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嬰幼兒照護服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伴隨“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我國0-3歲嬰幼兒人數為5000萬左右，2018年新生兒人數為1523萬。面對龐大的嬰幼兒群體，家庭的照護需求強烈，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育服務卻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問題緣何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痛，國家之痛？
長期以來，嬰幼兒照護服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伴隨“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我國0-3歲嬰幼兒人數為5000萬左右，2018年新生兒人數為1523萬。面對龐大的嬰幼兒群體，家庭的照護需求強烈，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育服務卻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問題緣何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痛，國家之痛？
想生而不敢生
當前，80後、90後獨生子女群體已成為勞動和生育的主體，面臨著工作創業、托幼、養老多重壓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養孩子壓力大，“幼有所育”相關服務方面的供給難以滿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點區域、留守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托育矛盾尤為突出。
“嬰幼兒的臨時看護或長期照顧已成為許多雙職工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尋求平衡越來越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佘宇指出，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貧困兒童等處境困難群體（或弱勢兒童），更難以從家庭、社會與市場獲得充分的照顧與養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職場的發展已變成矛盾的對立體，女性作為母親，是花更多時間在家裡帶孩子，還是投入更多時間在工作上，就像魚和熊掌，需要有所取捨。而且很多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因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離開喜歡的工作，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告訴記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選擇不生二孩，除了經濟因素的制約外，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嬰幼兒無人照護的問題。”
長期以來，嬰幼兒照護服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伴隨“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我國0-3歲嬰幼兒人數為5000萬左右，2018年新生兒人數為1523萬。面對龐大的嬰幼兒群體，家庭的照護需求強烈，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育服務卻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問題緣何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痛，國家之痛？
想生而不敢生
當前，80後、90後獨生子女群體已成為勞動和生育的主體，面臨著工作創業、托幼、養老多重壓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養孩子壓力大，“幼有所育”相關服務方面的供給難以滿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點區域、留守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托育矛盾尤為突出。
“嬰幼兒的臨時看護或長期照顧已成為許多雙職工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尋求平衡越來越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佘宇指出，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貧困兒童等處境困難群體（或弱勢兒童），更難以從家庭、社會與市場獲得充分的照顧與養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職場的發展已變成矛盾的對立體，女性作為母親，是花更多時間在家裡帶孩子，還是投入更多時間在工作上，就像魚和熊掌，需要有所取捨。而且很多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因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離開喜歡的工作，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告訴記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選擇不生二孩，除了經濟因素的制約外，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嬰幼兒無人照護的問題。”
在城市，雙職工家庭沒有精力和時間照料孩子，育兒假、彈性工作制等保障不力，婦女面臨就業壓力和返崗困難等問題；在鄉村，青壯年外出比例高，嬰幼兒往往被迫留守。種種因素，導致老人隔代照料在嬰幼兒照護中的佔比較高。
2016年以來，一些調查結果都表明，祖輩照料的佔比高達80%，包括輔助性的日間看護。然而由於隔代教育觀念的差異，老人溺愛孫輩，憑經驗行事，大多難以實現父母“科學早教”之願，代與代之間難免發生衝突。
