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京都靜源教授

轉自：長安街學者

[案語]:《“精通22種外語”的語言大神陳寅恪是如何被吹出來的》一文，對於時下很熱衷鼓吹的“陳寅恪精通22種外語”的神蹟，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無情的揭露！可貴在於以事實和檔案文獻為證據。當然，該文也幾處使用和參考了我的《陳寅恪史事索隱》一書的觀點和結論。讓我略有所見略同之感！該文的最大價值和意義在於對日益發飆的造假和造神運動下的陳寅恪熱的抨擊！我希望讀者可以看清歷史事實、分清紀實文學對歷史事實的嚴重侵害！略道所感如上。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教授京都靜源博士於美國家中。

轉發：《“精通22種外語”的語言大神陳寅恪是如何被吹出來的》

柳不如是

目前為止，根據筆者的調查，最早介紹陳寅恪擅長多種外語的記載應當是1925年2月27日《清華週刊》。該刊所載文章《清華研究院籌備處消息》中報道：“陳先生初治史學，繼研究古今語言，如希臘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來，則攻讀梵文、巴利文……”請注意：這裡使用的兩個術語是“研究古今語言”和“攻讀”！具體來說：“研究古今語言”則包括“希臘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五種外語。而“攻讀”則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兩種外語。上述介紹沒有使用“精通”和“閱讀”、“掌握”等說明外語程度時的習慣描述。可見當時，無論是陳寅恪還是清華學堂、清華國學研究院均無人敢吹捧陳寅恪是“精通22種外語”的語言大神！

其實，懂語言學或者學過一點西方語言的學者們都知道，僅此而論“研究古今語言，如希臘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來，則攻讀梵文、巴利文”就已經很嚇人了！

陳寅恪留德時期的同學、友人姚從吾主張：“陳君寅恪，江西人，習語言學，能暢讀日、美、法、德文，並通希伯來、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滿洲等十餘種文字。”姚氏此說，顯然水分過高。因為至少我掌握的證據證明陳寅恪並不具備“暢讀日、美、法”語言和文字的能力，而對於“希伯來、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滿洲等十餘種文字”他只是入門水準，絕對談不上“通”！

——他連日文都不能“暢讀”何談英文和法文？！他對“蒙古、西藏、滿洲”只是“粗知”階段的入門水準而已，怎麼可能還“通希伯來、拉丁、土耳其、西夏”文字和語言？！姚氏此說，缺乏最基本的證據支持。

根據中山大學負責教學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長鬍守為回憶說：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在陳寅恪“填寫的履歷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只寫著‘德語’二字。”這是非常真實而嚴謹、客觀而準確的記述！即，陳寅恪本人坦白認可他只擅長德語。

——這是依據原始檔案材料得出的最真實的結論和描述。

然而，到了陳氏弟子、北京大學教授王永興筆下，則立刻變成了說陳寅恪“具備了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

——這已經不是“大躍進”了！而是“大大的躍進”。

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也不過如此而已。然而，陳家人還嫌不過癮，認為王永興之說還過於保守。於是，陳氏侄子陳封雄站出來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14種文字，能說4、5國語言，能聽懂7、8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36歲以前取得的。”

受此鼓舞，陳氏弟子、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則正式提出了陳寅恪學過22種語言這一驚天動地的觀點。證據是：“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

上述22種語言中，“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顯然不應屬於外語。又見《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一文介紹：

筆記本共分為以下幾類：

一、藏文 13本

二、蒙文 6本

三、突厥回鶻文 一類 14本

四、吐貨羅文（土火羅文） 1本

五、西夏文 2本

六、滿文 1本

七、朝鮮文 1本

八、中亞，新疆 2本

九、佉盧文 2本

十、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十一、摩尼教 1本

十二、印地文 2本

十三、俄文、伊朗 本

十四、希伯來文 1本

十五、算學 1本

十六、柏拉圖（實為東土耳其文） 1本

十七、亞力斯多德（實為數學） 1本

十八、金瓶梅 1本

十九、法華經 1本

二十、天台梵本 1本

二十一、佛所行贊 1本

在此，我們不得不提醒大家：學過多少種語言和是否有能力直接使用這些語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以我個人來說：我在外留學時間遠超過陳寅恪，而我在幾個國家中的大學選修過的外語種類和記載的學習筆記涉及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朝鮮文、喃文、西班牙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西夏文等十幾種——我是否也快被封為“語言大神”了？但是，我實際上只掌握了英文和日文兩種外語——可以直接閱讀英文和日文著作、直接使用英文和日文撰寫學術論文和講課。我使用英文、日文直接撰寫的學術論文在日本和美國學術刊物上早就公開發表過。而陳寅恪到死只公開署名發表過一篇英文論文，還是一個美國學者翻譯的。

