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作為日本製造業的核心代表之一，日本家電產業曾經書寫過輝煌的歷史，其發展歷程對於中國家電業有著重大借鑑意義，本文力求從經濟與消費的大背景下來還原日本家電產業發展的全貌，綜合日本經濟發展、消費結構、消費主體以及消費價值觀等層面的變遷。
▌二戰前後日本家電產業的興起
二戰之前日本家電業的萌芽階段
日本家電產業起步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後期電燈時代的開啟，1878年3月25日，日本電信中央局開業典禮首次點亮電燈泡(“電氣之日”)，1882年11月首個實用的平民燈泡到於東京銀座問世，而到了1922年東京地區已經基本實現電燈的普及。
二戰之前日本家電業得以發展有以下兩個層面的因素:首先，隨著1865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經濟開始走向工業化革命的道路，其後在人類電氣時代到來背景下，日本從歐美大量引進先進技術，白熾燈等產品陸續引入日本市場;
其次，由於日俄、一戰等戰爭勝利的刺激，日本軍工業的大發展也使得“電”開始向大眾普及，同時基於西化運動和無線電廣播興起，消費者對家電產品的認知度快速提升。
1930年代日本國內收音機、電風扇、冰箱、攪拌洗衣機、吸塵器以及熱水器等產品陸續問世，其中價格較為低廉的收音機、電風扇率先進入普通家庭;
到二戰之前，日本已經湧現出了東芝(日本第一家白熾燈工廠，發明日本第一臺冰箱、洗衣機、吸塵器、水輪發電機、感應電機等)、日立(電機、電風扇、冰箱)、松下(插座、自行車燈、收音機)以及夏普(電機、收音機)等一批家電企業。
二戰之前僅是日本家電產業的萌芽階段:由於價格昂貴、初期產品力的缺陷以及消費者購買力不足，這一時期日本家電的需求僅侷限於東京、大阪等大都市圈，家電銷售規模較小同時品類也極為有限。
隨著二戰爆發，戰時工業管控以及戰爭對經濟產生巨大破壞，使得日本家電產業發展在二戰期間全面停滯。
戰後日美同盟與經濟復甦
戰後日本家電產業重新起步，初期較為艱難:日本戰敗投降後，美軍代表聯合國對日本實施單獨佔領和管制，受此影響東芝、日立等企業重新聚焦於家電等民用市場，同時索尼、三洋也在1946-1947年先後成立。
由於聯合國軍司令部(GHQ)對戰時軍需工廠資產凍結以及戰後軍需賠償、解散財閥等一系列問題，戰後初期很多企業經營困難甚至瀕臨破產;由於經濟遭受巨大破壞以及貿易封鎖，戰後初期日本被迫實施“傾斜生產方式”，通過重點發展煤炭、鋼鐵、電力等產業帶動經濟恢復，產業端的困境加上需求端民生凋敝，導致戰後初期日本家電產業舉步維艱，相關企業僅生產少量家電用以供駐日美軍使用。
日美同盟確立，家電產業迎來轉機
1949年美國對日本實施道奇計劃，日本開始解除統制經濟政策、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當年9月吉田內閣發佈《關於產業合理化》決議，日本市場化產業政策開始形成，同時日本內閣通過《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對企業技術引進、機械進口等給予免稅。
在戰後美蘇冷戰背景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日美關係迅速轉變，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日美行政協定》，正式確立了日美同盟關係和日本經濟、政治的獨立性，同時朝戰帶來的“特需經濟”使得日本社會生產井噴，加上美國大量技術援助，日本經濟開始加速恢復，期間日本家電產業發展開始步入正軌。百度搜索“樂晴智庫”獲得更多行業報告。
技術引進與日本家電產業的興起
技術引進為日本家電產業崛起打下基礎:戰後美國國力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旺盛的消費需求與家電技術的進步推動美國家電業快步走向成熟，惠而浦、RCA等一批家電巨頭陸續湧現。
