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關注頭條號@山左歷史，深耕山東歷史舊聞，鑑古知今，開創未來。

齊國早期都城營丘到底哪裡？這個話題已經爭論千年，今天我們甄選了高金國、李波老師的三篇文章，其論證嚴謹客觀，以供讀者欣賞。本刊不作商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謎之臨淄：失落的二百年

兩千年前，當太史公司馬遷鄭重寫下《齊太公世家》的時候，他不會想到，自己寥寥數筆，竟會引發一場長達上千年的爭論——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司馬遷距離姜太公（齊太公），大約有1000年；司馬遷距離我們，時間是2000年。放眼人類歷史，1000年和2000年或許沒有太大差別；但對後人來講，太史公的說法，依然被奉為權威。

姜太公的首封之地，叫做營丘。這一點學界公認。

唯一的疑問是：營丘在哪兒？更直接點說——營丘就是臨淄嗎？

臨淄，是板上釘釘的“齊都”，齊文化核心之城。這毫無疑問。

然而，就在人們毫無顧忌地在教科書中，把“營丘即今臨淄”作為註解的時候，一段歷史的迷霧，悄然出現了。

在齊文化的一本雜誌中，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一位專家，輕描淡寫地寫了一句話，認為從齊國故城的考古發掘來看，基本可以否定“營丘即臨淄”的說法。

從姜太公封齊，到秦滅六國，齊國一共經歷了800年。然而，這800年中的前200年，莫名其妙地在臨淄的考古發掘中“消失”了。

當然，專家的觀點，並不統一。

趙守誠（昌樂縣史志辦原副主任）：臨淄從來沒有發現齊獻公之前的西周文物。這從考古方面可以說明，臨淄不是營丘。

姜健（臨淄區齊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臨淄發現了很多西周初期的文物。這些文物足以證明臨淄就是曾經的營丘。早在1981年，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在發掘東古城村東一段大城北牆時，發現此城牆是修築在前期城牆的基礎之上，牆基下有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灰坑。這證明在齊獻公復都前，甚至姜太公封齊前，臨淄就已有大規模的舊城邑存在。之後，考古工作者還在東古城村東部和北部發現了一些商末周初的墓葬，出土了偏早於西周初年的粗圈足豆、素面高襠筒狀袋足鬲；西周初年的銅盤、銅簋等。

上世紀80年代，山東省考古部門文物保護工作者在對臨淄河崖頭村殉馬坑進行防潮工程施工時，發現並清理了西周穆王時期（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的兩座墓，出土了帶銘文的銅鼎和銅鬲，在一件陶器上發現有刻劃的“侯”字，證明西周時代的齊國公族墓地也在河崖頭一帶。

此外，一些考古證據也證明，臨淄至少在某段時期是被人視為營丘的。1973年，臨淄辛店發電廠北朝崔氏墓地也出土了一塊北齊天統元年即565年的墓誌，即《崔德墓誌》（現藏山東省考古所）。墓誌說：“自惟周楨幹，返葬營丘，因食邑如為氏”。意思是自周朝以來，崔氏一直是國家的棟樑，其家族成員都返回老家營丘安葬。崔氏墓地在臨淄境內，墓誌中所說的“營丘” ，自然指的是臨淄。

姜健還提到，今臨淄區齊陵街道劉家營村，保存有元朝至正丙戌年（1346年）的一方石碑。碑文中兩次提到“營丘”；“營丘劉公，系斡羅那歹之人也”、 “至元八年，……始得至營丘”。意思是劉家營村劉氏的高祖叫劉五公，是蒙古族斡羅那歹氏的後裔，1271年服兵役來到營丘定居，1293年去世。四十多年後，他的兒子、孫子為家族立碑，追述了他的事蹟。劉家營村在臨淄境內，可知碑中所說的“營丘”就是臨淄。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臨淄即營丘”的文獻證據、考古證據很多，但關於姜太公之後四代國君的直接證據，卻是個空白；而這也正是有專家認為“臨淄迷失了200年”的主要因素。

