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造個小廟供奉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認為，沈從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他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一文中寫道：
綜觀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總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比如契訶夫，寫了那麼多短篇小說，他也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這個貫串性的主題就是“反庸俗”。高爾基說，契訶夫好像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他總結的契訶夫整個小說的貫串性主題。魯迅作品貫串性的主題很清楚，即“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他作品的貫串性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
沈從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現的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
沈從文寫都市小說以諷刺為主，但寫鄉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他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並致力於用文字宣揚這種美。沈從文傾向追求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正是這種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邊城》構築了一個世外桃源，講述其中的愛情、親情、友情與憂傷。桃園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環境、情感則是人性最純樸的語言，至於憂傷，那是美的屬性。沈從文就曾說過“美麗總是愁人的”，真正的美並不取悅於人，是讓人追尋，並思索的。
“邊城”是充滿著人性的世界，不僅有和諧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那裡沒有世俗的喧囂，沒有爾虞我詐，人們都質樸善良，一切都是那樣寧靜平和。
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其激烈，文壇上左翼文學盛行的年代，沈從文卻抱著中立態度，專注於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屬於革命文學，也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社會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造個小廟供奉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認為，沈從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他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一文中寫道：
綜觀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總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比如契訶夫，寫了那麼多短篇小說，他也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這個貫串性的主題就是“反庸俗”。高爾基說，契訶夫好像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他總結的契訶夫整個小說的貫串性主題。魯迅作品貫串性的主題很清楚，即“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他作品的貫串性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
沈從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現的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
沈從文寫都市小說以諷刺為主，但寫鄉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他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並致力於用文字宣揚這種美。沈從文傾向追求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正是這種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邊城》構築了一個世外桃源，講述其中的愛情、親情、友情與憂傷。桃園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環境、情感則是人性最純樸的語言，至於憂傷，那是美的屬性。沈從文就曾說過“美麗總是愁人的”，真正的美並不取悅於人，是讓人追尋，並思索的。
“邊城”是充滿著人性的世界，不僅有和諧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那裡沒有世俗的喧囂，沒有爾虞我詐，人們都質樸善良，一切都是那樣寧靜平和。
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其激烈，文壇上左翼文學盛行的年代，沈從文卻抱著中立態度，專注於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屬於革命文學，也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社會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至真的人情
那是一個真情實意的世界，青年男女的愛情，祖孫父子的親情，人們相互之間的友愛，都是那樣的純真質樸，淳樸得表裡如一，幾乎每個人物都是善與美的化身。
老船伕儘管祖孫二人所過的日子十分拮据，可是為拒收過渡人的錢，有時恨不得要跟人吵架。