有人記載：

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學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當時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編譯的，圖文並茂，而圖片尤為精緻。其中一張圖片的註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後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對於此次指出的錯誤，陳封雄多少年後還能清晰地憶起這位六叔當時那苦笑不得的表情。

我們可以發現，這並不能證明什麼。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只要選修過德國、美國、日本大學中的“文字學史”這一課程的留學生，都知道世界各國文字的基本辨別圖譜。比如說沒有學過日語的人，他也一定知道這幾個字哪個是漢語？哪個是日語？這個圖譜就如同識別交通標誌，學過的人自然就知道什麼語言、什麼文字。僅此而已！這和能夠識別文字和能夠使用該種語言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

巴比倫文和突厥文的文字識別十分容易，因為前者是象形的契形文字，而後者是拼音的字母文字。能夠識別究竟是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還是突厥文的出土碑碣，並不能證明陳寅恪掌握了巴比倫文和突厥文。如下：

巴比倫文（左）和突厥文（右）

2013年9月8日《深圳晚報》發表《“錢鍾書、陳寅恪外文水平都很低”惹爭議》一文介紹李繼宏的觀點：

說到陳寅恪，也是個比較熱門的人，被神化得很厲害，據傳他精通十幾門外語。他到底精通幾門外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因為他總共發表過兩篇英語論文。如果去看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說：“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會被唬住，覺得陳寅恪好厲害哦。但我正好看過這兩篇文章，《韓愈和唐代小說》只有4頁，《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有7頁，是兩篇介紹性的短文，筆法非常幼稚，跟現在的大學生作文差不多。

2010年7月2日《深圳特區報》發表劉波《被誤讀和誤傳的大師軼事》一文：

在中大拜訪蔡鴻生教授和姜伯勤教授時，兩位老人都特意囑我在文中要更正一些近年來在陳寅恪熱中出現的一些誤傳。比如很多書中都說陳寅恪先生上課堅持“四不講”（即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蔡老師說他從沒聽陳先生這麼說過，即使陳先生說過這樣的話，現在很多人對此話的理解也有誤差。所謂的不講絕對不是隻字不提，相反，陳寅恪先生對各種研究進展和史料史籍都很重視，尤其重視海外的學術進展情況。他曾鄭重告誡學人：“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門戶造車之比。”由此可見一斑。又如很多書中將陳寅恪先生說成是精通數十種外語和多種古代語言的語言大師。蔡老師說這樣的說法也是不嚴謹和不準確的。因為陳寅恪先生在海外遊學時做的課題多是比較研究的，外語對他而言，更多的時候是絕對的研究工具，尤其古代語言，有的時候一個詞根就會考證出一段文明交流史。這種做為研究使用的古代語言和我們通常意義上說的那種精通和“四會”是基本不搭界的。蔡老師告訴我說，陳寅恪先生在中大所帶過的最後一位研究生胡守為教授在解放初曾看到過一份陳先生自己填寫的履歷表，在外語一欄裡陳先生只填寫了德語。這當然與陳先生在德國遊學最久長達四年有關。無需質疑的是，陳先生可以熟練使用多門外語，但把這種本領神話了卻有悖陳先生一生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相信陳寅恪先生在天之靈也是不高興的。

那麼，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讓我們按照陳氏所學外語種類的先後順利，詳細考證一下，請注意：我只是探討陳氏曾經學過的外語種類，而非擅長的外語種類！

一、日語

陳寅恪早在1897年就開始向留日回國者學習日語。陳寅恪在1967年12月寫的“第七次交代稿”：“小時在家塾讀書，又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陳寅恪第一次出國留日是在1902年。當時他13歲。又見陳氏三姐妹《也同歡樂也同愁》一書：“自費生二十七歲大伯父衡恪帶著十三歲的寅恪（此前已在國內從留日友人學過日語）”。1902年的那次六個月的日語學習，使他的日語水準保持小學二、三年級的初級水平。

