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上海到處充斥著奢靡和淪落的味道，數不清的弄堂在這裡血管一樣蔓延，在這些又黑又深的弄堂之中，有一個響噹噹的“會樂裡”，是解放前上海灘有名的煙花巷子。有一位來自會樂裡的青樓女子憑藉天賦與努力，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成為中國默片時代鼎盛時期的電影明星，她的名字叫宣景琳。
1926年，宣景琳與楊耐梅、張織雲、王漢倫一起被評為四大女明星。與其他三人相比，她戲路寬廣，既能演刻薄的反派角色，也能演賢妻良母。
宣景琳祖籍蘇州，1907年出生在上海一個貧寒家庭，家中一共有兄弟姐妹5人，宣景琳是最小的孩子。
家裡原本靠父親賣報為生，收入微薄，一家七口的生活就全靠父親的報攤苦苦支撐。父親由於勞累過度病倒了，在宣景琳只有4個月大時就去世了。外婆說景琳命硬，給家裡帶來厄運，要把她送人，母親苦苦哀求才作罷。
母親獨自打工養活5個兒女，這樣窮困的家庭無法使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宣景琳9歲的時候在一傢俬塾裡念過4個月的書，因為經常跟男生吵架，先生用紅木戒尺打她的手心，她一賭氣不念了。
後來母親又把她送進慕爾堂，這是一所免費的教會學校。同學們經常欺負她，說她出身不好，宣景琳再次輟學。殘酷的現實並沒有覆滅小女孩的夢想，宣景琳有個舅舅在笑舞臺管賬目，宣景琳去笑舞臺看新劇不花錢，成為那裡的常客。回家之後，她就把剛才的戲形神兼備地表演出來，她一學就會的天賦讓街坊四鄰都讚不絕口。
宣景琳後來在鄰居開的京劇班學戲，因勤奮刻苦，很快就登臺演出，這為她日後成為電影演員奠定了基礎。
14歲那年，母親去世，哥哥患了重病，看著無人安葬的母親和積勞成疾的哥哥，宣景琳為了讓母親入土為安，哥哥有錢治病，借了高利貸無力償還，被迫以100元的身價賣給會樂裡妓院，從此淪落青樓。在那裡，她的名字叫金玲。
會樂裡
有一天金玲 “出堂差”——就是被請到外面給客人唱戲陪酒，消遣解悶。這些人都是經常出入娛樂場所的花花公子，都是吃喝嫖賭的行家裡手。他們跟金玲打情罵俏，肆無忌憚。然而，其中的一位先生卻顯得有些侷促不安，甚至面露窘色。
這位先生姓王，剛剛二十出頭，儀表堂堂，溫文爾雅。其父早年是上海光復的革命先驅，現在是聞名遐邇的佛像畫家，傢俬萬貫。王先生在家排行第六，人們都習慣叫他“六少爺”。六少爺從英國學習洋行管理歸來後，在一家洋行工作。他做事勤勤懇懇又管理有方，不到一年就被提升為洋行買辦。
六少爺過去很少出入娛樂場所，現在由於工作關係，不得不參加應酬，但他仍舊保持著與生俱來的樸實。在這種場合，他言談舉止的木訥正反映出他為人正派，潔身自好。他與金玲比肩而坐，卻沒有過多的言談，只是很禮貌地跟她寒暄問好，這更讓金玲對他另眼相看。金玲已經被眼前的這位與眾不同的先生深深吸引住了。
與此同時，六少爺也在驚歎這位落落大方，俊俏秀麗的姑娘，雖是青樓女子，卻沒有前者的阿諛諂媚。而一曲《玉堂春》她唱得感同身受，悽楚可憐，更讓六少爺對金玲萌生了愛憐之心。
就這樣，這次出人意料的相遇成全了金玲一生最美麗的邂逅。他們會一同去看電影，或者去新世界遊樂場。兩人為了避人耳目，總是分別進場，並保持一定距離，能彼此看到就好。只有待到四周沒有人時，他們才略略親近。這樣的關係雖然曖昧，但二人還是覺得有滋有味。