隨著日本國內經濟形勢好轉，憑藉日美同盟關係，日本家電企業也開始頻頻從美國引進技術，這為50年代日本家電業的興起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最負盛名的產業之一—黑電，起步就源於50年代與美國的技術合作：1953年夏普推出首臺國產電視，1959年東芝實驗首臺國產晶體管電視，以及日立、三菱電機電視業務的起步，均是通過學習引進美國RCA技術才得以實現，而索尼則是從美國貝爾引入的技術。
另外白電方面，1951年松下幸之住前往美國考察，經過多方對比，轉而選擇與荷蘭飛利浦合作，當年12月雙方合資設立松下電子(一直持續到1993年)，飛利浦收取4.3%的技術指導費和3%的經營指導費(1967年均降至2.5%)，為松下50年代冰箱等業務的起步奠定基礎。
除了國內經濟復甦、技術引進之外，戰後美國文化的滲透也對日本家電需求的爆發產生了重大影響:太平洋戰爭的失敗、戰後美軍佔領和物資救濟及至此後日美經貿文化的密切往來，使得戰後日本國民十分崇尚美國文化、追求美國生活方式，而這一影響在50-60年代日本家電普及階段表現的尤為明顯。
▌1955-1974年:家庭成消費主體，大家電全面普及
時代背景:經濟高速增長、家庭成為消費主體
1955-1974年日本經濟處於高速的增長階段，期間國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化帶來房地產市場持續繁榮，同時傳統家庭結構解體、戰後嬰兒潮一代青年人群組成的小家庭成為社會消費主體，衣食家居等生活必需品成為消費重心，社會呈現出美式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特徵。
1955年，洗衣機、冰箱、黑白電視機“三大神器”開始普及，1965年，彩電、空調、汽車“新三大神器”接力，成為這一階段社會消費的代表。
經濟騰飛、國民收入水平提升、城市化帶來的房地產繁榮，以及青年人群小家庭帶來的消費主體變遷和美國生活文化的滲透，共同催生了1955-1974年這一階段日本社會美式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浪潮，其中家電市場實現了大家電的全面普及以及部分新興品類的崛起。
新舊三大神器接力，大家電走向普及
日本大家電的普及:1955-1974年日本迎來大家電的全面普及，以冰箱、洗衣機、黑白電視機為代表的“三大神器”，以彩電、空調、汽車為代表的“新三大神器”先後接力，引領了當時日本社會的消費革命，帶動日本家電產業完成了0→1的規模積累。
根據日本統計局統計，1955年日本冰箱、洗衣機、黑白電視機普及率分別不足1%、5%、1%，但到1965年已經達到51%、69%、90%，黑白電視機率先實現普及，同時彩電開始逐步替代黑白電視機。
1970年冰箱、洗衣機普及率達到89%、91%，也基本實現全面普及，黑白電視機普及率從1968年高峰的96%回落到90%、彩電普及率則達到26%;1975年黑白電視機普及率回落到49%，彩電普及率升至90%，基本完成對黑白電視的替代;與此同時，1975年空調普及率從1970年6%升至17%，進入加速普及階段。
1953年三洋推出單洗波輪洗衣機、1960年出現洗脫一體的雙缸洗衣機，疊加60年代鋼鐵工業發展與塑料普及應用，都大大改善了洗衣機的洗滌效率與製造成本，而受當時冷媒技術、瞬時冷凍技術、冷暖技術等因素的限制，疊加較高的售價，冰箱、空調普及速度相對較慢。
廚電小家電等其它品類湧現
廚電小家電品類的湧現:這一時期除了大家電的率先普及，隨著消費水平提升以及生活方式的變化，部分廚電、小家電產品以及具備娛樂屬性的黑電產品也開始有所興起，比如廚房領域的電飯煲、料理機、麵包機、熱水器，家居領域的吸塵器，黑電領域的相機、音響等。
根據日本中央調查社數據，1960年日本電飯煲普及率28%、麵包機18%、料理機8%，到1975年已經分別上升到94%、78%、47%。
而據日本統計局數據，1960年日本吸塵器普及率7.7%，到1975年已經達到91%，基本完成了全普及;同時，1975年燃氣熱水器普及率達到67%，相機、音響普及率分別達到77%、52%。
日本家電企業發展壯大
從企業層面來看，60-70年代也是日本家電企業的起步、壯大階段:
1) 在1950年代，得益於國內經濟崛起、家電需求提升、歐美技術學習引進以及日本貿易保護政策，日本家電企業順利步入成長軌道;
