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的城鎮化更像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創新。70年滄桑鉅變，中國的城鎮化不僅讓一個“鄉土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也避免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中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前30年：在曲折中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6%，中國城市經歷了幾十年炮火洗禮，百廢待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上來。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的城鎮化更像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創新。70年滄桑鉅變，中國的城鎮化不僅讓一個“鄉土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也避免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中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前30年：在曲折中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6%，中國城市經歷了幾十年炮火洗禮，百廢待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上來。
1950年代的中國鄉村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主席的講話成為建國初期的城市和城鎮化工作的指導方針。
漫長的封建社會催生的中國城市大多是“消費型城市”，沒有自身造血能力，也不具有帶動廣大農村的能力，在基礎設施、產業形態、建築風貌等方面也相對落後。因此，在建國初期，中國城市主要採取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城市建設，特別是城市道路、供水、住房等基礎設施；二是恢復生產，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圍繞工業化，結合“一五”時期重大項目佈局，新建了一批工業城市。
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工業化吸納了大量農民進入城市，1960年中國城鎮人口是1949年的2.3倍，平均每年增長660多萬。城鎮人口過快增長也帶來糧食供應緊張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減輕城市供給負擔，中國在1960年至1963年實施了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直到1965年城鎮人口才恢復到1960年的水平。這一政策通常被學者們稱為“逆城鎮化”，有很多討論。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過這些非常規舉措進行“調整”的確有效保證了城市的穩定發展。
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基本停滯，城鎮化率僅從17.86%提高到17.92%。這一時期，由於國民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工業發展停滯不前，城鎮化進程受阻，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部門撤銷，規劃缺位導致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混亂。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的城鎮化更像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創新。70年滄桑鉅變，中國的城鎮化不僅讓一個“鄉土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也避免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中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前30年：在曲折中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6%，中國城市經歷了幾十年炮火洗禮，百廢待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上來。
1950年代的中國鄉村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主席的講話成為建國初期的城市和城鎮化工作的指導方針。
漫長的封建社會催生的中國城市大多是“消費型城市”，沒有自身造血能力，也不具有帶動廣大農村的能力，在基礎設施、產業形態、建築風貌等方面也相對落後。因此，在建國初期，中國城市主要採取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城市建設，特別是城市道路、供水、住房等基礎設施；二是恢復生產，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圍繞工業化，結合“一五”時期重大項目佈局，新建了一批工業城市。
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工業化吸納了大量農民進入城市，1960年中國城鎮人口是1949年的2.3倍，平均每年增長660多萬。城鎮人口過快增長也帶來糧食供應緊張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減輕城市供給負擔，中國在1960年至1963年實施了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直到1965年城鎮人口才恢復到1960年的水平。這一政策通常被學者們稱為“逆城鎮化”，有很多討論。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過這些非常規舉措進行“調整”的確有效保證了城市的穩定發展。
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基本停滯，城鎮化率僅從17.86%提高到17.92%。這一時期，由於國民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工業發展停滯不前，城鎮化進程受阻，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部門撤銷，規劃缺位導致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混亂。
1970年代的中國鄉村
近40年：快速城鎮化與改革相伴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8年的59.58%，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率先推進的“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大大提升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大量勞動力得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向非農產業轉移。糧食供應的日益充足，城市工業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迅速增長，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共同推動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戶籍制度鬆動，從1984年開始，農民可自帶口糧進城務工。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重要的“南巡講話”，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也加快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步伐。到90年代中期，制約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全部被清除，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人口的城鄉自由遷徙。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實施的住房、教育、醫療、財稅等幾項關鍵改革，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進程和城市發展。