瞭解日語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日語，使用漢字的數量遠遠高出現代日語。因此，對於當時的中國留學生而言，在日語學校專業學習幾個月日語後，閱讀日語文章並不是件困難的事情。中國人學習日語真正感到困難的是口語。而陳氏兩次留日，在小學中專業學習日語，日語應當是他比較擅長的外語了。但是後來他之所以在個人檔案中只填寫“德語”，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有意地迴避他非留學身份的旅日經歷。我們從他三、四十年代的書信中出現的不斷地要求傅斯年或者圖書館給他購買日文學術期刊和漢學著作、而非要求購買德語或英語的，就可以立刻明白這一點。

在陳氏的論文中，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情況，比如，週一良曾經回憶：

1946年返北平後，一良時從城內北京大學借來日本刊物，為先生譯讀，情景猶在眼前。當時為先生讀書，每遇“既”、“即”二字發音相近混時，先生必以日語讀音是“すでに”或是“すなわち”想詢。

這裡出現的“すでに”或是“すなわち”是日文“既”、“即”二字發音。可見陳氏日語基本功。（可惜，在《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一書中卻完全寫錯了這兩個字的日語假名拼寫。）他一直可以使用漢字的日語發音來區別漢字的同音字。

以後，他長期閱讀日文書刊，訂購了大量日語的學術刊物，他的日語水準應該是他所會外語中水準最高的。也就是大致相當於現在的日語級別考證中的三、四級水準。而一級才是日本各個大學入學考試的基本合格標準。

二、英語

陳氏學習英語的開始時間當在1907年。這一年，他考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在弘文學院附屬小學，他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英文。但是沒有設置英語課程。在復旦公學的同學中，嚴復用英文記日記，可以證明當時該公學的英語教育程度。陳氏1909年的英文考試成績是94.2分。這是他得以留學德國的關鍵。加上他的日文基礎。因此，在這時，陳氏已經接觸並學習過兩門外語。這是毫無疑問的，只是每一種外語掌握的水準都是很有限的初級、中下級水準。

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考證：陳寅恪在哈佛留學一共待了三十一個月左右。也就是兩年半的時間。在哈佛留學的第一學期，1919年的春季，他卻只選修了兩門課：“德國現代史”、“歌德之《意大利之旅》”。而恰恰這兩門課全是使用德語教材。因為他已經在德國留學過，而且還回國當過德語閱卷的教師。可見，他選擇這兩門課完全是出於在語言上看得懂、聽得懂的考慮才選的。換句話說，當時他的英文閱讀能力和聽課能力是需要打問號的。我們從當時趙元任、俞大維、吳宓、韋卓民等人皆先後獲得了獎學金而陳氏則無，正可以說明當時他的英語口語和閱讀能力還沒有得到合格的水準。因為當時獲得獎學金的重要依據是英語的水準和考試成績。到了秋季學期，1919年9月24日，他已經選修了“初級希臘語”、“印度語文學”這點兩門課程。前者自然是他開始學習希臘語的證明。而後者，主要講梵文文法和梵文讀本。並且，“1910-1920學年上學期寅恪的梵文成績是B，此後梵文和巴利文成績都是A，成績非常優秀。”他能選修德語之外的課程，說明他的英語聽課能力和閱讀能力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是，我們從發表在哈佛亞細亞學報上的英文文章出自他人的翻譯而非陳氏自己撰寫，自然就可以知道當時他的英語寫作能力還根本沒有過關。

而且，1919年的秋季學期，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介紹：他還“選修了《初級希臘語》、《印度語文學：梵文及其與英文、拉丁文、希臘文之關聯》（a、b）”這一課程。這裡面出現了英語。

他去英國治療眼病期間，可以直接和醫生使用簡單的英語會話，並且堅持聽讀熊式一的英文小說《天橋》，足以證明他的基本會話能力是合格的。而他一生再也沒有使用英語發表過論文，也是他英文寫作能力欠缺的重要證明。李繼宏所謂的“說到陳寅恪，也是個比較熱門的人，被神化得很厲害，據傳他精通十幾門外語。他到底精通幾門外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之說，有其合理性。在1931年2月13日，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明確地承認自己“英文不能動筆”這一事實。

在陳氏的論文中，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情況，比如說在《吳宓日記》中，我們發現陳氏也和其他留學生一樣，談話中經常出現英文單詞;

