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之所以膜拜大師，因為這是個出不了大師的時代。

沈巍的走紅，一是他的執著，長達26年的流浪生涯；二是對國學的痴迷和悟性；三是人們的追捧和崇拜。被人們冠以”流浪大師“的稱號，是人們對真的大師的膜拜，儘管老沈尚不足以揹負”大師“的稱號，連他自己也這麼認為。

謙遜和貶低自己，正是大師的品質。比如弘一法師李叔同：一念放下，萬般從容。若是要擺脫其中的痛苦，就要學著放下，放下執著，學會超脫，放下小愛，學會大愛。而唯有這樣，人生才得從容。

借用一下那句名言：

如果說，大學之大不在於大樓，而在於大師的話；

那麼，大師之大，就不僅僅在於學問之大，更在於其思想之大，格局之大；

而要擁有一個大思想，大格局，首先就要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獨立；

所以，大師之大，根本在於其精神之大獨立，思想之大自由。

我們今天所說的大師，或者說我們慨嘆難以再造就的這種大師，嚴格的講主要是指“人文大師”。這種大師不僅擁有淵博的學識，而且擁有智慧的思想。

精神之大獨立，思想之大自由。

精神失去了”獨立“，思想失去了”自由“，無論有多高的才華，都不能稱之為大師。

藐視權貴，不攀援富貴；甘願清貧，不為鬥米折腰；不聲色犬馬，不曾苟活。

當今之所謂”大師“，包括在殿堂之上的，幾乎沒有”精神之大獨立，思想之大自由“的大師風骨或底氣。

”大師在流浪，小人在殿堂“，儘管高貴的學者聽起來刺耳，但是恰如其分。因為你沒有大師的風骨。

我們來看看民國時代的大師：

蔡元培，一位被稱為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師巨匠式人物。辛亥革命後，蔡元培曾任國府委員、司法部長、教育總長、大學院院長、中研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圖書館館長等多重職務，可謂“位高權重”。可是你能想象得出嗎，如此偉大的一位人物竟然也會貧困交加。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極端拮据，生病後無錢請大夫，常常苦熬支撐。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不忘賙濟別人。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繼之昏厥過去。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蔡元培死後無一間屋、一寸土，且欠下醫院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代籌，其清貧叫人落淚。

胡適，一位在中國現代史上開多個領域風氣之先的箭垛式人物。胡適說:“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這話可看作是他一生對物質金錢的態度。胡適在任駐美大使期間，居然要靠借債過日子。當時他經濟壓力很大, 不得不從各方面節省開支, 連給妻子買東西, 也儘量託人捎帶, 以節約郵資。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要報銷的,但胡適沒有動過一分, 全部上繳國庫。大使卸任後，胡適旅居美國，為生計所迫，他時常要拿著兩個紙袋親自上街去買菜。1962年2月24日，胡適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因心臟病猝發倒地逝世。胡適死後，祕書王志維清點遺物時，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外，胡適生前留下的錢財只有135美元。

傅斯年，一位被稱為是“老虎”、“大炮”的強勢人物。傅斯年向來以霸氣著稱，但他也有英雄氣短的時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病逝。逝世前幾天，他曾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原因是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對妻子俞大彩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幾天後，董作賓把稿費送到傅家。俞大彩雙手捧著裝錢的信封，悲慟欲絕，泣不成聲。此時傅斯年已命歸黃泉，再不需要棉褲了。

梅貽琦，一位被清華人譽為是“終身校長”的謙謙君子。1955年11月，梅貽琦從美國回到臺灣考察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及臺灣清華大學，由於他掌握著數額巨大的清華基金，所以臺灣的各縣長、市長紛紛接近他，企圖趁機撈一把油水。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此時的梅貽琦卻因為經濟拮据不得不將已62歲的太太韓詠華留在紐約依靠打工獨自生活，自己隻身一人赴臺。當有人告訴梅貽琦“師母在那邊生活太苦。必須設法給師母匯錢，或接她來臺灣”時，梅貽琦說自己在臺薪金微薄，無法匯錢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年73歲。梅貽琦生前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皮包，住院後一直放在床下一個較為隱祕的地方。兩星期後，在各方人士監督下祕書將皮包啟封。當包打開時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來裡面裝的是清華基金賬目，一筆筆清清楚楚地列著。睹物思人，在場者無不落淚。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與這些大師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那些前赴後繼的大富鉅貪們的種種表現又是何其的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