2) 1960-70年代中期，日本家電企業銷售規模跟隨市場需求繼續增長，同時隨著基礎工業完善、貿易自由化和出口振興政策推行、人工與原材料成本上漲以及70年代日元升值和日美貿易摩擦的加劇，日企在技術研發、海外開拓以及業務多元化等方向逐步加強。
這一階段，通過技術研發的追趕、對東南亞市場的開拓與製造轉移以及業務佈局的優化完善，日本家電企業逐步加快了對歐美競爭對手的趕超，為80年代向歐美市場挺進、走向國際化巔峰奠定了堅實基礎。
日本家電企業的代表—松下
以日本家電巨頭松下為例，戰前松下主要是生產收音機、電機、插座等產品，戰後由於勞工運動、財閥解體、戰爭賠償等經歷了5年經營危機，於50年代初步入正常軌道，通過與生產美軍軍用冰箱的中川電機以及荷蘭飛利浦技術合作，結合自研道路，松下在50年代陸續開始生產冰箱、洗衣機、電視、乾電池等電器產品。
50年代中後期松下實現超預期增長:1955年松下實現銷售220億日元，創始人松下幸之助提出“未來5年計劃”，目標1960年實現銷售額800億日元，在當時引起不小轟動，實際上得益於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1960年松下完成銷售1054億日元，遠超出既定目標，同時松下業務也進一步擴展到了廣播、零件、吸塵器、配電器、通信工業等15個領域。
這一階段松下等日本家電企業之所以能夠實現超預期發展，除了得益於國內需求的爆發以及海外技術的引進，也離不開當時日本貿易保護政策的支持，5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恢復經濟以及扶持本土工業，採取了包括限制進口、限制外國投資和振興出口在內的貿易保護政策;
此後基於歐美貿易自由化趨勢以及本土重化工業發展需要，1960年日本政府才發佈《貿易匯兌自由化計劃大綱》，開始分步推進貿易和資本自由化。
進入60-70年代，日本家電企業在受益國內家電普及實現規模增長的同時，也開始向技術研發、海外拓展以及業務多元化三個方向努力:
技術研發層面，以松下為例，1952年松下幸之助從美國考察歸來便深感技術的巨大差距，次年松下設立了中央研究所，開始乾電池等領域研發，1960年松下設立東京研究所、照明研究所等機構，全面推進技術升級，1969年松下在東京舉行了5天的松下技術展，參展人數達到1.5萬人，“技術的松下”形象開始確立，次年大阪世博會上松下展廳大放異彩，共接待了760萬人次參展，日本企業在技術層面的投入初有成效。
海外拓展方面，日本家電企業主要開拓壁壘較低的東南亞市場
以進軍海外市場較早的松下為例，1954年松下出口額僅有5億日元，1959年日本開始放鬆貿易管制、分階段推進貿易自由化，出口政策逐步由限制進口轉為擴大出口，此時松下設立美國公司和國際本部，正式推進海外業務，1961年松下在泰國設立乾電池工廠，並在巴基斯坦、南越等地開展電視組裝業務，1962年在臺灣設立工廠進行電視等電子產品組裝，到1967年，松下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哥斯達黎加、祕魯、坦桑尼亞、馬來亞聯邦、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地陸續設立了銷售公司與工廠;
在一系列海外市場戰略推動下，1975年松下出口額達到2445億日元，營收佔比從1958年的7.8%上升到23%，海外生產比重則從0%上升到15%，海外業務已經初具規模。
同時伴隨著製造產能向海外轉移:產能轉移主要與人工與原材料成本上漲、匯率升值以及貿易摩擦等因素相關，60年代日本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人工成本顯著上漲，1971年松下員工薪資已超過西德、接近美國，而進入70年代，由於石油危機導致能源與原材料價格上漲、日元升值以及日美貿易摩擦急劇升溫，日本家電產能進一步向東南亞轉移，以期降低成本、規避匯率升值與關稅保護。
業務多元化方面，東芝、日立、三菱等本身就有強大的2B業務傳承，比如東芝的水電核電業務、日立的機車電梯核電業務，而進入60年代，隨著日本工業高速增長，1960年松下也設立特機事業本部、1964年設立機器事業本部(1968年改名為住宅設備事業本部)，1968年松下家電、特機、住宅設備營收比例達到71%、17%、12%，多元化經營逐步確立;不過除了上述幾家企業，當時索尼、三洋、夏普等家電企業業務結構並無變化，仍以家電為核心主業。
