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執政治國就是實現百姓的願望，換來百姓對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獻；他認為沒有經濟的富裕，就沒有禮義廉恥、禮節榮辱可談；他認為，如果沒有奢侈消費，經濟就沒辦法繁榮；他充分肯定人們求利的衝動，肯定人的慾望，甚至開辦官妓以吸引各國商人，“聚天下之財”。從窮困潦倒的小商人到齊國宰相，管仲如何處理內政和外交？如何助力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詳情請收看掌上國學院“楊鵬評點史記人物”之管仲相齊。
管仲其人：從小商人到齊國宰相
大家好，這是“掌上國學院楊鵬評點《史記》人物”，今天我們評點管仲。管仲是春秋時期齊桓公在位時齊國的宰相。他是重要的政治家、經濟學家，也是思想家。他在世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645年，比老子、孔子他們要早一百五、六十年左右。
孔子很崇敬管仲。《論語·憲問》裡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讚美管仲是仁人。諸葛亮也很崇敬管仲。《三國志》上面說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諸葛亮把自己比成管仲和樂毅，當時的人都不認同。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
《史記·管晏列傳》載：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齊國佔有現在的山東大部分地區（西南部除外）。西周初年由姜太公所建，其後300多年沒有出色的業績。到齊桓公的時候，在管仲等人的輔佐下，齊國進入了興盛時期。那時候經濟繁榮，國力雄厚。他就聯合中原的諸侯，向北討伐戎狄，向南遏楚人的向北發展，同時也遏制東夷和淮夷，這樣就成為春秋時期的中原霸主。
《史記》上說：“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九合諸侯”就是九次聯合諸侯會盟，“匡”就是救助的意思，“一匡天下”，救助天下，指的是救當時的中原各國。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果沒有管仲，我就會披頭散髮、衣襟從左邊敞開了。孔子是讚揚齊桓公和管仲聯合諸侯對抗夷狄，保守住了當時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孔子在《論語》中曾三論管仲
在《論語·八佾》裡，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在《論語·憲問》裡，讚美管仲“仁”。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繼而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管仲當過兵、做過小生意、當過小官，但都不成功，窮愁潦倒。但他有一個好朋友、鐵哥們，叫鮑叔牙。鮑叔牙非常欣賞他，而且幫助他。管仲跟鮑叔牙一塊做生意，每次都給自己多分錢。鮑叔牙不認為管仲貪婪，而是因為管仲太窮；管仲三次當小官都被辭退，鮑叔牙認為這不是管仲不能幹，而是時機不到；管仲打仗的時候曾經三次逃跑，鮑叔牙認為不是管仲不勇敢，而是因為管仲家裡面有老母親。鮑叔牙追隨公子小白，就是後來的齊桓公。管仲追隨公子糾，失敗被囚以後，鮑叔牙把他救出來，說服齊桓公重用管仲為宰相。《史記·齊太公世家》裡記載鮑叔牙對齊桓公說的原話是：“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史記·管晏列傳》中管仲自己是這麼說的：“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賈”就是做生意。“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我做了三次官，三次被攆走。“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睗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鮑叔牙是管仲一生的好朋友、一生的貴人。一直幫著他，從窮困潦倒的小商人直到成為齊國的宰相。所以，管仲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鮑之交在歷史上被視為美談，這其實是中國的遊士文化。遊士們闖蕩天下，出門在外靠朋友，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相互幫襯的文化。
商人治國：信譽是生命