再看跟老船伕打交道的人，講的都是那份情。船總順順平時“歡喜交朋結友，慷慨而又能濟人急”，即便在自己兒子天保剛死時，還去惦記老船伕心裡的不安，“‘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裡有大興場人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吧。’一個夥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老船伕”。大佬為了二佬駕油船下辰州，而二佬為了大佬有機會給翠翠唱歌了卻不唱了。人們心裡皆有別人，先人後己。那裡沒有衝突，更沒有邪惡，有的只是陰差陽錯的誤會，以及他們所信奉的命，一切都是用良善維繫著。
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造個小廟供奉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認為，沈從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他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一文中寫道：
綜觀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總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比如契訶夫，寫了那麼多短篇小說，他也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這個貫串性的主題就是“反庸俗”。高爾基說，契訶夫好像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他總結的契訶夫整個小說的貫串性主題。魯迅作品貫串性的主題很清楚，即“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他作品的貫串性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
沈從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現的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
沈從文寫都市小說以諷刺為主，但寫鄉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他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並致力於用文字宣揚這種美。沈從文傾向追求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正是這種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邊城》構築了一個世外桃源，講述其中的愛情、親情、友情與憂傷。桃園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環境、情感則是人性最純樸的語言，至於憂傷，那是美的屬性。沈從文就曾說過“美麗總是愁人的”，真正的美並不取悅於人，是讓人追尋，並思索的。
“邊城”是充滿著人性的世界，不僅有和諧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那裡沒有世俗的喧囂，沒有爾虞我詐，人們都質樸善良，一切都是那樣寧靜平和。
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其激烈，文壇上左翼文學盛行的年代，沈從文卻抱著中立態度，專注於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屬於革命文學，也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社會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至真的人情
那是一個真情實意的世界，青年男女的愛情，祖孫父子的親情，人們相互之間的友愛，都是那樣的純真質樸，淳樸得表裡如一，幾乎每個人物都是善與美的化身。
老船伕儘管祖孫二人所過的日子十分拮据，可是為拒收過渡人的錢，有時恨不得要跟人吵架。
再看跟老船伕打交道的人，講的都是那份情。船總順順平時“歡喜交朋結友，慷慨而又能濟人急”，即便在自己兒子天保剛死時，還去惦記老船伕心裡的不安，“‘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裡有大興場人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吧。’一個夥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老船伕”。大佬為了二佬駕油船下辰州，而二佬為了大佬有機會給翠翠唱歌了卻不唱了。人們心裡皆有別人，先人後己。那裡沒有衝突，更沒有邪惡，有的只是陰差陽錯的誤會，以及他們所信奉的命，一切都是用良善維繫著。
至善的人性
那是自然、自由的人之本性。翠翠是作者理想中愛與美的極致，“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清風、麗日、青山、綠水，給了她一副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她愛爺爺，愛白塔，愛碧溪，愛過渡的人與物，總之對周圍的一切都覺得新奇、有趣並充滿著純真善意的愛。她陪著爺爺，守著船，等待著渡人，渡過溪的人，同時又等待著被度，度自己終身的人。她是湘西過去古老生活下的人物，有內心的憧憬和期待，但不須明白，也不必追求，只是依著早期存在的法則和古老的節奏安分地活動著，生活著。
茶峒人也都是這樣，他們各盡其力，各取所需，而又安於天命。如老船伕敬神守法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地在那裡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升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同時茶峒人也是壯實的，衝動的，向上的甚至還帶點山裡人特有的野性。“天保和儺送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幫裡的風氣，既‘對付敵必需用刀，聯結朋友也需用刀’，故需要刀時，他們也就從不讓它失去那點機會。”
