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在很多人看來，北宋的滅亡，與“聯金滅遼”策略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遼國滅亡後，北宋便陷入了“脣亡齒寒”之境地。而面對瘋狂膨脹的金，北宋更是低估了它的實力和野心，最後竟活活將自己逼向了絕路。那麼，這個看似“作死”的方案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

一個遼國人的主意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聯金滅遼”的方案最早竟是由一個遼國人提出的！

此人名叫馬植，祖先曾是幽雲十六州的居民，世為遼朝大族,累官至光祿卿。不過，顯然他在遼國發展得並不得意，口碑更是不咋地，史書記載他“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

在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權宦童貫出使遼國期間，馬植主動求見，提出了聯金滅遼的建議。他給出的理由是：“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帝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

童貫視此人為奇才，便將他帶回了北宋。見到徽宗皇帝，馬植說：“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

宋徽宗大喜過望,賜馬植以國姓,改名趙良嗣,任命他為祕書丞，攻燕之議從此開始。

然而，伐遼之議還是引發了朝堂上的激烈辯論。一方認為，宋遼兩國是友好鄰邦，並定有百年盟約，不應背信棄義。而且以宋朝的軍事現狀，根本不足以取勝。即便滅了遼，也會脣亡齒寒，甚至會引狼入室。但另一方認為，燕雲十六州對北宋來說太重要！收復燕雲十六州，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起初，對於這些不絕於耳的議論，宋徽宗也有些忐忑猶疑。不過三年之後，女真在首領完顏阿骨打的領導下越來越強大，終於起兵反遼，立國號為金。女真的表現似乎證明了宋徽宗當年沒有看走眼，這支潛力股走勢越來越好，此時馬植再次獻上“聯金伐遼”之策，宋徽宗終於坐不住了！

素質堪憂的官員

重和元年（1118），宋徽宗派武義大夫馬政和平海軍指揮使呼延慶自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乘船渡海，以買馬為幌子，與金談判攻遼。此後，雙方多次互派使臣，不過關係卻未見得越來越熱絡。

因為在來往互動中，部分北宋官員展現出的職業素質著實令人堪憂。

宋徽宗派出的第一批使臣出使金國，船到海北，只是遙遙看到金國的巡邏兵，就嚇得跑回了青州，還上奏謊稱金人不接納他們，差點兒被巡邏兵殺死……後來皇帝知道實情，怒不可遏，於是重新挑選能吏前往。

重和二年（1119），朝臣趙有開受命護送金使臣回國，趙良嗣提醒他應以國禮相待，要用“國書”。趙有開卻不以為然，“女真人不過是一外族部落，相當於一個節度使，朝廷何必過分抬舉它？用普通詔書就夠了。”行至半道，趙有開突然病故，恰逢宋朝聽到傳言，說金人又與遼人修好了。於是宋朝君臣未加核實便開始各種猜忌，護送任務也敷衍了事，直接讓地方政府派侍衛把使者送了回去。金主完顏阿骨打得知後，十分惱火，將宋朝侍衛扣在軍中半年，釋放時對他說：“求好攻遼本不是我們的意願，況且遼軍已經節節敗退，許多土地已被我們攻佔，根本不需要你們宋人的幫助。現在答應聯盟夾攻之事，不過出於兩國的友誼考量，可宋朝竟然如此怠慢，讓我感到很受辱。”

面對愈發強勢的金，北宋還是決定要結盟，理由是聽說遼國君主已露亡國之相。為此大臣王黼還專門派了個畫家，去給遼主畫像。徽宗聞聽大喜，豈不知他自己也掛著亡國之相。

稀裡糊塗的合同

宣和二年（1120年），趙良嗣以買馬名義再次使金，正式締結“聯金滅遼”的盟約。

徽宗在詔書中言：“據燕京並所管州城，原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徽宗本意是要收復燕雲十六州，也就是把長城以南的關內所有失地全部收回，將夷狄完全拒於長城以外，但可能由於對地理歷史背景不甚瞭解，他寫的是“燕京並所管州城”，一上來便作繭自縛，授人以柄。儘管趙良嗣在談判中堅持“燕京”的概念等同於幽雲十六州，但金國堅持“燕京”就是遼朝的燕京轄區,拒絕將燕京轄區之外的土地歸屬宋朝,尤其是長城以南的平州、營州等地(今冀東地區)，金國堅持要歸己所有。

兩方對此問題爭論不休，文書往來，議論不絕，最後只取得階段性成果，燕京仍許於宋朝，而待戰事結束後，根據戰事結果，西京等州再做議論交割。最後雙方約定：屆時金進攻遼中京（內蒙古寧城西），宋攻取燕京一帶，事成以後，燕京歸宋所有，送給金歲賜五十萬兩匹。

趙良嗣回朝覆命,宋徽宗看了文本才知御筆作繭自縛，於是再派馬政使金，要求在盟約中將燕雲十六州一一註明。可金國哪能把嘴裡的肥肉吐出來，於是斷然拒絕，並且態度強硬地表示如果宋朝要求過高，將不惜解除盟約。並且特別強調了還燕之事，需要以宋朝出兵夾攻作為前提，才肯答應。宋徽宗便也沒再強硬爭取。於是，盟約中最關鍵的領土爭議就這麼稀裡糊塗趟過去了。

因為當時遼朝阻隔在北宋和金國之間,兩國使節通過橫跨渤海進行往來溝通,所以盟約被稱為“海上之盟”。

“聯金滅遼”錯了嗎？

盟約雖籤，但是朝堂之上的反對聲音一直都存在。

太宰鄭居中態度尤為堅定，他說：“澶淵之盟至今百餘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的和親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邊之策。如今四方無虞，卻要冒然毀約，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勝負難料。若勝，國庫必乏，人民必困；若敗，遺害不知凡幾。以太宗之神勇，收復燕雲，兩戰皆敗，今日何可輕開戰端！”

安堯臣則認為伐遼是妄啟邊釁，用漢唐故事，認為人主興師於遠夷皆不可取，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都是浪費民力，更何況本朝之弱，且認為所謂伐遼都是童貫這一權閹勾結黨羽，形成集團，鼓譟而動，以矜其功，挾恩而重，皇帝不能被奸臣小人所矇蔽。

只可惜這些反對聲只是被記錄進了史籍中，並沒能對當時的決策有絲毫的改變。而幻想著憑藉這紙盟約收復失地、獲取不世之功的宋徽宗卻即將迎來敗家喪國，流離異域的無盡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