中國歷史上商人執政並不少見。動盪時代，那些有成就的君王似乎都有商人出身的丞相來輔佐。比如：商湯有伊尹，周文王、周武王的時候有姜太公，齊桓公有管仲，越王勾踐有范蠡，秦始皇有呂不韋。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從道德上重農抑商，但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商人其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齊桓公找了管仲這麼一個商人出身的人來治國，授以重任。管仲就將自己的商業價值觀，帶入了齊國的治理之中。管仲相齊故事不少，其中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齊桓公在位的第五年征伐魯國。魯國軍敗。魯莊公請求獻上一塊地方給齊國，以求停戰。齊桓公同意了，與魯莊公約了一個地方見面，結盟，談條約。魯莊公正要同意盟約時，魯國的一個將軍，叫曹沫，突然衝上齊桓公和魯莊公準備簽訂盟約的臺子，用匕首劫持了齊桓公說：“把侵略魯國的土地給返還回來。”齊桓公在脅迫之下，同意了曹沫的要求。這個曹沫也很有意思，齊桓公一答應，他就把匕首扔了，回到剛才臣子的位置。齊桓公一獲得自由，就後悔了，不想把侵地還給魯國，而且還準備殺曹沫。管仲就不同意了。管仲說，你被劫持時已經答應了曹沫的要求，現在你想違背承諾，要殺曹沫。這只是圖一己之快。你這樣就會“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你在天下諸侯面前就失信了，今後就會失去天下諸侯的援助。這樣做是不行的，肯定不能這麼幹。既然被劫持的時候，你答應了他，你就得講信譽，言出必行。齊桓公也蠻聽話。於是，齊國就把過去三次打敗魯國所佔領的魯國土地，全部還給了魯國。諸侯們聽到這事後，都認為齊國很守信。後來齊桓公會盟諸侯，邀請各諸侯來開會，各諸侯都如約而來。這是齊桓公春秋霸業的開始。
大家知道，商人如果要把生意做大，信譽是生命。沒有信譽，就沒有合作者，就失去了組織資源的能力。所以，管仲特別重信譽，他把商人這種守信的原則用到了國家關係上，這是齊國強大的開始。
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鮑叔牙、曹沫、齊桓公、管仲這些人都很有個性。春秋時期的中國人，真是痛快淋漓，重情義、有個性、有氣節。為人處事都非常有尊嚴，有原則。如果這種個性保留至今，中國人在世界上就不得了。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彙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孟軻)、淳于髡、鄒子(鄒衍)、田駢、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環淵)、尹文子(尹文)、魯連子(魯仲連)、騶子(騶奭)、荀子(荀況)等。
管仲對後世的影響，除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之外，還因為《管子》這本書。這是中國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本書形成於戰國時期，大約在齊威王和齊宣王當政的時期。那個時候，齊國辦了一個稷下學宮，相當於一個高等學府或說高等研究院，招攬各國的遊士到這個地方來討論問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上說，這些遊士是“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有幾百、上千人。當時各國的學者、思想家，都聚集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討論理論問題。著名的思想家像孟子、荀子、慎到這些人，都在稷下學宮待過。學術界普遍認為，《管子》這本將近20來萬字書，由稷下學宮時期的學子完成。它的思想淵源來自管子，但是文章的形成在戰國時期，比管仲要晚三百來年，可以說是稷下學宮時期戰國學者的一本論文集。
柏拉圖學院
由柏拉圖創辦於公元前385年左右，以後歷代相傳，延續不替，至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封閉為止，前後延續將近千年之久。柏拉圖學園的兩個根本點為開放性的研討學風和以數學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柏拉圖在學園門楣上銘刻了“不習幾何者不得入內”這一警句。
東西方的人類歷史上，總有有一些歷史現象驚人地相似。在中國的稷下學宮開創之前幾十年，大概公元前385年，柏拉圖在古希臘開辦了柏拉圖學院。稷下學宮大約是在公元前356年開始，二者相差不到30年。稷下學宮是中國第一個高等學府，柏拉圖學院是古希臘非常重要的一個學院。不同的是，柏拉圖學院是由學者開創的，探索的是自然科學知識和哲學；中國的稷下學宮是由齊國朝廷開辦的，主要探討服務於政治的學術理論。兩者分別形成了後來不同的學院傳統。
《管子》是本什麼書？
《管子》這本書的思想屬於什麼流派？有人說是法家，有人說是道家，還有人說是儒家。按照司馬遷的《史記》中司馬談對道家的定義，《管子》應該屬於道家的大範圍。屬於道家裡面的道法家，道家跟法家的結合。歷史上的黃老道家，大體屬於這一個脈絡。為什麼有人會說它是儒家？因為它確實用了儒家習慣用的“禮”、“德”等概念，雖然內涵很不一樣。
這兩本書，《管子》和《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組織人編著的，《呂氏春秋》和《管子》，在思想上有相互承接的關係。它們都大體屬於黃老道家。
下面我們著重講《管子》這本書，講管子的思想。我分成了五個點：第一點講執政治國要順人心、遂人願；第二點講經濟是道德的基礎；第三點講自主即繁榮；第四點講以法治國；最後講管子敬天行道的思想。我們逐一分析。
順人心、遂人願
