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是由大灣區本身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區域定位綜合決定的。文化市場體系是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各類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但文化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範疇，而是需根據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產業的結構變化等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以往討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特徵時，我們往往使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予以概括。“統一是經濟環境的基礎，開放是經濟活力的前提，競爭是經濟效率的源泉，有序是經濟秩序的保證。”[4]但這種概括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語境來表述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架構；在一種相對微觀的立場上，就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呈現出新的“五大表徵”。粵港澳大灣區本身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為堅實的大數據產業基礎，大數據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層面具有引領示範作用，因此這“五大表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人才創意化。文化人才是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追求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現代高端創意人才的支撐。與一般市場體系的人才支撐不同，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為注重創意為王。“數據化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5]數據並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蘊含著事物之間的關聯和信息，而發現這些關聯和信息、讓事物之間“搭上邊”並使數據轉化為真正文化產品的媒介就是創意，即那些具有大數據思維的創意人。因此，大數據時代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人才需要具備高端的創意技能，能夠憑藉個人技能和天分的發揮創造潛在的財富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人，創意人才的集聚不僅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支撐，更能為大灣區文化產業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是外來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在近兩年的“人才爭奪戰”中大灣區也是重要的競爭者。2018年，被譽為“廣東省最強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的《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辦法》出臺，該政策大力引進文化創意人才，為文化英才設立工作室，並可獲300萬元資助。2018年，首份“香港人才清單”發佈，“創意產業專才”在11類引進人才之列。澳門持續實施“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2018年發佈電影長片、原創歌曲和時裝設計三大行業的扶持政策，積極培養本地文化創意人才。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吸引，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佛羅里達曾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由人類創意提供動力的經濟，並依靠創意來創造經濟價值。“（創意）階層包含了大批知識工作者、符號學家、專業和技術專家……（他們）在各自的經濟職能這一主要基石上構建社會群體並形成共同身份。”[6]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爭奪、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意社群，其意義已經超越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發展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上升到身份識別的高度，強化了創意在群體和區域中的認同意識，而這種認同也必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區域的文化標識。
第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生產動態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是高質量的生產，但這種生產絕不是沿襲傳統程式化和固態化的文化生產，而是在大數據的介入下，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文化生產進行動態調整。動態化生產體現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加註重大數據在文化生產中的支撐性作用，大數據能夠通過龐大的消費數據庫，促進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精準對接，為文化企業的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文化產業的提質增效。
粵港澳大灣區在利用大數據助推文化企業動態化生產層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實施方案》和《廣東省支持企業“上雲上平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年）》，推動各類企業通過“上雲上平臺”、利用現代工業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動態調整生產內容，實現供應鏈、消費鏈系統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2018年廣東還發布“廣東省製造業大數據指數（MBI）”，是全國首個製造業大數據指數。大數據指數構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分析框架相區別的指數模型，為各類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科學性和實效性的動態參考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協同創新發展層面，華為雲新增香港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雲技術接入澳門（2018年）、立足廣東並輻射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阿里雲工業互聯網總部落地廣州等都強化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數據整合，為大灣區加快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推動文化生產的動態化、實時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三，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產品智能化。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本身已有6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次技術浪潮，目前第三次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隨著互聯網技術在文化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具備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智能化體驗，創造了高品質的文化生活。與傳統的文化產品相比，這種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產品形態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下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近年來，以大數據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型互聯網文化業態如可穿戴設備、AR/VR產品等，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提升了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基地，智能領域開始搶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為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化水平，廣東省出臺《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2030年）》，重點發展騰訊、科大訊飛等5大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香港和澳門也成立各自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探索大數據支撐下的“智”造產品，加快區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進程。粵港澳大灣區湧現出一批優質人工智能企業，如優必選、寒武紀等，在人臉識別、表情捕捉、語音智能、視覺搜索、商品定位、消費偏好記憶等領域豐富了文化產品的智能化體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聯盟成立，不僅進一步健全了大灣區產業體系的中介服務平臺，而且有利於各類智能產品的研發和孵化，增強了粵港澳大灣區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核心驅動力。
第四，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定製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下的文化生產不是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因為這種生產模式無法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當下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面向95後、00後消費群體的代際轉換，他們與以往的消費群體不同，他們更加註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品質化消費。“個性化……是客體消費選擇中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追求時尚和潮流、保持獨特的風格使得他們著力體現與眾不同的消費行為。”[7]因此，把握這些極具個性化的消費信息，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現實的挖掘功能，即通過對來自移動終端、消費終端等數據發現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將這些信息反饋給生產終端，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的服務。定製消費既是消費群體個性化的消費選擇，也應是大數據時代文化企業根據消費趨向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特徵。
文化旅遊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3小時旅遊圈的形成和“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的不斷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家庭短期遊的重要目的地。《綱要》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構築休閒灣區和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城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有超9成的受訪者在暑期有意願選擇粵港澳周邊遊，而“家庭‘抱團’遊未來最大需求就是‘定製化’，從集中地點、行程安排、住宿選擇等方面均滿足家庭的需要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8]總體來說，定製化旅遊是一種新的旅遊形態，目前處在消費的快速增長期。由於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多樣化，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旅遊消費定製化的時代風口，高效整合對接各類互聯網平臺、景區、交通、酒店等數據資源，分析區域內潛在的消費增長點，打造更多具有個性化的定製旅遊方案，滿足消費者對品質化、個性化旅遊的消費需求，促進傳統文化旅遊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
第五，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多元化。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整體構成中，資本是重要的要素市場，而且是推動文化產業不斷髮展壯大實現高質量、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要素。由於市場主體的差異化及其不同需求，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構成彰顯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徵，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本既有一般性的政府直接投入、產業基金（如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投資建設母基金），也有股權融資、債券發行、網絡眾籌、新三板上市等途徑，如從新三板上市的文化企業數量來看，2017年廣東新增文化企業數量74家，佔比為19.12%，雖略低於北京的82家，佔比21.19%（詳見圖1），但在全國仍屬於文化資本較為活躍的區域。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迫切需要金融大數據為資本與生產實現高效對接。構建金融大數據產融生態圈和進行風險控制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和融資對接平臺、股權交易平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均承擔和發揮著投資、融資等金融作用。但也毋須諱言，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手段，建立以文化、科技、產業、金融為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共享與對接服務平臺的任務，仍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隨著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市場體系的金融風險逐步增加。2017年國內首個地方大數據金融風險監測防控平臺落戶廣東，既體現出粵港澳地區各類金融資本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金融資本更加多元化湧入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強化資本對接和風險監測進而保障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探索性實踐。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是由大灣區本身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區域定位綜合決定的。文化市場體系是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各類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但文化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範疇，而是需根據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產業的結構變化等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以往討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特徵時，我們往往使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予以概括。“統一是經濟環境的基礎，開放是經濟活力的前提，競爭是經濟效率的源泉，有序是經濟秩序的保證。”[4]但這種概括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語境來表述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架構；在一種相對微觀的立場上，就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呈現出新的“五大表徵”。粵港澳大灣區本身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為堅實的大數據產業基礎，大數據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層面具有引領示範作用，因此這“五大表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人才創意化。文化人才是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追求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現代高端創意人才的支撐。與一般市場體系的人才支撐不同，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為注重創意為王。“數據化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5]數據並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蘊含著事物之間的關聯和信息，而發現這些關聯和信息、讓事物之間“搭上邊”並使數據轉化為真正文化產品的媒介就是創意，即那些具有大數據思維的創意人。因此，大數據時代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人才需要具備高端的創意技能，能夠憑藉個人技能和天分的發揮創造潛在的財富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人，創意人才的集聚不僅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支撐，更能為大灣區文化產業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是外來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在近兩年的“人才爭奪戰”中大灣區也是重要的競爭者。2018年，被譽為“廣東省最強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的《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辦法》出臺，該政策大力引進文化創意人才，為文化英才設立工作室，並可獲300萬元資助。2018年，首份“香港人才清單”發佈，“創意產業專才”在11類引進人才之列。澳門持續實施“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2018年發佈電影長片、原創歌曲和時裝設計三大行業的扶持政策，積極培養本地文化創意人才。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吸引，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佛羅里達曾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由人類創意提供動力的經濟，並依靠創意來創造經濟價值。“（創意）階層包含了大批知識工作者、符號學家、專業和技術專家……（他們）在各自的經濟職能這一主要基石上構建社會群體並形成共同身份。”[6]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爭奪、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意社群，其意義已經超越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發展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上升到身份識別的高度，強化了創意在群體和區域中的認同意識，而這種認同也必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區域的文化標識。
第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生產動態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是高質量的生產，但這種生產絕不是沿襲傳統程式化和固態化的文化生產，而是在大數據的介入下，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文化生產進行動態調整。動態化生產體現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加註重大數據在文化生產中的支撐性作用，大數據能夠通過龐大的消費數據庫，促進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精準對接，為文化企業的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文化產業的提質增效。