楊菊華指出，隔代照料既是兩代人的主動選擇，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或許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對於長孫，祖輩多自願幫忙照料，但對次孫，祖輩因年事已高，健康狀況衰退，多有“有心無力”之感。老人若病倒更加重了子女負擔。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部分老人還要在就業的同時照顧自己的父輩，隔代照料更難以為繼。
相較於隔代養育，家長更不放心的是將孩子單獨交給保姆看護。“家政服務業缺乏服務安全和質量標準，從業人員培訓不規範，育嬰師、育兒嫂供不應求，價格高卻不一定能保證服務質量。”佘宇談道。
如何破解一系列難題，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務，是當前迫切的需求。然而現實卻與理想存在鴻溝。楊菊華坦言，嬰幼兒的養育成本很高，最近幾年雖然出現了一些高端的托育機構，但普遍不成熟、離家遠，家長花費時間和經濟成本將孩子送入托育機構達不到解決後顧之憂的結果。痛點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
長期以來，嬰幼兒照護服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伴隨“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我國0-3歲嬰幼兒人數為5000萬左右，2018年新生兒人數為1523萬。面對龐大的嬰幼兒群體，家庭的照護需求強烈，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育服務卻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問題緣何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痛，國家之痛？
想生而不敢生
當前，80後、90後獨生子女群體已成為勞動和生育的主體，面臨著工作創業、托幼、養老多重壓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養孩子壓力大，“幼有所育”相關服務方面的供給難以滿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點區域、留守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托育矛盾尤為突出。
“嬰幼兒的臨時看護或長期照顧已成為許多雙職工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尋求平衡越來越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佘宇指出，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貧困兒童等處境困難群體（或弱勢兒童），更難以從家庭、社會與市場獲得充分的照顧與養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職場的發展已變成矛盾的對立體，女性作為母親，是花更多時間在家裡帶孩子，還是投入更多時間在工作上，就像魚和熊掌，需要有所取捨。而且很多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因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離開喜歡的工作，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告訴記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選擇不生二孩，除了經濟因素的制約外，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嬰幼兒無人照護的問題。”
在城市，雙職工家庭沒有精力和時間照料孩子，育兒假、彈性工作制等保障不力，婦女面臨就業壓力和返崗困難等問題；在鄉村，青壯年外出比例高，嬰幼兒往往被迫留守。種種因素，導致老人隔代照料在嬰幼兒照護中的佔比較高。
2016年以來，一些調查結果都表明，祖輩照料的佔比高達80%，包括輔助性的日間看護。然而由於隔代教育觀念的差異，老人溺愛孫輩，憑經驗行事，大多難以實現父母“科學早教”之願，代與代之間難免發生衝突。
楊菊華指出，隔代照料既是兩代人的主動選擇，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或許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對於長孫，祖輩多自願幫忙照料，但對次孫，祖輩因年事已高，健康狀況衰退，多有“有心無力”之感。老人若病倒更加重了子女負擔。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部分老人還要在就業的同時照顧自己的父輩，隔代照料更難以為繼。
相較於隔代養育，家長更不放心的是將孩子單獨交給保姆看護。“家政服務業缺乏服務安全和質量標準，從業人員培訓不規範，育嬰師、育兒嫂供不應求，價格高卻不一定能保證服務質量。”佘宇談道。
如何破解一系列難題，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務，是當前迫切的需求。然而現實卻與理想存在鴻溝。楊菊華坦言，嬰幼兒的養育成本很高，最近幾年雖然出現了一些高端的托育機構，但普遍不成熟、離家遠，家長花費時間和經濟成本將孩子送入托育機構達不到解決後顧之憂的結果。痛點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
托育服務停留在家長的期盼中
“托育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不管是孩子的教育抑或生活等，父母都樂於給孩子投資。”楊菊華表示，原有的托育服務已在企業剝離社會責任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漸消失了，家長入托無門，企業想進入托育行業也缺乏政策支持，受到很大的制約。而今，即便托育市場潛在需求巨大，但托育服務基本上仍處於剛起步的狀態。
在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一項調查中顯示，48%的受訪者有托育服務需求，但僅有約4%的孩子接受社會托育服務。“政策體系確實存在一定缺陷。”佘宇指出，一是缺乏共識，社會各界實際上對托育的概念範圍、服務重點等認識不一致；二是政府缺位，從整體上看，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托育資源普遍匱乏，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接受公益普惠的托育服務還停留在家長的期盼中。
