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雲網（微信號：ilieyun）】7月16日報道（編譯：田小雪）
編者注：本文作者Pascal Levensohn是舊金山知名風險資本家，有超過22年的工作經驗，Andrew Krowne是風險投資基金Levensohn Venture Partners和 Dolby Family Ventures的董事。文中提到的SAFE是“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未來股權簡單協議）”的縮寫。你在向投資者出售股份時，無需就所有細節與投資者談判。你只需通過某些名義授予投資者購買股份的權限即可。
現階段，SAFE票據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但諷刺的是，為這些弊端買單的卻是創業者。知名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在最初創制這類票據時，就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利用這些票據來保證投資者和創始人雙方所享有的公平。”但事實上，不少創業者發現，他們在真正發行這類票據時，自己那份權益的稀釋程度，要比當初簽署文件時想象中的稀釋程度嚴重許多。
自2013年SAFE 票據誕生以來，對它持樂觀態度的創業者，就開始通過這種形式或者傳統可轉換票據形式，接連進行小規模股權融資。幾乎沒有人會真正考慮這些票據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也幾乎沒有人會理性分析它們對原有權益的負面稀釋作用。尤其是當個體希望從要求較少的天使投資人和種子投資人手中拿到小規模投資時，SAFE 票據就更是他們首選的對象。但他們不知道，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在投資SAFE票據和可轉換票據這一塊，我們擁有多年豐富的工作經驗。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少創始人都傾向於將某一票據的估值上限，與未來股權融資的最小規模聯繫起來。甚至他們還認為，某一票據的貼現就代表著下一輪股權融資的最低溢價。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正常情況下，創始人幾乎不會針對票據在發行之後真正轉換為股權給自己帶來的權益稀釋問題，進行仔細分析和計算。
而他們不計算的後果，就是自己在公司持有的股權比例，要比想象當中少很多。雖然這必然會讓他們對稀釋自己股權的人心生不滿，但也沒辦法責怪風險資本家，責怪天使投資人，說來說去可能還得怪自己。
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這種不良循環又意味著什麼？
毫無疑問，這些票據合理利用可以帶來益處。比如說給公司提供過橋資金支持以達到發展目標，或者是在高層領導下進行健康的規模拓展。但與之相對應，不合理利用就肯定會帶來壞處，甚至是麻煩。比如說，故意等到估值升高才進行股權定價，或者是故意忽略那些不太明顯的信息提示。
所以說，風險資本家一定要對股權稀釋的計算有一定的瞭解，這一點至關重要。但可惜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少人都是做不到的。另外，許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也沒能夠充分意識到，SAFE票據在不同估值上限的狀態之下，對自己持有的股權在稀釋前後所佔比例的影響，以及這些票據對公司未來發展過程中的財務生存能力所產生的影響。
說到底，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創始人和投資人雙方，都沒有給予融資後估價足夠的重視，對其重要性沒有足夠的理解。雖然目前大多數風險資本家在決定投資與否時，都會以融資之前的估價作為參考，但那些經驗豐富的投資人清楚地知道，融資後的估價才是更為重要的衡量指標。所謂融資之後的估價，就是指公司在發行新股之後，自己能夠拿到多大份額的權益。然而，不論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還是公司的創始人，都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票據會對融資之後的權益計算產生諸多影響。因此，所發行的票據越多，估值上限距離新定價股權越遠，那麼融資前後實際估價和名義估價之間的差距就會越大。
而SAFE票據在發行過程中出現問題，會給公司首席執行官/創始人和新進來的投資人，在談判過程中帶來過多的緊張氛圍。尤其是在公司第一次定價股權融資時，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那是公司創始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權益稀釋所帶來的麻煩。在發行SAFE票據或者可轉換票據時，公司創始團隊通常意識不到自己的權益受到了稀釋。等發現自己所持有的股權比例從78%跌到35%時，就會下意識地將罪責歸在新的融資結構這類外在因素上。但我們已經說過，這一後果完全是因為自己的疏忽。
一些解決措施
合格的首席執行官，應該在發行任何票據之前，請專業的諮詢顧問準備好詳細的估算報表，提前對可能出現的情況有一個全面瞭解。
如果發行票據太過頻繁，那麼股權稀釋問題就可能接連出現，對未來的定價融資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公司的大部分權益都分給了創始人、可轉換票據持有人和A輪融資投資人，從而給B輪融資投資人帶來不利影響。
總而言之，想要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票據發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關鍵就是保證發行人和投資人提前對發行事宜進行全面的計算和分析，幫助那些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公司提高資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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