粵港澳大灣區在利用大數據助推文化企業動態化生產層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實施方案》和《廣東省支持企業“上雲上平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年）》，推動各類企業通過“上雲上平臺”、利用現代工業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動態調整生產內容，實現供應鏈、消費鏈系統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2018年廣東還發布“廣東省製造業大數據指數（MBI）”，是全國首個製造業大數據指數。大數據指數構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分析框架相區別的指數模型，為各類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科學性和實效性的動態參考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協同創新發展層面，華為雲新增香港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雲技術接入澳門（2018年）、立足廣東並輻射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阿里雲工業互聯網總部落地廣州等都強化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數據整合，為大灣區加快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推動文化生產的動態化、實時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三，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產品智能化。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本身已有6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次技術浪潮，目前第三次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隨著互聯網技術在文化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具備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智能化體驗，創造了高品質的文化生活。與傳統的文化產品相比，這種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產品形態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下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近年來，以大數據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型互聯網文化業態如可穿戴設備、AR/VR產品等，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提升了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基地，智能領域開始搶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為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化水平，廣東省出臺《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2030年）》，重點發展騰訊、科大訊飛等5大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香港和澳門也成立各自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探索大數據支撐下的“智”造產品，加快區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進程。粵港澳大灣區湧現出一批優質人工智能企業，如優必選、寒武紀等，在人臉識別、表情捕捉、語音智能、視覺搜索、商品定位、消費偏好記憶等領域豐富了文化產品的智能化體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聯盟成立，不僅進一步健全了大灣區產業體系的中介服務平臺，而且有利於各類智能產品的研發和孵化，增強了粵港澳大灣區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核心驅動力。
第四，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定製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下的文化生產不是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因為這種生產模式無法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當下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面向95後、00後消費群體的代際轉換，他們與以往的消費群體不同，他們更加註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品質化消費。“個性化……是客體消費選擇中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追求時尚和潮流、保持獨特的風格使得他們著力體現與眾不同的消費行為。”[7]因此，把握這些極具個性化的消費信息，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現實的挖掘功能，即通過對來自移動終端、消費終端等數據發現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將這些信息反饋給生產終端，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的服務。定製消費既是消費群體個性化的消費選擇，也應是大數據時代文化企業根據消費趨向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特徵。
文化旅遊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3小時旅遊圈的形成和“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的不斷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家庭短期遊的重要目的地。《綱要》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構築休閒灣區和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城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有超9成的受訪者在暑期有意願選擇粵港澳周邊遊，而“家庭‘抱團’遊未來最大需求就是‘定製化’，從集中地點、行程安排、住宿選擇等方面均滿足家庭的需要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8]總體來說，定製化旅遊是一種新的旅遊形態，目前處在消費的快速增長期。由於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多樣化，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旅遊消費定製化的時代風口，高效整合對接各類互聯網平臺、景區、交通、酒店等數據資源，分析區域內潛在的消費增長點，打造更多具有個性化的定製旅遊方案，滿足消費者對品質化、個性化旅遊的消費需求，促進傳統文化旅遊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
第五，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多元化。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整體構成中，資本是重要的要素市場，而且是推動文化產業不斷髮展壯大實現高質量、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要素。由於市場主體的差異化及其不同需求，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構成彰顯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徵，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本既有一般性的政府直接投入、產業基金（如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投資建設母基金），也有股權融資、債券發行、網絡眾籌、新三板上市等途徑，如從新三板上市的文化企業數量來看，2017年廣東新增文化企業數量74家，佔比為19.12%，雖略低於北京的82家，佔比21.19%（詳見圖1），但在全國仍屬於文化資本較為活躍的區域。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迫切需要金融大數據為資本與生產實現高效對接。構建金融大數據產融生態圈和進行風險控制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和融資對接平臺、股權交易平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均承擔和發揮著投資、融資等金融作用。但也毋須諱言，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手段，建立以文化、科技、產業、金融為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共享與對接服務平臺的任務，仍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隨著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市場體系的金融風險逐步增加。2017年國內首個地方大數據金融風險監測防控平臺落戶廣東，既體現出粵港澳地區各類金融資本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金融資本更加多元化湧入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強化資本對接和風險監測進而保障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探索性實踐。
從總體來說，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五大表徵”，涵蓋人才、生產、商品、消費和資本等領域，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大數據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的要素佈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也必將會隨之豐富和拓展。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是由大灣區本身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區域定位綜合決定的。文化市場體系是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各類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但文化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範疇，而是需根據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產業的結構變化等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以往討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特徵時，我們往往使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予以概括。“統一是經濟環境的基礎，開放是經濟活力的前提，競爭是經濟效率的源泉，有序是經濟秩序的保證。”[4]但這種概括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語境來表述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架構；在一種相對微觀的立場上，就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呈現出新的“五大表徵”。粵港澳大灣區本身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為堅實的大數據產業基礎，大數據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層面具有引領示範作用，因此這“五大表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人才創意化。文化人才是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追求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現代高端創意人才的支撐。與一般市場體系的人才支撐不同，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為注重創意為王。“數據化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5]數據並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蘊含著事物之間的關聯和信息，而發現這些關聯和信息、讓事物之間“搭上邊”並使數據轉化為真正文化產品的媒介就是創意，即那些具有大數據思維的創意人。因此，大數據時代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人才需要具備高端的創意技能，能夠憑藉個人技能和天分的發揮創造潛在的財富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人，創意人才的集聚不僅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支撐，更能為大灣區文化產業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是外來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在近兩年的“人才爭奪戰”中大灣區也是重要的競爭者。2018年，被譽為“廣東省最強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的《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辦法》出臺，該政策大力引進文化創意人才，為文化英才設立工作室，並可獲300萬元資助。2018年，首份“香港人才清單”發佈，“創意產業專才”在11類引進人才之列。澳門持續實施“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2018年發佈電影長片、原創歌曲和時裝設計三大行業的扶持政策，積極培養本地文化創意人才。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吸引，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佛羅里達曾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由人類創意提供動力的經濟，並依靠創意來創造經濟價值。“（創意）階層包含了大批知識工作者、符號學家、專業和技術專家……（他們）在各自的經濟職能這一主要基石上構建社會群體並形成共同身份。”[6]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爭奪、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意社群，其意義已經超越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發展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上升到身份識別的高度，強化了創意在群體和區域中的認同意識，而這種認同也必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區域的文化標識。
第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生產動態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是高質量的生產，但這種生產絕不是沿襲傳統程式化和固態化的文化生產，而是在大數據的介入下，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文化生產進行動態調整。動態化生產體現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加註重大數據在文化生產中的支撐性作用，大數據能夠通過龐大的消費數據庫，促進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精準對接，為文化企業的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文化產業的提質增效。
粵港澳大灣區在利用大數據助推文化企業動態化生產層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實施方案》和《廣東省支持企業“上雲上平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年）》，推動各類企業通過“上雲上平臺”、利用現代工業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動態調整生產內容，實現供應鏈、消費鏈系統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2018年廣東還發布“廣東省製造業大數據指數（MBI）”，是全國首個製造業大數據指數。大數據指數構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分析框架相區別的指數模型，為各類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科學性和實效性的動態參考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協同創新發展層面，華為雲新增香港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雲技術接入澳門（2018年）、立足廣東並輻射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阿里雲工業互聯網總部落地廣州等都強化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數據整合，為大灣區加快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推動文化生產的動態化、實時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三，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產品智能化。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本身已有6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次技術浪潮，目前第三次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隨著互聯網技術在文化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具備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智能化體驗，創造了高品質的文化生活。與傳統的文化產品相比，這種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產品形態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下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近年來，以大數據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型互聯網文化業態如可穿戴設備、AR/VR產品等，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提升了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基地，智能領域開始搶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為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化水平，廣東省出臺《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2030年）》，重點發展騰訊、科大訊飛等5大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香港和澳門也成立各自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探索大數據支撐下的“智”造產品，加快區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進程。粵港澳大灣區湧現出一批優質人工智能企業，如優必選、寒武紀等，在人臉識別、表情捕捉、語音智能、視覺搜索、商品定位、消費偏好記憶等領域豐富了文化產品的智能化體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聯盟成立，不僅進一步健全了大灣區產業體系的中介服務平臺，而且有利於各類智能產品的研發和孵化，增強了粵港澳大灣區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核心驅動力。
第四，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定製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下的文化生產不是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因為這種生產模式無法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當下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面向95後、00後消費群體的代際轉換，他們與以往的消費群體不同，他們更加註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品質化消費。“個性化……是客體消費選擇中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追求時尚和潮流、保持獨特的風格使得他們著力體現與眾不同的消費行為。”[7]因此，把握這些極具個性化的消費信息，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現實的挖掘功能，即通過對來自移動終端、消費終端等數據發現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將這些信息反饋給生產終端，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的服務。定製消費既是消費群體個性化的消費選擇，也應是大數據時代文化企業根據消費趨向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特徵。
文化旅遊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3小時旅遊圈的形成和“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的不斷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家庭短期遊的重要目的地。《綱要》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構築休閒灣區和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城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有超9成的受訪者在暑期有意願選擇粵港澳周邊遊，而“家庭‘抱團’遊未來最大需求就是‘定製化’，從集中地點、行程安排、住宿選擇等方面均滿足家庭的需要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8]總體來說，定製化旅遊是一種新的旅遊形態，目前處在消費的快速增長期。由於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多樣化，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旅遊消費定製化的時代風口，高效整合對接各類互聯網平臺、景區、交通、酒店等數據資源，分析區域內潛在的消費增長點，打造更多具有個性化的定製旅遊方案，滿足消費者對品質化、個性化旅遊的消費需求，促進傳統文化旅遊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