豈若今之揭標賣首，盛服目炫Advertisement，事攘權位，本自無才，徒以僨事。

又：

要當於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

再如：

若英文詩中之虛字比喻Allegorical,Symbolical,Abstract nouns,Personifications,etc及仙人仙女之故典，及雲煙天色之描寫，皆為中國詩中所不多見者。

而根據毛子水的回憶，民國十二年他曾親眼看到陳氏在讀Kaluza的《古英語文法》。這或許是陳氏可以自由閱讀英文原著的一個證據。再如陳氏在其著名論文《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就曾引德文本註釋說：“見英譯《幾何原本》第二版第一冊第107頁即其一例也。”由此可見，陳氏閱讀英文原著的能力。又可見他致陳垣的信中：

近見西文本二種，似皆有可參考之價值者，謹於別紙錄上，乞察覺。匆此敬叩援庵大師著安。十月十九。

一、W.Barhold《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時代）》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Turkestan at the Time of Mongl Invasion)(Gibbmenorial Series London)本俄羅文，新譯成英文。

如此等等，可見陳氏一直在關注並閱讀英語國家的史料，他的英文閱讀能力當基本過關。問題是他的英文寫作能力肯定遠遠沒有過關，因為他自己也曾公開承認這一點，並且沒有使用英文撰寫過任何論文。

三、法語

按照《陳寅恪先生年譜》的記載：陳氏是從1913年“春，先生留學巴黎大學”的。但是又有資料記載他是在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學習。那麼，在可以使用英語和德語的法國，陳氏的法語水準如何是難以求證的。他自己只是在詩中曾作跋雲：“憶予年二十三，旅居巴黎”，然後就再少有文字談到他留學法國之事。

關於陳寅恪的法語水準，一向少有人證明。因為當時只有半年的短期留法的學生中，基本上使用英語、德語甚至俄語來進行日常生活和學習。陳寅恪雖然見到了如伯希和等漢學大家，但是由於對方可以使用流利的漢語，因此，陳氏的法語水準恐怕很成問題。從現有的材料和記載來看，他的法語聽課和閱讀能力應該根本沒有過關，法語寫作就更不用說了。

在陳氏的論文中，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情況，比如說：他在其著名論文《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就曾引法文著作：

考《法蘭西支那學書目》（H.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I,P1092），《天學初函》於乾隆二十三年譯為滿文。

當時，考狄的《漢學書目》正是漢學界的熱門讀物，他在論文中引用這本書，並不奇怪，因為懂英文的人全看得懂。除此之外，陳氏論著中幾乎沒有使用法語文獻的證據。可見，他的法語能力聽、說、讀、寫全是難以達標的，連初級入門水準也沒有。

四、德語

陳氏接觸德語時間非常早。可以上推到他第一次來日本學習時。

1967年12月寫的“第七次交代稿”中記述的發生在1914年的事情：“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長符九銘電召回江西南昌，閱留德學生考卷。”

1909年，陳寅恪自稱考取了“官費留學資格”，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學習。這是他開始接觸、學習德語和法語的準確年代。根據清華大學歷史系張國剛對陳寅恪留學柏林大學的檔案材料的調查，陳寅恪留學德國時遺留下的64本筆記，這是他在柏林大學留學的記錄，可以看出當年該大學課程的設置情況。誠如毛子水在《記陳寅恪先生》一文中所說：“我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到德國柏林。那年夏天傅孟真也從英國來柏林，我見到他時他便告訴我：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

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介紹，在哈佛留學的第一學期，1919年的春季：

他這個學期選了兩門課：即歌德之《意大利之旅》與《德國現代史》。

而恰恰這兩門課全是使用德語教材。因為他已經在德國留學過，而且還回國當過德語閱卷的教師。1921年9月，他轉往德國柏林大學，師從Heinrich Lüders，繼續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在《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一文中，陳寅恪曾回憶說：

昔年德意志人於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 （Prof.Heinrich Lüders）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遊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至今歲始得盡讀其印行之本（Bruchstucken der Kalpanamanditika, herausgegeben VonHeinrich Luders,Leipzig,1926）。教授學術有盛名於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讀其書者皆自知之，不待為其讚揚。

又，1911年春，陳氏再次自稱“因患腳氣”（無非是缺乏考試成績而無法更新留學簽證的體面說法而已）而異地到瑞士修養，並註冊瑞士蘇黎士大學短期學習語言，取得合法居留簽證半年。當那裡使用的是德語。可見他當時德語學習是主業。他曾自述：“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他自稱能夠閱讀德文本《資本論》，這是值得懷疑的。但是他可以基本使用德語會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也難怪他本人以後承認他只擅長德文了。

