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尤其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尤其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尤其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3）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由於環境汙染、工作生活壓力加大及人口老齡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醫療費用也持續上升，影響家庭生育決策。2004-2017年，中國居民中國居民平均到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從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從5.1%升至17.6%。根據《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立三級醫院人均門診費用為306元、人均住院費用13088元、日均住院費用1334元。在此影響下，1995-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從62元升至1451元，上漲22.4倍，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8.4倍的漲幅;其佔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從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從3.1%升至7.3%，農村從3.2%升至9.7%。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尤其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3）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由於環境汙染、工作生活壓力加大及人口老齡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醫療費用也持續上升，影響家庭生育決策。2004-2017年，中國居民中國居民平均到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從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從5.1%升至17.6%。根據《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立三級醫院人均門診費用為306元、人均住院費用13088元、日均住院費用1334元。在此影響下，1995-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從62元升至1451元，上漲22.4倍，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8.4倍的漲幅;其佔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從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從3.1%升至7.3%，農村從3.2%升至9.7%。
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尤其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3）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由於環境汙染、工作生活壓力加大及人口老齡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醫療費用也持續上升，影響家庭生育決策。2004-2017年，中國居民中國居民平均到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從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從5.1%升至17.6%。根據《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立三級醫院人均門診費用為306元、人均住院費用13088元、日均住院費用1334元。在此影響下，1995-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從62元升至1451元，上漲22.4倍，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8.4倍的漲幅;其佔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從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從3.1%升至7.3%，農村從3.2%升至9.7%。
（4）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80後、90後獨生子女組成的家庭面臨“四二一”家庭結構，即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王廣州(2013)估計，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規模約1.45億，且在現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約400萬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獨生子女規模約有1.8億。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需要贍養四個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則生活壓力更大，養老負擔重對生育意願形成明顯擠壓。如果當前生育形勢不改變，隨著未來00後進入婚育年齡以及老人壽命延長，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臨“八四二一”的家庭結構，即八個老人、四個父母、一對夫妻，一個孩子。
（5）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15歲及以上）從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個百分點，但在全球仍然處於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8.7%，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分別為55.7%、51.1%、50.5%、27.2%。與此同時，儘管中國保護女性就業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少，但職場的性別歧視仍然較為嚴重，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男性的差距從11.6個百分點擴大到14.6個百分點，而全球、美國、歐盟、日本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均呈縮小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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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二、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男25歲）。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數據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城鄉分佈看，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機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尤其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3）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由於環境汙染、工作生活壓力加大及人口老齡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醫療費用也持續上升，影響家庭生育決策。2004-2017年，中國居民中國居民平均到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從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從5.1%升至17.6%。根據《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立三級醫院人均門診費用為306元、人均住院費用13088元、日均住院費用1334元。在此影響下，1995-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從62元升至1451元，上漲22.4倍，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8.4倍的漲幅;其佔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從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從3.1%升至7.3%，農村從3.2%升至9.7%。
（4）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80後、90後獨生子女組成的家庭面臨“四二一”家庭結構，即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王廣州(2013)估計，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規模約1.45億，且在現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約400萬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獨生子女規模約有1.8億。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需要贍養四個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則生活壓力更大，養老負擔重對生育意願形成明顯擠壓。如果當前生育形勢不改變，隨著未來00後進入婚育年齡以及老人壽命延長，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臨“八四二一”的家庭結構，即八個老人、四個父母、一對夫妻，一個孩子。
（5）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15歲及以上）從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個百分點，但在全球仍然處於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8.7%，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分別為55.7%、51.1%、50.5%、27.2%。與此同時，儘管中國保護女性就業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少，但職場的性別歧視仍然較為嚴重，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男性的差距從11.6個百分點擴大到14.6個百分點，而全球、美國、歐盟、日本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均呈縮小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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