第五，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多元化。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整體構成中，資本是重要的要素市場，而且是推動文化產業不斷髮展壯大實現高質量、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要素。由於市場主體的差異化及其不同需求，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構成彰顯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徵，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本既有一般性的政府直接投入、產業基金（如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投資建設母基金），也有股權融資、債券發行、網絡眾籌、新三板上市等途徑，如從新三板上市的文化企業數量來看，2017年廣東新增文化企業數量74家，佔比為19.12%，雖略低於北京的82家，佔比21.19%（詳見圖1），但在全國仍屬於文化資本較為活躍的區域。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迫切需要金融大數據為資本與生產實現高效對接。構建金融大數據產融生態圈和進行風險控制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和融資對接平臺、股權交易平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均承擔和發揮著投資、融資等金融作用。但也毋須諱言，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手段，建立以文化、科技、產業、金融為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共享與對接服務平臺的任務，仍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隨著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市場體系的金融風險逐步增加。2017年國內首個地方大數據金融風險監測防控平臺落戶廣東，既體現出粵港澳地區各類金融資本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金融資本更加多元化湧入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強化資本對接和風險監測進而保障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探索性實踐。
從總體來說，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五大表徵”，涵蓋人才、生產、商品、消費和資本等領域，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大數據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的要素佈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也必將會隨之豐富和拓展。
三、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大數據的介入優化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要素配置，併成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對大數據的掌握程度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來源。另一方面，大數據已經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業科技到醫療、政府、教育、經濟、人文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5]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能侷限在原有的體系框架內，而應打破傳統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範疇，強化互聯網大數據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綱要》強調大數據在推進區域協同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著力指出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即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將大數據視為重要的產業資本和經濟投入，在區域創新融合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在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引入大數據這一變量，進而撬動和更新文化市場體系的組織機制。
第一，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建構文化市場體系一定是面向現代、面向未來，且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要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支撐和引領作用，這就必然要求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絕不能僅僅停留在要素健全這一層次上，而應有更高的追求。“‘現代’概念體現了未來已經開始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9]因此，面向未來而生的文化市場體系，必然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必然要用新的標準、新的模式對固有的文化市場體系進行重構以凸顯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性。
在數字化時代，數據不再是交易的痕跡，而是現代市場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戰略制高點。粵港澳三地已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如廣東的大陸地區數據、港澳的國際化數據，但由於區域的行政分割和數據的分別持有，使得數據難以發揮其價值的最大化。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中發揮引領支撐作用，強化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依靠三地的數據共享構建現代化的文化市場體系。《綱要》指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不僅是基於面向未來的市場體系構建的需要，更是以此為契機，實現大數據在灣區內部的互聯、共享，推動文化產業升級換代。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構建，是整合粵港澳三地的數據資源破解數據“信息孤島”的時代難題，在數據的互聯與共享方面發揮區域示範作用。同時，又能以此為基礎培育和發展大數據產業這一新型業態，並利用大數據對文化市場的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多種要素進行精準配置分析，提升市場運營效率和市場的現代化水平。
第二，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推動粵港澳三地的協同發展是建設大灣區的重要目標，客觀地說，文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產業要素在粵港澳三地已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流動。2002年粵港澳三地就通過舉辦文化合作會議的方式推進三地文化要素的流動。但是，由於文化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以及粵港澳三地政治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使得廣東與港澳之間存在或隱或顯的區隔和防火牆，不同的意識形態阻礙或制約著相當部分文化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流通。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粵港澳協同統一的文化市場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探索實現文化要素、文化資源在灣區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重要途徑。相對其他各類要素，大數據是意識形態色彩最淡的要素，所以，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選擇大數據為切入口，有助於突破粵港澳之間存在的意識形態藩籬，聯合各種文化背景的利益攸關方。2017年廣東省印發《珠江三角洲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且《綱要》再次強調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表明以大數據為核心的體制機制創新已成為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而推動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建設，需要粵港澳三地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相互開放數據端口，在數據採集、數據應用、數據交易、金融服務、創業創新等領域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共享的公共應用平臺，增強區域的協同發展。
同時，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協同創新，也是中國為與全球文化市場對接所做的一種準備。在國家戰略中，粵港澳大灣區要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將會面臨美歐地區價值觀、中東地區價值觀等為主導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經濟體制的挑戰，其複雜程度和不確定性遠超過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性市場體系建設。所以，建設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既是區域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為全面對接或融合於全球文化市場所進行的一場全球化實踐，這種實踐在推動區域和全球協同發展的同時，也必將豐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和實踐。
第三，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需求導向。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從生產側轉向了需求側，文化消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必須緊緊把握這一主要矛盾的變化。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文化產品生產的重要基地，尤其是港澳在近年來更是成為內地出境文化旅遊消費的目的地，所以，在消費需求的導向下，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消費行為模式進行分析，根據消費數據進行個性化、特色化和品質化的生產，提升文化市場體系的運營效率。
在利用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建構中，要充分把握兩個市場，一是國內市場，二是國際市場。把握國內市場，需充分把握現代科技前沿，利用大數據將生產與消費聯繫起來，對傳統消費和新興消費進行數字化動態分析，並將其反饋給生產企業，優化和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服務。在數據建設和共享方面，廣東已建成廣州開發區大數據產業園等15個省級大數據產業園；澳門與阿里巴巴公司合作共建旅遊大數據，根據數據制定分流旅客措施；深港成立大數據聯盟；澳門與廣東建立“春節黃金週旅遊通報機制”等，從消費端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國際市場方面，我們應充分利用香港、澳門對國際市場的融通平臺，把握國際文化消費市場的新需求和新變化，為文化生產提供態勢分析和精準預判等服務。2019年伊始，香港大數據交易所全球超級節點招募計劃初步完成，極大拓寬了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各地的互聯互通，能最大可能地利用世界數據資源，並通過創新技術、產品、服務和模式以滿足新的消費需求。
第四，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科技支撐。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注重科技與文化市場體系各要素的融合創新，這不僅是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創新應用和部署，更是文化生產方式自身升級換代、謀求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需要。文化產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產業類別，但文化產業本身的科技含量有待於進一步提升。從2015年廣東省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來看，儘管以“互聯網+”為主要業態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發展迅速，但佔文化產業增加值比重最大的仍是以製造和珠寶首飾及有關物品製造為主的科技含量低的製造業，二者佔總增加值的29.8%，互聯網信息服務業、軟件開發兩大行業佔28.4%。澳門由於博彩業掌控了澳門的經濟命脈，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相對較小[10]。香港文化產業相對於廣東和澳門科技含量雖然較高，但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業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也僅佔38%[11]。這也就意味著，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中，文化製造業仍處在產業鏈的下游，內部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是由大灣區本身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區域定位綜合決定的。文化市場體系是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各類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但文化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範疇，而是需根據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產業的結構變化等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以往討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特徵時，我們往往使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予以概括。“統一是經濟環境的基礎，開放是經濟活力的前提，競爭是經濟效率的源泉，有序是經濟秩序的保證。”[4]但這種概括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語境來表述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架構；在一種相對微觀的立場上，就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呈現出新的“五大表徵”。粵港澳大灣區本身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為堅實的大數據產業基礎，大數據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層面具有引領示範作用，因此這“五大表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人才創意化。文化人才是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追求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現代高端創意人才的支撐。與一般市場體系的人才支撐不同，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為注重創意為王。“數據化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5]數據並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蘊含著事物之間的關聯和信息，而發現這些關聯和信息、讓事物之間“搭上邊”並使數據轉化為真正文化產品的媒介就是創意，即那些具有大數據思維的創意人。因此，大數據時代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人才需要具備高端的創意技能，能夠憑藉個人技能和天分的發揮創造潛在的財富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人，創意人才的集聚不僅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支撐，更能為大灣區文化產業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是外來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在近兩年的“人才爭奪戰”中大灣區也是重要的競爭者。2018年，被譽為“廣東省最強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的《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辦法》出臺，該政策大力引進文化創意人才，為文化英才設立工作室，並可獲300萬元資助。2018年，首份“香港人才清單”發佈，“創意產業專才”在11類引進人才之列。澳門持續實施“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2018年發佈電影長片、原創歌曲和時裝設計三大行業的扶持政策，積極培養本地文化創意人才。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吸引，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佛羅里達曾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由人類創意提供動力的經濟，並依靠創意來創造經濟價值。“（創意）階層包含了大批知識工作者、符號學家、專業和技術專家……（他們）在各自的經濟職能這一主要基石上構建社會群體並形成共同身份。”[6]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爭奪、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意社群，其意義已經超越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發展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上升到身份識別的高度，強化了創意在群體和區域中的認同意識，而這種認同也必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區域的文化標識。
第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生產動態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是高質量的生產，但這種生產絕不是沿襲傳統程式化和固態化的文化生產，而是在大數據的介入下，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文化生產進行動態調整。動態化生產體現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加註重大數據在文化生產中的支撐性作用，大數據能夠通過龐大的消費數據庫，促進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精準對接，為文化企業的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文化產業的提質增效。
粵港澳大灣區在利用大數據助推文化企業動態化生產層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實施方案》和《廣東省支持企業“上雲上平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年）》，推動各類企業通過“上雲上平臺”、利用現代工業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動態調整生產內容，實現供應鏈、消費鏈系統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2018年廣東還發布“廣東省製造業大數據指數（MBI）”，是全國首個製造業大數據指數。大數據指數構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分析框架相區別的指數模型，為各類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科學性和實效性的動態參考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協同創新發展層面，華為雲新增香港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雲技術接入澳門（2018年）、立足廣東並輻射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阿里雲工業互聯網總部落地廣州等都強化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數據整合，為大灣區加快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推動文化生產的動態化、實時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三，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產品智能化。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本身已有6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次技術浪潮，目前第三次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隨著互聯網技術在文化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具備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智能化體驗，創造了高品質的文化生活。與傳統的文化產品相比，這種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產品形態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下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近年來，以大數據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型互聯網文化業態如可穿戴設備、AR/VR產品等，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提升了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基地，智能領域開始搶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為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化水平，廣東省出臺《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2030年）》，重點發展騰訊、科大訊飛等5大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香港和澳門也成立各自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探索大數據支撐下的“智”造產品，加快區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進程。粵港澳大灣區湧現出一批優質人工智能企業，如優必選、寒武紀等，在人臉識別、表情捕捉、語音智能、視覺搜索、商品定位、消費偏好記憶等領域豐富了文化產品的智能化體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聯盟成立，不僅進一步健全了大灣區產業體系的中介服務平臺，而且有利於各類智能產品的研發和孵化，增強了粵港澳大灣區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核心驅動力。