先講一下順人心、遂人願。治國的核心就是順民心，治國搞得不好就是逆民心了。
《管子·牧民》裡面講：“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老百姓最厭惡的就是“憂勞”、“貧賤”、“危墜”、“滅絕”四件事。所以，執政治國就是要消除百姓最厭惡的東西，解決百姓最憂患的東西，就是使人不憂勞、不貧賤、不危墜、不滅絕。
管子接著說：“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你能夠讓百姓快樂，百姓就會為你去憂勞了；“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你能讓百姓富貴，老百姓也願意為了你去承受貧困；“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
這是一種交換的思想。執政治國就是實現百姓的願望，換來百姓對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獻和犧牲。管仲是商人，他把朝廷與民眾的關係視為交換關係，認為治國的本質是一種交換關係。你能為百姓做什麼，百姓就願意為你奉獻什麼。什麼叫領導力？領導力首先就是得滿足人，通過服務獲得領導力。
這種觀點和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教授赫斯凱特（James Heskett）的觀點一樣。Heskett有一個模型是從《道德經》衍生出來的，叫做Servant Leadership（服務型領導力）。他認為最深刻的領導力就是服務，通過服務來實現領導。
經濟是道德的基礎
講完順人心、遂人願，我們講第二點：經濟是道德的基礎。《管子·牧民》上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國家很富裕，很遠地方的人就會跑來；國家的土地開墾得好，老百姓就留居下來了；“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人的禮節、人的榮辱觀跟物質條件密切相關。得“倉稟實”，倉庫都很滿了，人們才會有禮節；得“衣食足”，衣食很豐足，人們才會有榮辱感。沒有經濟的富裕，就沒有禮義廉恥，也沒有禮節榮辱可談。這是非常典型的、務實的商人的看法。
百姓自主帶來繁榮
經濟如此重要，經濟是道德的基礎，那麼，怎麼發展經濟？這樣就到了第三點：自主即繁榮。《管子·形勢解》上說：“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讓老百姓安靜，不去擾動百姓。“佚其民而不勞”，讓老百姓快樂，不要過分勞煩百姓；“不擾則民自循”，你不去打擾百姓，百姓自己會找出路來；“不勞則民自試”，你不勞煩百姓，百姓自己會去嘗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君王、朝廷不要去幹擾百姓，老百姓自己會去嘗試，自己會去試驗，自己會走出來。
大家再看《管子·禁藏》上說：“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善者要善於把有利的環境給製造出來，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你不推他，他也會去。你不吸引他，他也會來。朝廷不煩、不擾、不折騰，老百姓自己會變得富裕起來。這完全是《道德經》的觀點。經濟發展是繁榮的基礎，也是道德的基礎。怎麼才能夠讓經濟繁榮起來，讓這個社會最終走向禮義廉恥、走向道德榮辱呢？就得尊重民眾的自主和自由。只要不去幹擾百姓，百姓有自由了，就會自我嘗試、自我選擇、自我努力，繁榮就在其中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自試”、“自循”，自己找路，自己創富。這是來自無為而治的繁榮，來自自由的繁榮，來自不干預的繁榮，來自競爭的繁榮。
無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對市場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這樣的。《管子》主張政府對市場的調控，主要是調控在兩個環節：第一，他認為政府必須控制住貨幣，這樣才能夠影響整個市場的運行；第二，他認為糧價必須穩定。他認為糧食是基本的消費品，必需品，糧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別的。糧食是必需品，就意味著它的價格不能波動太大，不能時有時無。所以，管子認為，對糧食必須加強國家調控。糧食豐收、糧價下跌時，朝廷要以高於市場的價格來收購糧食、儲存糧食；當糧食欠收、糧食價格上漲的時候，朝廷要以低於市價的方式供應糧食。這樣平抑糧價，防止糧價的過大波動，影響社會的穩定。
管子對市場進行調控的兩個核心節點：一個是貨幣，第二個就是糧食。這些調控，都是在承認和保護市場經濟，是在市場秩序的基礎上展開的。他搞的不是計劃經濟，而是有政府幹預的市場經濟。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模式，以後幾千年，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都是按照這個基本模式來展開的。
奢侈消費促經濟繁榮
