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極拳的歷史轉折點一一讀《武禹襄墓表》(三)'

太極拳的歷史轉折點

一一讀《武禹襄墓表》(三)

李新方

三、四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雲：“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曰三不朽”。而在《魏源集·默觚上·學篇九》中，又增加了立節，大抵亦時勢使然：“立德、立功、立言、立節，謂之四不朽。自夫雜霸為功，意氣為節，文詞為言，而三者始皆不出於道德，而崇道德者又不盡兼功節言，大道遂為天下裂”。魏源(1794一一1857)是略早於武禹襄的清代愛國知識分子，這段話對於分析同時代知識分子的百態，是很有幫助的。

曾國藩和洪秀全，都是以功節言而名世者。《清史稿·曾國藩傳》稱曾“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實際上，曾國藩的立功只是為侵略者立功，而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更加深重的災難，所謂“中興”也不過是讓賣國政府暫現一絲迴光返照;他的立節，只是忠於侵略者和賣國政府的小節，而完全喪失了忠於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大節；至於立言，無非是把一直都在打敗仗硬說成“屢敗屢戰”的詭辯，且以桐城派自居，有人說他是“桐城派中興的明主”，實際上“也只能成為給桐城派送終的哀泣，別的就很難說得上有什麼意義和價值了”(《桐城文派》)。不僅“三者始皆不出於道德”，連“雜霸為功，意氣為節，文詞為言”也算不上。

洪秀全從16歲起，先後四赴廣州參加科考，每次都取得頭名，卻從未中秀才，從而認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質，順應歷史發展趨勢，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革命，動搖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是毫無疑問的，四不朽當之無愧。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自身的侷限性，並以宗教為號召，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不能取得最後勝利，也是必然的。

至於武禹襄在科考中，“時榜且發矣，竟鏟君名，而易以他人之不逮君者。君既不幸見黜，復連試京兆，再薦再黜”(《墓表》)，同樣是透過科場官員的營私舞弊，看清了清王朝已經徹底腐朽，無藥可救，即使做再大的官也無以實現救國救民的政治理想，而並非從此仕途無望，憑藉其“博書史，有文炳然，晃晃埒伯仲，以才幹志行為當時大人所器”(《墓表》)的政治家、軍事家之才略，通過建功沙場而朝為匹夫，暮為卿相，完全是可能的。曾國荃也是貢生，因鎮壓太平天國有功，官至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加太子太保銜。

“咸豐壬子(1852)，呂文節公賢基奉朝廷命，督師殲發賊江右，肅書幣招入軍幕，以老母辭。至庚申辛酉(1860、1861)，捻匪竄畿南，尚書毛公昶熙、河南巡撫鄭公元善，又皆禮闢，不就”(《墓表》)。呂賢基，字羲音，號鶴田，諡文節，安徽旌德人，咸豐元年超擢工部左侍郎，咸豐三年(1853)駐舒城抵禦太平軍，“十月賊至，登陴守禦，城陷死之”，“上深悼之，贈尚書銜”(《清史稿·呂賢基傳》)。毛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以剿捻有功，官至兵部尚書。鄭元善，字體仁，號鬆峰，亦以剿捻之功，官至河南巡撫。

僅就這三次機遇而言，只要武禹襄肯出山，不僅可以仕途通達，而且很有可能提前結束戰爭，甚至改寫歷史。但正因武禹襄有更高的才略，不僅不可能出山，即使已經身居高位，也會辭官不做，因為這場戰爭的性質不同。在太平天國初興之時，清廷命雲南巡撫林鴻年征剿，林鴻年“不肯行，曰:以干戈與吾民相見，吾弗忍也，因是奪官歸田”(《滿清稗史·林文傳》。而武禹襄的“絕進取志”，“獨擯絕於有司”(《墓表》)，則不只是為了潔身自好，而是有比做官更大的進取志，“不隨俗物皆成土，只待良時卻補天”(馮涓《題支磯石》)。