第四，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定製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下的文化生產不是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因為這種生產模式無法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當下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面向95後、00後消費群體的代際轉換，他們與以往的消費群體不同，他們更加註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品質化消費。“個性化……是客體消費選擇中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追求時尚和潮流、保持獨特的風格使得他們著力體現與眾不同的消費行為。”[7]因此，把握這些極具個性化的消費信息，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現實的挖掘功能，即通過對來自移動終端、消費終端等數據發現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將這些信息反饋給生產終端，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的服務。定製消費既是消費群體個性化的消費選擇，也應是大數據時代文化企業根據消費趨向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特徵。
文化旅遊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3小時旅遊圈的形成和“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的不斷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家庭短期遊的重要目的地。《綱要》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構築休閒灣區和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城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有超9成的受訪者在暑期有意願選擇粵港澳周邊遊，而“家庭‘抱團’遊未來最大需求就是‘定製化’，從集中地點、行程安排、住宿選擇等方面均滿足家庭的需要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8]總體來說，定製化旅遊是一種新的旅遊形態，目前處在消費的快速增長期。由於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多樣化，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旅遊消費定製化的時代風口，高效整合對接各類互聯網平臺、景區、交通、酒店等數據資源，分析區域內潛在的消費增長點，打造更多具有個性化的定製旅遊方案，滿足消費者對品質化、個性化旅遊的消費需求，促進傳統文化旅遊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
第五，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多元化。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整體構成中，資本是重要的要素市場，而且是推動文化產業不斷髮展壯大實現高質量、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要素。由於市場主體的差異化及其不同需求，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構成彰顯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徵，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本既有一般性的政府直接投入、產業基金（如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投資建設母基金），也有股權融資、債券發行、網絡眾籌、新三板上市等途徑，如從新三板上市的文化企業數量來看，2017年廣東新增文化企業數量74家，佔比為19.12%，雖略低於北京的82家，佔比21.19%（詳見圖1），但在全國仍屬於文化資本較為活躍的區域。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迫切需要金融大數據為資本與生產實現高效對接。構建金融大數據產融生態圈和進行風險控制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和融資對接平臺、股權交易平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均承擔和發揮著投資、融資等金融作用。但也毋須諱言，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手段，建立以文化、科技、產業、金融為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共享與對接服務平臺的任務，仍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隨著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市場體系的金融風險逐步增加。2017年國內首個地方大數據金融風險監測防控平臺落戶廣東，既體現出粵港澳地區各類金融資本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金融資本更加多元化湧入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強化資本對接和風險監測進而保障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探索性實踐。
從總體來說，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五大表徵”，涵蓋人才、生產、商品、消費和資本等領域，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大數據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的要素佈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也必將會隨之豐富和拓展。
三、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大數據的介入優化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要素配置，併成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對大數據的掌握程度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來源。另一方面，大數據已經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業科技到醫療、政府、教育、經濟、人文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5]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能侷限在原有的體系框架內，而應打破傳統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範疇，強化互聯網大數據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綱要》強調大數據在推進區域協同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著力指出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即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將大數據視為重要的產業資本和經濟投入，在區域創新融合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在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引入大數據這一變量，進而撬動和更新文化市場體系的組織機制。
第一，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建構文化市場體系一定是面向現代、面向未來，且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要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支撐和引領作用，這就必然要求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絕不能僅僅停留在要素健全這一層次上，而應有更高的追求。“‘現代’概念體現了未來已經開始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9]因此，面向未來而生的文化市場體系，必然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必然要用新的標準、新的模式對固有的文化市場體系進行重構以凸顯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性。
在數字化時代，數據不再是交易的痕跡，而是現代市場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戰略制高點。粵港澳三地已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如廣東的大陸地區數據、港澳的國際化數據，但由於區域的行政分割和數據的分別持有，使得數據難以發揮其價值的最大化。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中發揮引領支撐作用，強化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依靠三地的數據共享構建現代化的文化市場體系。《綱要》指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不僅是基於面向未來的市場體系構建的需要，更是以此為契機，實現大數據在灣區內部的互聯、共享，推動文化產業升級換代。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構建，是整合粵港澳三地的數據資源破解數據“信息孤島”的時代難題，在數據的互聯與共享方面發揮區域示範作用。同時，又能以此為基礎培育和發展大數據產業這一新型業態，並利用大數據對文化市場的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多種要素進行精準配置分析，提升市場運營效率和市場的現代化水平。
第二，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推動粵港澳三地的協同發展是建設大灣區的重要目標，客觀地說，文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產業要素在粵港澳三地已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流動。2002年粵港澳三地就通過舉辦文化合作會議的方式推進三地文化要素的流動。但是，由於文化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以及粵港澳三地政治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使得廣東與港澳之間存在或隱或顯的區隔和防火牆，不同的意識形態阻礙或制約著相當部分文化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流通。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粵港澳協同統一的文化市場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探索實現文化要素、文化資源在灣區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重要途徑。相對其他各類要素，大數據是意識形態色彩最淡的要素，所以，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選擇大數據為切入口，有助於突破粵港澳之間存在的意識形態藩籬，聯合各種文化背景的利益攸關方。2017年廣東省印發《珠江三角洲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且《綱要》再次強調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表明以大數據為核心的體制機制創新已成為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而推動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建設，需要粵港澳三地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相互開放數據端口，在數據採集、數據應用、數據交易、金融服務、創業創新等領域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共享的公共應用平臺，增強區域的協同發展。
同時，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協同創新，也是中國為與全球文化市場對接所做的一種準備。在國家戰略中，粵港澳大灣區要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將會面臨美歐地區價值觀、中東地區價值觀等為主導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經濟體制的挑戰，其複雜程度和不確定性遠超過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性市場體系建設。所以，建設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既是區域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為全面對接或融合於全球文化市場所進行的一場全球化實踐，這種實踐在推動區域和全球協同發展的同時，也必將豐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和實踐。
第三，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需求導向。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從生產側轉向了需求側，文化消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必須緊緊把握這一主要矛盾的變化。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文化產品生產的重要基地，尤其是港澳在近年來更是成為內地出境文化旅遊消費的目的地，所以，在消費需求的導向下，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消費行為模式進行分析，根據消費數據進行個性化、特色化和品質化的生產，提升文化市場體系的運營效率。
在利用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建構中，要充分把握兩個市場，一是國內市場，二是國際市場。把握國內市場，需充分把握現代科技前沿，利用大數據將生產與消費聯繫起來，對傳統消費和新興消費進行數字化動態分析，並將其反饋給生產企業，優化和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服務。在數據建設和共享方面，廣東已建成廣州開發區大數據產業園等15個省級大數據產業園；澳門與阿里巴巴公司合作共建旅遊大數據，根據數據制定分流旅客措施；深港成立大數據聯盟；澳門與廣東建立“春節黃金週旅遊通報機制”等，從消費端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國際市場方面，我們應充分利用香港、澳門對國際市場的融通平臺，把握國際文化消費市場的新需求和新變化，為文化生產提供態勢分析和精準預判等服務。2019年伊始，香港大數據交易所全球超級節點招募計劃初步完成，極大拓寬了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各地的互聯互通，能最大可能地利用世界數據資源，並通過創新技術、產品、服務和模式以滿足新的消費需求。
第四，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科技支撐。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注重科技與文化市場體系各要素的融合創新，這不僅是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創新應用和部署，更是文化生產方式自身升級換代、謀求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需要。文化產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產業類別，但文化產業本身的科技含量有待於進一步提升。從2015年廣東省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來看，儘管以“互聯網+”為主要業態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發展迅速，但佔文化產業增加值比重最大的仍是以製造和珠寶首飾及有關物品製造為主的科技含量低的製造業，二者佔總增加值的29.8%，互聯網信息服務業、軟件開發兩大行業佔28.4%。澳門由於博彩業掌控了澳門的經濟命脈，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相對較小[10]。香港文化產業相對於廣東和澳門科技含量雖然較高，但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業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也僅佔38%[11]。這也就意味著，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中，文化製造業仍處在產業鏈的下游，內部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
四、協調統籌：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目標。從本質上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跨區域的概念，涵蓋深圳、廣州、佛山、東莞、肇慶、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即“9+2”的城市空間佈局。這也就意味著，統籌協調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區域治理是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的最為基本的前提。在大數據全面介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的前提下，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運用大數據推動跨區域協調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建設應重點關注的方向，集中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協調統籌區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涵括11個城市，因此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關鍵是要實現區域之間的數據共享。與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空間區域包括兩種社會制度，即廣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香港和澳門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區域協同首先要打破制度壁壘和行政分割，實施數據共享，在此基礎上構建基於大數據的城市群空間聯繫網絡。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文化協調發展，應在重點領域進行突破，如利用就業數據統計創意人才供需，評估創意人才集聚程度和分析制約創意人才集聚的地區問題，進而為區域人才政策的調整提供依據。