茶峒人生活在原始的平等、互敬互愛的秩序下，祖孫、父子是平等的。老船伕總是堅持選親得翠翠樂意，而順順起初也沒有因為貪圖碾坊而逼迫儺送的，後來的變故則是因大佬的死以及老船伕、翠翠的誤解。主僕也沒有什麼欺壓，兩兄弟“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船隻充夥計，甘苦與人相共”。即便是妓女“由於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
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造個小廟供奉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認為，沈從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他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一文中寫道：
綜觀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總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比如契訶夫，寫了那麼多短篇小說，他也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這個貫串性的主題就是“反庸俗”。高爾基說，契訶夫好像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他總結的契訶夫整個小說的貫串性主題。魯迅作品貫串性的主題很清楚，即“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他作品的貫串性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
沈從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現的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
沈從文寫都市小說以諷刺為主，但寫鄉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他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並致力於用文字宣揚這種美。沈從文傾向追求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正是這種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邊城》構築了一個世外桃源，講述其中的愛情、親情、友情與憂傷。桃園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環境、情感則是人性最純樸的語言，至於憂傷，那是美的屬性。沈從文就曾說過“美麗總是愁人的”，真正的美並不取悅於人，是讓人追尋，並思索的。
“邊城”是充滿著人性的世界，不僅有和諧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那裡沒有世俗的喧囂，沒有爾虞我詐，人們都質樸善良，一切都是那樣寧靜平和。
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其激烈，文壇上左翼文學盛行的年代，沈從文卻抱著中立態度，專注於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屬於革命文學，也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社會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至真的人情
那是一個真情實意的世界，青年男女的愛情，祖孫父子的親情，人們相互之間的友愛，都是那樣的純真質樸，淳樸得表裡如一，幾乎每個人物都是善與美的化身。
老船伕儘管祖孫二人所過的日子十分拮据，可是為拒收過渡人的錢，有時恨不得要跟人吵架。
再看跟老船伕打交道的人，講的都是那份情。船總順順平時“歡喜交朋結友，慷慨而又能濟人急”，即便在自己兒子天保剛死時，還去惦記老船伕心裡的不安，“‘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裡有大興場人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吧。’一個夥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老船伕”。大佬為了二佬駕油船下辰州，而二佬為了大佬有機會給翠翠唱歌了卻不唱了。人們心裡皆有別人，先人後己。那裡沒有衝突，更沒有邪惡，有的只是陰差陽錯的誤會，以及他們所信奉的命，一切都是用良善維繫著。
至善的人性
那是自然、自由的人之本性。翠翠是作者理想中愛與美的極致，“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清風、麗日、青山、綠水，給了她一副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她愛爺爺，愛白塔，愛碧溪，愛過渡的人與物，總之對周圍的一切都覺得新奇、有趣並充滿著純真善意的愛。她陪著爺爺，守著船，等待著渡人，渡過溪的人，同時又等待著被度，度自己終身的人。她是湘西過去古老生活下的人物，有內心的憧憬和期待，但不須明白，也不必追求，只是依著早期存在的法則和古老的節奏安分地活動著，生活著。
茶峒人也都是這樣，他們各盡其力，各取所需，而又安於天命。如老船伕敬神守法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地在那裡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升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同時茶峒人也是壯實的，衝動的，向上的甚至還帶點山裡人特有的野性。“天保和儺送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幫裡的風氣，既‘對付敵必需用刀，聯結朋友也需用刀’，故需要刀時，他們也就從不讓它失去那點機會。”
茶峒人生活在原始的平等、互敬互愛的秩序下，祖孫、父子是平等的。老船伕總是堅持選親得翠翠樂意，而順順起初也沒有因為貪圖碾坊而逼迫儺送的，後來的變故則是因大佬的死以及老船伕、翠翠的誤解。主僕也沒有什麼欺壓，兩兄弟“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船隻充夥計，甘苦與人相共”。即便是妓女“由於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
揮不去的憂傷
