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能，行動，結果，信念，這是世界著名演講大師安東尼·羅賓口中關於成功的四個步驟。大量開發潛能，大量行動，並且帶著100%的信念去做，就會得到想要的結果。即將邁入第八年的萬春和她的領導者黃嵐，希望成為中國創新藥軍團中的領頭羊。
飛機滑過天際，地面上的景象開始依稀可見，稍稍活動下長時間飛行下有些發僵的身體，這已經是黃嵐近兩個月來的第四次美國行。自從今年三月份萬春藥業（以下簡稱“萬春”）登陸納斯達克以來，身為創始人的黃嵐日程中這種跨越半個地球飛行的頻率明顯增加。說不累是假的，她卻也甘之如飴。
萬春藥業創始人兼董事長 黃嵐
作為醫藥行業內鮮有的連續創業者，黃嵐身上有很多標籤，科學家，企業家，投資人，多年累積的經驗和多面相也讓萬春的投資人對其感到放心，直言不諱地表示她創業的成功率會更大。
對於包括黃嵐和萬春在內的一批創業者和創新藥企業來說，眼下是中國創新藥從未有過的發展良機。無論是從頂層設計的政策支持，還是國內資本市場對於創新藥企業的持續關注，都讓中國創新藥發展得到加倍助推力。
已經是第四次創業的黃嵐，將萬春看作是自己職業生涯的總和。在她看來，如果說之前三次的創業經歷教會了自己一身技能，那麼萬春就是將這些技能得以施展發揮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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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想”
一切的源起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甚至讓人覺得有些俗套的故事。
把自己帶大的外公因為肝癌去世，讓9歲的黃嵐當即下定決心以後要進行癌症藥物研究。當時的她也許並不知道新藥研發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但日後能讓像外公一樣的癌症患者有質量地生活卻也是年幼的黃嵐彼時最簡單的想法。
因此，沒有遵循建築學專業的父母的意見進入同濟大學，黃嵐選擇了復旦大學的生命科學院，留學美國後則進入伯克利大學化學系攻讀博士。這是全美最好的化學系，同時這也是全美淘汰率最高的學校，有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在最後不能拿到博士學位，而化學系更是每年只招收55名成績全A的學生。
“要麼成為三分之一被淘汰的人，要麼就努力進入那三分之二。”從博士、博士後到研究員，從中國再到美國，做癌症藥物始終是黃嵐心中不曾改變過的信念。
新藥研發的艱辛和不易就像西天取經路上逃不掉的九九八十一難，但不同的是，故事中歷經磨難後的師徒四人終於取得真經，然而現實中新藥研發則是不折不扣的高風險項目，能否在最後摘得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
1.1類抗腫瘤新藥普那布林是萬春重要的新藥項目，黃嵐已經在這個全新化合物上傾注了十年的時間。而聯合用藥是普那布林的研發重點，包括與多西他賽聯合用藥來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治療化療引起的白細胞降低症以及與PD-1免疫抑制劑納武單抗聯合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等。
黃嵐對於上市後普那布林的全球商業市場前景充滿期待。根據數據統計，在20%的化療人群中，2015年白細胞降低症的市場規模就有73億美元。此外，肺癌的市場規模到2020年將達到280億美元。
除了市場規模，普那布林比現有治療中性粒細胞減少症的藥物G-CSF更加有效和安全才是最讓黃嵐覺得有信心的原因。作為新型小分子靜脈注射藥物，普那布林在化療一小時後即可進行給藥，而G-CSF由於受到藥品活性限制，須在化療24小時後給藥，但那時中性粒細胞已受化療藥物的嚴重影響。相比之下，普那布林的當日給藥更有優勢，保護中性粒細胞不被降解的效果更好。同時，普納布林還能夠降低化療藥物引起的中性粒細胞減少症的其他併發症，如感染、敗血症、住院以及化療藥物劑量下調等。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石遠凱是普那布林預防中性粒細胞減少症在中國註冊性臨床的主要研究者，他曾表示，臨床試驗如果獲得成功，必將大大降低腫瘤治療領域的主要副作用——中性粒細胞減少症的發生，這將會是抗腫瘤領域又一重大突破。
今年1月，普納布林針對預防化療引起的中粒性細胞減少症的III期臨床試驗在美國啟動。隨即萬春用相同資料在中國進行臨床申報，五個月後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批准了普那布林針對相同適應症的兩項Ⅱ/Ⅲ期註冊性臨床試驗申請。而如此的中美兩地聯合申報，也被外界認為是萬春的一大優勢所在。