齊獻公於公元前859年繼位，是姜氏齊國第5世、第7任國君。在他前面的兩任，分別是同輩的齊哀公（第5任，齊獻公同母兄）、齊胡公（第6任，齊獻公異母兄弟），然後分別是：父親齊癸公（第4任），祖父齊乙公（第3任），曾祖齊丁公（第2任），高祖齊太公。

從姜太公到齊獻公，歷時約200年。

確切地說，臨淄並沒有遺失“西周的前200年”，而是遺失了“齊國公室的前200年”。正如姜健先生所言，臨淄的確發現了很多西周初期的文物資料；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省古文字研究會理事長王恩田先生甚至考證出了營丘的大體位置。

然而，它缺少一個鐵的證據：那就是從齊太公、齊丁公、齊乙公、齊癸公直到齊哀公，這五任國君之間，哪怕有任何一個人的墓葬或者相關文物出土，就會成為“營丘即臨淄”的鐵證。

齊胡公的時候，都城遷到薄姑（今濱州市博興縣境內）去了；齊獻公的時候，都城從薄姑遷到了臨淄。這些已無懸念。

從齊哀公去世（前868年），到齊獻公繼位（前859年），只有9年時間——也就是薄姑作為都城的時間僅有9年左右，可以忽略不計；但齊太公到齊哀公這200年，卻是無法忽略的。

臨淄發現的西周齊國公族墓地，並不能證明它們和齊太公到齊哀公的幾任國君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

齊國的這200年，就這樣迷失了嗎？

魅影古城：克隆版“小臨淄”

從臨淄往東南方向驅車一個多小時，就到達了濰坊市昌樂縣境內。作為淄博人，你無法想象的是，在這裡，竟有一個小鎮，宛如“克隆版”的小臨淄。

它也有姜太公祠。

還有《太公祠碑記》。

也有個皇城。

每年三月十八（農曆），甚至還有場姜太公廟會。

對了，它的名字，乾脆就叫“營丘”——昌樂縣營丘鎮。

“營丘之謎”未解，這個小鎮、古村，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的解讀，從20年前的一篇文章說起。

1997年，在濰坊昌樂的一個集市上，一位老同志突然拉住身邊經過的趙守誠：“《聯合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明確說營丘不在昌樂，你快再寫篇文章駁駁他。”這位老同志提到的《聯合日報》的這篇文章是《齊國“營丘”考證》。

2017年4月21日，在接到記者的電話後，昌樂縣史志辦原副主任、今年已經80歲的趙守誠，對20年前的這件事，仍然記憶猶新。

趙守誠：20年前的1997年，我剛退休。1982年，我還是還是高中語文教師的時候，參與編修了《昌樂縣誌》。就是從那時候起，我不經意間捲入了這場已經長達千年的爭論。毫無疑問，齊國營丘就在昌樂的營丘鎮。

周夷王時，齊國發生了一場重大的宮廷變故，導致兩次遷都。姜齊傳至第五代哀公時，齊國的鄰國紀侯在周王面前詆譭哀公，周夷王烹死了哀公，立哀公的弟弟靜為胡公，胡公遷都到薄姑（位於今天濱州市博興縣境內）。哀公同母所生的兄弟姜山率人殺了胡公，成為獻公。獻公元年，又從薄姑遷都到了臨淄。

就在這場宮廷變亂之中，營丘迷失在了歷史的濃霧裡。

齊獻公殺掉胡公之後，到底是將齊都遷往新址，還是返回營丘，將營丘更名為臨淄？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長達上千年的學術爭論。

趙守誠：1986年《東嶽論叢》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名為《齊都古營丘試探》的文章，作者就是我。文章發表後，很快就得到了來自學界的反駁。他最早看到的是刊載於《管子學刊》的《營丘考》，這篇文章後來又被編入《臨淄區志》。為了證實自己的想法，我曾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疑問。1983年的國慶節這一天，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委託陳可畏給我寫回信，肯定了“昌樂即營丘”的說法。

陳可畏在信中說，“關於西周齊國最早的都邑營丘故址在何處？自來有兩說：一說在今淄博市臨淄北臨淄故城內，一說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

陳可畏認為，斷定哪一說正確要從早期的歷史記載來考查：《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六傳至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陳可畏認為，由文獻可以看出：

