完全不同的“文意訓詁”。譬如《國語·晉語》：“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昭注：“食，偽也。”其實“食”在這裡的詞義很清楚。《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國語》裡的“食”與《左傳》的一樣，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韋氏注撇開了“食”的詞義而闡釋其言外之意。必須警覺的是：在《中華大字典》裡“食，偽也”這類解釋文意的訓詁，也以詞義的身份置身於該書的義項之列。今天雖然我們知道文意訓詁不容與詞義訓詁相混淆，但如何區分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卻是一個新課題。經義訓詁與文意訓詁有本質的不同嗎？舉例而言，《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傳》：“載，識也。”涵詠詩意，詩中之“載”乃“年載”義，“初載”猶言“初年”。⑩但毛亨訓之以“識”，這顯然不是詞義訓詁。但這是文意訓詁呢？還是經義訓詁？如何區別？這裡我們提出一種簡捷的辨別方法（更詳實的研究，則有待來日）：

（1）用換一種說法的言外之意來訓詁的方法，是文意訓詁；

（2）用天道人倫來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訓詁方法，是經學訓詁。

簡言之，改換說法的是文意訓詁，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經學訓詁（給人想法的是哲學訓詁）⑪。據此而言，毛傳“載，識也”不是後者而是第一種：謂“文王出世後剛剛具有思想意識之時”，（故孔疏又說：“（大姒）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這是改變說法，因此不是經學訓詁而是文意訓詁。這和上文所引鄭玄解“光”為“光耀”不同，鄭玄的註釋是經學訓詁而非文意訓詁，因為那裡“光”的詞義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鄭玄用假借之法“實現頌揚堯德之目的”的結果。⑫文意訓詁仍然屬於文獻語言學的傳統訓詁的範圍，它與其它四類新建的訓詁範疇（經學、玄學、史學、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子學訓詁也稱玄學或哲學訓詁）

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2016：321）談到：“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註釋經典的傳統……漢朝註釋經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詳細解釋，還有用‘緯’證‘經’的方法，形成緯書系統。到魏晉則為之一變，玄學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辯名析理’的方法。佛教傳入以後，對佛經也有各種不同的註釋，有‘音義’、‘音訓’等等。”這是訓詁範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里程碑：子學訓詁的出現與建立。

人們不禁要問：根據“訓詁屬類系統的理論”子學訓詁作為一個獨立的屬類系統，它獨立成體的必然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王弼（226-249）《老子道德經注》得到啟示和回答。

《道德經·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王弼《注》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這是在闡釋《道德經》這段話的哲學思想：因為“道”沒有形體不能維繫，所以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它取名字。因為無法取名是正常情況，所以說“‘道’經常是沒有名字的”。這種註釋顯然與毛亨注詩、鄭玄箋毛的字詞訓詁大相徑庭。毛、鄭的字詞訓詁旨在字、詞、句、章之解釋，而王弼則關注哲理的闡釋，突破只解字、詞、章句的注經方式，長篇大論，頗以自己對老莊玄學思想的理解為標準去疏解。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鄭的經學訓詁，很簡單，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經義理，而在老莊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為與其說是註釋，不如說是他對玄學思想的再創造——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也。據此，我們說玄學訓詁的出現是魏晉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憑藉我注六經（=古代典籍）來達到六經注我的目的。因此，我們嘗試性地用下面數條作為玄學訓詁的原理和方法（更詳細、精密的分析則有俟來日）：

（1）對象：子學文獻

（2）原理：辯名析理（用邏輯方法限定字詞概念，辨析其哲學含義）

（3）方法：寄言出意（將自己的想法深入於原文刑名之理（以意逆志），化出新的思想）

（4）目的：得意忘言（闡釋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詞表面之義）

2.3史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史學訓詁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學語言和背景解釋古代史書的一種訓詁活動。與經學訓詁和玄學訓詁相比，史學訓詁最為歷代學者所關注、所重視，甚至頗有精闢的總結。譬如清人錢大昭就曾一語道破史學訓詁之真諦：

“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⑬

就是說，史學訓詁的目的旨在註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陳垣以“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⑭。事實上，歷代史學家對史學訓詁的內容也頗有揭舉，如史料的甄別、史實的補充、史實鑑定、史理揭示、史識發明等功能的闡釋，不一而足⑮。史料補充是史學訓詁的基本內容。譬如，漢朝孟喜傳古文《易》的史實，是經裴松之（372-451）《三國志·虞翻傳》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來這一史實。

