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垣縣子路墓是真墓還是假墓

學術界的“百家爭鳴”和文物考古方面的探究與質疑歷來是史學界中最吸引人關注的事情，同時也是最值得提倡的事情。因為對於歷史上的所有存疑，只能通過抽絲剝繭式的據實考證，最後才能去偽存真，知其原貌。長垣、濮陽、清豐三處子路墓葬的真偽考證亦是如此。在這方面，作為仲氏後裔的本文作者仲聿修先生引經據典、史海鉤沉做了大量而有價值的細考譯評，為揭曉子路三處墓葬之真偽起到了“仙人指路”的作用，實可謂仁孝之善舉。同時，作者其他兩篇關於長垣子路墓祠書院的文章是對長垣有關子路史蹟的較好挖掘與闡述，在此一併錄入本輯，以便世人瞭解長垣豐厚文化，體察先哲襟懷。

先賢仲子路，在譜牒事實的層面上，算是天下仲氏的第一世祖，《（道光）濟寧直隸州》稱其後裔為仲子世家，則此子路墓，便可以稱作是仲子世家始祖墓。目前全國的子路墓已知的有七處。最重要的要數長垣、清豐、濮陽的三座子路墓。明朝末年仲氏族內刻有《仲子三墓誌》一書，保留了大量三墓文獻。

長垣縣子路墓是真墓還是假墓？

子路像

先賢仲子路與長垣關係密切，因為他曾擔任過蒲邑（今長垣縣）的令宰，相當於後來的縣令。《孔子家語》記載，子路為蒲宰時，孔子到訪，有三善之嘆，迄今為止，多地自稱子路後裔的仲氏族人還爭先恐後地以“三善”為堂號，以分享祖先的光榮。但如今，由於古墓年久失修，甚至湮沒。世人大都曉得河南濮陽90年代建有豪華的子路墓祠，卻很少有人知道河南長垣縣、清豐縣也曾有仲子路墓祠。至於，知曉山東莘縣、河南滑縣也曾有子路墓的人就更少了。然而，在古代，因《仲子三墓誌》一書的刊行，濮陽、長垣、清豐子路墓幾乎盡人皆知，而在三墓之中，長垣縣子路墓祠的重要性更是不亞於濮陽子路墓。

由於宋代以前印刷術不發達，文獻記載很少。檢點如今現存的文獻，最早提到長垣縣子路墓的是東漢班昭的《東征賦》：“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悟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迄於今而稱雲。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亦尚其丘墳”，一個“亦”字，揭示了當時仲子路、蘧伯玉的“丘墳”在長垣並存的史實。雖說當時的“丘墳”已然“生荊棘之榛榛”，近乎“丘墟”，但卻擋不住班昭發思古之幽情。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晉朝的《陳留志》記載了“蒲城有子路祠”。到了魏晉南北朝的北魏，此祠仍存，《魏書·地形志》也記載“蒲城有子路祠”。可見長垣蒲城的百姓對仲子路的敬重。

《陳留志》和《魏書》的記載，揭示了長垣縣子路祠獨到的文化價值，即長垣縣子路祠是現存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子路祠，濮陽子路祠要到宋代，才被文獻記載，濟寧子路祠要到元代才被文獻記載，泗水子路祠、清豐子路祠要到明代才被文獻記載。由此可見，長垣縣子路祠的文化價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了宋代，此祠堂仍存，當時的《太平寰宇記》也記載了“蒲城內有子路祠”。到了元代，雖然戰亂頻仍，此祠卻神奇的保留下來了。當時的文獻記載：“自公結纓之後，蒲之民時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漢魏晉而下，六朝隋唐之間，天下不知其幾陵遲，而幾版蕩。……喪亂後，獨此祠僅存”。

元朝至元八年，監察御史王惲路過長垣蒲城，拜謁祠堂之後，撰寫了《重修河內公廟化緣疏》，呼籲重修這座千年子路祠，邑人薛某響應，“歲涓月除，朝經暮構，至於一草、一芥、一瓦、一礫，皆手所自掇，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圖志以杜侵冒。雖尺寸之地不得匿。若夫門三，其首榱棟已陳；廡兩，其旁階陛隨築，駸駸乎見落成之漸。”濟南杜仁杰有記，立有石碑。

到了至元十八年，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賈汝霖“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河內公之神”，來拜祭長垣蒲城子路祠。賈汝霖的拜祭，也從側面證明了長垣縣子路墓祠的文化價值。

雖說之前蒲城一直建有祠堂，但因為蒲城並不是長垣縣縣城所在地，故而重視程度仍顯不夠。明朝洪武二年，因為水災，長垣縣縣城搬到了古蒲城附近，這為明清兩代長垣縣子路墓祠的屢次重修擴建埋下了伏筆。