其中，土地有償使用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城市土地施行的是無償無限期的劃撥制，到1990年基本建立起了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制度，此後在1992年、1995年、1998年、2004年又進行了多次完善，基本形成了包括地類劃分、供應方式、供應價格、供應期限、徵地制度等在內的中國特色城市土地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也成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房地產市場繁榮，住房消費和投資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相當大的比重，不僅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還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土地資產價值實現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以地生財”“以地融資”成為推動城市建設、完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資金渠道，支撐了城市快速擴張所需要的開發建設資金。
理解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忽略經濟全球化因素。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動力。資本、技術、產業的跨國轉移，眾多跨國公司競相在中國大陸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工廠，到21世紀初，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有“世界工廠”之譽。全球化在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同時，也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國際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這些城市向內背靠中國大陸廣袤市場，向外與全球各國聯繫便捷，擁有發達的航空、航運、金融和信息樞紐功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總部或區域總部入駐，成為全球城市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的城鎮化更像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創新。70年滄桑鉅變，中國的城鎮化不僅讓一個“鄉土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也避免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中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前30年：在曲折中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6%，中國城市經歷了幾十年炮火洗禮，百廢待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上來。
1950年代的中國鄉村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主席的講話成為建國初期的城市和城鎮化工作的指導方針。
漫長的封建社會催生的中國城市大多是“消費型城市”，沒有自身造血能力，也不具有帶動廣大農村的能力，在基礎設施、產業形態、建築風貌等方面也相對落後。因此，在建國初期，中國城市主要採取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城市建設，特別是城市道路、供水、住房等基礎設施；二是恢復生產，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圍繞工業化，結合“一五”時期重大項目佈局，新建了一批工業城市。
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工業化吸納了大量農民進入城市，1960年中國城鎮人口是1949年的2.3倍，平均每年增長660多萬。城鎮人口過快增長也帶來糧食供應緊張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減輕城市供給負擔，中國在1960年至1963年實施了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直到1965年城鎮人口才恢復到1960年的水平。這一政策通常被學者們稱為“逆城鎮化”，有很多討論。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過這些非常規舉措進行“調整”的確有效保證了城市的穩定發展。
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基本停滯，城鎮化率僅從17.86%提高到17.92%。這一時期，由於國民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工業發展停滯不前，城鎮化進程受阻，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部門撤銷，規劃缺位導致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混亂。
1970年代的中國鄉村
近40年：快速城鎮化與改革相伴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8年的59.58%，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率先推進的“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大大提升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大量勞動力得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向非農產業轉移。糧食供應的日益充足，城市工業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迅速增長，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共同推動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戶籍制度鬆動，從1984年開始，農民可自帶口糧進城務工。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重要的“南巡講話”，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也加快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步伐。到90年代中期，制約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全部被清除，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人口的城鄉自由遷徙。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實施的住房、教育、醫療、財稅等幾項關鍵改革，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進程和城市發展。
其中，土地有償使用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城市土地施行的是無償無限期的劃撥制，到1990年基本建立起了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制度，此後在1992年、1995年、1998年、2004年又進行了多次完善，基本形成了包括地類劃分、供應方式、供應價格、供應期限、徵地制度等在內的中國特色城市土地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也成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房地產市場繁榮，住房消費和投資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相當大的比重，不僅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還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土地資產價值實現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以地生財”“以地融資”成為推動城市建設、完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資金渠道，支撐了城市快速擴張所需要的開發建設資金。