因為重視滿足百姓的願望，而且重視市場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一個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觀點。
《管子·侈靡》篇記載了桓公與管子的對話，桓公問曰：“興時化若何？” 桓公問：如何隨著形勢變化讓經濟興盛起來？管仲回答：“莫善於奢靡。”沒有比發展奢侈消費更好的了。這種觀點在中國歷史上確實非常少見。他認為，沒有奢侈消費，經濟就沒辦法繁榮。管子這種通過刺激消費來刺激生產、創造就業和經濟發展的觀點，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們理解他是一個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產，前提是要有消費。如果大家都不消費，都追求簡樸，商業和經濟怎麼運行得起來？商業發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長型的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管子看到了經濟發展要依賴消費的上升。所以，他認為“莫善於奢靡”，認為對消費的追求，對奢侈品的慾望，有助於經濟發展。
兩千多年以後，在1714年，荷蘭經濟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出了一本書叫《蜜蜂的寓言》。《蜜蜂的寓言》說：私人的惡是公眾的福利。裡面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個蜜蜂社會大家都很奢侈，都追求慾望的滿足，從道德上來說，是有點惡的，但是它很繁榮。新上臺的蜜蜂國領導人，以簡樸為美，反對奢侈消費，結果產業垮了。他們追求簡樸道德的政策，卻毀了經濟繁榮，毀了整個國家。這本書影響很大，也引起很多爭議。
他的基本觀念跟管子是一樣的，就是認為人們慾望的滿足、人們對奢侈的追求，帶來的高消費能夠帶來工商業的繁榮，最終帶來整個國家的富強。這個觀點後來也對凱恩斯影響很大，凱恩斯覺得有效需求不足，會導致國家有效供給的不足，最後帶來巨大的失業。
如果我們今後要寫人類的經濟學思想史，管子是應該放在前面的。他看到了需求跟生產之間的平衡，很有先見之明。
出於對奢侈追求的肯定，對人的慾望的肯定，在齊國，管仲和齊桓公為了聚天下之財，招商引資，吸引其他國家的商人和專業人才到齊國來發展，開辦了官辦妓院。吸引各國商人來齊國做生意，同時收取稅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戰國策·東周策》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女閭”就是指官妓場所。
古希臘的國家妓院
梭倫改革建國家妓院，增加國庫收入。
人類有一些歷史極其相似。就在管子去世後不久，古希臘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叫梭倫，他也在雅典開辦了國家妓院。管仲辦“官妓”，梭倫辦“國家妓院”，看來他們對妓院的問題，對妓女的存在，對性的問題，有他們那個時代的看法。
遵法而治
下面我們講以法治國。《管子》這本書裡面特別強調要“遵法而治”。他認為治理大國，不能靠君王的個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穩定的法律。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現，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則。法律是一種發現和運用，而不是一種發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認為法律必須有客觀自然的依據，這樣的法律才真正穩定，也才有權威性。
《管子·任法》篇說法律應該“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法律要像天地那樣的堅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有自己固定的軌道，要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樣守信，讓人可預期。“然故令往而民從之。”這樣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會順從、服從。也就是說，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是順應百姓的習慣，順應百姓的人心。你穩定住這樣的法律，以天地作為法律的客觀依據，這樣的法律才會得到民眾的遵從。
《管子》對法律的看法蠻有意思。他既不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也不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契約。他認為法律就是客觀的天道法則在人間的表現。所以，法律很神聖，不能輕易地改變它。
敬天行道：天道之本，生殖而已
講完以法治國，我們來看他的敬天行道。管仲認同奢侈消費，認同每個人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甚至還開辦國家妓院，收取稅收，這是不是很俗氣？當然管仲他自己不這麼看，他認為自己這樣的想法和做法是基於對天道的認識。