其二，協調統籌政企關係。政企關係歷來是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問題，粵港澳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可以說是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性實踐。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綱要》也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政企關係，這就為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政企關係的調整指明瞭方向。廣州、深圳既是大灣區的重要節點城市，又是2018年《國務院關於同意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覆》中的首批試點城市，因此，在協調統籌政企關係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可充分利用試點城市的相關優惠政策，減少政府行政干預，探索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推動城市與進出境管理、市場監管、商務、海關、金融、交通等相關部門的數據的互聯互通開放共享，並通過深入推進“放管服”、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創新服務貿易企業信用等級評定等方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培育新型文化市場主體，提升文化貿易、文化產品保稅展示交易、文化教育等領域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三，協調統籌產業發展。文化產業跨界融合的趨勢已成為發展的共識，也日益成為文化產業提質增效的新動能。統籌區域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就是在當前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愈加創意化、動態化、智能化、數字化的時代語境下，強化“文化創意設計與裝備製造業、消費品業、信息業、建築業、旅遊業、體育產業以及現代農業等跨界交融”[12]。這就需要充分利用各個地區文化及其相關領域生產與消費的大數據資源，通過大數據資源全面掌握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概況，引導企業合理佈局，充分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在大灣區的引領帶動作用，使得城市之間的功能互補效應實現最大化，促進區域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其四，協調統籌行業配置。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產業自身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進行高效的要素配置，這就要求大數據全面介入文化產品的研發、設計、製造、品牌、營銷、運營、消費等各階段，提高文化及相關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度合作。某種意義上講，粵港澳大灣區參與世界灣區競爭，其實質是產業鏈的競爭，只有確保產業鏈上下游的數據協同和數據的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共享、管理，才能促使最優質的生產資源集中到優勢的產業環節上，進而在整體上提升文化產業的運營效率和發展質量，實現區域發展的轉型升級。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是由大灣區本身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區域定位綜合決定的。文化市場體系是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各類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但文化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範疇，而是需根據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產業的結構變化等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以往討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特徵時，我們往往使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予以概括。“統一是經濟環境的基礎，開放是經濟活力的前提，競爭是經濟效率的源泉，有序是經濟秩序的保證。”[4]但這種概括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語境來表述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架構；在一種相對微觀的立場上，就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呈現出新的“五大表徵”。粵港澳大灣區本身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為堅實的大數據產業基礎，大數據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層面具有引領示範作用，因此這“五大表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人才創意化。文化人才是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追求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現代高端創意人才的支撐。與一般市場體系的人才支撐不同，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為注重創意為王。“數據化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5]數據並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蘊含著事物之間的關聯和信息，而發現這些關聯和信息、讓事物之間“搭上邊”並使數據轉化為真正文化產品的媒介就是創意，即那些具有大數據思維的創意人。因此，大數據時代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人才需要具備高端的創意技能，能夠憑藉個人技能和天分的發揮創造潛在的財富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人，創意人才的集聚不僅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支撐，更能為大灣區文化產業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是外來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在近兩年的“人才爭奪戰”中大灣區也是重要的競爭者。2018年，被譽為“廣東省最強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的《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辦法》出臺，該政策大力引進文化創意人才，為文化英才設立工作室，並可獲300萬元資助。2018年，首份“香港人才清單”發佈，“創意產業專才”在11類引進人才之列。澳門持續實施“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2018年發佈電影長片、原創歌曲和時裝設計三大行業的扶持政策，積極培養本地文化創意人才。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吸引，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佛羅里達曾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由人類創意提供動力的經濟，並依靠創意來創造經濟價值。“（創意）階層包含了大批知識工作者、符號學家、專業和技術專家……（他們）在各自的經濟職能這一主要基石上構建社會群體並形成共同身份。”[6]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爭奪、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意社群，其意義已經超越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發展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上升到身份識別的高度，強化了創意在群體和區域中的認同意識，而這種認同也必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區域的文化標識。
第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生產動態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是高質量的生產，但這種生產絕不是沿襲傳統程式化和固態化的文化生產，而是在大數據的介入下，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文化生產進行動態調整。動態化生產體現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加註重大數據在文化生產中的支撐性作用，大數據能夠通過龐大的消費數據庫，促進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精準對接，為文化企業的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文化產業的提質增效。
粵港澳大灣區在利用大數據助推文化企業動態化生產層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實施方案》和《廣東省支持企業“上雲上平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年）》，推動各類企業通過“上雲上平臺”、利用現代工業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動態調整生產內容，實現供應鏈、消費鏈系統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2018年廣東還發布“廣東省製造業大數據指數（MBI）”，是全國首個製造業大數據指數。大數據指數構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分析框架相區別的指數模型，為各類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科學性和實效性的動態參考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協同創新發展層面，華為雲新增香港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雲技術接入澳門（2018年）、立足廣東並輻射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阿里雲工業互聯網總部落地廣州等都強化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數據整合，為大灣區加快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推動文化生產的動態化、實時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三，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產品智能化。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本身已有6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次技術浪潮，目前第三次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隨著互聯網技術在文化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具備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智能化體驗，創造了高品質的文化生活。與傳統的文化產品相比，這種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產品形態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下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近年來，以大數據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型互聯網文化業態如可穿戴設備、AR/VR產品等，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提升了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基地，智能領域開始搶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為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化水平，廣東省出臺《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2030年）》，重點發展騰訊、科大訊飛等5大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香港和澳門也成立各自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探索大數據支撐下的“智”造產品，加快區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進程。粵港澳大灣區湧現出一批優質人工智能企業，如優必選、寒武紀等，在人臉識別、表情捕捉、語音智能、視覺搜索、商品定位、消費偏好記憶等領域豐富了文化產品的智能化體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聯盟成立，不僅進一步健全了大灣區產業體系的中介服務平臺，而且有利於各類智能產品的研發和孵化，增強了粵港澳大灣區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核心驅動力。
第四，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定製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下的文化生產不是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因為這種生產模式無法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當下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面向95後、00後消費群體的代際轉換，他們與以往的消費群體不同，他們更加註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品質化消費。“個性化……是客體消費選擇中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追求時尚和潮流、保持獨特的風格使得他們著力體現與眾不同的消費行為。”[7]因此，把握這些極具個性化的消費信息，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現實的挖掘功能，即通過對來自移動終端、消費終端等數據發現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將這些信息反饋給生產終端，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的服務。定製消費既是消費群體個性化的消費選擇，也應是大數據時代文化企業根據消費趨向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特徵。
文化旅遊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3小時旅遊圈的形成和“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的不斷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家庭短期遊的重要目的地。《綱要》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構築休閒灣區和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城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有超9成的受訪者在暑期有意願選擇粵港澳周邊遊，而“家庭‘抱團’遊未來最大需求就是‘定製化’，從集中地點、行程安排、住宿選擇等方面均滿足家庭的需要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8]總體來說，定製化旅遊是一種新的旅遊形態，目前處在消費的快速增長期。由於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多樣化，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旅遊消費定製化的時代風口，高效整合對接各類互聯網平臺、景區、交通、酒店等數據資源，分析區域內潛在的消費增長點，打造更多具有個性化的定製旅遊方案，滿足消費者對品質化、個性化旅遊的消費需求，促進傳統文化旅遊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
第五，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多元化。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整體構成中，資本是重要的要素市場，而且是推動文化產業不斷髮展壯大實現高質量、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要素。由於市場主體的差異化及其不同需求，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構成彰顯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徵，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本既有一般性的政府直接投入、產業基金（如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投資建設母基金），也有股權融資、債券發行、網絡眾籌、新三板上市等途徑，如從新三板上市的文化企業數量來看，2017年廣東新增文化企業數量74家，佔比為19.12%，雖略低於北京的82家，佔比21.19%（詳見圖1），但在全國仍屬於文化資本較為活躍的區域。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迫切需要金融大數據為資本與生產實現高效對接。構建金融大數據產融生態圈和進行風險控制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和融資對接平臺、股權交易平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均承擔和發揮著投資、融資等金融作用。但也毋須諱言，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手段，建立以文化、科技、產業、金融為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共享與對接服務平臺的任務，仍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隨著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市場體系的金融風險逐步增加。2017年國內首個地方大數據金融風險監測防控平臺落戶廣東，既體現出粵港澳地區各類金融資本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金融資本更加多元化湧入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強化資本對接和風險監測進而保障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探索性實踐。
從總體來說，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五大表徵”，涵蓋人才、生產、商品、消費和資本等領域，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大數據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的要素佈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也必將會隨之豐富和拓展。
三、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大數據的介入優化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要素配置，併成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對大數據的掌握程度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來源。另一方面，大數據已經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業科技到醫療、政府、教育、經濟、人文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5]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能侷限在原有的體系框架內，而應打破傳統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範疇，強化互聯網大數據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綱要》強調大數據在推進區域協同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著力指出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即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將大數據視為重要的產業資本和經濟投入，在區域創新融合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在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引入大數據這一變量，進而撬動和更新文化市場體系的組織機制。
第一，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建構文化市場體系一定是面向現代、面向未來，且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要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支撐和引領作用，這就必然要求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絕不能僅僅停留在要素健全這一層次上，而應有更高的追求。“‘現代’概念體現了未來已經開始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9]因此，面向未來而生的文化市場體系，必然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必然要用新的標準、新的模式對固有的文化市場體系進行重構以凸顯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性。
在數字化時代，數據不再是交易的痕跡，而是現代市場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戰略制高點。粵港澳三地已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如廣東的大陸地區數據、港澳的國際化數據，但由於區域的行政分割和數據的分別持有，使得數據難以發揮其價值的最大化。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中發揮引領支撐作用，強化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依靠三地的數據共享構建現代化的文化市場體系。《綱要》指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不僅是基於面向未來的市場體系構建的需要，更是以此為契機，實現大數據在灣區內部的互聯、共享，推動文化產業升級換代。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構建，是整合粵港澳三地的數據資源破解數據“信息孤島”的時代難題，在數據的互聯與共享方面發揮區域示範作用。同時，又能以此為基礎培育和發展大數據產業這一新型業態，並利用大數據對文化市場的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多種要素進行精準配置分析，提升市場運營效率和市場的現代化水平。
第二，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推動粵港澳三地的協同發展是建設大灣區的重要目標，客觀地說，文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產業要素在粵港澳三地已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流動。2002年粵港澳三地就通過舉辦文化合作會議的方式推進三地文化要素的流動。但是，由於文化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以及粵港澳三地政治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使得廣東與港澳之間存在或隱或顯的區隔和防火牆，不同的意識形態阻礙或制約著相當部分文化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流通。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粵港澳協同統一的文化市場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探索實現文化要素、文化資源在灣區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重要途徑。相對其他各類要素，大數據是意識形態色彩最淡的要素，所以，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選擇大數據為切入口，有助於突破粵港澳之間存在的意識形態藩籬，聯合各種文化背景的利益攸關方。2017年廣東省印發《珠江三角洲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且《綱要》再次強調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表明以大數據為核心的體制機制創新已成為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而推動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建設，需要粵港澳三地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相互開放數據端口，在數據採集、數據應用、數據交易、金融服務、創業創新等領域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共享的公共應用平臺，增強區域的協同發展。