“育兒的經濟壓力和照顧負擔越來越沉重，有必要加快發展公益性的托育服務。”佘宇建議，在社區層面發展一定數量的公共托幼機構，以滿足不同情況家庭的現實需求。還應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提供更多的育兒便利條件，首先要鼓勵一些僱傭人數較多的用人單位自辦或聯辦託兒所；其次要鼓勵用人單位（特別是工作生產一線女職工人數較多、條件成熟的企事業單位、開發區等），為母乳餵養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套設施。
長期以來，嬰幼兒照護服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伴隨“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我國0-3歲嬰幼兒人數為5000萬左右，2018年新生兒人數為1523萬。面對龐大的嬰幼兒群體，家庭的照護需求強烈，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育服務卻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問題緣何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痛，國家之痛？
想生而不敢生
當前，80後、90後獨生子女群體已成為勞動和生育的主體，面臨著工作創業、托幼、養老多重壓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養孩子壓力大，“幼有所育”相關服務方面的供給難以滿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點區域、留守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托育矛盾尤為突出。
“嬰幼兒的臨時看護或長期照顧已成為許多雙職工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尋求平衡越來越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佘宇指出，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貧困兒童等處境困難群體（或弱勢兒童），更難以從家庭、社會與市場獲得充分的照顧與養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職場的發展已變成矛盾的對立體，女性作為母親，是花更多時間在家裡帶孩子，還是投入更多時間在工作上，就像魚和熊掌，需要有所取捨。而且很多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因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離開喜歡的工作，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告訴記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選擇不生二孩，除了經濟因素的制約外，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嬰幼兒無人照護的問題。”
在城市，雙職工家庭沒有精力和時間照料孩子，育兒假、彈性工作制等保障不力，婦女面臨就業壓力和返崗困難等問題；在鄉村，青壯年外出比例高，嬰幼兒往往被迫留守。種種因素，導致老人隔代照料在嬰幼兒照護中的佔比較高。
2016年以來，一些調查結果都表明，祖輩照料的佔比高達80%，包括輔助性的日間看護。然而由於隔代教育觀念的差異，老人溺愛孫輩，憑經驗行事，大多難以實現父母“科學早教”之願，代與代之間難免發生衝突。
楊菊華指出，隔代照料既是兩代人的主動選擇，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或許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對於長孫，祖輩多自願幫忙照料，但對次孫，祖輩因年事已高，健康狀況衰退，多有“有心無力”之感。老人若病倒更加重了子女負擔。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部分老人還要在就業的同時照顧自己的父輩，隔代照料更難以為繼。
相較於隔代養育，家長更不放心的是將孩子單獨交給保姆看護。“家政服務業缺乏服務安全和質量標準，從業人員培訓不規範，育嬰師、育兒嫂供不應求，價格高卻不一定能保證服務質量。”佘宇談道。
如何破解一系列難題，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務，是當前迫切的需求。然而現實卻與理想存在鴻溝。楊菊華坦言，嬰幼兒的養育成本很高，最近幾年雖然出現了一些高端的托育機構，但普遍不成熟、離家遠，家長花費時間和經濟成本將孩子送入托育機構達不到解決後顧之憂的結果。痛點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
托育服務停留在家長的期盼中
“托育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不管是孩子的教育抑或生活等，父母都樂於給孩子投資。”楊菊華表示，原有的托育服務已在企業剝離社會責任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漸消失了，家長入托無門，企業想進入托育行業也缺乏政策支持，受到很大的制約。而今，即便托育市場潛在需求巨大，但托育服務基本上仍處於剛起步的狀態。
在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一項調查中顯示，48%的受訪者有托育服務需求，但僅有約4%的孩子接受社會托育服務。“政策體系確實存在一定缺陷。”佘宇指出，一是缺乏共識，社會各界實際上對托育的概念範圍、服務重點等認識不一致；二是政府缺位，從整體上看，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托育資源普遍匱乏，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接受公益普惠的托育服務還停留在家長的期盼中。