管仲自己說：“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他還說：“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順著天道去運行，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運行；“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則，就算是立起來了，最後也不安全。
他認為自己的做法是順應天道的。那麼，天道的本質是什麼呢？管子對天道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天道的本質就是生，就是繁育生命。他以繁育生命作為審核一切的標準。對奢侈消費，對人們慾望的滿足，就比較寬容。
他說：“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天把一切都覆蓋在裡面，沒有什麼東西能跑到天之外，它的德，它賦予的能量和光明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大地承載一切，不拋棄一切，“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大地很穩定，很安全，萬物都得以生殖。對他來說，天道之本，就是生殖而已。要以生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
充分肯定人們求利的衝動
商人治國的一個根本特徵就是，他們在思想上認為每個人為了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去努力、去奮鬥，這樣一種求利的衝動是非常正當的。這種求利的衝動，帶來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富強。所以，他們充分肯定人們求利的衝動。管子認為天道的法則就在人求利的衝動之中，在人求利的作為之中。這種觀點被司馬遷所繼承。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裡說：“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你看，司馬遷也認同“禮”的基礎是“衣食足”、“倉稟實”。
《貨殖列傳》中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天下人為了利益而蜂擁而至，為了利益各奔東西。也就是說，普天之下，人們都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來往奔波。“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每個人都擔任他們能勝任的工作，竭盡全力，來換取他們想要得到的；“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就是說“利”刺激各行各業的人努力從事自己的職業，以自己的工作為樂趣，就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晝夜不止。用不著召喚，他們自己會送來；東西用不著尋求，人們自己會生產；“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難道這不符合道的準則，難道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憑據？
我們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對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時，他認為人的自然慾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來保護人的慾望的實現。
重商主義，以商興霸
好，我把剛才講過的要點重複一下。管仲治國的主要思想：要點就是順人心，遂人願。他認為經濟是道德的基礎。自主即帶來繁榮。以法治國。 敬天行道。這些講的幾乎都是內政的治理。商人治國容易走重商主義道路。注重國家經濟發展，尊重生產者的積極性，注重用經濟手段來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目標。
管仲助力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外交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在外交上，他同樣也是重商主義的做法：重利益，算經濟賬。還曾針對周邊諸侯國搞經濟戰。管仲“九合諸侯”，不僅是軍事上的聯合。諸侯會盟談判，談的不僅是軍事上的盟約，更多的內容是統一市場，統一各國的關貿稅賦，協調當時的國際經濟貿易關係。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諸侯國就會自己去談判，自己去協調。管仲以軍事力量為後盾，通過不斷的商業談判，來化解可能的戰爭衝突。重商主義會使國家走向經濟繁榮，同時對道德倫理的要求相對寬鬆。這樣的方向，大家覺得好嗎？
作者 楊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