然而沈從文的懷念，所描繪的古樸民風，即使在湘西也消失殆盡。他在《長河·題記》寫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沈從文表現的是不受“近代文明”玷汙，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性。以湘西為背景，因為他生於湘西，長與湘西，並且湘西是個邊陲，苗族與土族長期雜居於此，散發著濃郁的原始自然氣息，有著異域的文化特質。
但沈從文並不只是要營造一個世外桃源，企圖來淡化現實的黑暗與痛苦。
看看《邊城·題記》吧，“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他的追求是出於一種清醒而深刻的自覺，他用來自鄉下的視角看城市，又以城市的眼光打量湘西的山水。
五四運動以來，西方文化潮水般湧入，中西文化交碰，在兩種文明，兩種文化的落差中，沈從文寄懷於過去，寄懷于山野，而這一切都不是靜止的，古典式的，而是融入了現代人的大悲涼。在孤獨與困惑中，他選擇了迴歸，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尋求自己的出路，希圖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拯救虛弱的靈魂，重造民族品德。
在人們糾纏於概念、理論的年代，沈從文卻寫出了超於象外的純粹的美，淡化了時代，展示了人類最純潔、最美好的靈魂。可以說沈從文小說延續了知堂、廢名作品中超道德化的境界，又開啟了一代性靈小說。後來的汪曾祺、何立偉、阿成等作家似乎接受了他的某些暗示，他們都以泛道德化的目光打量生活，直麵人性與歷史，以及被流行色掩蓋了的真的人生，特別是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大淖紀事》明顯有著《邊城》的影子。
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造個小廟供奉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認為，沈從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他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一文中寫道：
綜觀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總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比如契訶夫，寫了那麼多短篇小說，他也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這個貫串性的主題就是“反庸俗”。高爾基說，契訶夫好像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他總結的契訶夫整個小說的貫串性主題。魯迅作品貫串性的主題很清楚，即“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他作品的貫串性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
沈從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現的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
沈從文寫都市小說以諷刺為主，但寫鄉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他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並致力於用文字宣揚這種美。沈從文傾向追求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正是這種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邊城》構築了一個世外桃源，講述其中的愛情、親情、友情與憂傷。桃園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環境、情感則是人性最純樸的語言，至於憂傷，那是美的屬性。沈從文就曾說過“美麗總是愁人的”，真正的美並不取悅於人，是讓人追尋，並思索的。
“邊城”是充滿著人性的世界，不僅有和諧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那裡沒有世俗的喧囂，沒有爾虞我詐，人們都質樸善良，一切都是那樣寧靜平和。
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其激烈，文壇上左翼文學盛行的年代，沈從文卻抱著中立態度，專注於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屬於革命文學，也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社會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至真的人情
那是一個真情實意的世界，青年男女的愛情，祖孫父子的親情，人們相互之間的友愛，都是那樣的純真質樸，淳樸得表裡如一，幾乎每個人物都是善與美的化身。
老船伕儘管祖孫二人所過的日子十分拮据，可是為拒收過渡人的錢，有時恨不得要跟人吵架。
再看跟老船伕打交道的人，講的都是那份情。船總順順平時“歡喜交朋結友，慷慨而又能濟人急”，即便在自己兒子天保剛死時，還去惦記老船伕心裡的不安，“‘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裡有大興場人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吧。’一個夥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老船伕”。大佬為了二佬駕油船下辰州，而二佬為了大佬有機會給翠翠唱歌了卻不唱了。人們心裡皆有別人，先人後己。那裡沒有衝突，更沒有邪惡，有的只是陰差陽錯的誤會，以及他們所信奉的命，一切都是用良善維繫著。
至善的人性
那是自然、自由的人之本性。翠翠是作者理想中愛與美的極致，“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清風、麗日、青山、綠水，給了她一副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她愛爺爺，愛白塔，愛碧溪，愛過渡的人與物，總之對周圍的一切都覺得新奇、有趣並充滿著純真善意的愛。她陪著爺爺，守著船，等待著渡人，渡過溪的人，同時又等待著被度，度自己終身的人。她是湘西過去古老生活下的人物，有內心的憧憬和期待，但不須明白，也不必追求，只是依著早期存在的法則和古老的節奏安分地活動著，生活著。