理解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忽略經濟全球化因素。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動力。資本、技術、產業的跨國轉移，眾多跨國公司競相在中國大陸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工廠，到21世紀初，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有“世界工廠”之譽。全球化在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同時，也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國際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這些城市向內背靠中國大陸廣袤市場，向外與全球各國聯繫便捷，擁有發達的航空、航運、金融和信息樞紐功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總部或區域總部入駐，成為全球城市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0年代的陝西省隴縣農村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城鎮化的影響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表現得更為突出，2001-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9個百分點，是城鎮化速度最快的十年，許多城市得到了爆發性發展，城區面積和人口翻了一番，像蘇州、東莞、無錫、佛山等城市依託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的明星城市。
中國的城鎮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後發優勢，就是中國快速城鎮化和城市發展與高鐵、互聯網等新技術應用同向疊加，呈現出與其他國家城市發展不同的特點。
2018年，中國高鐵通車裡程達到2.4萬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鐵不僅改變了中國城鎮的格局，也改變了城鎮之間的關係，高鐵讓城市間聯繫更加快速、便捷、緊密，城市群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城市軌道交通也得到前所為有的發展，2018年底建成軌道交通的城市接近40個，城區200萬人以上的城市都規劃建設軌道交通。
在大城市及其周邊更容易催生新技術，邊緣地區的經濟要素更加趨於向大城市聚集。面向多種經濟形態的空間形態，如工業園、高新區、科學城、雙創空間、孵化器等載體在中國城市裡同時出現，並深刻改變著城市空間結構。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的城鎮化更像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創新。70年滄桑鉅變，中國的城鎮化不僅讓一個“鄉土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也避免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中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前30年：在曲折中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6%，中國城市經歷了幾十年炮火洗禮，百廢待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上來。
1950年代的中國鄉村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主席的講話成為建國初期的城市和城鎮化工作的指導方針。
漫長的封建社會催生的中國城市大多是“消費型城市”，沒有自身造血能力，也不具有帶動廣大農村的能力，在基礎設施、產業形態、建築風貌等方面也相對落後。因此，在建國初期，中國城市主要採取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城市建設，特別是城市道路、供水、住房等基礎設施；二是恢復生產，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圍繞工業化，結合“一五”時期重大項目佈局，新建了一批工業城市。
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工業化吸納了大量農民進入城市，1960年中國城鎮人口是1949年的2.3倍，平均每年增長660多萬。城鎮人口過快增長也帶來糧食供應緊張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減輕城市供給負擔，中國在1960年至1963年實施了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直到1965年城鎮人口才恢復到1960年的水平。這一政策通常被學者們稱為“逆城鎮化”，有很多討論。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過這些非常規舉措進行“調整”的確有效保證了城市的穩定發展。
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基本停滯，城鎮化率僅從17.86%提高到17.92%。這一時期，由於國民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工業發展停滯不前，城鎮化進程受阻，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部門撤銷，規劃缺位導致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混亂。
1970年代的中國鄉村
近40年：快速城鎮化與改革相伴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8年的59.58%，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率先推進的“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大大提升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大量勞動力得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向非農產業轉移。糧食供應的日益充足，城市工業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迅速增長，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共同推動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戶籍制度鬆動，從1984年開始，農民可自帶口糧進城務工。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重要的“南巡講話”，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也加快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步伐。到90年代中期，制約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全部被清除，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人口的城鄉自由遷徙。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實施的住房、教育、醫療、財稅等幾項關鍵改革，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進程和城市發展。