“育兒的經濟壓力和照顧負擔越來越沉重，有必要加快發展公益性的托育服務。”佘宇建議，在社區層面發展一定數量的公共托幼機構，以滿足不同情況家庭的現實需求。還應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提供更多的育兒便利條件，首先要鼓勵一些僱傭人數較多的用人單位自辦或聯辦託兒所；其次要鼓勵用人單位（特別是工作生產一線女職工人數較多、條件成熟的企事業單位、開發區等），為母乳餵養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套設施。
實際上，我國的托育服務經歷了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的變動過程。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通過舉辦大量托育服務機構，由國家和單位負擔起相關責任。這一階段的托育服務主要集中在城市，更側重於以託兒所為主的機構提供基礎的服務，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於支持父母工作和兒童身心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農村地區，則主要還是依託傳統的家庭照料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後，市場化和社會化改革加速，尤其是單位後勤社會化改革的進行，使得原有的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開辦的托育機構紛紛停辦或改制，育兒逐漸又變成純屬家庭、私人的事情。“隨著單位福利制度的瓦解，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大幅減少了對生育和家庭照料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對托育的投入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大多數企業迫於利潤壓力停止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原有的城市托育服務體系受到巨大沖擊。”佘宇談道。
如今，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作為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在佘宇看來，這無疑是構建良好體系的開端，應該側重在以下方面發力：一是創建良好的政策環境，包括法律政策框架、部門間協調合作以及經費投入效益等；二是服務的廣泛實施，包括覆蓋範圍、公平程度等；三是監測與質量保障，包括質量標準、達標情況等。
“從遠景目標看，托育服務事關嬰幼兒健康成長、廣大家庭和諧幸福、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以及國家的社會經濟安全，不僅是民生更是國計。”楊菊華表示，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及其服務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降低孩子的生養成本，化解女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矛盾。正是因為有了牽頭人，17個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加強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指導、監督和管理，與其他部門協調起來更有針對性。但落地過程中切記漸進，畢竟托育服務剛剛起步，只能“求真務實”，突出匹配性、針對性、可操作性，解決群眾之所急、所需，才能真正把夕陽還給老人，把童真還給嬰幼兒，推動家庭與社會的“雙贏”。
長期以來，嬰幼兒照護服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伴隨“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我國0-3歲嬰幼兒人數為5000萬左右，2018年新生兒人數為1523萬。面對龐大的嬰幼兒群體，家庭的照護需求強烈，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托育服務卻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問題緣何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痛，國家之痛？
想生而不敢生
當前，80後、90後獨生子女群體已成為勞動和生育的主體，面臨著工作創業、托幼、養老多重壓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養孩子壓力大，“幼有所育”相關服務方面的供給難以滿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點區域、留守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托育矛盾尤為突出。
“嬰幼兒的臨時看護或長期照顧已成為許多雙職工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尋求平衡越來越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佘宇指出，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貧困兒童等處境困難群體（或弱勢兒童），更難以從家庭、社會與市場獲得充分的照顧與養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職場的發展已變成矛盾的對立體，女性作為母親，是花更多時間在家裡帶孩子，還是投入更多時間在工作上，就像魚和熊掌，需要有所取捨。而且很多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卻因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離開喜歡的工作，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告訴記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選擇不生二孩，除了經濟因素的制約外，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嬰幼兒無人照護的問題。”
在城市，雙職工家庭沒有精力和時間照料孩子，育兒假、彈性工作制等保障不力，婦女面臨就業壓力和返崗困難等問題；在鄉村，青壯年外出比例高，嬰幼兒往往被迫留守。種種因素，導致老人隔代照料在嬰幼兒照護中的佔比較高。