同時，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協同創新，也是中國為與全球文化市場對接所做的一種準備。在國家戰略中，粵港澳大灣區要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將會面臨美歐地區價值觀、中東地區價值觀等為主導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經濟體制的挑戰，其複雜程度和不確定性遠超過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性市場體系建設。所以，建設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既是區域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為全面對接或融合於全球文化市場所進行的一場全球化實踐，這種實踐在推動區域和全球協同發展的同時，也必將豐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和實踐。
第三，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需求導向。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從生產側轉向了需求側，文化消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必須緊緊把握這一主要矛盾的變化。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文化產品生產的重要基地，尤其是港澳在近年來更是成為內地出境文化旅遊消費的目的地，所以，在消費需求的導向下，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消費行為模式進行分析，根據消費數據進行個性化、特色化和品質化的生產，提升文化市場體系的運營效率。
在利用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建構中，要充分把握兩個市場，一是國內市場，二是國際市場。把握國內市場，需充分把握現代科技前沿，利用大數據將生產與消費聯繫起來，對傳統消費和新興消費進行數字化動態分析，並將其反饋給生產企業，優化和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服務。在數據建設和共享方面，廣東已建成廣州開發區大數據產業園等15個省級大數據產業園；澳門與阿里巴巴公司合作共建旅遊大數據，根據數據制定分流旅客措施；深港成立大數據聯盟；澳門與廣東建立“春節黃金週旅遊通報機制”等，從消費端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國際市場方面，我們應充分利用香港、澳門對國際市場的融通平臺，把握國際文化消費市場的新需求和新變化，為文化生產提供態勢分析和精準預判等服務。2019年伊始，香港大數據交易所全球超級節點招募計劃初步完成，極大拓寬了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各地的互聯互通，能最大可能地利用世界數據資源，並通過創新技術、產品、服務和模式以滿足新的消費需求。
第四，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科技支撐。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注重科技與文化市場體系各要素的融合創新，這不僅是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創新應用和部署，更是文化生產方式自身升級換代、謀求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需要。文化產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產業類別，但文化產業本身的科技含量有待於進一步提升。從2015年廣東省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來看，儘管以“互聯網+”為主要業態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發展迅速，但佔文化產業增加值比重最大的仍是以製造和珠寶首飾及有關物品製造為主的科技含量低的製造業，二者佔總增加值的29.8%，互聯網信息服務業、軟件開發兩大行業佔28.4%。澳門由於博彩業掌控了澳門的經濟命脈，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相對較小[10]。香港文化產業相對於廣東和澳門科技含量雖然較高，但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業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也僅佔38%[11]。這也就意味著，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中，文化製造業仍處在產業鏈的下游，內部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
四、協調統籌：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目標。從本質上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跨區域的概念，涵蓋深圳、廣州、佛山、東莞、肇慶、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即“9+2”的城市空間佈局。這也就意味著，統籌協調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區域治理是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的最為基本的前提。在大數據全面介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的前提下，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運用大數據推動跨區域協調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建設應重點關注的方向，集中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協調統籌區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涵括11個城市，因此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關鍵是要實現區域之間的數據共享。與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空間區域包括兩種社會制度，即廣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香港和澳門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區域協同首先要打破制度壁壘和行政分割，實施數據共享，在此基礎上構建基於大數據的城市群空間聯繫網絡。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文化協調發展，應在重點領域進行突破，如利用就業數據統計創意人才供需，評估創意人才集聚程度和分析制約創意人才集聚的地區問題，進而為區域人才政策的調整提供依據。
其二，協調統籌政企關係。政企關係歷來是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問題，粵港澳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可以說是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性實踐。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綱要》也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政企關係，這就為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政企關係的調整指明瞭方向。廣州、深圳既是大灣區的重要節點城市，又是2018年《國務院關於同意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覆》中的首批試點城市，因此，在協調統籌政企關係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可充分利用試點城市的相關優惠政策，減少政府行政干預，探索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推動城市與進出境管理、市場監管、商務、海關、金融、交通等相關部門的數據的互聯互通開放共享，並通過深入推進“放管服”、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創新服務貿易企業信用等級評定等方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培育新型文化市場主體，提升文化貿易、文化產品保稅展示交易、文化教育等領域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三，協調統籌產業發展。文化產業跨界融合的趨勢已成為發展的共識，也日益成為文化產業提質增效的新動能。統籌區域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就是在當前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愈加創意化、動態化、智能化、數字化的時代語境下，強化“文化創意設計與裝備製造業、消費品業、信息業、建築業、旅遊業、體育產業以及現代農業等跨界交融”[12]。這就需要充分利用各個地區文化及其相關領域生產與消費的大數據資源，通過大數據資源全面掌握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概況，引導企業合理佈局，充分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在大灣區的引領帶動作用，使得城市之間的功能互補效應實現最大化，促進區域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其四，協調統籌行業配置。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產業自身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進行高效的要素配置，這就要求大數據全面介入文化產品的研發、設計、製造、品牌、營銷、運營、消費等各階段，提高文化及相關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度合作。某種意義上講，粵港澳大灣區參與世界灣區競爭，其實質是產業鏈的競爭，只有確保產業鏈上下游的數據協同和數據的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共享、管理，才能促使最優質的生產資源集中到優勢的產業環節上，進而在整體上提升文化產業的運營效率和發展質量，實現區域發展的轉型升級。
五、建構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文化著力點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支撐。大數據利用有助於統籌協調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發展的跨區域治理。同時，在粵港澳大灣區全面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創新發展文化理念，做到“三個深化”，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第一，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攜手共建文化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市場是核心，但市場背後深厚的文化共識是市場得以順暢運行的邏輯。文化共識是區域社會主體在文化淵源、文化觀念、生活習慣、社會風俗等方面達成的一致性認識，粵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近，為文化共識的形成與打造奠定了文化基石。粵港澳地區在唐宋時期就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基地，並一直延續到明清，逐漸培養出大灣區重商求實的文化傾向。改革開放以來，深圳成為我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有力地促進了大灣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重商求實文化精神的傳播。深化大灣區的文化共識，不僅僅是傳承重商求實的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在新歷史機遇和條件下對其進行強化提升，利用地緣相近和文脈相親的發展優勢，共建“人文灣區”。社會層面的文化認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認同，社會文化共識營造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與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價值文化，它不僅決定了最為廣泛的社會大眾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的決心，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生機活力的源泉。
第二，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打造文化發展高地。
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應充分提升產業本身的發展質量。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就是通過完善和優化文化要素，剔除區域文化產業發展中低端、落後的文化產能，著力發展具有高創意、高科技相融合的文化產品，不斷優化升級文化產業的產業結構，在國際文化產業競爭中從被動和附加值低的產業鏈的下游環節向更具主動和附加值高的產業鏈上游環節轉移。因此，在深化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徹底改變了廣東地區以“進料加工”、“貼牌生產”為“特色”的低端產品製造者形象，為打造粵港澳文化發展高地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深圳、廣州、珠海、香港等城市在數字文化、創意設計等“高精尖”產業領域需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提升各類文化產品和文化品牌的供給，加快文化與科技、商務、旅遊等各領域融合發展，切實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第三，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培育文化發展動力。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需要生產企業的支撐，而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最終落腳點。粵港澳地區文化或文化科技型企業眾多，如騰訊在用戶規模和收入上已成為世界第一大遊戲企業，但與歐美知名的文化或文化科技型企業相比，其仍缺乏核心IP的強力支撐。這也就意味著，深化產業載體支撐，不僅僅是打造航母型的品牌企業，實現航母型企業對相關產業鏈、產業園區的帶動，更應注重對核心文化產品的創意性挖掘、培育，即把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建建立在最核心的文化本質內容上，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單純的經營或營銷模式的創新上。所以，深化產業載體對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支撐作用重點是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明星企業，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具有一定內涵的民族文化IP，從而為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和內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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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方向
王林生，文藝學博士，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摘要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意義重大。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人才創意化、生產動態化、產品智能化、消費定製化、資本多元化等“五大表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我們需要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在現代化水平、協同發展、需求導向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並要求在區域發展、政企關係、產業發展、行業配置等領域做好協調統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同時，我們應著力於“三個深化”即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關鍵詞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協調統籌；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進入新時代為推動我國新一輪開發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家發展區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引擎，而且為促進區域社會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文化產業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產業類別，與其他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不可多得的產業基礎和環境優勢。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特色較為鮮明的區域，構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時代籲求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充分發揮重要引領作用，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的。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文化產業要從過去那種粗放的“鋪攤子”式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進行轉換，而健全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文化產業新發展模式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形成與實現。
其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灣區是世界先進濱海城市群的標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城市群具有強大的產業聚散效應和國際交往功能。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直是我國創新發展的前沿，且與中國香港、澳門的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整體提升，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2017年公佈實施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確立了粵港澳三地“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19年初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但世界級城市群並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城市實體，活躍和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和健全的文化市場體系是世界級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要特徵。歐文斯指出：“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部門不僅集中於有著衛星城的大都市內，而且很多文化部門塑造了城市本身的總體特徵，其中包括唱片店、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所、圖書館和書店、博物館和畫廊、公園和開放空間、足球俱樂部和板球場、學生和咖啡館。簡而言之，充滿活力的文化部門是規劃好的部分和自發性部分的一種融合，它是城市經驗中很重要的部分。”[1]這就意味著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灣區文化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
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作為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為發達的文化產業和相對完善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層面，粵港澳大灣區落後於東京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大致相當；但在營業收入水平層面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明顯，如2016年舊金山、紐約、東京三大灣區的營業收入分別為3 875億美元、2 677億美元和1 801億美元，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1 013億美元，而且產業結構的創意和科技程度也較低，處於文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不斷優化升級[2]。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先進的濱海城市群，應著力從通信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互聯網零售、紙包裝、博彩等以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為基礎的文化產品市場向互聯網軟件與服務、電影與娛樂、廣告等以創意和科技為支撐的文化產品市場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上游要素市場和中間服務市場，發展以互聯網文化新興領域為主導的現代文化市場。