然而，一個是戲子出身的妓女，一個是大富之家的少爺，兩人之間的差距是天壤之別，遮遮掩掩的生活漸漸成為了他們情感的牢獄，金玲渴望有一天能與他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金玲為了跟有情人終成眷屬，必須自己贖身。一年過去了，她省吃儉用的錢跟鉅額的贖身費相比，仍然少得可憐。與此同時，六少爺的父母正在忙著替兒子相親，金玲心中說不出的疼痛，但也無可奈何。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命運的眷顧如期而至。
金玲認識了新世界遊樂場老闆的女兒經小姐，兩人關係不錯，經小姐經常邀請她去新世界騎驢和溜冰，還給她照相。
1925年某一天，明星電影公司的導演張石川在親戚經家看見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個年輕女子騎驢巧笑，歲數不大，眉宇間有幾分老成，彷彿有一些經歷。
這照片給張石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經小姐正做著明星夢，每次見到張導演都說想去攝影棚玩，張石川讓經小姐去試鏡，並讓她把照片上那個女朋友一起帶去。
試鏡那天，金玲跟著經小姐來到了明星公司。張石川覺得金玲很秀氣，就是嘴巴有點癟，他忍不住喊她“癟嘴姑娘”，好在金玲一點不嬌氣，所以並不動氣。導演讓她們演了一個片段，經小姐扮演一個失戀的女子，傷心哭泣，金玲扮演她的好朋友，勸她不要哭。試鏡完畢，她們就回家了，金玲並沒把這個事情記在心上。
過了幾天，金玲忽然接到一份邀請函，請她在電影《最後的良心》中扮演一個角色。於是，她再次見到了張石川，張石川讓她站到水銀燈下，囑咐她不要緊張，只管按照他的話去演即可。
《最後的良心》安排給金玲的角色，是一個驕奢淫逸的反派。當時編劇鄭正秋對她不大放心，問她能演嗎？實際上，這類女人她平時生活裡見得多了，她模仿著印象中那些爭風吃醋的潑辣女人的樣子，癟著嘴巴將人物刻薄的性格塑造得活靈活現，讓片場的工作人員都連連叫好。
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金玲的心態只當是去玩一把，也沒和張石川談報酬，張開給她一百元大洋，當車馬費。更出乎她意料的是，電影拍完，張石川提出要和她籤合約，正式邀請她參加明星公司。
論容貌，她沒有楊耐梅那樣的天香國色，但論演技，她會讓當時所有的大明星都黯然失色。張石川慧眼識珠，他一眼認定宣景琳身上埋藏著巨大的表演潛力。
那時候女演員都有較好的出身，受過中等以上教育，妓女從影的事例很少。她心裡十分矛盾，一方面擔心身份被察覺，遭到排斥和拒絕；另一方面，如果風聲傳到會樂裡，這事也肯定泡湯。可是她實在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希望通過拍戲，儘快掙到足夠的錢贖身脫離泥潭。
在當時，拍電影很掙錢，一部戲下來就能賺到三四百塊，只要她拍攝五六部電影，就能攢夠贖身錢了。而且到那個時候，自己不但恢復了清白身份，沒準還能成為電影明星。影星屬於社會名流，王家該不會再認為自己身份卑賤了吧。
她把自己的終身幸福都寄託在拍電影上，在她看來，拍電影的真正意義就是能夠贖身，跟六少爺白頭偕老。但同時，她私自拍電影的事情絕對不能讓妓院的人知道，尤其是老鴇，一旦知道自己在外面掙外快，一定不會善罷甘休。
金玲請求影片不要寫她的名字，編劇鄭正秋用了“金玲”的諧音，改名為“景琳”。她想到原來有個姓宣的朋友遠嫁法國，就改姓宣。從那以後，這個在“會樂裡”號稱“小金牡丹”的姑娘，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名字：宣景琳。
第一天拍戲，當她從化妝間裡走出來的時候，張石川對眼前的這個“尖嘴姑娘”的造型非常滿意，尤其是她的一張尖小細薄的嘴，一看就是個尖酸刻薄的女人。