2016年以來，一些調查結果都表明，祖輩照料的佔比高達80%，包括輔助性的日間看護。然而由於隔代教育觀念的差異，老人溺愛孫輩，憑經驗行事，大多難以實現父母“科學早教”之願，代與代之間難免發生衝突。
楊菊華指出，隔代照料既是兩代人的主動選擇，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或許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對於長孫，祖輩多自願幫忙照料，但對次孫，祖輩因年事已高，健康狀況衰退，多有“有心無力”之感。老人若病倒更加重了子女負擔。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部分老人還要在就業的同時照顧自己的父輩，隔代照料更難以為繼。
相較於隔代養育，家長更不放心的是將孩子單獨交給保姆看護。“家政服務業缺乏服務安全和質量標準，從業人員培訓不規範，育嬰師、育兒嫂供不應求，價格高卻不一定能保證服務質量。”佘宇談道。
如何破解一系列難題，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務，是當前迫切的需求。然而現實卻與理想存在鴻溝。楊菊華坦言，嬰幼兒的養育成本很高，最近幾年雖然出現了一些高端的托育機構，但普遍不成熟、離家遠，家長花費時間和經濟成本將孩子送入托育機構達不到解決後顧之憂的結果。痛點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
托育服務停留在家長的期盼中
“托育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不管是孩子的教育抑或生活等，父母都樂於給孩子投資。”楊菊華表示，原有的托育服務已在企業剝離社會責任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漸消失了，家長入托無門，企業想進入托育行業也缺乏政策支持，受到很大的制約。而今，即便托育市場潛在需求巨大，但托育服務基本上仍處於剛起步的狀態。
在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一項調查中顯示，48%的受訪者有托育服務需求，但僅有約4%的孩子接受社會托育服務。“政策體系確實存在一定缺陷。”佘宇指出，一是缺乏共識，社會各界實際上對托育的概念範圍、服務重點等認識不一致；二是政府缺位，從整體上看，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托育資源普遍匱乏，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接受公益普惠的托育服務還停留在家長的期盼中。
“育兒的經濟壓力和照顧負擔越來越沉重，有必要加快發展公益性的托育服務。”佘宇建議，在社區層面發展一定數量的公共托幼機構，以滿足不同情況家庭的現實需求。還應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提供更多的育兒便利條件，首先要鼓勵一些僱傭人數較多的用人單位自辦或聯辦託兒所；其次要鼓勵用人單位（特別是工作生產一線女職工人數較多、條件成熟的企事業單位、開發區等），為母乳餵養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套設施。
實際上，我國的托育服務經歷了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的變動過程。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通過舉辦大量托育服務機構，由國家和單位負擔起相關責任。這一階段的托育服務主要集中在城市，更側重於以託兒所為主的機構提供基礎的服務，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於支持父母工作和兒童身心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農村地區，則主要還是依託傳統的家庭照料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後，市場化和社會化改革加速，尤其是單位後勤社會化改革的進行，使得原有的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開辦的托育機構紛紛停辦或改制，育兒逐漸又變成純屬家庭、私人的事情。“隨著單位福利制度的瓦解，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大幅減少了對生育和家庭照料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對托育的投入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大多數企業迫於利潤壓力停止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原有的城市托育服務體系受到巨大沖擊。”佘宇談道。
如今，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作為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在佘宇看來，這無疑是構建良好體系的開端，應該側重在以下方面發力：一是創建良好的政策環境，包括法律政策框架、部門間協調合作以及經費投入效益等；二是服務的廣泛實施，包括覆蓋範圍、公平程度等；三是監測與質量保障，包括質量標準、達標情況等。
“從遠景目標看，托育服務事關嬰幼兒健康成長、廣大家庭和諧幸福、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以及國家的社會經濟安全，不僅是民生更是國計。”楊菊華表示，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及其服務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降低孩子的生養成本，化解女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矛盾。正是因為有了牽頭人，17個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加強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指導、監督和管理，與其他部門協調起來更有針對性。但落地過程中切記漸進，畢竟托育服務剛剛起步，只能“求真務實”，突出匹配性、針對性、可操作性，解決群眾之所急、所需，才能真正把夕陽還給老人，把童真還給嬰幼兒，推動家庭與社會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