因此，陳寅恪的德語閱讀和會話能力勿庸置疑。但是，他依然沒有使用德語發表過任何學術論著。而他上述所謂的“寅恪嘗遊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之說，顯然應該就是梵文和巴利文的指代。

五、巴利語

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遵照學術界梵·巴合在一起的習慣，我們放到下面的梵語中一起討論。

六、梵語

誠如上論，在《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一文中，陳寅恪曾回憶說：“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和“寅恪嘗遊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顯然應該就是梵文和巴利文的指代，特別是上文先說明了“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

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考證：

寅恪這一年秋季選修了《初級希臘語》、《印度語文學：梵文及其與英文、拉丁文、希臘文之關聯》（a、b），1919年9月24日出現在蘭曼的課上。印度語文學上學期主要講梵文文法，下學期則講蘭曼自己編的《梵文讀本》。這門課只有幾個學生，在蘭曼家進行。1910-1920學年上學期寅恪的梵文成績是B，此後梵文和巴利文成績都是A，成績非常優秀。

在1920年的秋季學期，他還選修了“印度語文學：巴利文”、“印度語文學：巴利文（續）”這兩門課。雖然成績如此優秀，但是回國後，眾所周知，陳氏繼續向鋼和泰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可見他的梵文和巴利文至少沒有達到可以自由閱讀的中級水準，而是還處在中下級的水準上。

在陳氏的論文中，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情況，比如：《陳寅恪讀書札記三集》中的《高僧傳初集之部》一文中就如下顯示出他的梵·巴語基礎：

巴利語九部：

（一）sutta修多羅 （二）geyya袛夜

（三）veyyãkarana和伽羅那 （四）gãtha伽陀

（五）udãna優陀那 （六）itivutaka伊帝目多伽

（七）jãtaka 闍陀伽 （八）abbhuta dhamma阿浮陀達磨

（九）vedalla毗佛略

大乘法苑珠林章卷二，十二分卷：

（一）契經sutra （二）應頌geya

（三）記別vyãkarana （四）諷頌gãtha

（五）自說udãna （六）緣起nidãna

（七）比喻avadãna （八）本事itivrttaka ityuktaka

（九）本生jãtaka （十）方廣vaipulya

（十一）希法adbhuta dhanrma （十二）論議upadesa

根據《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一文的介紹，陳氏的筆記中：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第一本 封面上題說一切有部律。裡面抄錄原文，有法文譯文，在第一頁下右角上寫著日期：1922年7月22日。

第二本 封面上用鉛筆題一切有部律，已模糊不清。裡面抄錄著梵文拉丁字母轉寫的經文，還有一些單詞兒。

第三本 封面上題梵文大訓。裡面抄錄的是英文譯文。我猜想，所謂“大訓”，就是印度古代大語法加Patanjali所著的Mahābhāsya，一般譯為“大疏”。

第四本 封面上原題Therīgāthā，後來又改題涕利伽陀，旁邊寫了幾句話：“一千九百廿九年補題。回思往事，真如一夢。”可見先生回國後仍然常翻閱自己的筆記本。裡面抄的是巴利文詞彙，共有290之多。

第五本 封面上題耆那碑。裡面抄錄碑文。

第六本 封面上題耆那碑續。內容同。

第七本 封面上題佛所行贊及Maski阿育王刻石。裡面先抄錄書目十三種。後面抄錄碑文。

第八本 封面上題那先比丘問經。裡面抄錄巴利文詞彙。

第九本 封面上題法句譬喻經。裡面是巴利文詞彙。

第十本 封面上題法句經。裡面是巴利文詞彙。

可見這些筆記基本上是他第二次留德時的記錄。而對於他第一留德的筆記和所學課程，則一直缺乏記錄。根據陳氏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一文中的陳述：“1919年到美，入哈佛大學，學梵文、希臘文等大約三年。”這才是他接觸梵、巴文字的開始。也是他接觸希臘文的開始。《吳宓自編年譜》1919年記載：

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先生等，然終生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俞大維君始探尋、發見而往受學焉。其後，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