其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探索，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同時也為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在發展定位上，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但是，“一帶一路”橫跨東亞、東南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中東歐等6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差別大、地區局勢複雜、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整體趨勢中，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文化金融優勢，優先發展經濟貿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便利化，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並彰顯粵港澳大灣區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門戶樞紐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經貿是現代經貿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於促進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合作，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綱要》指出，著力推動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層面，2015年廣東省公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廣東省不僅成為全國首個發佈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的省份，方案尤其指出廣東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密切人文交流和旅遊合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兩個文件分別指出：“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藝術交流”“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尤其是廣東省廣州天河區擁有我國首批公示的全國13個國家文化出口基地，能夠在對外文化出口和文化交流中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優勢，培育外向型文化創意企業。在文化出口領域，廣東在出版、動漫、創意設計、文化設備製造等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優勢。2017年廣東對“一帶一路”國家文化產品出口66.94億美元，同比增長28.5%[3]，這展示出廣東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並積極帶動了香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2018年“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的成立，為加強三地文化產業溝通交流以及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拓展搭建了平臺。所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特有的文化金融優勢，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保持在一種通暢、高效、有序的框架內。
其三，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內地與港澳合作示範區的重要內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的重大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珠三角11個城市，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是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經濟活力最強、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區域。與其他領域相比，由於文化產業的起步相對較晚，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略顯滯後。所以，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有助於彌補區域發展短板、開拓創新協調發展領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2018年公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重點圍繞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以及攜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五大領域開展，其中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是關鍵。
以往中國內地在與港澳的協作發展中，內地是生產和市場的承載者，而港澳則常被定位為技術、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區域身份和功能分工使得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仍停留在產業層面，並未實現“深度”融合。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大灣區區域協作的內容由經濟拓展至文化，且對文化的重要性予以特別強調。《綱要》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應予承認，粵港澳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聚集地，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產業互補、商緣相通，形成了一個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這就為構建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重要前提，為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堅實基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內地與港澳區域協作發展的示範性恰在於三地高度的互聯互通互補，而這是其他區域協作發展中不具有的優勢。正是由於三地的互聯互通互補，才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摒棄各自“攤大餅”式的發展方式，謀求產業協作，共同促進文化產業向專業化、精細化和品質化轉變，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僅是要把三地共同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共同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使之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充分發掘、利用、整合三地的服務貿易優勢、科技合作優勢和人才培育優勢，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灣區文化產業圈和文化新業態集群。
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是由大灣區本身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區域定位綜合決定的。文化市場體系是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各類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但文化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範疇，而是需根據時代的發展需求和產業的結構變化等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以往討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特徵時，我們往往使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予以概括。“統一是經濟環境的基礎，開放是經濟活力的前提，競爭是經濟效率的源泉，有序是經濟秩序的保證。”[4]但這種概括是從一種較為宏觀的語境來表述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架構；在一種相對微觀的立場上，就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呈現出新的“五大表徵”。粵港澳大灣區本身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為堅實的大數據產業基礎，大數據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層面具有引領示範作用，因此這“五大表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人才創意化。文化人才是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追求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現代高端創意人才的支撐。與一般市場體系的人才支撐不同，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為注重創意為王。“數據化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5]數據並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蘊含著事物之間的關聯和信息，而發現這些關聯和信息、讓事物之間“搭上邊”並使數據轉化為真正文化產品的媒介就是創意，即那些具有大數據思維的創意人。因此，大數據時代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人才需要具備高端的創意技能，能夠憑藉個人技能和天分的發揮創造潛在的財富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人，創意人才的集聚不僅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支撐，更能為大灣區文化產業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是外來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在近兩年的“人才爭奪戰”中大灣區也是重要的競爭者。2018年，被譽為“廣東省最強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的《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辦法》出臺，該政策大力引進文化創意人才，為文化英才設立工作室，並可獲300萬元資助。2018年，首份“香港人才清單”發佈，“創意產業專才”在11類引進人才之列。澳門持續實施“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2018年發佈電影長片、原創歌曲和時裝設計三大行業的扶持政策，積極培養本地文化創意人才。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吸引，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佛羅里達曾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由人類創意提供動力的經濟，並依靠創意來創造經濟價值。“（創意）階層包含了大批知識工作者、符號學家、專業和技術專家……（他們）在各自的經濟職能這一主要基石上構建社會群體並形成共同身份。”[6]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對創意人才的爭奪、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意社群，其意義已經超越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發展高質量的文化產業本身，上升到身份識別的高度，強化了創意在群體和區域中的認同意識，而這種認同也必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區域的文化標識。
第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生產動態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核心是高質量的生產，但這種生產絕不是沿襲傳統程式化和固態化的文化生產，而是在大數據的介入下，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文化生產進行動態調整。動態化生產體現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更加註重大數據在文化生產中的支撐性作用，大數據能夠通過龐大的消費數據庫，促進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精準對接，為文化企業的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文化產業的提質增效。
粵港澳大灣區在利用大數據助推文化企業動態化生產層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實施方案》和《廣東省支持企業“上雲上平臺”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年）》，推動各類企業通過“上雲上平臺”、利用現代工業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動態調整生產內容，實現供應鏈、消費鏈系統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2018年廣東還發布“廣東省製造業大數據指數（MBI）”，是全國首個製造業大數據指數。大數據指數構建了一個與傳統經濟分析框架相區別的指數模型，為各類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科學性和實效性的動態參考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協同創新發展層面，華為雲新增香港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雲技術接入澳門（2018年）、立足廣東並輻射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阿里雲工業互聯網總部落地廣州等都強化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數據整合，為大灣區加快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推動文化生產的動態化、實時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第三，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產品智能化。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本身已有6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次技術浪潮，目前第三次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隨著互聯網技術在文化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具備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智能化體驗，創造了高品質的文化生活。與傳統的文化產品相比，這種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產品形態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下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近年來，以大數據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型互聯網文化業態如可穿戴設備、AR/VR產品等，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提升了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基地，智能領域開始搶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為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化水平，廣東省出臺《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2030年）》，重點發展騰訊、科大訊飛等5大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香港和澳門也成立各自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探索大數據支撐下的“智”造產品，加快區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進程。粵港澳大灣區湧現出一批優質人工智能企業，如優必選、寒武紀等，在人臉識別、表情捕捉、語音智能、視覺搜索、商品定位、消費偏好記憶等領域豐富了文化產品的智能化體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聯盟成立，不僅進一步健全了大灣區產業體系的中介服務平臺，而且有利於各類智能產品的研發和孵化，增強了粵港澳大灣區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的核心驅動力。
第四，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定製化。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下的文化生產不是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因為這種生產模式無法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當下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面向95後、00後消費群體的代際轉換，他們與以往的消費群體不同，他們更加註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品質化消費。“個性化……是客體消費選擇中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追求時尚和潮流、保持獨特的風格使得他們著力體現與眾不同的消費行為。”[7]因此，把握這些極具個性化的消費信息，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現實的挖掘功能，即通過對來自移動終端、消費終端等數據發現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將這些信息反饋給生產終端，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的服務。定製消費既是消費群體個性化的消費選擇，也應是大數據時代文化企業根據消費趨向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消費特徵。
文化旅遊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3小時旅遊圈的形成和“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的不斷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家庭短期遊的重要目的地。《綱要》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構築休閒灣區和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城市。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有超9成的受訪者在暑期有意願選擇粵港澳周邊遊，而“家庭‘抱團’遊未來最大需求就是‘定製化’，從集中地點、行程安排、住宿選擇等方面均滿足家庭的需要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8]總體來說，定製化旅遊是一種新的旅遊形態，目前處在消費的快速增長期。由於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多樣化，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應把握旅遊消費定製化的時代風口，高效整合對接各類互聯網平臺、景區、交通、酒店等數據資源，分析區域內潛在的消費增長點，打造更多具有個性化的定製旅遊方案，滿足消費者對品質化、個性化旅遊的消費需求，促進傳統文化旅遊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
第五，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多元化。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整體構成中，資本是重要的要素市場，而且是推動文化產業不斷髮展壯大實現高質量、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要素。由於市場主體的差異化及其不同需求，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資本構成彰顯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徵，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本既有一般性的政府直接投入、產業基金（如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投資建設母基金），也有股權融資、債券發行、網絡眾籌、新三板上市等途徑，如從新三板上市的文化企業數量來看，2017年廣東新增文化企業數量74家，佔比為19.12%，雖略低於北京的82家，佔比21.19%（詳見圖1），但在全國仍屬於文化資本較為活躍的區域。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迫切需要金融大數據為資本與生產實現高效對接。構建金融大數據產融生態圈和進行風險控制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和融資對接平臺、股權交易平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均承擔和發揮著投資、融資等金融作用。但也毋須諱言，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手段，建立以文化、科技、產業、金融為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共享與對接服務平臺的任務，仍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隨著各類資本的洶湧進入，市場體系的金融風險逐步增加。2017年國內首個地方大數據金融風險監測防控平臺落戶廣東，既體現出粵港澳地區各類金融資本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金融資本更加多元化湧入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強化資本對接和風險監測進而保障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探索性實踐。
從總體來說，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五大表徵”，涵蓋人才、生產、商品、消費和資本等領域，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大數據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的要素佈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五大表徵”也必將會隨之豐富和拓展。