一、營丘距位於膠東地區的東夷大國萊國很近。

二、臨淄和營丘決不在同一地點，因為同一地點不可能同時兩個名稱。

此外，在臨淄故城內，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齊獻公以前的文物，可見，營丘故址在臨淄故城內之說是錯誤的。

營丘故址應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春秋時名緣陵。“緣”實為“營”音之轉，“陵”即丘。至漢改置為營陵縣，“營陵”實即營丘。其地接近膠東故萊國，故胡公避免威脅而遷都薄姑；獻公奪取政權之後，以薄姑為胡公的根據地，遂復東遷，不敢復都營丘，遂選擇位於淄水西岸的臨淄作為都城，以防禦萊人的突然襲擊。不僅許多地理名家和名著提到營丘在昌樂東南五十里，而且營丘故城內還有姜太公墓等遺蹟、文物，足見其說可信。陳可畏認為，趙守誠所堅持的營丘在昌樂縣境內之說，是正確的。

丁露剛（昌樂縣博物館館長）：就在營丘鎮古城村西北角建有姜太公祠，這裡距營丘皇城殘垣不遠。姜太公祠是一座仿古式建築，院內一塊清光緒元年四月所立的《太公祠碑記》，仍可清晰地辨認出：“昌樂城東南五十里，營丘之西，有古城焉。考之邑乘，太公始封地也。數傳遷蒲姑，徙臨淄，城遂廢。歷千百年，而外城、內城土垣尚存焉……”

丁露剛提供的資料，也證實陳可畏所採信的營丘故城內有姜太公墓等遺蹟的確鑿可靠。

趙守誠：有一段時間，山東省有關部門要出版古代地圖，曾分赴昌樂、臨淄考察古營丘地論據，來昌樂考察時，縣裡叫我去率先發言講述論據，後上級來通知，明確認定西周初都之古營丘是在昌樂。

當古城村所在的行政單位，1984年還被稱之為馬宋鎮。昌樂有關部門借“省政府批准撤銷合併崔家莊鎮、阿陀鎮、馬宋鎮”之機，2007年，正式更名為營丘鎮。

作為一大歷史物證，昌樂縣古城村的一段城牆，被趙守誠等學者視為營丘位置的一大有利物證。

但有意思的是，臨淄也有這麼一個古城村，叫做“東古城村”，在這裡也有一大段城牆。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灰坑，就是在發掘東古城村東一段大城北牆時發現的。

山東大學鄭傑文教授的《營丘考》一文，詳細梳理了不同歷史時代有關營丘確切位置的文字記載。

漢末人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北海郡·營陵”引應劭《地理風俗記》）主張營陵（在今山東省昌樂境內）即姜尚始受封之營丘。

如果把應劭看做這場歷史辯論的始作俑者，那麼，這場爭論，已經長達1800多年。

然而，魏晉人表示了不同意見。臣瓚認為，“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亦見《漢書·地理志》師古注“營陵”引）主張營丘即臨淄（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境內）。

晉人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爾雅·釋丘》注）以地形特點解營丘，認為營丘在臨淄。

北魏人酈道元力主營丘在臨淄：“淄水又北，徑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為齊。”（《水經·淄水注》）

歷朝歷代關於營丘的說法還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舉。

大體來說，辯論者分成兩派：臨淄派和昌樂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互相不服。

然而2009年，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橫空出世，一個令古人始料未及的地點橫亙於世人面前。

高青。

曾經被人忽略，曾經不屬於淄博，一個臨近黃河的縣城，瞬間跌碎了無數人的眼鏡。

它舉重若輕，幾張“王炸”，令舉座皆驚。

西周故城：塵埃能否落定？

民國時期的學者，依然為“孫武和孫臏是否是同一人”、“《孫臏兵法》是否就是《孫子兵法》”爭論不休。

事實上，這場爭論也曾經延續了上千年。

因為，古文獻裡經常提到“孫臏”這兩個字以及《孫臏兵法》這個書名，但孫臏是否確有其人，《孫臏兵法》是否確有其書，一直存疑。

誰都說服不了誰，因為文獻永遠是文獻，它可以造假，可以有歧義，可以不權威。

但文物不會。

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版《孫臏兵法》，轟動全國；千年疑案，從此塵埃落定。

2010年1月，高青陳莊西周故城遺址被中國社科院公佈為“2009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姜子牙——這個歷史人物久違的身影，突然出現在營丘之爭的中心。這一場跨越數千年的爭論，忽然開始變得不同。