其中，土地有償使用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城市土地施行的是無償無限期的劃撥制，到1990年基本建立起了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制度，此後在1992年、1995年、1998年、2004年又進行了多次完善，基本形成了包括地類劃分、供應方式、供應價格、供應期限、徵地制度等在內的中國特色城市土地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也成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房地產市場繁榮，住房消費和投資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相當大的比重，不僅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還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土地資產價值實現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以地生財”“以地融資”成為推動城市建設、完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資金渠道，支撐了城市快速擴張所需要的開發建設資金。
理解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忽略經濟全球化因素。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動力。資本、技術、產業的跨國轉移，眾多跨國公司競相在中國大陸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工廠，到21世紀初，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有“世界工廠”之譽。全球化在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同時，也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國際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這些城市向內背靠中國大陸廣袤市場，向外與全球各國聯繫便捷，擁有發達的航空、航運、金融和信息樞紐功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總部或區域總部入駐，成為全球城市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0年代的陝西省隴縣農村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城鎮化的影響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表現得更為突出，2001-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9個百分點，是城鎮化速度最快的十年，許多城市得到了爆發性發展，城區面積和人口翻了一番，像蘇州、東莞、無錫、佛山等城市依託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的明星城市。
中國的城鎮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後發優勢，就是中國快速城鎮化和城市發展與高鐵、互聯網等新技術應用同向疊加，呈現出與其他國家城市發展不同的特點。
2018年，中國高鐵通車裡程達到2.4萬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鐵不僅改變了中國城鎮的格局，也改變了城鎮之間的關係，高鐵讓城市間聯繫更加快速、便捷、緊密，城市群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城市軌道交通也得到前所為有的發展，2018年底建成軌道交通的城市接近40個，城區200萬人以上的城市都規劃建設軌道交通。
在大城市及其周邊更容易催生新技術，邊緣地區的經濟要素更加趨於向大城市聚集。面向多種經濟形態的空間形態，如工業園、高新區、科學城、雙創空間、孵化器等載體在中國城市裡同時出現，並深刻改變著城市空間結構。
2014年6月7日，河南省滑縣錦和新城新農村社區的農民正在播種玉米，背後是“錦和新城”二期的高樓。
城鎮化的中國特色
中國的城鎮化歷程有著不同於歐洲、北美、拉美等地區的特點，中國政府合理把握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等關係，在頂層設計、戶籍制度、土地改革、空間管理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政策。
強調頂層設計和規劃。先後在1953年、1963年召開了兩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黨的十八大以後又先後召開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比較高的層面制定明確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方針政策，提出有關目標任務要求，統籌推進相關配套改革，鼓勵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膽創新。
“五年規劃”被認為是中國製定發展道路、調控國民經濟的重要經驗，在中國的“五年規劃”中，也將城鎮化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之一，從2001年出臺的“十五”計劃提出“實施城鎮化戰略”，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提出“以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等。2014年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成立了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在國務院領導下，統籌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實施和政策制定落實，協調解決新型城鎮化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提出年度重點工作安排、任務分工。
避免了貧民窟現象。放開戶籍和人口流動限制，實現人口自由遷徙是中國城鎮化的重要經驗，如果沒有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就不會有城市的隨後關於戶籍、土地、住房等的諸多創新，也不會有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城市經濟的增長。
但中國放開戶籍限制的過程是漸進的，這使得中國人口的鄉城流動非常有秩序，沒有出現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國家短期內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缺少合適就業崗位，大量人口擁擠在“貧民窟”，成為城市管理和社會治理的難點。中國政府並沒有一下子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子女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醫療、社保、養老等福利待遇，而是採用居住證制度等漸進地為其提供一定的權利和便利，這減輕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負擔，另外地方政府還建立起了一套以用工單位和居住地社區兩方面構成的管理網，實現了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全覆蓋、精細化管理。
獨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中國的城鎮化進城中伴隨著城市土地制度的不斷建立完善，中國土地制度的構建和調整並不是先有頂層設計“按圖索驥”的，而是具有很顯著的“幹中學”特徵，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互動下的持續制度創新。以地生財、以地融資、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結構性安排”等共同形成了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源泉。地方政府通過投資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提高城市土地價值，通過土地出讓來為下一步城市發展積累資金。中國的土地制度安排又保證了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中徵地的效率，也是城鎮化“中國速度”的重要保障。
重視對城市發展的空間規制。受中國傳統營城理念影響，中國城市建設中對城市風貌、開發建設的空間規制比較重視。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城鎮化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在此同期，中國就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城市總體規劃、城市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編制辦法。同時在城市交通設施、市政設施、公園綠地等諸多方面都制定了系統的國家標準，這保證了中國城市建設的有序開展。