茶峒人也都是這樣，他們各盡其力，各取所需，而又安於天命。如老船伕敬神守法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地在那裡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升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同時茶峒人也是壯實的，衝動的，向上的甚至還帶點山裡人特有的野性。“天保和儺送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幫裡的風氣，既‘對付敵必需用刀，聯結朋友也需用刀’，故需要刀時，他們也就從不讓它失去那點機會。”
茶峒人生活在原始的平等、互敬互愛的秩序下，祖孫、父子是平等的。老船伕總是堅持選親得翠翠樂意，而順順起初也沒有因為貪圖碾坊而逼迫儺送的，後來的變故則是因大佬的死以及老船伕、翠翠的誤解。主僕也沒有什麼欺壓，兩兄弟“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船隻充夥計，甘苦與人相共”。即便是妓女“由於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
揮不去的憂傷
然而沈從文的懷念，所描繪的古樸民風，即使在湘西也消失殆盡。他在《長河·題記》寫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沈從文表現的是不受“近代文明”玷汙，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性。以湘西為背景，因為他生於湘西，長與湘西，並且湘西是個邊陲，苗族與土族長期雜居於此，散發著濃郁的原始自然氣息，有著異域的文化特質。
但沈從文並不只是要營造一個世外桃源，企圖來淡化現實的黑暗與痛苦。
看看《邊城·題記》吧，“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他的追求是出於一種清醒而深刻的自覺，他用來自鄉下的視角看城市，又以城市的眼光打量湘西的山水。
五四運動以來，西方文化潮水般湧入，中西文化交碰，在兩種文明，兩種文化的落差中，沈從文寄懷於過去，寄懷于山野，而這一切都不是靜止的，古典式的，而是融入了現代人的大悲涼。在孤獨與困惑中，他選擇了迴歸，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尋求自己的出路，希圖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拯救虛弱的靈魂，重造民族品德。
在人們糾纏於概念、理論的年代，沈從文卻寫出了超於象外的純粹的美，淡化了時代，展示了人類最純潔、最美好的靈魂。可以說沈從文小說延續了知堂、廢名作品中超道德化的境界，又開啟了一代性靈小說。後來的汪曾祺、何立偉、阿成等作家似乎接受了他的某些暗示，他們都以泛道德化的目光打量生活，直麵人性與歷史，以及被流行色掩蓋了的真的人生，特別是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大淖紀事》明顯有著《邊城》的影子。
亦真亦幻的夢境
一層朦朧的面紗籠罩著整部小說，如煙、如霧、如飄渺的夢，普希金曾說過，“一切往昔都是美好的”。《邊城》是懷舊的，沈從文懷著對農人與兵士不可言說的溫愛，敘說了一段悠遠的夢，理想人性的夢。《邊城》有寫實的一面，從一定程度上講，那畢竟還是湘西過去的生活，其人其景可感；同時它更是美化的、理想化的現實，它似湘西，又不完全是湘西，它不是單純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一種事情”。
從地理意義上講，它是山高皇帝遠的閉塞邊地；從文化意義上講，它有著幽閉的獨立存在，可不受外界紛繁蕪雜的干擾，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近乎自然地繁衍生息著，與外面的世界——大都市文明相對應。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這樣的存在顯然是不可能的。
沈從文在《桃源與沅洲》裡寫道：“千百年來讀書人對於桃源的印象既不怎麼改變，所以每當國力衰弱發生變亂時，想做遺民的必多，這文增添了許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許多人的酒量。至於住在那裡的人呢，卻無人自以為是遺民或神仙，也從不曾有人遇著遺民或神仙。”
鄉村因為古樸、自然，所以成為了一種“遠方”，眾人皆企盼的“遠方”。當然，現實中的農村，是無法承受這樣的企盼的。都市淪落，鄉村又豈能獨善。
農村不過是失意人酒後的談資或閒暇人的雅興，其生存環境之苦，其人物之悲劇命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迴避的。農村人生存在所謂的世外桃源，承載著圖畫的完美與歷史的厚重。
小說的開頭，“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清淡而悠長，像在講述古老的傳說，即刻把人們帶入遙遠的夢。 翠翠情竇初開，做著少女純真的夢，剪不斷，理還亂。翠翠的愛情就是一串串朦朦朧朧的夢，“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的歌聲浮起來了，彷彿輕輕地各種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山腰——去做什麼呢？摘虎耳草！”多美的夢啊，亦真亦幻。
汪曾祺在《沈從文和他的<邊城>》一文中寫道：
有個女同志，過去很少看過沈從文的小說，看了《邊城》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怎麼能把女孩子的心捉摸得那麼透，把一些細微曲折的地方都寫出來了？這些東西我們都是有過的，——沈從文是個男的。”我想了想，只好說：“曹雪芹也是個男的。”
夢雖美，但終有幻滅時。《邊城》的行文從容和意境的清淡，也掩蓋不了流淌不息河上、兩岸上、街道間和吊樓上的勃勃生氣，湘西的生活在變化，湘西的美也在變，一成不變的山水看過了多少人世的興衰。白塔坍了，老船伕在雷雨將息時抱憾離去，天保被淹死，儺送賭氣出走，翠翠似乎將面臨與其母親同樣的命運，只是她還在痴痴等待，痴痴地繼續她的夢。可以說生活是如此簡單樸實，也可以感慨豔羨，可樸實的背後，我們又肩負著幾多沉重？
《邊城》是部溫暖的作品，它所描繪的理想人性卻是個久遠的夢，小說裡隱含著作者深深的悲劇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都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洩和彌補”。
沈從文像敘說夢一樣就一種自然感覺去書寫，正如有些批評家所說，人物有些淺薄，不食人間煙火，缺乏深刻獨立存在的個性。我覺得，其實是他不想去深挖，不忍去觸碰人性的惡。