然而由於元末戰亂，千年子路祠也受到了牽連，就連杜仁杰的石碑，也殘損不已，《長垣縣金石志》記載：“大明弘治八年歲次乙卯春二月既望，知縣杜啟等重立石於城東三裡仲子墓前，高六尺，寬二尺七寸，正書字徑寸許。”

杜仁杰石碑樹立的位置，再次證實長垣蒲城千年子路祠和子路墓的關聯。即從魏晉南北朝就被文獻記載的長垣蒲城子路祠，其實就在長垣子路墓前，換句話說，長垣蒲城子路祠是墓祠。蒲城，在洪武二年之前，幾千年來都沒有做過縣城，故而荒廢成各個獨立的村莊。而長垣縣縣城雖然搬到了古蒲城，但畢竟幾千年的山陵變遷，很難做到長垣縣縣城和古蒲城舊址疆域完全重合。

而正統年間、嘉靖年間的地方誌資料都記載：“（長垣縣）河內公墓，在縣東北三裡，地名蘭堽。”蘭堽，也叫蘭堽裡，是從古蒲城分化出去的一個小村莊，這個村，現在叫嶽莊村，位於現在的長垣縣城城東北，子路墓距離該村有100米。

其實，雖然文獻記載極少，但長垣子路墓大約在北宋時期已經聞名天下了，這可以從他的名字“河內公墓”看出端倪來。大中祥符年間子路被追封為河內公，南宋的時候改封衛國公。而長垣縣子路墓一直被稱為河內公墓，入元明兩朝也一直稱為河內公墓，崇禎年間的《仲子三墓誌》也是這樣被稱呼。這不同於濮陽和清豐，因為濮陽子路墓祠新建於明朝初年，此時子路沿用南宋時期獲得的衛國公的封號，故而稱“衛國公墓”，俗稱仲由墓。而清豐縣子路墓重新大修於嘉靖年間的知縣李汝寬之手，並新建有祠堂，此時子路已經被追稱為先賢仲子，故而清豐子路墓稱仲子墓。

至於長垣縣仲子墓是否是先賢仲子的真墓，隨著歷史的演變有不同說法。最早的說法是“分屍而葬”。明朝正統年間的文獻記載“蓋子路死衛孔悝之難，分其屍，故清豐縣與開州、長垣俱有墓以葬”。而正德年間負責修建濮陽（開州）子路墓祠的唐錦也說“清豐縣仲由墓，在趙讓村，仲由宰蒲時，死孔悝難，分其屍葬，此故開州、長垣亦有公墓”。正統年間，開州（今濮陽縣）子路墓祠文獻也稱濮陽子路墓葬的是子路的頭顱：“故老相傳：子路死分其屍，轉其首於此葬焉。”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此說仍繼續。開州知州王崇慶就說：“子路冢，在州北王合裡，戚城之東。相傳子路孔悝之難，澶得其首葬焉。理或然與？”

到了明朝萬曆年間，黃縣範聯芳作《仲子三墓誌跋》稱：“先賢衛公仲子路，山東卞人，仕衛之蒲而殉難。民之不能忘也，或葬其元首，或葬其肢體，至有請其衣冠葬之者，以故有三墓雲。一在開州、一在長垣、一在清豐。長垣，古蒲地。而開而清，與被乎三善者也。衛公之入人深矣。”

可見，這分得更清楚：濮陽（古開州）子路墓，葬的是子路的頭顱，長垣葬的是軀體，清豐葬的是衣冠。

這種說法，在清代仍得到繼續。與子路嫡長孫同居吳江縣盛澤鎮的計東就說：“子路墓有三，俱在大名。一在清豐，祠墓俱廢；一在長垣，謂昔子路治蒲有惠政，蒲人乞其骸骼葬之；一在開州，謂孔悝支裂之，而澶人葬其首，今祠墓尚並存。”

但對於長垣的百姓和官員來講，這還不夠，他們要論定，此墓是真墓。據崇禎《仲子三墓誌》轉引萬曆年間的長垣縣誌記載：“《垣志》載：子路治蒲而死難於衛都，則葬蒲為是。清豐、開州古戚地，因蒯聵居戚，後人誤以戚為子路死所處耳。《檀弓》記:‘子路醢之矣’，《澶志》謂：‘澶得其首’，凡此皆未可信也。”啥意思呢？也就是說，子路殉難地點是在衛國的都城，而不是蒯聵所居住的戚城，戚城（即濮陽子路墓所在地）怎麼會有子路墓呢？有也應該在衛國都城和子路為官的地方啊，只有一個可能，戚城（即濮陽子路墓所在地）那個子路墓，那是假的，甚至都沒埋子路頭顱，我長垣的，才是真的。