中國城市快速增長的機理具有自身特點，“空間單元”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歷史上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期，中國都有與當時歷史條件相匹配的“空間單元”，例如建國初期的獨立工礦區、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鄉鎮工業大院、新世紀初的開發區、2007年以後的新城新區、2016年以來的特色小鎮等，都是中國城鎮化進程形成的可以批量複製的“空間單元”，同時在出現過熱時，政府及時進行規制，守住了中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底線。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的城鎮化更像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有曲折中的不懈探索，也有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創新。70年滄桑鉅變，中國的城鎮化不僅讓一個“鄉土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也避免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中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前30年：在曲折中探索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6%，中國城市經歷了幾十年炮火洗禮，百廢待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上來。
1950年代的中國鄉村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主席的講話成為建國初期的城市和城鎮化工作的指導方針。
漫長的封建社會催生的中國城市大多是“消費型城市”，沒有自身造血能力，也不具有帶動廣大農村的能力，在基礎設施、產業形態、建築風貌等方面也相對落後。因此，在建國初期，中國城市主要採取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城市建設，特別是城市道路、供水、住房等基礎設施；二是恢復生產，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圍繞工業化，結合“一五”時期重大項目佈局，新建了一批工業城市。
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工業化吸納了大量農民進入城市，1960年中國城鎮人口是1949年的2.3倍，平均每年增長660多萬。城鎮人口過快增長也帶來糧食供應緊張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減輕城市供給負擔，中國在1960年至1963年實施了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直到1965年城鎮人口才恢復到1960年的水平。這一政策通常被學者們稱為“逆城鎮化”，有很多討論。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過這些非常規舉措進行“調整”的確有效保證了城市的穩定發展。
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基本停滯，城鎮化率僅從17.86%提高到17.92%。這一時期，由於國民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工業發展停滯不前，城鎮化進程受阻，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部門撤銷，規劃缺位導致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混亂。
1970年代的中國鄉村
近40年：快速城鎮化與改革相伴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8年的59.58%，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率先推進的“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大大提升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大量勞動力得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向非農產業轉移。糧食供應的日益充足，城市工業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迅速增長，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共同推動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戶籍制度鬆動，從1984年開始，農民可自帶口糧進城務工。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重要的“南巡講話”，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也加快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步伐。到90年代中期，制約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全部被清除，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人口的城鄉自由遷徙。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實施的住房、教育、醫療、財稅等幾項關鍵改革，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進程和城市發展。
其中，土地有償使用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城市土地施行的是無償無限期的劃撥制，到1990年基本建立起了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制度，此後在1992年、1995年、1998年、2004年又進行了多次完善，基本形成了包括地類劃分、供應方式、供應價格、供應期限、徵地制度等在內的中國特色城市土地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也成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房地產市場繁榮，住房消費和投資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相當大的比重，不僅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還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土地資產價值實現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以地生財”“以地融資”成為推動城市建設、完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資金渠道，支撐了城市快速擴張所需要的開發建設資金。
理解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忽略經濟全球化因素。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動力。資本、技術、產業的跨國轉移，眾多跨國公司競相在中國大陸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工廠，到21世紀初，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有“世界工廠”之譽。全球化在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同時，也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國際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這些城市向內背靠中國大陸廣袤市場，向外與全球各國聯繫便捷，擁有發達的航空、航運、金融和信息樞紐功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總部或區域總部入駐，成為全球城市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0年代的陝西省隴縣農村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城鎮化的影響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表現得更為突出，2001-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9個百分點，是城鎮化速度最快的十年，許多城市得到了爆發性發展，城區面積和人口翻了一番，像蘇州、東莞、無錫、佛山等城市依託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的明星城市。