正式開拍了，他們沒有想到這個第一次面對炭精燈的姑娘，表演起來遊刃有餘，一氣呵成，那逼真程度讓在場的演員導演瞠目結舌。到導演喊“停”的時候，大家靜場了幾秒後，開始交口稱讚。
宣景琳不到一個星期就完成了她平生的第一部電影《最後之良心》。在片中她雖然只是個配角，但演繹水準卻非主角演員所能及，因此這部電影在放映時，將宣景琳的名字掛了頭牌。
宣景琳把拍戲得來的收入藏在床下的鐵皮箱裡，有一天她回到自己房裡發現鐵皮箱被人撬開，箱內的六十元錢不翼而飛，正在發慌時，老鴇闖進來搜出宣景琳身上的四十元錢，破口大罵：“你瞞著我在外面賺錢，全部沒收，以後不許拍電影了！”宣景琳癱倒在地，她的心血打水漂了，什麼時候才能跳出火坑！
宣景琳趁人不備逃出妓院，告訴鄭正秋她以後不能拍電影了，她贖身的夢想破滅了。張石川與鄭正秋聽了都很氣憤，當下決定由明星公司出錢幫她贖身，電影公司為宣景琳向老鴇一次性支付了兩千大洋，宣景琳將妓院給她的衣服首飾全部交還，只穿一件布衫。回到明星公司她見到鄭正秋跪下叩頭，從此她成為職業電影演員，清白做人了。
宣景琳獲得了人身自由，又有了“電影明星”的身份，六少爺名正言順地向父母提出迎娶宣景琳，可是王父說王家永遠不會要一個卑賤出身的女人做兒媳。宣景琳心灰意冷，決定等把明星公司的片約履行完，把贖身的錢還上之後，就出家為尼。
鄭正秋聽說後，獨自登門拜訪王家，擔保宣景琳的才貌人品，表示要做這個媒。
鄭正秋是電影界泰斗級人物，同樣身為社會名流的王家老先生，不好駁他的面子。在鄭正秋等人的堅持和調停下，王家勉強應允了這門親事，但是他表示王家既不會出席婚禮，也不會讓宣景琳踏進王家大門。
1925年秋，宣景琳和六少爺在國際飯店舉辦了一個隆重而盛大的婚宴，有情人終成眷屬。
鄭正秋不僅在個人問題上對她有恩，還拍了和她的經歷相似的電影《上海一婦人》，講的就是一個農村女孩子被騙到上海，誤入歧途當妓女，過著放蕩而辛酸的生活。宣景琳在接戲前還猶豫再三，擔心自己的形象會招致麻煩，影響自己與六少爺的婚姻。但後來她還是決定由自己來飾演這個不幸的姑娘，將一個妓女悽愴悲苦的一生再現於銀幕之上。
《上海一婦人》一經上映，就立刻引起轟動。這部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反映妓女題材的電影，讓一個從前的青樓女子一躍成為大上海的一顆最耀眼的明星。
上海一婦人
婚後宣景琳仍然在明星公司拍戲，並以酬金逐步償還公司所付的兩千元贖身費。她雖然離開了會樂裡，但是丈夫仍然受到來自家庭和社會的種種壓力，他生怕妻子婚後有一絲一毫不本分的言行舉止，這樣一來，不僅家裡人會罵他辱沒門風，也會讓他在同僚面前抬不起頭來。於是，他總是暗中提醒妻子要檢點自重，安分守己。
為了不讓他在家人朋友面前蒙羞，宣景琳在家的時候幾乎足不出戶，更不隨便跟街坊四鄰搭訕閒聊。在片場時她除了跟張石川、鄭正秋禮貌地打聲招呼外，對於其他一般的同事，她只是點頭而過，不再多說一句。拍戲結束，她第一個跨出公司大門，按時回家。
不久，宣景琳接拍了一部電影《可憐的閨女》，內容是一個富家女遭拆白黨誘騙，又被其情婦搭救的感人故事，在這部電影中，宣景琳就扮演那個拆白黨的情婦。她因扮演了拆白黨的情婦而遭到王家上下的一致譴責，說她有辱門風。丈夫也因為她的緣故，在洋行中不被重用，遭人奚落。丈夫勸她放棄表演，但宣景琳要報答明星公司的恩情，不肯放棄演戲，他們的感情一度岌岌可危。
不過，經過了這件事，她開始有意地挑選劇本和角色，凡是會影響夫妻感情的電影她都不接了，不再演所謂的“壞女人”。