1985年，接受記者採訪，沈從文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文革裡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一位女孩聽之動容，上前擁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沈從文當場抱著女記者胳膊嚎啕大哭，他老伴張兆和像哄小孩一樣哄了好一會才讓他停止痛哭。
我想，我是能夠理解他的悲苦的。 沈從文先生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如今來說，《邊城》可以稱得上是一本久負盛名的小說了。
在2006年由《亞洲週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邊城》位列第二名，排名榜首的是魯迅的《吶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邊城》有被重新發現並轉熱的勢頭。大概，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品，它與眾不同，不假大空，而是有點小清新。
造個小廟供奉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認為，沈從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他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一文中寫道：
綜觀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總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比如契訶夫，寫了那麼多短篇小說，他也有一個貫串性的主題，這個貫串性的主題就是“反庸俗”。高爾基說，契訶夫好像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他總結的契訶夫整個小說的貫串性主題。魯迅作品貫串性的主題很清楚，即“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他作品的貫串性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
沈從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現的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
沈從文寫都市小說以諷刺為主，但寫鄉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他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並致力於用文字宣揚這種美。沈從文傾向追求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正是這種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邊城》構築了一個世外桃源，講述其中的愛情、親情、友情與憂傷。桃園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環境、情感則是人性最純樸的語言，至於憂傷，那是美的屬性。沈從文就曾說過“美麗總是愁人的”，真正的美並不取悅於人，是讓人追尋，並思索的。
“邊城”是充滿著人性的世界，不僅有和諧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那裡沒有世俗的喧囂，沒有爾虞我詐，人們都質樸善良，一切都是那樣寧靜平和。
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其激烈，文壇上左翼文學盛行的年代，沈從文卻抱著中立態度，專注於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屬於革命文學，也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社會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至真的人情
那是一個真情實意的世界，青年男女的愛情，祖孫父子的親情，人們相互之間的友愛，都是那樣的純真質樸，淳樸得表裡如一，幾乎每個人物都是善與美的化身。
老船伕儘管祖孫二人所過的日子十分拮据，可是為拒收過渡人的錢，有時恨不得要跟人吵架。
再看跟老船伕打交道的人，講的都是那份情。船總順順平時“歡喜交朋結友，慷慨而又能濟人急”，即便在自己兒子天保剛死時，還去惦記老船伕心裡的不安，“‘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裡有大興場人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吧。’一個夥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老船伕”。大佬為了二佬駕油船下辰州，而二佬為了大佬有機會給翠翠唱歌了卻不唱了。人們心裡皆有別人，先人後己。那裡沒有衝突，更沒有邪惡，有的只是陰差陽錯的誤會，以及他們所信奉的命，一切都是用良善維繫著。
至善的人性
那是自然、自由的人之本性。翠翠是作者理想中愛與美的極致，“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清風、麗日、青山、綠水，給了她一副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她愛爺爺，愛白塔，愛碧溪，愛過渡的人與物，總之對周圍的一切都覺得新奇、有趣並充滿著純真善意的愛。她陪著爺爺，守著船，等待著渡人，渡過溪的人，同時又等待著被度，度自己終身的人。她是湘西過去古老生活下的人物，有內心的憧憬和期待，但不須明白，也不必追求，只是依著早期存在的法則和古老的節奏安分地活動著，生活著。
茶峒人也都是這樣，他們各盡其力，各取所需，而又安於天命。如老船伕敬神守法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地在那裡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升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同時茶峒人也是壯實的，衝動的，向上的甚至還帶點山裡人特有的野性。“天保和儺送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幫裡的風氣，既‘對付敵必需用刀，聯結朋友也需用刀’，故需要刀時，他們也就從不讓它失去那點機會。”
