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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背後的真滄州

《水滸傳》讓滄州成了“遠惡軍州”?

《水滸傳》是中國有名的長篇通俗小說之一。由施耐庵創作於元末時期,經羅貫中訂正編次於洪武十年前成書問世。幾百年來,因其曲折動人的情節、性格鮮明的眾多人物形象和大眾化的語言而深受千百萬讀者的喜愛,成為社會大眾所公認的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一。

《水滸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其書名也各有風格,約有上百個版本,是我國長篇小說外譯最多的。施耐庵以犀利的筆鋒,生動真實地描繪了北宋宣和年間的社會百態。

有人曾說,一部《水滸傳》讓滄州名播天下,也讓滄州貼上了“遠惡軍州”的標籤。

“遠惡軍州”是後世讀者有失偏頗的解讀

北宋時期的林沖發配地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因《水滸傳》名播天下的滄州,給人們留下什麼樣的印象呢?

不少人說:“‘遠惡軍州’唄。”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見,人家就會言之鑿鑿地說:“就是‘遠惡軍州’呀,《水滸傳》裡講得明明白白。”

如果你有追根尋底、探究事物本源的興趣,就不妨再細讀一下原著,去印證一下,滄州“遠惡軍州”的說法是否準確。

通過閱讀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施耐庵的《水滸傳》中有三次提到滄州,讀者也由此對滄州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第七回至第十回,林沖被陷害刺配滄州道,在草料場殺死陸謙、富安後上了梁山;第二次是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殺閻婆惜逃匿到滄州“小旋風”柴進莊上,與武松初識,並因性情相投結拜為兄弟;第三次是第五十回,朱仝私放了一枷梢打死了白秀英的雷橫,被刺配滄州,吳用、李逵用殘忍手段劈死了滄州知府的小衙內迫其上梁山。

滄州並非遠離東京的“遠惡軍州”。查閱《宋史》《開封志》《寰宇記》等,可見當時朝野所認定的“遠惡軍州”的標準是距東京2000裡以外、欠開化的窮山惡水之地,具體有廣南東路的瓊州、荊湖南路的辰州、煙瘴之地的矩州(今貴州)和秦鳳路的岷州(今甘肅岷縣)等。

《水滸傳》中寫道:孫定為開脫林沖的罪狀,輕化持刀入白虎堂情節,建議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但未言何處;滕府尹處置刺配滄州牢城,絕無“遠惡軍州”字樣,即是說滄州與“遠惡軍州”並無關聯。《水滸傳》中的“遠惡軍州”不是滄州,更不是施耐庵老先生的春秋筆法。

那麼,為什麼人們普遍認為宋朝時滄州就是“遠惡軍州”呢?其實是與大多數讀者閱讀不求甚解有關。特別是在閱讀《水滸傳》《三國演義》這種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作品時,一般讀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主要情節的發展演進上,也就是通常講的看熱鬧的閱讀方式。

具體到《水滸傳》第七回,很多讀者只注意到了孫定所講的“遠惡軍州”而忽視了後面的發展演進情節。於是,口口相傳,聽者也不質疑細究,一頂“遠惡軍州”的帽子就戴到了滄州的頭上。所以,滄州“遠惡軍州”惡名的濫觴絕不是施耐庵的本意,而是後世讀者有失偏頗的理解與解讀。

北宋時期的滄州其實很繁榮

一些直接的史料也能說明北宋時的滄州社會經濟狀況,更能說明“遠惡軍州”確不是滄州當時的真實境況。

北宋時期的滄州,名為滄州景城郡,轄清池、無棣、鹽山、南皮、樂陵五縣,以清池為治所,其城在今滄縣舊州鎮(今滄州市區東20公里處)。宋太宗趙匡義繼位後,為爭疆奪域與北方強國遼國互有徵戰,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

端拱元年(988年),滄州副刺史何承矩熟知三關南北山川地理,向太宗上疏,建議在易水河開口,築河、導水,注入三關南部湖泊窪澱;澱泊畔闢水田,由戍邊軍士植稻,墾田自食可減輕戍邊民力,增強國勢;稻田泥水沉積,還可抵禦北國鐵騎南犯。

太宗採納了這個建議,在太行東麓至滄州一帶的數百里平原地帶廣闢水田,不僅滿足了邊防將士的食用,甚至還有盈餘。滄州便是此項政策最大的獲益地。同時,廣袤的稻田,成為遼軍南犯的一大障礙,改變了宋軍在兩國對峙中稍顯下風的態勢。在以後的十幾年中,遼軍南犯次數明顯減少,勢頭日益削減。

景德元年(1004年),蕭太后率軍南下,在莫、瀛諸州均未得手,便棄攻南下,與宋在澶州簽定澶淵之盟。從此,兩國弭兵息戰百年之久。

地處宋朝邊陲的滄州,在補開榷關(邊貿)後,經濟生產在百年安定環境下很快繁榮起來,人民勤墾勞作,全州糧食豐收,鑄鐵、紡織等業蓬勃興起。

上世紀末,考古發掘的巨大熔幣鐵塊,就是當時滄州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景象佐證。到了元明時期,更有“滄為畿輔之名邦,燕齊之都會”的史籍記載。清朝後,“滄之為郡也,地衝而事繁,外腴而中瘠”,特別是鴉片戰爭後,滄州才衰落下來。

所以,我們滄州人一定要摒棄“遠惡軍州”的固有理念,倘若聽到有人再有此議,你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擺擺上述的理由來一一駁斥,為家鄉正名。

——來源《滄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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