三、重構理念：強化大數據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大數據的介入優化了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要素配置，併成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對大數據的掌握程度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來源。另一方面，大數據已經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業科技到醫療、政府、教育、經濟、人文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5]這就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能侷限在原有的體系框架內，而應打破傳統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範疇，強化互聯網大數據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綱要》強調大數據在推進區域協同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著力指出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即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將大數據視為重要的產業資本和經濟投入，在區域創新融合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在文化市場體系建構中引入大數據這一變量，進而撬動和更新文化市場體系的組織機制。
第一，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化水平。建構文化市場體系一定是面向現代、面向未來，且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要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支撐和引領作用，這就必然要求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絕不能僅僅停留在要素健全這一層次上，而應有更高的追求。“‘現代’概念體現了未來已經開始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9]因此，面向未來而生的文化市場體系，必然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必然要用新的標準、新的模式對固有的文化市場體系進行重構以凸顯文化市場體系的現代性。
在數字化時代，數據不再是交易的痕跡，而是現代市場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戰略制高點。粵港澳三地已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如廣東的大陸地區數據、港澳的國際化數據，但由於區域的行政分割和數據的分別持有，使得數據難以發揮其價值的最大化。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中發揮引領支撐作用，強化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依靠三地的數據共享構建現代化的文化市場體系。《綱要》指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不僅是基於面向未來的市場體系構建的需要，更是以此為契機，實現大數據在灣區內部的互聯、共享，推動文化產業升級換代。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構建，是整合粵港澳三地的數據資源破解數據“信息孤島”的時代難題，在數據的互聯與共享方面發揮區域示範作用。同時，又能以此為基礎培育和發展大數據產業這一新型業態，並利用大數據對文化市場的文化產品、文化人才、文化服務和文化資本等多種要素進行精準配置分析，提升市場運營效率和市場的現代化水平。
第二，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推動粵港澳三地的協同發展是建設大灣區的重要目標，客觀地說，文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產業要素在粵港澳三地已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流動。2002年粵港澳三地就通過舉辦文化合作會議的方式推進三地文化要素的流動。但是，由於文化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以及粵港澳三地政治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使得廣東與港澳之間存在或隱或顯的區隔和防火牆，不同的意識形態阻礙或制約著相當部分文化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流通。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粵港澳協同統一的文化市場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探索實現文化要素、文化資源在灣區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重要途徑。相對其他各類要素，大數據是意識形態色彩最淡的要素，所以，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選擇大數據為切入口，有助於突破粵港澳之間存在的意識形態藩籬，聯合各種文化背景的利益攸關方。2017年廣東省印發《珠江三角洲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且《綱要》再次強調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表明以大數據為核心的體制機制創新已成為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而推動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建設，需要粵港澳三地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相互開放數據端口，在數據採集、數據應用、數據交易、金融服務、創業創新等領域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共享的公共應用平臺，增強區域的協同發展。
同時，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協同創新，也是中國為與全球文化市場對接所做的一種準備。在國家戰略中，粵港澳大灣區要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將會面臨美歐地區價值觀、中東地區價值觀等為主導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經濟體制的挑戰，其複雜程度和不確定性遠超過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性市場體系建設。所以，建設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協同發展，既是區域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為全面對接或融合於全球文化市場所進行的一場全球化實踐，這種實踐在推動區域和全球協同發展的同時，也必將豐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和實踐。
第三，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需求導向。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從生產側轉向了需求側，文化消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必須緊緊把握這一主要矛盾的變化。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文化產品生產的重要基地，尤其是港澳在近年來更是成為內地出境文化旅遊消費的目的地，所以，在消費需求的導向下，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對消費行為模式進行分析，根據消費數據進行個性化、特色化和品質化的生產，提升文化市場體系的運營效率。
在利用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建構中，要充分把握兩個市場，一是國內市場，二是國際市場。把握國內市場，需充分把握現代科技前沿，利用大數據將生產與消費聯繫起來，對傳統消費和新興消費進行數字化動態分析，並將其反饋給生產企業，優化和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服務。在數據建設和共享方面，廣東已建成廣州開發區大數據產業園等15個省級大數據產業園；澳門與阿里巴巴公司合作共建旅遊大數據，根據數據制定分流旅客措施；深港成立大數據聯盟；澳門與廣東建立“春節黃金週旅遊通報機制”等，從消費端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以大數據為支撐的文化市場體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國際市場方面，我們應充分利用香港、澳門對國際市場的融通平臺，把握國際文化消費市場的新需求和新變化，為文化生產提供態勢分析和精準預判等服務。2019年伊始，香港大數據交易所全球超級節點招募計劃初步完成，極大拓寬了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各地的互聯互通，能最大可能地利用世界數據資源，並通過創新技術、產品、服務和模式以滿足新的消費需求。
第四，通過大數據強化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的科技支撐。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注重科技與文化市場體系各要素的融合創新，這不僅是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創新應用和部署，更是文化生產方式自身升級換代、謀求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需要。文化產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產業類別，但文化產業本身的科技含量有待於進一步提升。從2015年廣東省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來看，儘管以“互聯網+”為主要業態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發展迅速，但佔文化產業增加值比重最大的仍是以製造和珠寶首飾及有關物品製造為主的科技含量低的製造業，二者佔總增加值的29.8%，互聯網信息服務業、軟件開發兩大行業佔28.4%。澳門由於博彩業掌控了澳門的經濟命脈，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相對較小[10]。香港文化產業相對於廣東和澳門科技含量雖然較高，但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業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也僅佔38%[11]。這也就意味著，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市場體系中，文化製造業仍處在產業鏈的下游，內部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
四、協調統籌：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的機制創新
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目標。從本質上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跨區域的概念，涵蓋深圳、廣州、佛山、東莞、肇慶、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即“9+2”的城市空間佈局。這也就意味著，統籌協調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區域治理是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的最為基本的前提。在大數據全面介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構的前提下，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運用大數據推動跨區域協調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建設應重點關注的方向，集中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協調統籌區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涵括11個城市，因此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關鍵是要實現區域之間的數據共享。與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空間區域包括兩種社會制度，即廣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香港和澳門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區域協同首先要打破制度壁壘和行政分割，實施數據共享，在此基礎上構建基於大數據的城市群空間聯繫網絡。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文化協調發展，應在重點領域進行突破，如利用就業數據統計創意人才供需，評估創意人才集聚程度和分析制約創意人才集聚的地區問題，進而為區域人才政策的調整提供依據。
其二，協調統籌政企關係。政企關係歷來是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問題，粵港澳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可以說是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性實踐。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綱要》也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政企關係，這就為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政企關係的調整指明瞭方向。廣州、深圳既是大灣區的重要節點城市，又是2018年《國務院關於同意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覆》中的首批試點城市，因此，在協調統籌政企關係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可充分利用試點城市的相關優惠政策，減少政府行政干預，探索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推動城市與進出境管理、市場監管、商務、海關、金融、交通等相關部門的數據的互聯互通開放共享，並通過深入推進“放管服”、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創新服務貿易企業信用等級評定等方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培育新型文化市場主體，提升文化貿易、文化產品保稅展示交易、文化教育等領域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三，協調統籌產業發展。文化產業跨界融合的趨勢已成為發展的共識，也日益成為文化產業提質增效的新動能。統籌區域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就是在當前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愈加創意化、動態化、智能化、數字化的時代語境下，強化“文化創意設計與裝備製造業、消費品業、信息業、建築業、旅遊業、體育產業以及現代農業等跨界交融”[12]。這就需要充分利用各個地區文化及其相關領域生產與消費的大數據資源，通過大數據資源全面掌握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概況，引導企業合理佈局，充分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在大灣區的引領帶動作用，使得城市之間的功能互補效應實現最大化，促進區域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其四，協調統籌行業配置。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產業自身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進行高效的要素配置，這就要求大數據全面介入文化產品的研發、設計、製造、品牌、營銷、運營、消費等各階段，提高文化及相關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度合作。某種意義上講，粵港澳大灣區參與世界灣區競爭，其實質是產業鏈的競爭，只有確保產業鏈上下游的數據協同和數據的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共享、管理，才能促使最優質的生產資源集中到優勢的產業環節上，進而在整體上提升文化產業的運營效率和發展質量，實現區域發展的轉型升級。
五、建構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文化著力點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支撐。大數據利用有助於統籌協調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文化發展的跨區域治理。同時，在粵港澳大灣區全面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創新發展文化理念，做到“三個深化”，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向深入。
第一，深化區域文化共識，攜手共建文化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建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市場是核心，但市場背後深厚的文化共識是市場得以順暢運行的邏輯。文化共識是區域社會主體在文化淵源、文化觀念、生活習慣、社會風俗等方面達成的一致性認識，粵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脈相近，為文化共識的形成與打造奠定了文化基石。粵港澳地區在唐宋時期就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基地，並一直延續到明清，逐漸培養出大灣區重商求實的文化傾向。改革開放以來，深圳成為我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有力地促進了大灣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重商求實文化精神的傳播。深化大灣區的文化共識，不僅僅是傳承重商求實的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在新歷史機遇和條件下對其進行強化提升，利用地緣相近和文脈相親的發展優勢，共建“人文灣區”。社會層面的文化認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認同，社會文化共識營造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與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價值文化，它不僅決定了最為廣泛的社會大眾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的決心，也是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具有生機活力的源泉。
第二，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打造文化發展高地。
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應充分提升產業本身的發展質量。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就是通過完善和優化文化要素，剔除區域文化產業發展中低端、落後的文化產能，著力發展具有高創意、高科技相融合的文化產品，不斷優化升級文化產業的產業結構，在國際文化產業競爭中從被動和附加值低的產業鏈的下游環節向更具主動和附加值高的產業鏈上游環節轉移。因此，在深化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徹底改變了廣東地區以“進料加工”、“貼牌生產”為“特色”的低端產品製造者形象，為打造粵港澳文化發展高地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深圳、廣州、珠海、香港等城市在數字文化、創意設計等“高精尖”產業領域需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提升各類文化產品和文化品牌的供給，加快文化與科技、商務、旅遊等各領域融合發展，切實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第三，深化產業載體支撐，培育文化發展動力。
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需要生產企業的支撐，而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最終落腳點。粵港澳地區文化或文化科技型企業眾多，如騰訊在用戶規模和收入上已成為世界第一大遊戲企業，但與歐美知名的文化或文化科技型企業相比，其仍缺乏核心IP的強力支撐。這也就意味著，深化產業載體支撐，不僅僅是打造航母型的品牌企業，實現航母型企業對相關產業鏈、產業園區的帶動，更應注重對核心文化產品的創意性挖掘、培育，即把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建建立在最核心的文化本質內容上，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單純的經營或營銷模式的創新上。所以，深化產業載體對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支撐作用重點是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明星企業，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具有一定內涵的民族文化IP，從而為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和內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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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深大社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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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浦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
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文化部動漫類教材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傳媒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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