中國的城鎮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後發優勢，就是中國快速城鎮化和城市發展與高鐵、互聯網等新技術應用同向疊加，呈現出與其他國家城市發展不同的特點。
2018年，中國高鐵通車裡程達到2.4萬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鐵不僅改變了中國城鎮的格局，也改變了城鎮之間的關係，高鐵讓城市間聯繫更加快速、便捷、緊密，城市群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城市軌道交通也得到前所為有的發展，2018年底建成軌道交通的城市接近40個，城區200萬人以上的城市都規劃建設軌道交通。
在大城市及其周邊更容易催生新技術，邊緣地區的經濟要素更加趨於向大城市聚集。面向多種經濟形態的空間形態，如工業園、高新區、科學城、雙創空間、孵化器等載體在中國城市裡同時出現，並深刻改變著城市空間結構。
2014年6月7日，河南省滑縣錦和新城新農村社區的農民正在播種玉米，背後是“錦和新城”二期的高樓。
城鎮化的中國特色
中國的城鎮化歷程有著不同於歐洲、北美、拉美等地區的特點，中國政府合理把握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等關係，在頂層設計、戶籍制度、土地改革、空間管理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政策。
強調頂層設計和規劃。先後在1953年、1963年召開了兩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黨的十八大以後又先後召開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比較高的層面制定明確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方針政策，提出有關目標任務要求，統籌推進相關配套改革，鼓勵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膽創新。
“五年規劃”被認為是中國製定發展道路、調控國民經濟的重要經驗，在中國的“五年規劃”中，也將城鎮化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之一，從2001年出臺的“十五”計劃提出“實施城鎮化戰略”，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提出“以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等。2014年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成立了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在國務院領導下，統籌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實施和政策制定落實，協調解決新型城鎮化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提出年度重點工作安排、任務分工。
避免了貧民窟現象。放開戶籍和人口流動限制，實現人口自由遷徙是中國城鎮化的重要經驗，如果沒有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就不會有城市的隨後關於戶籍、土地、住房等的諸多創新，也不會有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城市經濟的增長。
但中國放開戶籍限制的過程是漸進的，這使得中國人口的鄉城流動非常有秩序，沒有出現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國家短期內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缺少合適就業崗位，大量人口擁擠在“貧民窟”，成為城市管理和社會治理的難點。中國政府並沒有一下子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子女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醫療、社保、養老等福利待遇，而是採用居住證制度等漸進地為其提供一定的權利和便利，這減輕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負擔，另外地方政府還建立起了一套以用工單位和居住地社區兩方面構成的管理網，實現了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全覆蓋、精細化管理。
獨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中國的城鎮化進城中伴隨著城市土地制度的不斷建立完善，中國土地制度的構建和調整並不是先有頂層設計“按圖索驥”的，而是具有很顯著的“幹中學”特徵，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互動下的持續制度創新。以地生財、以地融資、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結構性安排”等共同形成了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源泉。地方政府通過投資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提高城市土地價值，通過土地出讓來為下一步城市發展積累資金。中國的土地制度安排又保證了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中徵地的效率，也是城鎮化“中國速度”的重要保障。
重視對城市發展的空間規制。受中國傳統營城理念影響，中國城市建設中對城市風貌、開發建設的空間規制比較重視。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城鎮化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在此同期，中國就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城市總體規劃、城市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編制辦法。同時在城市交通設施、市政設施、公園綠地等諸多方面都制定了系統的國家標準，這保證了中國城市建設的有序開展。
中國城市快速增長的機理具有自身特點，“空間單元”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歷史上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期，中國都有與當時歷史條件相匹配的“空間單元”，例如建國初期的獨立工礦區、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鄉鎮工業大院、新世紀初的開發區、2007年以後的新城新區、2016年以來的特色小鎮等，都是中國城鎮化進程形成的可以批量複製的“空間單元”，同時在出現過熱時，政府及時進行規制，守住了中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底線。
2018年1月21日，江蘇省海安縣高新區海南新村一角。
中國在宏觀尺度上確立了以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形成了“19+2” 城市群，抓住了城鎮化空間發展的演變規律，有利於發揮城市群在匯聚配置高端要素中的樞紐作用、對提高生產組織效率和促進轉型升級的支撐作用。去年，中國政府又出臺了培育現代化都市圈的有關政策，把政策重點進一步放在了城市群內以超大特大城市為核心、一小時通勤範圍的都市圈培育上。
城鎮化是一個非常綜合的經濟社會過程，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顧中國非凡的城鎮化歷程，在不同歷史時期，先後吸納了前蘇聯、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國、英國的經驗，但並沒有偏廢，特別是近年來，更加註重本土實際，與自身經濟社會、歷史文化、自然稟賦等相適應，積極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市建設和城鎮化發展經驗。
文：劉保奎(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