孟慶堯（高青縣文物局副局長）：臨淄在整個齊國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是其他齊文化相關城市所不可比擬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齊國上下800年的歷史，就全都在臨淄。臨淄在戰國時代堪稱當時的超級大都市，但在姜太公封齊之初，周邊還有面積不亞於齊國的紀國、萊國，對其虎視眈眈；齊國變得強大，差不多是建國四五百年之後的事情了。作為齊國源頭的、面積不大的西周故城，和齊國遷都臨淄後來的繁盛，並不矛盾；追問營丘究竟在何地，和尊重臨淄在齊國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矛盾。

論證營丘是否就在高青，需要有兩方面的因素強力配合，其一，是文獻資料，其二，是考古資料。這兩方面相互印證之後，我認為，姜太公首封之地營丘，應該就在高青，陳莊“西周故城遺址”，就是營丘所在地。

文獻方面，孟慶堯先生舉了幾個例證。

其一，《高苑縣誌》記載，周成王東征時，封其舅父於狄。狄即現在的狄城遺址，位於高青境內。

周成王的舅父是誰？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兒子，而周武王的岳父，正是姜太公。周成王的舅父，指的正是姜太公之子。

其二，史料記載，太公封齊之時，地潟鹵，少五穀，而人民寡。所謂“潟鹵”，就是鹽鹼地。符合鹽鹼地特徵的，恰恰是高青、壽光（也有一說，認為營丘在壽光境內，當時齊國甚至依附於紀國）這樣的地方；臨淄地勢較高，處於泰沂山麓的邊緣，不符合“地潟鹵”的特徵。

其三，《爾雅》雲，水出其左，曰“營丘”。也就是說，營丘所在地，必然有河流；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這條河要能發揮很重要的航運功能。

眾所周知，姜太公封齊之後，面對“少五穀、人民寡”的現狀，決定“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發展工商業，尤其是漁業、鹽業。那麼問題來了：鹽業基本屬於大宗運輸，在交通不發達的西周時期，如何運輸？

馬車嗎？不可能，全國才多少駕馬車？即便有馬車，也主要是用來作戰的。

答案只有一個：用船來載運。所以，營丘周邊，必有大河，否則姜太公無法發展漁鹽業。

臨淄有淄河，昌樂營丘鎮有白浪河，不都是河嗎？同樣是河，航運價值大有不同：高青西周故城遺址附近一套大河波浪寬，大名鼎鼎，名曰“濟水”（即今小清河）。

一條河的航運價值大不大，關鍵看它流經什麼地方。在崇山峻嶺、窮鄉僻壤之間傳流，航運價值不會很大；越是流經大城市，越容易孕育文明。濟南、濟寧、濟陽……諸多城市文明，與濟水有關。相比而言，發源于山區、多流經山區的淄河，航運價值與濟水不可同日而語。

講真，這條理由還是很有說服力的。但這只是分析，分分鐘就會被其他專家敲碎。重要的，是考古，是那座活生生跳出來的西周故城。

2008年，山東省文物局公佈“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山東段第二批控制性文物保護項目”，高青縣陳莊西周城址的發掘工作被提上了議程。實際上，早在2004年省縣兩級文物部門就將高青縣花溝鎮陳莊村確定為十萬平方米左右的大型西周時期文化大型遺址。

孟慶堯：黃河最近的一次改道是在1855年，這次改道讓黃河直接侵佔了大清河的河道。黃河的頻繁改道，將很多文物沉入地下，這是高青首次發現西周墓葬，特別是貴族墓葬和車馬坑。

公開的資料顯示，這次發現的西周墓葬30餘座，均位於城內東南部，其中6座墓葬隨葬有青銅器，兩座為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型墓葬，位於夯土臺基的北側。兩座墓葬間距10米，方向都大致為南北走向，結構基本相同。

帶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這是兩座諸侯墓。周代的墓葬有嚴格的規制，這基本可以確定墓主人為齊國貴族，而且說明這一帶應該就是都城。