這是陳氏接觸梵、巴文字的開始。

又見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與研習印度語文學的緣起》一文的介紹：

在哈佛期間，陳寅恪曾師從C. 蘭曼(Charles RockwellLanman，1850－1941) 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並在此基礎上研讀佛經。俞大維在談到陳寅恪的學術思想時曾說: “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Lanman 學習梵文與巴利文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Lueders 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鋼和泰( Baron A. von Stal-Holstein) 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

1926年，泰國政府重刻巴利文小乘佛教經典，贈送一部給了陳寅恪。而此事牽線搭橋人就是梁啟超。梁氏在《與仲揆、守和兩兄書》講：“今日晤陳寅恪，言及有以暹羅貴族來遊歷，可與酬應，便索彼國所印之巴利文《四阿含佛藏》，且言此事與守和談及云云。”這並非是說陳氏的梵、巴水準可以直接閱讀原典，而是一個禮節性的贈送而已。

七、拉丁語

1919年的秋季學期，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介紹：他還“選修了初級希臘語、印度語文學：梵文及其與英文、拉丁文、希臘文之關聯（a、b）”這一課程。這裡面出現了拉丁語。或許，這是他接觸拉丁語的證據。並沒有證據支撐他繼續選修過拉丁語，或者他曾閱讀過拉丁語的文獻。

對此，陳懷宇在該書中主張：

有學者稱寅恪能寫典雅的拉丁文，這實在難以想象。很多歐美學者從初中即開始學拉丁文，大學入讀哈佛大學古典系，也不一定能寫典雅的拉丁文，更不要說寅恪出國留學之後才開始學拉丁文。

在1996年發表在《文史哲》第3期上的論文《陳寅恪年譜研究序說》一文中，該文曾經這麼敘述過“寅恪能寫典雅的拉丁文”這句話，顯然失於詳查。

在陳氏的論文中，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情況，比如：陳寅恪《講義及雜稿》中所收《五胡問題及其他》一文：

羯人與歐羅巴人為同種，其語言亦屬印歐語族，尤以數詞與拉丁文近，僅“萬”字系從漢語借入，讀若Tman，此由漢語“萬”古本為複輔音，如“蠆”、“邁”二字聲母之別為T、M，即系由此分化而成。今藏文“億”為Hman，H即T聲變；俄語“萬”為Toman，則又自蒙古語間接輸入者也。

但是，這裡引用的“尤以數詞與拉丁文近”一說，卻是最基礎的拉丁語數字的單詞讀音而已。他本想偶爾露一下證明自己懂拉丁語，卻正相反，暴露了他拉丁語根本沒有入門，連初級水準也不具備。

八、希臘語

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介紹：

1919年秋季學期……寅恪這一年秋季選修了《初級希拉文》、《印度語文學：梵文及其與英文、拉丁文、希臘文之關聯》（a、b）……

這是他學習希臘語的開始和記錄。

1920年的秋季學期，他還選修了“希臘文：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希臘文：荷馬史詩與希羅多德”這兩門課。

在陳氏的論文中，尚未發現有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記錄。因此，他的希臘語水準只是入門階段而已。

九、阿拉伯語

按照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的介紹，1920年的秋季學期，他還選修了“閃米特文：阿拉伯文”這一課程。或許，這是他接觸阿拉伯語的證據。並沒有證據支撐他繼續選修過阿拉伯語，或者他曾閱讀過阿拉伯語的文獻。

在陳氏的論文中，尚未發現有引用這一外語文獻的記錄。因此，他的阿拉伯語水準只是入門階段而已。

十、波斯語

根據《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一文的介紹，陳氏的筆記中：

十三 俄文，伊朗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題俄文，又題Awesta裡面前四頁寫的是有關古代伊朗語言的筆記和字母：Awesta，古代波斯文、中世波斯文、巴利維文。後面寫的是俄文，語法和單詞都有。把筆記本倒轉過來，從後面寫起，先是波斯字母，後面又是俄文。