“幡然曰:得之不得命也。竭目力心思，囚神瘁形，一從事於畢生不知之命，而於曩昔聖賢所謂求則得，舍則失者，竟死顛倒而罔知一返，其在我者之所為，此為何為者哉”(《墓表》)！武禹襄與孔子都是迥迥獨達，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做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實現崇高的社會理想，但當時的皇帝也做了投降派，即使身居高位也報國無門，只能是從吾所好了。然而這個從吾所好，決不是我們現在一般人所理解的興趣愛好，而是與孔子一樣，所好的都是道，天下溺援之以道，故從吾所好仍是為了救國救民。

這從武禹襄之孫武萊緒《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中可以得到佐證：“究心太極拳術為事”，就是把太極拳作為終生事業來全身心投入，如果只是一般的興趣愛好，並不影響做官。“雖小道，亦必有可觀者焉”(《論語·子張》)，太極拳傳世近二百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一個接一個的“熱”過後，獨有太極拳久盛不衰，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並由此而知今後發展的無限前程，難道不是千秋事業嗎？《周易·繫辭傳》說：“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不論做什麼工作，只要是為國家和人民利益謀，所做的事情再小也是事業；相反，為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謀，做帝王將相也只是職業，也只是謀生的手段，與事業無關。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經歷過無數次戰亂，經歷過許多次改朝換代，也經歷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中華民族的基本特徵始終沒有改變，中國的基本版圖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偉大力量之所在。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尊號，就是元成宗鐵木耳給上的。清朝入關後大興文字獄，但並沒有使廣大知識分子屈服，後來也逐漸認識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承認儒學為“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康熙《四書講義·序》)，而由方苞、劉大櫆、姚鼐等形成的桐城派，更把“文以載道”發展到極致。

但以鴉片戰爭為歷史轉折點，情況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不再是中華民族內部不同民族或利益集團之間的戰爭，而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我中華民族，他們用炮艦侵佔中國領土，掠奪中國財富，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身體，更用精神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早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已達3200多人，發展入教者80多萬人，僅山東一省就有教堂會所1100多處，入教者八萬多人，“教堂幾遍天下，傳教洋人相望於道”(《山東省志資料》1960年第2期)。《在華傳教士1877年大會紀錄》供稱:“傳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適當的比作軍隊的工作。軍隊的目的，不單是儘量殺傷和擒獲敵人，乃在於征服全部敵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標也是一樣，它不單在儘量招收個別信徒，乃在於征服整個中國，使之服從基督”，可見文化侵略、精神鴉片的危害更大。

有鑑於此，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用愛國詩文抵禦文化侵略和精神鴉片，如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還湧現了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較集中地收集並評論愛國詩篇，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此同時，許多武林志士致力於發展武術文化，力圖強種保國，故許多優秀拳種都產生於清代，從義和拳到義和團運動，就是這樣的集中表現，但這些優秀拳種大多隻注重技擊。

武禹襄則把武林志士“拳以載道”的愛國精神，和“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第十三》)的文人尚武精神發展到極致，集中國的技擊、養生、修道文化之大成而獨出機杼，使太極拳在眾多的優秀拳種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文化的傑出代表和現代人普遍適用之最積極的生活方式，使中國歷史文化的偉大精神和遺傳基因通過人們的身心得以表達，永傳不息，並將影響整個世界。

後來，刊印《廉讓堂太極拳譜》的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正是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又於1935年發動華北事變之際，幾篇序言都談到了刊印此譜的目的，如李啟軒之孫李福廕後序雲：“慨自歐風東漸……取洋化貴族運動而重之，可傷孰甚……設以此而國術普及，人人自強，則強國強種之目的可達，而東亞病夫之徽號可除，如是此祕本之刊行，其意義為重大矣”。追根溯源，從中也不難看出武禹襄當年致力於太極拳的真實目的。而時至今日，還有不少文化漢奸在辱罵太極拳，恰恰說明太極拳在抵禦文化侵略和精神鴉片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如今，當年的風雲人物早已成為過去，“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曾國藩留下一點反面教材，洪秀全留下一點英雄精神，武禹襄生前沒有他們那麼顯赫，然而所開創的事業卻永遠造福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其立德、立功、立言、立節之四不朽，豈不大哉！豈不偉哉！此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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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的歷史轉折點