▌總結借鑑:中日家電普及成長期的異同
中日家電普及成長期的相同點
對比中國市場，日本家電產業1955-1974年這一階段與中國改革開放到“家電下鄉”結束時期較為相似，在很多層面表現出了較高的相似性，當然由於時代背景、市場結構等方面的不同，兩者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中日家電普及階段的相似性主要體現在:
1) 技術引進、政策保護推動家電產業興起:戰後的日本百廢待興，在工業基礎遭到嚴重破壞背景下，得益於美國技術吸收引進以及政府保護貿易政策實行，家電與紡織等輕工業成為50年代最先發展起來的一批產業部門;而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同樣確立了優先發展輕工業的產業政策，通過從日本引進吸收技術、計劃經濟政策傾斜，家電產業得到起步發展。
2) 經濟騰飛、收入水平提升、城市化與房地產繁榮共同推動家電普及:50-60年代日本新舊“三大神器”引領消費革命，80年代我國電視、冰箱、洗衣機“新三件”也取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老三件”，成為社會的消費新潮。
而進入90年代，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商品房改革完成，中國家電也步入高速普及階段，到2008年左右城鎮市場基本完成大家電普及，其後在“家電下鄉”等政策推動下，農村也基本完成大家電普及。
中日家電普及成長期的不同點
由於時代背景、市場結構等方面的不同，中日家電產業的普及成長期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主要體現在:
1) 普及節奏略有差異:兩者雖然都是基本遵循著大家電→廚電小家電的普及順序，但普及節奏有兩點差異:
首先，日本電視、冰洗在60年代基本實現普及，但空調直到70年代才開始加速普及，主要是價格、技術等因素的影響;而中國市場空調普及進度僅是稍慢於電視、冰洗，並未明顯脫節;
其次，日本從1955年到1974年大概用了20年完成了電視、冰洗的全普及，而國內雖擁有後發優勢，但由於顯著的城鄉二元結構，從80年代中期到2012年家電下鄉政策退出，大致經歷了近30年。
2) 中日家電品類有所差異，主要是由於文化、習慣的差異所致:雖然中日同屬東亞文化，兩者文化思想、消費觀念十分相近，但由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長期西化，尤其是戰後美國文化的巨大影響，日本家庭的生活方式有著較深的西方烙印，這也導致了吸塵器、麵包機、洗碗機等西式電器在日本普及率很高，但在國內卻遲遲未能普及。
3) 家電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不同:50-60年代日本家電產業崛起階段，歐美家電需求尚處成長期，歐美企業基本聚焦於本土市場，加上兩者產品風格的錯位和政府貿易政策的扶持，日本企業雖然實力不足，但競爭壓力主要來自本土;
而70年代之後，美國產業政策向高新技術、高端製造等傾斜，傳統制造業逐步衰退，而日本製造業則進入國際化浪潮，日本家電企業逐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頭羊，黑電產業更是在80年代稱霸全球。
而國內家電產業崛起的90年代，海外發達市場需求已經飽和，日韓、歐美龍頭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尤其是與國內風格契合的日韓品牌，在中高端市場對國產品牌形成壓制，同時海外主要市場的競爭格局也都趨於穩定，因此國產品牌的本土高端化與海外國際化所面臨的競爭壓力都要比當年日本企業大得多，當然由於國內市場規模龐大，國內品牌對國際化的迫切程度也要相對小一些。報告來源：國泰君安（吳東炬、楊寶龍）獲取更多行業報告請百度搜索“樂晴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