萬曆年間，長垣百姓和官員的懷疑，似乎也有道理，據《濮陽文物志》記載：“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挖開濮陽縣戚城子路墓，發現是一個漢朝修建的古墓。考古人員“從已露出的墓室中挖出鐵劍一件(殘)和多件陶器，其中有陶壺(口殘)、釜形陶鼎、陶錘各一件。從斷層可看到墓穴填土和墓上堆土均經夯打，夯層清晰可見。墓室系小磚券砌，小磚長30、寬14、厚6公分。兩面著粗繩紋，從墓葬結構和隨葬物看，此墓最早建於東漢初。”雖說戚城（即濮陽子路墓所在地）子路墓最早被文獻記載，南北朝《水經注》就已經記載了，但畢竟南北朝距春秋時期時間也老長了，靠不靠譜，還真兩說。至於長垣縣子路墓究竟是不是子路真墓呢？這個除了考古發掘之外，恐怕神仙也不知道。

但是仲氏後裔卻在譜牒裡稱濮陽子路墓是真的。濟寧仲氏在明朝崇禎年間修的家志就說：“仲子墳墓，傳聞不同。考之一統等志，質之仲氏家乘。其子孫祭墓歲一赴開，則在開州者，其遺骸也。蓋開州古為澶淵。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徙於帝丘，為今濮陽之墟，在開州治西南，則開州固衛之都會地，今考開州地裡，墓在州北七裡。西南二里許為戚城，蒯聵所由入衛者也。

東北三裡許為蒯聵臺，其即蒯聵劫孔悝而登者乎？然則臺下正其死所，而長垣固古蒲邑，三善之惠在人，結纓之後，衣冠在焉，人不忍見，封土志思，世傳為衣冠之葬。清豐，即古頓丘地，於澶為近，當日亦蒲境，先賢德化所及，結纓之後，人不忍忘招其魂魄而藏之，情則然耳，世傳為招魂之葬。”但其實仲氏家志的編纂者，也忽略了“子路其實是死在衛國都城，而不是戚城”的這一個歷史事實，僅僅靠明朝期間一座叫“蒯聵臺”的土臺子，就說子路死在那下面，簡直鬼扯。何況仲氏世系宋代以前完全是幾十代單傳，一條孤線，完全不合情理，正史和地方誌所記載的仲氏名人，沒有一人能在譜上找到，相反，仲氏世系卻附會了大量名人作為自己的祖先，但若以正史和地方誌對那些名人的生活年代和子嗣情況的記載對照一下，則大多牛頭不對馬嘴，甚至，某代和某代的生活年代都相沖突，可見現存仲氏世系是後世偽造的，大約偽造於宋代。限於篇幅，此處就不展開了，詳見《仲氏世系辨偽》。

雖說仲氏譜牒不靠譜，但很多人還是迷信了仲氏譜牒關於“開州戚城（即濮陽子路墓所在地）子路墓是真墓，葬骸骨；長垣子路墓葬衣冠；清豐子路墓啥玩意沒有，招魂的”的新三分法。比如被《仲子三墓誌》徵稿的嘉善人曹宗鄭就寫了一首詩，題《子路守蒲因孔悝之難而死有葬元葬衣冠葬招魂三墓故名》，很多被徵詩者，也都受到了這個影響，以至於《仲子三墓誌》裡出現了長垣子路墓是骸骨墓（從明朝初年傳承有序的說法）和衣冠墓（仲氏後裔編造的說法）兩種說法，兩種說法並存，可見，古人也鬧不清楚。現在濮陽市部分政要到處宣傳濮陽子路墓才是真墓，其實很可笑。

還是吳江盛澤人計東說得好：“先賢祠墓故跡不必考其所從來及真贗虛實，但系之以先賢，則當起敬起愛修葺之，使勿壞。善乎！蘇文忠之為韓文公潮州廟碑也。曰：‘公之神在天下，若水在地中，無往不在，今鑿井出泉，必辨其水性，曰此非某泉某源也不可汲，噫，過矣。’”啥意思呢？也就說，只要歷史上曾出現過的聖賢墓祠，後人辯論誰真誰偽，純粹是吃飽了撐的，毫無意義，有意義的事情是：只要歷史上曾出現過的聖賢墓祠，後人都要責無旁貸的修繕好維護好祭祀好，別淨整沒用的。

但如今，長垣縣子路墓，在經過民國年間的黃河氾濫和新中國的“文化革命”之後，連墳頭都沒了，整個子路墓都被夷為平地，就別說祠堂了。作為仲氏後裔，天天自詡自己是子路後裔，聖賢苗裔，絲毫不考慮為重建長垣縣子路墓子路祠堂出一丁點力，光顧咧著大嘴說：“那個是衣冠墓，不是真的，家譜裡都記載了，壞了沒關係。”於心何忍？何況，長垣縣子路墓，其實比濮陽子路墓，更有是真墓的可能性。眼睜睜看著祖宗的真墓，從此消失無蹤，作為子孫，除了“數典忘祖”，恐怕沒有別的詞能形容了。

作者：仲聿修　錄自宋廣民主編《長垣文史》中州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