一一讀《武禹襄墓表》(三)

李新方

三、四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雲：“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曰三不朽”。而在《魏源集·默觚上·學篇九》中，又增加了立節，大抵亦時勢使然：“立德、立功、立言、立節，謂之四不朽。自夫雜霸為功，意氣為節，文詞為言，而三者始皆不出於道德，而崇道德者又不盡兼功節言，大道遂為天下裂”。魏源(1794一一1857)是略早於武禹襄的清代愛國知識分子，這段話對於分析同時代知識分子的百態，是很有幫助的。

曾國藩和洪秀全，都是以功節言而名世者。《清史稿·曾國藩傳》稱曾“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實際上，曾國藩的立功只是為侵略者立功，而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更加深重的災難，所謂“中興”也不過是讓賣國政府暫現一絲迴光返照;他的立節，只是忠於侵略者和賣國政府的小節，而完全喪失了忠於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大節；至於立言，無非是把一直都在打敗仗硬說成“屢敗屢戰”的詭辯，且以桐城派自居，有人說他是“桐城派中興的明主”，實際上“也只能成為給桐城派送終的哀泣，別的就很難說得上有什麼意義和價值了”(《桐城文派》)。不僅“三者始皆不出於道德”，連“雜霸為功，意氣為節，文詞為言”也算不上。

洪秀全從16歲起，先後四赴廣州參加科考，每次都取得頭名，卻從未中秀才，從而認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質，順應歷史發展趨勢，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革命，動搖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是毫無疑問的，四不朽當之無愧。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自身的侷限性，並以宗教為號召，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不能取得最後勝利，也是必然的。

至於武禹襄在科考中，“時榜且發矣，竟鏟君名，而易以他人之不逮君者。君既不幸見黜，復連試京兆，再薦再黜”(《墓表》)，同樣是透過科場官員的營私舞弊，看清了清王朝已經徹底腐朽，無藥可救，即使做再大的官也無以實現救國救民的政治理想，而並非從此仕途無望，憑藉其“博書史，有文炳然，晃晃埒伯仲，以才幹志行為當時大人所器”(《墓表》)的政治家、軍事家之才略，通過建功沙場而朝為匹夫，暮為卿相，完全是可能的。曾國荃也是貢生，因鎮壓太平天國有功，官至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加太子太保銜。

“咸豐壬子(1852)，呂文節公賢基奉朝廷命，督師殲發賊江右，肅書幣招入軍幕，以老母辭。至庚申辛酉(1860、1861)，捻匪竄畿南，尚書毛公昶熙、河南巡撫鄭公元善，又皆禮闢，不就”(《墓表》)。呂賢基，字羲音，號鶴田，諡文節，安徽旌德人，咸豐元年超擢工部左侍郎，咸豐三年(1853)駐舒城抵禦太平軍，“十月賊至，登陴守禦，城陷死之”，“上深悼之，贈尚書銜”(《清史稿·呂賢基傳》)。毛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以剿捻有功，官至兵部尚書。鄭元善，字體仁，號鬆峰，亦以剿捻之功，官至河南巡撫。

僅就這三次機遇而言，只要武禹襄肯出山，不僅可以仕途通達，而且很有可能提前結束戰爭，甚至改寫歷史。但正因武禹襄有更高的才略，不僅不可能出山，即使已經身居高位，也會辭官不做，因為這場戰爭的性質不同。在太平天國初興之時，清廷命雲南巡撫林鴻年征剿，林鴻年“不肯行，曰:以干戈與吾民相見，吾弗忍也，因是奪官歸田”(《滿清稗史·林文傳》。而武禹襄的“絕進取志”，“獨擯絕於有司”(《墓表》)，則不只是為了潔身自好，而是有比做官更大的進取志，“不隨俗物皆成土，只待良時卻補天”(馮涓《題支磯石》)。