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其宗旨、體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影響。也屬典型的史學訓詁。如：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孝標註有云：《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顯然，這些風雅倜儻的生活軼事，沒有劉氏註文的補充，今天是很難看到的。趙建成（2017）總結劉孝標的《世說》注時說：

《三國志注》務求周悉，側重於補其脫漏，《世說注》則更注重於勾勒書中人物發言、行事之歷史、時代背景，故又有所發揚。

由此可見，即使都是歷史訓詁，由其對象、內容及社會背景之不同，也會帶來註釋方法、體例及系統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為史學訓詁？史學訓詁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我們看到：史學訓詁雖備受關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論等重要問題，學界向無系統研究。不僅歷史學科方面沒有關注史學訓詁的研究，訓詁學科方面也沒有給予專門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學訓詁理論也尚未提到日程上來。這裡，我們只能綜合前人的訓詁實踐和史論，對史學訓詁的對象和原理作一嘗試性探索。⑯如果說裴松之開創了新的史學註釋範式的話，那麼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則全面反映出何為“史注”的內容、方式和範例。這裡我們姑從陳垣先生總結胡注的20篇目的內容入手，將何謂史學訓詁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1）對象：記錄歷史的古代典籍（或從歷史角度對待的古代典籍）

（2）原理：注史以達事為主（錢大昭）、“博採異文多所折中”（李慈銘）

（3）內容：書法、避諱、評論、勸誡

（4）手段：補闕、校勘、解釋、考證、辯誤、出處、徵引

（5）目的：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作者的意圖）

注意：雖然有些史書的訓詁也被歸入“史注”範疇，但註釋家所用仍屬文字訓詁（如趙把《史記集解》歸入史注，但《史記集解》仍屬字詞訓詁）。其次，某一新訓詁體的開創和出現，並不意味著其他訓詁體（尤其是文字訓詁）就被取代。新體和舊體常常並存無礙，有時不僅共存，而且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涇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於沒有分別。

2.4文學訓詁的對象與原理

文學訓詁的範式是李善（630-689）創立的。但李善創立的是什麼範式？這裡我們要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對李善訓詁的認識，雖得其承傳，並未切中其創新之諦。譬如：認為李善注既有傳統的訓詁、章句、音注，又有補闕、備異、糾謬等體例。我們知道，引述繁複是李善《文選注》的重要特色和風格，或曰“這是由其作注宗旨決定的”。然而，這裡的宗旨是什麼呢？不得而知。趙建成（2017）引李善《上文選注表》“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後，總結道：“弋釣書部”（=徵引）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從而確立了集部註釋學的一種新的範式，……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部典籍註釋最高成就的代表”。無疑李善《文選注》開創了里程碑式的註釋學體。然而問題是：如果說徵引文獻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揭櫫文本背後的事典與文辭來源，我們不禁還要更深一步地追問：李善為什麼要“注出事典與文辭來源”？日本學者岡村繁（2002:319）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奧妙，說到：

“李善繼承並超越了以往對《文選》作語言學註解的傳統方法，進而從文學的角度深入《文選》的內面。他致力於凸現漢魏六朝文學的本質特徵，由此而把重點放在《文選》作品中用語所依據的出典，對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從文學的角度註釋，事典和文辭來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經學訓詁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史學訓詁也不用此法？為什麼事典和文辭來源單單對文學“情有獨鍾”？在這些問題澄清以前，李善註釋的里程碑性質，就只能是一個標籤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他對後代的影響所以如此之大也變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以其昏昏難使昭昭。

為揭示李善註釋的真正要旨，我們不妨先看下面的例子：

曹子建《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李善《注》：“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倐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李善為什麼要用樂府詩《步出夏門行》來註釋曹植詩歌中的“白日”、“西山”。論者會說：為了提供文辭的來源。但為什麼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事實上，李善在註釋王仲宣《從軍詩五首》中“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一句時，亦採用古《步出夏門行》之“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來作注。不錯，他的目的是要提供文辭的來源，但這只是手段而不是的目的。我認為，文學註釋“提供文辭來源”不僅僅是要提供背景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已有文學語境中意象與意境。換言之，李善在告訴讀者：王仲宣詩歌中的“白日”和“西山”這兩個意象，不僅出自樂府詩的意境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結合“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中的白日和西山的意象來理解、來構思、來欣賞現在原文中的“白日”和“西山”。原因很簡單，文學鑑賞過程是讀者重新構建意象之美的再創造的過程。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文學閱讀也是一種文學創作（被動性創作），是讀者在作者提供的文字信息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驗，再度創造出與作者相諧的文學美感和效應（參馮勝利2016）。在這種“閱讀創作論”的思想指導之下，李善註解中的語詞出處、意象來源、“詩句脫變”和“化用詩歌意境與意象”等，都是文學訓詁幫助讀者建立審美經驗的手段。就是說，文學訓詁提供出典和文辭來源的目的，就是要標出“意象”取景或取象之所自。再如：