茶峒人生活在原始的平等、互敬互愛的秩序下，祖孫、父子是平等的。老船伕總是堅持選親得翠翠樂意，而順順起初也沒有因為貪圖碾坊而逼迫儺送的，後來的變故則是因大佬的死以及老船伕、翠翠的誤解。主僕也沒有什麼欺壓，兩兄弟“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船隻充夥計，甘苦與人相共”。即便是妓女“由於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
揮不去的憂傷
然而沈從文的懷念，所描繪的古樸民風，即使在湘西也消失殆盡。他在《長河·題記》寫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沈從文表現的是不受“近代文明”玷汙，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性。以湘西為背景，因為他生於湘西，長與湘西，並且湘西是個邊陲，苗族與土族長期雜居於此，散發著濃郁的原始自然氣息，有著異域的文化特質。
但沈從文並不只是要營造一個世外桃源，企圖來淡化現實的黑暗與痛苦。
看看《邊城·題記》吧，“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他的追求是出於一種清醒而深刻的自覺，他用來自鄉下的視角看城市，又以城市的眼光打量湘西的山水。
五四運動以來，西方文化潮水般湧入，中西文化交碰，在兩種文明，兩種文化的落差中，沈從文寄懷於過去，寄懷于山野，而這一切都不是靜止的，古典式的，而是融入了現代人的大悲涼。在孤獨與困惑中，他選擇了迴歸，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尋求自己的出路，希圖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拯救虛弱的靈魂，重造民族品德。
在人們糾纏於概念、理論的年代，沈從文卻寫出了超於象外的純粹的美，淡化了時代，展示了人類最純潔、最美好的靈魂。可以說沈從文小說延續了知堂、廢名作品中超道德化的境界，又開啟了一代性靈小說。後來的汪曾祺、何立偉、阿成等作家似乎接受了他的某些暗示，他們都以泛道德化的目光打量生活，直麵人性與歷史，以及被流行色掩蓋了的真的人生，特別是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大淖紀事》明顯有著《邊城》的影子。
亦真亦幻的夢境
一層朦朧的面紗籠罩著整部小說，如煙、如霧、如飄渺的夢，普希金曾說過，“一切往昔都是美好的”。《邊城》是懷舊的，沈從文懷著對農人與兵士不可言說的溫愛，敘說了一段悠遠的夢，理想人性的夢。《邊城》有寫實的一面，從一定程度上講，那畢竟還是湘西過去的生活，其人其景可感；同時它更是美化的、理想化的現實，它似湘西，又不完全是湘西，它不是單純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一種事情”。
從地理意義上講，它是山高皇帝遠的閉塞邊地；從文化意義上講，它有著幽閉的獨立存在，可不受外界紛繁蕪雜的干擾，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近乎自然地繁衍生息著，與外面的世界——大都市文明相對應。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這樣的存在顯然是不可能的。
沈從文在《桃源與沅洲》裡寫道：“千百年來讀書人對於桃源的印象既不怎麼改變，所以每當國力衰弱發生變亂時，想做遺民的必多，這文增添了許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許多人的酒量。至於住在那裡的人呢，卻無人自以為是遺民或神仙，也從不曾有人遇著遺民或神仙。”
鄉村因為古樸、自然，所以成為了一種“遠方”，眾人皆企盼的“遠方”。當然，現實中的農村，是無法承受這樣的企盼的。都市淪落，鄉村又豈能獨善。
農村不過是失意人酒後的談資或閒暇人的雅興，其生存環境之苦，其人物之悲劇命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迴避的。農村人生存在所謂的世外桃源，承載著圖畫的完美與歷史的厚重。
小說的開頭，“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清淡而悠長，像在講述古老的傳說，即刻把人們帶入遙遠的夢。 翠翠情竇初開，做著少女純真的夢，剪不斷，理還亂。翠翠的愛情就是一串串朦朦朧朧的夢，“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的歌聲浮起來了，彷彿輕輕地各種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山腰——去做什麼呢？摘虎耳草！”多美的夢啊，亦真亦幻。
汪曾祺在《沈從文和他的<邊城>》一文中寫道：
有個女同志，過去很少看過沈從文的小說，看了《邊城》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怎麼能把女孩子的心捉摸得那麼透，把一些細微曲折的地方都寫出來了？這些東西我們都是有過的，——沈從文是個男的。”我想了想，只好說：“曹雪芹也是個男的。”
夢雖美，但終有幻滅時。《邊城》的行文從容和意境的清淡，也掩蓋不了流淌不息河上、兩岸上、街道間和吊樓上的勃勃生氣，湘西的生活在變化，湘西的美也在變，一成不變的山水看過了多少人世的興衰。白塔坍了，老船伕在雷雨將息時抱憾離去，天保被淹死，儺送賭氣出走，翠翠似乎將面臨與其母親同樣的命運，只是她還在痴痴等待，痴痴地繼續她的夢。可以說生活是如此簡單樸實，也可以感慨豔羨，可樸實的背後，我們又肩負著幾多沉重？
《邊城》是部溫暖的作品，它所描繪的理想人性卻是個久遠的夢，小說裡隱含著作者深深的悲劇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都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洩和彌補”。
沈從文像敘說夢一樣就一種自然感覺去書寫，正如有些批評家所說，人物有些淺薄，不食人間煙火，缺乏深刻獨立存在的個性。我覺得，其實是他不想去深挖，不忍去觸碰人性的惡。
1985年，接受記者採訪，沈從文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文革裡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一位女孩聽之動容，上前擁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沈從文當場抱著女記者胳膊嚎啕大哭，他老伴張兆和像哄小孩一樣哄了好一會才讓他停止痛哭。
我想，我是能夠理解他的悲苦的。 沈從文先生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錢鍾書曾說：目光放遠，萬事皆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