“幡然曰:得之不得命也。竭目力心思，囚神瘁形，一從事於畢生不知之命，而於曩昔聖賢所謂求則得，舍則失者，竟死顛倒而罔知一返，其在我者之所為，此為何為者哉”(《墓表》)！武禹襄與孔子都是迥迥獨達，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做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實現崇高的社會理想，但當時的皇帝也做了投降派，即使身居高位也報國無門，只能是從吾所好了。然而這個從吾所好，決不是我們現在一般人所理解的興趣愛好，而是與孔子一樣，所好的都是道，天下溺援之以道，故從吾所好仍是為了救國救民。

這從武禹襄之孫武萊緒《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中可以得到佐證：“究心太極拳術為事”，就是把太極拳作為終生事業來全身心投入，如果只是一般的興趣愛好，並不影響做官。“雖小道，亦必有可觀者焉”(《論語·子張》)，太極拳傳世近二百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一個接一個的“熱”過後，獨有太極拳久盛不衰，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並由此而知今後發展的無限前程，難道不是千秋事業嗎？《周易·繫辭傳》說：“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不論做什麼工作，只要是為國家和人民利益謀，所做的事情再小也是事業；相反，為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謀，做帝王將相也只是職業，也只是謀生的手段，與事業無關。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經歷過無數次戰亂，經歷過許多次改朝換代，也經歷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中華民族的基本特徵始終沒有改變，中國的基本版圖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偉大力量之所在。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尊號，就是元成宗鐵木耳給上的。清朝入關後大興文字獄，但並沒有使廣大知識分子屈服，後來也逐漸認識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承認儒學為“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康熙《四書講義·序》)，而由方苞、劉大櫆、姚鼐等形成的桐城派，更把“文以載道”發展到極致。

但以鴉片戰爭為歷史轉折點，情況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不再是中華民族內部不同民族或利益集團之間的戰爭，而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我中華民族，他們用炮艦侵佔中國領土，掠奪中國財富，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身體，更用精神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早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已達3200多人，發展入教者80多萬人，僅山東一省就有教堂會所1100多處，入教者八萬多人，“教堂幾遍天下，傳教洋人相望於道”(《山東省志資料》1960年第2期)。《在華傳教士1877年大會紀錄》供稱:“傳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適當的比作軍隊的工作。軍隊的目的，不單是儘量殺傷和擒獲敵人，乃在於征服全部敵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標也是一樣，它不單在儘量招收個別信徒，乃在於征服整個中國，使之服從基督”，可見文化侵略、精神鴉片的危害更大。

有鑑於此，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用愛國詩文抵禦文化侵略和精神鴉片，如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還湧現了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較集中地收集並評論愛國詩篇，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此同時，許多武林志士致力於發展武術文化，力圖強種保國，故許多優秀拳種都產生於清代，從義和拳到義和團運動，就是這樣的集中表現，但這些優秀拳種大多隻注重技擊。

武禹襄則把武林志士“拳以載道”的愛國精神，和“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第十三》)的文人尚武精神發展到極致，集中國的技擊、養生、修道文化之大成而獨出機杼，使太極拳在眾多的優秀拳種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文化的傑出代表和現代人普遍適用之最積極的生活方式，使中國歷史文化的偉大精神和遺傳基因通過人們的身心得以表達，永傳不息，並將影響整個世界。

後來，刊印《廉讓堂太極拳譜》的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正是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又於1935年發動華北事變之際，幾篇序言都談到了刊印此譜的目的，如李啟軒之孫李福廕後序雲：“慨自歐風東漸……取洋化貴族運動而重之，可傷孰甚……設以此而國術普及，人人自強，則強國強種之目的可達，而東亞病夫之徽號可除，如是此祕本之刊行，其意義為重大矣”。追根溯源，從中也不難看出武禹襄當年致力於太極拳的真實目的。而時至今日，還有不少文化漢奸在辱罵太極拳，恰恰說明太極拳在抵禦文化侵略和精神鴉片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如今，當年的風雲人物早已成為過去，“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曾國藩留下一點反面教材，洪秀全留下一點英雄精神，武禹襄生前沒有他們那麼顯赫，然而所開創的事業卻永遠造福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其立德、立功、立言、立節之四不朽，豈不大哉！豈不偉哉！此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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