（1）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李善注：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

（2）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李善注引《江賦》“絕岸萬丈，壁立霞駁”；又引郭璞《遊仙詩》“山林隱遯棲”。

（3）陸士衡《招隱士》：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李善注引《論語》：“子曰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上文（1）中的引文出自《豳風·七月》毛傳，原文作：“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果再結合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則原詩“秋日多悲懷”的情景和意境就更加豐富多彩而地躍然紙上了。（2）中的引文則將原文“絕壁”放到了“萬丈絕岸”和“雲霞壁立”的景象之中，更加之以遊隱遯跡之處的林夕仙境，於是讓讀者盡情想象原文“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的多維、多層的自然意境，於是景象叢生而飄然欲仙了。（3）則是從思想背景的深度上，引導讀者如何去“圖”，如何去“欲”——引文一出，則將一番窮途的道理和隱退的情趣，直抒無遺而又餘味無窮。

總之，李善所為，意在提供原文所出之意境和意象。正如王寧先生（1988）所說：“這些都不是僅尋找出處，更重要的是以境比境，為讀者提供一個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對選詩的體會。這種註釋方式是唯文學作品可取，又為文學作品所必取的。”這正是李善創造的文學訓詁的一個新範式，⑰他徵引的目的不僅僅是解釋字詞之義，也不只是給出出處，其根本目的是提供給讀者多維度的歷時文學語境，讓他們可以藉此想象和創造富有時空厚度和立體感的文學意境和意象，從而獲得超時空美感的文學享受。這就是為什麼李善《文選注》在四大名注（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和李善）之中，徵引典籍最多；而最多之中又以引集部書數量最多（1157家），佔全部引書的59%（趙建成2017）原因所在，因為文學作品的意境和意象越豐厚，其藝術效果就越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性地給文學訓詁列出如下特徵：

（1）對象：古代文學作品（詩、歌、詞、賦及古代散文）

（2）原理：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序》），翰藻=文學意象之載體

（3）手段：用徵引方式提供事典與文詞來源

（4）內容：字詞、短語、詩行、警句、詞法、句法等

（5）目的：揭示歷時文學語境中的意境和意象

三.結語

根據本文的分析，在漢語訓詁學史上，語言文字之訓詁與經學義理之訓詁一直就並駕齊驅，划水難分；很難說哪一個是源、哪一個是流。東漢以後，玄學訓詁和史學訓詁打破了對經注的因襲模擬，確立了註釋學中的新範式。不僅把子注和經注區分開來，史注更是孑然成體，分道揚鑣。然而，歷代學者雖然都看到了這些不同門類的訓詁體系，但是尚未洞悉它們彼此不同之原理所在和系統之異，因此未能真正區分和發掘它們之間的本質不同。譬如，雖然裴松之、李善均用“徵引”之法，但如上所示，二者“徵引”目的之本質所在，截然不一。本文不揣檮昧，提出上述四大訓詁種類之獨立性、範疇性，並初步簡示其各自存在的系統性；為將來廣義訓詁學的建立與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拓展新的空間。就目前的研究和我們初步理論來看，這種“廣義訓詁學”的基本格局是：（1）小學訓詁學，（2）經學訓詁學，（3）哲學訓詁學，（4）史學訓詁學，（5）文學訓詁學。

毫無疑問，上述每一個分屬學科均可進行自己獨立的專科研究，而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下面的工作可謂迫在眉睫的基礎建設：（1）確定各個屬類彼此特有的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2）構建各自獨立存在的理論原理；（3）揭示自己的操作規則及其發展規律。⑱

這既是目前的首要任務，又是奠定廣義訓詁學的理論根據和實踐基礎。當然，凡上種種，皆為發凡起例、初步嘗試。其中各科均有待詳密的論證和分析，故而掛一漏萬，勢所難免；是耶？非耶？尚待方家是正。