這是他學習波斯語的記錄。又見姚從吾致陳寅恪函，該信全文如下：

寅恪先生：

久未函候，時以為念。先生前致函大維兄，欲在柏林託人用打字機打貝勒津俄譯波斯文拉施特哀丁之《史記彙編》。大維兄囑鰲代辦此事。惟因鰲去年五月即遷居普魯士萊因省邦恩大學城（Bonn a/Rhein），不能親到柏林國家圖書館查借，祗有請託德友之精通俄文者，代為調查。據云：俄教授貝勒津《史記彙編》俄譯本，柏林國家圖書館並無全書，只有兩冊。一本幾紙為波斯文，僅篇首載有俄文短序。一本上半部為波斯文，下半部為俄文翻譯。名《成吉思汗的歷史》（至即汗位時止）。以較所聞拉施特哀丁史記彙編全書，所差尚多。又因兩書半為波斯文，半為俄文，兼雜蒙古字，不便用打字機打寫，以故遲延，久未答覆。上週鰲來柏林，知柏林國家圖書館閱書室去年新添照像部(Photo copie)，一切舊籍珍畫，均可隨時攝照。當與大維兄商定，先將已查得之兩冊，各攝照一部，掛號寄上，供先生查核。其餘尚未找到之俄譯本，俟查明後再為繼續攝照。已攝兩書，共四百六十四雙頁，用費一百七十五馬克，已先由商務部照數代墊矣。謹附上收條一紙，收到後，望便中即將墊款歸還商務部為盼。至原書查訪經過，當另函再詳。因德友致鰲之函，不在手下，故只能先述梗概也。寄歸之件，是否重要，亦望賜復示及。敬頌

著安！

並問府上均好！

弟鰲謹告 三月廿六日，時暫寓柏林。

Grunewald Cuno Strasse 44A

又：鰲不日即復返Bonn，直接通訊處如下：

Via Siberia！Kerrn Shihoo Yao

b/prevof Bonn a/Rhein

這裡的“拉施特哀丁”，此發音來自波斯文，原文即“Rashid-al-Din Hamadani”。人名。波斯文原名為：شیدالدین فضل‌الله همدان。生於1247年，卒於1318年。曾任蒙古四大汗國之一的伊爾汗國國的丞相，著名學者。這裡的“史集”，此書原名為“Jami’al-Tawarikh”，漢語可譯為：《史集》。《史集》一書內容包括《蒙古史》、《世界史》、《世界地理志》、《阿拉伯﹑猶太﹑蒙古﹑拂郎﹑中華五民族世系譜》等分卷。洪鈞根據貝勒津俄文本,將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節譯為漢文,收入《元史譯文證補》。但是此書價格頗貴，所以陳氏來信才建議“在柏林託人用打字機打”此書。因為該書是研究14世紀初以前的蒙古史的最重要的史料。

在陳氏的《元代漢人譯名考》論文中，也出現了對波斯文獻的使用：

拉施特論中國之一節，見Blochet校本拉施特《蒙古史》波斯原文第二冊第328頁及Quatremere拉施特《蒙古史》波斯-法文對譯本第85頁至96頁雲：Khatai國者，蒙古人稱為Djavkout，支那人所謂Khanzi，以Kara-moran（黃河）與Matchin國即支那人所謂manzi（蠻子）者為界。又與Tchourtcheh及遊牧人所居kara-khatai荒漠之地接界。蒙古語Tchourtcheh之名，蓋因支那人稱此國人為Nangias。與Khatai以黃河為界。此水源出吐蕃及迦溼彌羅，常不可渡。其國都名Klingsai，即臨安，殆行在之音譯。距Khan-balik（大都）四十日程。又波斯文舊題Abd-allah-Bedawi所著Nizam-altawarikh第8篇論中國一節，與拉施特書同。

從上述十種外語來看，我們可以得出：

陳寅恪真正做到聽、說、讀大致過關的外語語種只是德語一種而已。他的英語、巴利語、梵語、波斯語的水準應該處於初、中等水平。而他的希臘語、拉丁語、法語、阿拉伯語應該完全處於初級入門而已。無論是王永興的13種外語說還是陳封雄的14種外語說，均缺乏實證。季羨林主張的陳氏學過22種語言說，不等於實際掌握了22種語言。而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西夏文、滿文等語言文字又不在外語範圍內。

在此考證的基礎上，我們得出上述結論。

由以上考證，可知傅斯年所說的“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典”之說，對漢學研究的肯定無可非議，但是對於外語，我們當只是外行人的尊敬、估測之詞而已，並不太符合事實。實際上，陳寅恪並不是個擅長外語的學者。

結論：時下為“陳粉”們熱衷鼓吹的“精通22種外語”的語言大神陳寅恪，只掌握了德語一門而已！陳寅恪本人坦白認可他只擅長德語。“陳粉”們，你們能不能把“牛逼”還給公牛？能不能實事求是的讚美、描述或者回憶一個真實的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