平時，六少爺的家人朋友總在一旁挑撥。母親對宣景琳過去的妓女身份會不會對生育有影響妄加猜測，還時刻提醒兒子當心不要被這種女人欺騙；朋友們則更“熱衷”於談論關於宣景琳在片場的風言風語。六少爺將信將疑，出於關心，他會經常去片場“探班”。
有一天，宣景琳因為拍攝《少奶奶的扇子》而不慎扭傷了腳趾，在化妝間休息。這時，當紅小生朱飛遊手好閒地晃了進來，看見她腳趾受傷，就嬉皮笑臉地湊上前去給她按摩。朱飛生性輕佻，油嘴滑舌，喜歡有事沒事地跟女演員開開這樣的玩笑。
正當他有說有笑地給宣景琳按摩的時候，六少爺的身影突然出現在化妝間的門口。他的突然來訪讓所有的人猝不及防，宣景琳剛要開口解釋，六少爺氣哼哼地摔門而去。
宣景琳到家之後向丈夫澄清，丈夫先劈頭蓋臉地罵她“賤貨”，厲聲警告宣景琳如果再敢出門，就跟她一刀兩斷。
第二天張石川親自帶著朱飛前來負荊請罪，當著六少爺的面，張石川嚴厲斥責了朱飛，還向六少爺保證以後絕不會出現類似的事情。六少爺見狀，礙於面子，也就沒再追究，勉強同意讓宣景琳重返片場。
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他始終沒有真正釋懷，妻子和其他男子在化妝間“親熱”的一幕，成了永遠困擾他的噩夢，浮現在眼前久久不去。
這場風波過後，宣景琳做事比過去更為謹慎小心，處處擔心丈夫會多想。在外她更加封閉自守，回到家中，對丈夫更加溫柔體貼。但是儘管如此，她卻發現丈夫對待自己的態度越來越冷淡，對她不理不睬，處處迴避。
開始時宣景琳以為丈夫是因為那場誤會耿耿於懷，後來她慢慢意識到那場誤會只不過是一根導火索，兩人真正的問題，在於丈夫生長在那樣一個注重門風和滿腦子封建思想的大家族，對她始終抱有成見。宣景琳恍然懂得什麼叫“門當戶對”，自己終究還是沒能逃過這千古不變的“法則”。一年之後，宣景琳結束了這段婚姻。
1931年，她共主演了四部電影，其中天一公司的《歌場春色》是最著名的一部，因為這是中國第一部片上發聲的有聲電影。在片中，她飾演了一個會唱京戲的歌女。為了符合要求，她專門請人教她學說國語，每天勤學苦練。最終不僅國語臺詞背得滾瓜爛熟，從此之後還掌握了一口流利的國語。
歌場春色
她的出演為這部影片贏來了空前的成功和票房，卻因為拍片嚴重耗損了身體，健康每況愈下，臥床不起，但天一公司卻沒有給她絲毫的慰藉和幫助，宣景琳只得到了一筆微薄的酬金。
在二三十年代的影壇，抽大煙是司空見慣的現象。與六少爺分手後不久，宣景琳也開始抽起了大煙，與鄭正秋等人成為同道。鄭正秋年輕時體弱多病，為了熬夜寫稿沾上了煙毒，從此便加入了癮君子的行列。
宣景琳原本身體就單薄瘦弱，哪裡經得起煙膏的毒害，不久就形銷骨立，面色無光了，才二十幾歲就已顯老態。這時胡蝶、夏佩珍等電影新星已經走紅，宣景琳這個所謂“出身低賤”的女演員處境異常尷尬，演藝事業也跌入低谷。
年近三十的宣景琳再也接不到什麼主角戲了，對此她沒有感到失落，欣然接受了這個事實。她知道自己青春已逝，演不了純真少女，依然盡心盡力地將自己奉獻給電影，哪怕只能做配角，出演只有幾分鐘的小角色。
在鄭正秋的名作《姊妹花》中，胡蝶一人分飾兩角的精彩演出是舉世公認的，而由宣景琳扮演的母親則更被傳為一段佳話。宣景琳只有27歲，卻將一個歷盡磨難，性格複雜的老嫗演繹得惟妙惟肖，讓所有看過她表演的人都讚不絕口。
鄭正秋更是不無驕傲地評價：“她是中國電影第一老太婆！”《姊妹花》的成功將宣景琳再次推上了事業的高峰。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她陸續拍攝了《母與子》、《女兒經》、《空谷蘭》等電影，再度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
姊妹花