“甲”字形大墓與圓形夯土臺基之間，集中發現了5座殉馬坑和一座長方形的車馬坑，分別葬有2-8匹馬不等，擺放形式各異。

“從殉葬馬匹的數量上，也可以看出這是齊國初期的。”孟慶堯認為，齊國初期的國力不能跟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時期相提並論，這也說明為何殉葬馬匹數量如此之少。

省考古所所長鄭同修認為，陳莊遺址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估計，四馬一駕的車馬形制和“甲”字形大墓葬的墓葬規格，這兩種王侯禮制將這座古城指向了一點——齊國早期權力中心。

如果僅僅是殉馬、戰車，似乎也不能算作鐵證；然而，西周故城考古甩出的兩張“王炸”，讓解開“營丘”之謎變得觸手可及——

神祕的九層“祭壇”

可能很多年輕人都知道根據鬼吹燈而改編的電影《九層妖塔》，九這個數字在中國有特殊的意義，一般用來象徵非常尊崇的身份。

孟慶堯：在陳莊遺址發掘現場就有一個九層的夯土祭壇。祭壇中心為直徑5.5×6米的圓臺形，用五色土拼成天圓地方的形狀。這是在山東省首次發現夯土的祭壇。

山東省著名考古學家王恩田認為，高青陳莊西周城址考古發現，是自宋朝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臨淄出土銘文長達500字的叔夷鍾之後，八九百年來齊文化和山東考古最重大的發現。9層堆積的祭壇，也就是晏嬰所說的“先君太公築營之丘”的營丘，正是後世尊稱的天壇，主要功能是祭天。這個遺址極有可能是中國第一個或唯一一個天壇遺址，可以看作北京天壇的原始形態，是天壇的鼻祖。

古人認為天有9層，高青陳莊發現的9層方圓相套的夯土臺基是周人理解的天體，這座天壇可以看作是人造的天體模型。所謂“九五之尊”，9這個數字，在古代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用的；9層祭壇，足以看出主人身份的高貴——在嚴格遵守等級秩序的西周初期，只有君王級別的人物，才有資格使用這類祭壇。

那麼，這個“君王級別”的人物，究竟是誰？他們會是從齊太公到齊哀公的5位國君之一嗎？

太公在此！

無論這個設置9層祭壇的人是誰，考古人員都沒有奢望他是姜太公。

因為，有些專家連歷史上是否真有姜太公其人，都持懷疑態度。畢竟，這個人的神話色彩，太濃了。

然而，驚人的考古發現，和專家們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

一件青銅器出土後，上面的銘文被解讀出來，史學界引起了“核爆級別”的巨大震動！

齊公——姜太公現身！

一件青銅器的銘文，清晰可辨。經專家辨認後，是“豐般作文祖甲齊公尊彝”字樣。

重要的是兩個字：齊公！

看到這兩個字，考古專家已經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了：齊公——姜太公！這是考古活動中第一次發現對齊公的記載！

李伯謙（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這句銘文直接用文字證明了姜太公的真實存在。齊公即是文獻記載封於營丘的姜太公，是齊國的第一代君王。兩座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墓，都將由此揭開齊國開國的祕密，復原山東商周之際這段撲朔迷離的歷史。

憑什麼說“齊公”就是姜太公？其實原因很簡單，周天子封姜子牙於齊，只會封他為“齊公”，不可能那時候就說他是“齊太公”，“齊太公”是姜子牙後代對姜子牙的稱呼；換句話說，姜子牙去世之後，才會有“齊太公”這個尊號。如果這個青銅器上的文字記錄的是姜子牙去世後的事情，可能會用“齊太公”字樣；如果記錄的是齊丁公之後的齊國國君，也會直接用他們的廟號（齊×公），而不會用“齊公”。

可以說，這個“齊公”，是齊太公無疑。

“齊公”塵埃落定，那麼，營丘呢？

或許，西周故城遺址乃“太公封齊，都治營丘”之地的說法，會慢慢得到人們的認可；臨淄不小心迷失的早期齊國200年，也會慢慢揭開神祕面紗……

讓我們一起去探索、去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