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對周恩來十分敬仰,恰似學生對師長的敬重之情。他曾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和我的許多同輩人一樣,越來越感覺到:周總理是參天的大樹,我們只是在他的濃蔭下生長的矮小灌木。周總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輩,我們只是在他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後人。周總理是德高望重的師長,我們只是在他的領導和指引下擔負一定工作責任的學生。
回顧我自己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也可說凡是重要歷史時期和轉折時刻,無不得到周總理的教誨,無不感受到他的強大精神力量的影響。
1932年,陳丕顯首次見到周恩來。那時,陳丕顯在共青團福建省委工作,年僅16歲,而周恩來已經是備受敬重的黨和軍隊主要領導人。第二年,陳丕顯調到瑞金的少共中央工作,周恩來是中央領導人,兩人經常有機會碰面。抗戰初期的1938年、1939年,陳丕顯先後在武漢、延安見過周恩來。周恩來對同志特別是對青年同志循循善誘,平易可親,在嚴酷的鬥爭環境中泰然自若,不知疲倦地為黨和革命事業工作,這些都給陳丕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前後,陳丕顯與周恩來保持著緊密的工作關係。無論是在蘇中、華中工委,還是在蘇南、上海市委工作,陳丕顯都是從周恩來的講話、函電和指示中,領會和了解了很多黨中央、毛澤東的決策和教導,都堅決遵循周恩來傳達或作出的部署和決定做好各項工作。
1966年春,陳丕顯被確診患了鼻咽腫瘤,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周總理親筆覆電指示確定陳丕顯的治療方案,囑咐陳丕顯安心靜養,並在出差路經上海時與鄧小平一起專門到醫院探望。
“文化大革命”期間,身處逆境的周恩來為了儘量減少動亂造成的損失,宵衣旰食,嘔心瀝血。同樣身處逆境的陳丕顯,面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威逼利誘不為所動,而一聞知總理的召喚,就馬上行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崑山事件”發生之後,1967年元旦凌晨3點多,總理打電話給陳丕顯,首先對陳丕顯的健康表示關心:“阿丕,你身體好嗎?”陳丕顯回答:“身體還好,可以堅持工作,有什麼任務,總理您就下命令吧!”總理憂慮地詢問了有關“崑山事件”的情況,並說:“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崑山事件’要儘快解決,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斷。”
儘管陳丕顯當時身體尚未康復,政治形勢又那樣險惡、複雜,但他知道總理處境艱難,心甘情願為敬愛的總理分憂,所以他真誠而堅定地對總理說:“我聽從總理指示。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
在電話裡,陳丕顯還向總理傾述了自己對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疑惑、苦悶和委屈,越說越激動,一時竟說不下去。總理十分坦誠地對陳丕顯說:“阿丕,這些問題我很難回答你啊。但有一條,大不了就罷官嘛。沒罷官之前,照樣工作……”
不幸的是,這次通話成了兩人最後一次談話。陳丕顯從此投身到與林彪、“四人幫”一夥面對面鬥爭的前沿陣地,與醜惡勢力作不屈不撓的堅決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