然而一部接一部的拍片進度嚴重透支了她的健康，本來就沒有痊癒的她，在拍攝《大家庭》時再一次在片場昏倒，而這一次，她一倒就是整整三個月。她孤苦伶仃地躺在床上，想念明星公司的同事，但公司卻沒有派一個人前來探望；她想念她的恩人鄭正秋，然而，年僅46歲的鄭正秋在1935年與世長辭。
抗日戰爭時期，張石川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明星公司被炸為灰燼，張石川痛哭倒地，宣景琳咬牙發誓：救我的明星公司被毀，我從此不拍電影！
上海淪陷後，日本人要宣景琳去東京訪問拍片，重金聘她出山。她以結婚生子為由，宣佈息影，嫁給一位上海有名的中醫大夫沈鴻來，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但這段婚姻因為這個浪蕩公子的坐吃山空而宣告結束。此後，她孤身一人住在簡陋的房子裡，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五十年代初，已經息影十五年的宣景琳竟被邀請再度出山，在這部名叫《女兒春》的影片中，她扮演了一個老婦人。這是她為新中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角色很小，沒有多少鏡頭，銀幕之下也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這個舊上海的電影明星了，但卻讓她興奮不已。
1952年對於宣景琳來說非比尋常，在這一年她加入了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老年的宣景琳仍然活躍在銀幕上，參加拍攝了《自由天地》、《地下航線》等電影。
1956年，宣景琳與王漢倫等舊上海老明星一起去北京參加了全國第三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中南海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宣景琳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1979年參加了第四屆全國文代會。
左7宣景琳，在上官雲珠和白楊中間
1979年第四屆文代會
她說：“現在的女演員幸福咧！不愁沒戲拍，不怕老闆叫儂滾蛋，勿要陪酒陪舞……做社會主義的演員，要生在福中知福呢……”
1987年5月，宣景琳80壽辰。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秦怡、舒適、劉瓊等前來祝賀，宣景琳修剪齊整的銀色短髮精神地別在耳後，使整個人看起來精神抖擻，神采奕奕。她向大家說:
“我現在正在思念一個人—她就是胡蝶。我同她兩人同年，當大家向我祝壽時，我也想向她祝壽。她現在遠在海外，希望她不久能回上海來看看，我們也可以再見上一面。”
兩年後傳來胡蝶在溫哥華逝世的消息，宣景琳懷著悲痛的心情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了口述文章《憶胡蝶》，表達了深深懷念之情。
1992年，85歲高齡的宣景琳與世長辭。從青樓女子到萬眾景仰的明星，她一生坎坷，不論在演藝生涯還是個人生活上都遭遇了一系列的讓人唏噓慨嘆的起伏和變故。與同時代女演員相比，她的壽命和演藝生涯最長，也得到了善終，給蒼涼的人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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