在黃嵐看來，中美各一半的團隊配置以及公司高管團隊豐富的新藥全球上市經驗，讓萬春的中美兩地聯合申報比其他人走的更快且有效率。
普那布林在中國市場的銷售參照貝達模式，美國市場則會尋求大型國際醫藥公司進行合作，這是黃嵐早就設計好的商業模式。小而精，從而實現更強的競爭力和戰鬥力，在她看來，認真做好自己最擅長的一件事，就是最大的成功。
萬春藥業登陸納斯達克
實際上，萬春更讓業內關注的是今年3月成功登陸納斯達克，這不僅使其成為繼百濟神州與和記黃埔之後又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生物醫藥公司，同時萬春也是今年首家納斯達克IPO的中國生物技術公司。顯然，對於極度燒錢的新藥研發來說，登陸資本市場意味著更加多選擇的融資渠道。
從上市伊始的20美元，如今萬春的股價已經上漲到37美元左右，黃嵐認為，這也是美國資本市場認可公司的表現。而原因就在於萬春滿足了創新和國際化兩個重要影響因素。創新來自於擁有1.1類抗腫瘤新藥普納布林，國際化則源於美國紐約與中國大連的雙總部設置，這兩點同樣是國際資本市場對於中國創新藥企業的重要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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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皮很痛苦”
“說實話，最初開始創業的前三年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痛苦的蛻皮過程。”從科學家到企業家的身份轉變，從而轉變大腦思維模式來逐漸適應企業家的角色，讓黃嵐直言很困難。
之前，作為科學家的黃嵐可以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這也意味著自己一定要有最前沿的科研發現，並且更多的時候是個人努力的呈現。而當開始創業，黃嵐發現不僅需要自己做得好，更重要的是能夠領導整個團隊。
現在，黃嵐已經更加認可企業家這個新標籤。對於她來說，沒有選擇留校成為教授而是進行創業，正是源於從始至終自己未曾變過的新藥信念。如果說科學家的職責是從基礎研究中發現重要的靶點跟機理，那麼在從科學發現到新藥誕生這條漫漫長路上，需要的則是企業家動用監管部門、公司以及投資人的力量來最終能將成果落地，以幫助患者。在她看來，後者對於社會的貢獻會更大。
相較於國內大部分創新藥企業來說，已經登陸資本市場的萬春在融資問題上的壓力會減輕很多，那麼，新的挑戰是什麼？
黃嵐坦言，中美兩地聯合進行新藥研發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且不說12個小時的時差和做事風格以及文化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兩地團隊高度協同的執行力可以最大化實現，從而完成兩地數據的整理和報批。而黃嵐要做的，就是將分散在兩地的各個部門串聯起來，真正做到無縫對接，這也是為何兩個月內她四次往返中美兩地。
從2002年回國創業至今，黃嵐深刻感受到了國內創新藥研發環境的巨大變化。90年代的中國醫藥市場根本找不到風險投資，幾乎所有企業都在做仿製藥，成本低但也由此打開了市場。而如今，中國醫藥市場中活躍的風投景象是黃嵐此前未曾想到的，VC對於新藥項目的認可和追捧讓她覺得興奮。
除了資本市場的熱度一路看漲，政策對於創新藥的大力支持也是讓一批創新藥企業看到發展希望，黃嵐直言這是百年不遇的好機會。包括審批速度的加快和上市許可人制度的推行等利好政策，讓她看到了政府對於培育國內新藥研發土壤的決心和力度。
這樣的變化同樣也發生在普那布林的臨床審批上，不僅距離FDA批准其在美國進行III期臨床5個月後就同樣得到CFDA批准，更讓黃嵐看重的是在與CFDA的溝通中後者的專業水平和在技術上提供的幫助，甚至CFDA還向她提出了FDA沒有給到的建議，這也讓黃嵐實實在在地看到了行業管理者對於新藥研發的助推力。
你必須在自己的生命裡刻下一個觀點：不休止地朝著一個目標，那就是成功的祕訣。
安東尼·羅賓這樣告訴那些逐夢者們，而黃嵐從兒時的夢想到如今的努力追逐，一直沒有變過。現在，她對自己最大的期許就是作為中國人能夠做出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並且在美國和全球上市的全新藥物。
“我希望能很快實現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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