（向上滑動啟閱）

附註：

①趙建成（2017）在《經典註釋徵引範式的確立與第四名注引書》一文中提到：何晏《論語集解》開創了經典註釋的集解之體。我們同意趙氏標舉的“集解體”為新的“（字詞名物）註釋體”，但“集解”不屬獨立門類的訓詁體。這裡特為標出，以免混淆。

②詳參黃侃（1983）《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陸宗達（1964）《訓詁淺談》、洪城（1984）《訓詁學》、陸宗達、王寧（1983）《訓詁方法論》、王寧（1996）《訓詁學原理》、齊佩瑢（2004）《訓詁學概論》、白兆麟（2005）《新著訓詁學引論》、郭在貽（2005）《訓詁學》、方一新（2008）《訓詁學概論》、周大璞（2011）《訓詁學初稿》等專著。

③按，對季剛先生此處“語言”的意思，或有寬、嚴兩解。嚴格地說，這裡的語言指字詞、短語。寬泛地理解，凡解字詞短語所含之微言哲理、所代表之事件場景、所表現之文學意境和美感，均可謂“解釋語言”一種（雖然不是字詞短語本身）。所以，嚴而言之，“用語言解釋語言”是詞語訓詁的定義，其他屬類的訓詁應當根據自己對象和原理的屬性和特點，作屬於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定義。

④注意：這裡說的是“訓詁”而不是“訓詁學”。茲事甚大，將另文專述。

⑤西方歷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事情會按照發生的方式發生（以及可能對未來意味著什麼）why things happened the way they did (and possibly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future)”，這和經學旨在人倫教化的歷史，截然不同，尤其是西方學者把歷學定義為epist ē m ē（真知，Heller 1982），就與經學的歷史更不一樣了。

⑥譬如季剛先生之“《詩》《書》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黃侃先生語錄·論治經》），其中就暗含字詞訓詁（=解文之訓詁和季剛先生之“經學訓詁”）與我們這裡定義的“經學訓詁（=季剛先生的《春秋》訓詁）”之間具有本質不同的思想。

⑦均見戴震《與王內翰鳳喈書》，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55 頁

⑧見王鳴盛《蛾術編·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50冊，第70-72頁。

⑨《經典釋文·二》“以擾萬民，而小反，鄭而昭反，徐、李尋倫反。”注云“擾猶馴也。”惠棟雲：“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徐、李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吳承仕按語曰：㹛、擾、柔俱古幽部字，而小、而昭、而周諸音皆是也。音擾為馴，韻部雖亦可通，真、諄、幽、宵通轉之例，說見“有鷺雉鳴”而聲類不近，字書韻書亦不收此音。疑昔人並以徐邈、李軌為異讀，不謂擾字兼有馴音也。（見《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附《經籍舊音辯證·卷二》，中華書局，2008，第252頁）按：據此則徐、李異讀在解文意，而非注音。是故古人文意之訓詁，不僅義訓，音訓亦然，而今言古音者似皆未明此，故揭而示之於此。然斯事甚大，當另文專述。

⑩孔穎達《毛詩正義》雲：“文王初載，謂其幼小。”是詩人用“初載”表示“天作之合”時文王的年齡。

⑪亦即用提供一種新的想法來加深理解或闡釋自己思想的訓詁方法，是子學訓詁。

⑫當然，經義訓詁、文意訓詁、詞義訓詁之間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互動的關係，它們在詞義演變中也發揮不同作用和效應，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顯然，這裡的論證還引發出一個將來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⑬見《清史稿》卷四八一《錢大昭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⑭見陳志超1990《陳垣往來書信集》，致陳壽樂（第53通），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5頁。

⑮“史理”是這裡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不僅包含西方史學的概念，同時包含中國傳統的史教的意思。斯事至大，當另文專述。

⑯這裡主要參考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按，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也談到自己註釋的內容包括補闕、備異、懲妄、論辯等。

⑰筆者感謝張博偉先生所見告李善參比語境的“互相憲述”之注法，早在李善《選詩句圖》中已發其凡。然而其所以如此者，仍未明其詳細。

⑱筆者感謝汪維輝、張美蘭、齊元濤等同寅指出的，在本文五種訓詁屬類之外，它如中醫、建築等專科領域，是否亦當有自立訓詁屬類。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是否獨立成科的條件和標準是其對象必須有獨立的原理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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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馮勝利，男，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韻律句法學、語體語法學、韻律詩體學、訓詁學及漢語二語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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