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道20號」敬惜字紙：消失了的老包頭文化遺風

敬惜字紙，是我國民間一項古老習俗，從唐宋以來已有千餘年的歷史，人們把寫過字的紙，無論有用無用都不得亂扔、隨意毀壞，收集起來焚燒，還專門建有“字紙會”“惜字局”“字紙會館”“惜字會”的組織。全國各地到處都建有“敬字亭”“字庫塔”“焚字爐”“焚字庫”“惜字樓”“惜字宮”“惜字塔”“藏字庫”“字葬塔”“字藏塔”等等。字紙會還常募捐善款，刊印惜字紙的宣傳書。塞外包頭亦建有字紙會館，寺院有焚字爐。

敬惜字紙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敬字亭

崇敬文化

清時始建字紙會館

包頭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山西邊界之歸化綏遠包頭鎮，控扼草地，毗連大青山，南抵殺虎口，西逾纏金，東接得勝口，與蒙古、回部錯壤。”（《清史稿·兵志》卷137）因此，清政府派重兵駐守包頭。光緒六年（1880年），頭品頂戴提督軍門總統淮練馬步各軍山西大同總鎮額騰巴圖魯張樹屏，率軍鎮守包頭。光緒九年（1883年），張樹屏離包由總領營務處記名總兵隸務開路府贊勇巴圖魯林成興鎮守包頭。光緒十年（1884年），張樹屏和林成興相繼在包頭大仙廟旁建起字紙會館。

光緒十七年（1891年），《創建大仙廟附忠義祠字紙會館既戲樓碑》記載：“先是張鎮軍之駐包也，憫鎮民讀書者少，棄褻字紙，穢汙狼藉，不忍見聞。糾合同志集資惜字會。事甫集而蒞任以。林公繼之，益加整頓。購買市房，歲取賃直，以收購字紙，冀垂遠久之規。”

包頭純濟慈善社（包頭純濟壇慈善社、包頭純濟恤老會），創辦於1930年，設在文曲巷。該社尊奉呂祖兼研佛經，有五大善舉，即辦學、施粥、放生、濟貧、惜字。還設占卜問疑，七月十五超度亡靈等。我家住在牛橋街，每天上下學都經過文曲巷，常常看到一位老人揹著一布袋，見到有字之紙就撿起來放到布袋裡，後回到文曲巷的純濟慈善社，使我幼稚之心有一種敬畏之感，但不知為何老人如此敬惜字紙。

敬惜字紙是中國文化傳統理念之一，雖然加進了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但它是中華民族崇敬文化和愛惜知識的體現。

明清有敬惜字紙的勸善書《惜字律》《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過律》《惜字新編》《惜字徵驗錄》等，稱“平生偏給字紙至家，香水浴焚者萬功，增壽一紀，長享富貴，子孫榮貴”。而怠慢字紙者必遭惡報。認為糟蹋字紙是“既積罪於聖賢，且獲譴於天地”。《西湖二集》中相傳，北宋名相王曾的父親一生敬重字紙，一日夢見孔子對他說：“汝一生敬重字紙，陰功浩大，當賜汝一貴子，大汝門戶。”結果生了王曾，連中三元。這雖是佛家因果報應之說，但有潛移默化敬惜字紙的作用。各地還有勸敬惜字紙的詩：“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當付火中，或至長流清淨處，自然福祿永無窮。”（《二刻拍案驚奇》第一卷）其寺廟、會館等處的“焚字爐”上都刻有對聯，更彰顯著對文化傳承的敬畏，有“字紙成丹桂，爐煙結祥雲”“文在爐中化，氣由鼎上升”“共塵埃隨野馬，憑石室護餘煙”“珍藏天地祕，收拾聖賢心”“豈無墨跡沾塵土，猶有文光射鬥牛”等。

在私塾、官衙、寺廟、會館還有竹編的字紙簍。魯迅在《門外文談》中對敬惜字紙亦有論述：“因為文字是特權者得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祕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祕性的。”

清末民初大量晉陝“走西口”人落戶包頭，其中有文武官員、舉人、有文化的商人等。同治五年（1866年），包鎮公行設立“四大義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設立馬王廟兩等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年），在文昌廟、金龍王廟、真武廟、南龍王廟設立了四個初級小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使得塞外包頭敬惜字紙逐漸深入人心。

舊時撿紙人用的工具

“敬惜字紙”爐

供奉二神

寺廟內也修焚字爐

包頭字紙會館除供奉文昌、倉頡之神外，就是僱人廣收有字之紙，然後定時集中專爐焚化，由字紙會成員捐資。我見到的撿字紙老人是慈善社的。

文昌帝君是中國民間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仕人功名祿位之神。東晉寧康二年（374年），蜀人張育自稱蜀王，抗擊前秦符堅，英勇戰死，蜀人懷念張育在梓潼郡七曲山建張育祠。其七曲山另有一梓潼神亞子祠，後人將兩祠神名合為張亞子祠。《明史·禮志》記載：“梓潼帝君者記雲，神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張亞子即蜀人張育，後人尊為雷澤龍王。唐玄宗入蜀，有感張育英烈，遂追封為左丞相，並重加祭祀。宋光宗時封為忠文仁武孝德聖烈王。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敕封張亞子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因此，梓潼神張亞子遂被稱文昌帝君。不僅包頭字紙會館供奉文昌帝君，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包頭私塾房先生就捐資建有文昌廟。

梓潼帝君還傳說是一位孝親的楷模，他母病疽重，乃為吮之，並於中夜自割股肉烹而供，母病遂愈。

包頭字紙會館供奉的倉頡是中華民族的造字者。傳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淮南子·本經訓》記“昔日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古人認為聖人造字洩露了天機，自然驚天動地，天空下起穀子，鬼在夜裡發出哭聲。中國文字是古人在集體生產勞動過程中經過觀察自然的事物，並根據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而創造出來的，文字之所以如神明般被敬惜，是因為它的誕生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的重要標誌，漢字保存著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日軍侵佔中國後強行用日語代替漢語，就是要滅中華民族之根。

道光二年（1822年），包頭在北樑建真武廟。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真武廟靠西牆就建有“敬惜字紙”爐，並有石刻匾上書“道光十四年建”“貢生羅”等字樣。

咸豐三年（1853年），包頭鎮建起供奉韋陀和孚佑帝君的小廟。同治十二年（1873年），將小廟擴建為妙法禪寺。光緒十年（1884年），駐包頭清軍張樹屏和林成興不僅在大仙廟旁建起字紙會館，同時在妙法禪寺鑄了“敬惜字紙”焚字爐。

妙法禪寺焚字爐的爐口為焚紙入口，上方鑄刻有：“敬惜字紙”四個大字。銘文為：“光緒十年仲夏謹造 頭品頂戴提督軍門總統淮練馬步各軍山西大同總鎮額騰巴圖魯 張樹屏 代統樹軍總領理營務處記名總兵前直隸務開路府贊勇巴圖魯 林成興 總理淮練各軍文案處山東即補清軍府 王象清 總理淮練各軍稽查處即補協鎮 徐仕海 福順爐成造”。

包頭雖然是塞外“水旱碼頭”重鎮，但社會經濟文化仍落後於中原地區，有多少人將字紙放入“敬惜字紙”爐焚化，恐怕是屈指可數。現在敬惜字紙已經移出人們的腦海，“敬惜字紙”亦是消失已久的習俗。但是“敬惜字紙”“耕讀傳家”的中華傳統美德在包頭留下記憶，亦是寶貴的文化資源。

作者丨張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