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再說華東，儘管我們很多傳奇的紅色特工故事發生在這裡，而且中國情報保衛系統的最初的中樞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實上，鑑於當時長江以南地區，城市密集，又為國民黨政府長久經營（包括八年全面抗戰中，又是日偽政治、經濟，情報中心），故而當地原有隱蔽戰線組織的成員狀況，最為華東地區領導機關所警惕。經過調查，華東局組織部對華東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再說華東，儘管我們很多傳奇的紅色特工故事發生在這裡，而且中國情報保衛系統的最初的中樞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實上，鑑於當時長江以南地區，城市密集，又為國民黨政府長久經營（包括八年全面抗戰中，又是日偽政治、經濟，情報中心），故而當地原有隱蔽戰線組織的成員狀況，最為華東地區領導機關所警惕。經過調查，華東局組織部對華東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解放前夕，上海瘋狂公開捕殺中共黨人情景之一
1950年7月11日，華東局組織部主要負責人就華東地區黨的組織狀況，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所指出的：近三四年來，華東、特別是江南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在發展黨員時，發展太快又審查欠嚴，不僅使大批不合乎黨員條件的人加人黨內，還導致“少數品質不純的投機分子、敵特分子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南京、福建兩地，在淮海戰役前後發展了一批極不純的新黨員，甚至將一批軍統、中統、敵特等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了"。
華北本為老解放區比較集中的地區，但進人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每新解放一處，只要當地有地下黨組織，中共中央華北局都指示當地的上級黨組織必須以極其審慎的態度對待之。
1948年12月9日，華北局就如何對待張垣地下黨問題給中共北嶽區黨委的電報就說：凡主觀認為地下黨有問題而將其一腳踢開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錯誤的。但是，但凡認為地下黨成員中“會毫無問題，不至於有國民黨、三青團特務分子等混人，因而麻痺起來，對他們的工作採取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而聽之信之，以致初期群眾組織等為國特混入，同樣是錯誤的”。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再說華東，儘管我們很多傳奇的紅色特工故事發生在這裡，而且中國情報保衛系統的最初的中樞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實上，鑑於當時長江以南地區，城市密集，又為國民黨政府長久經營（包括八年全面抗戰中，又是日偽政治、經濟，情報中心），故而當地原有隱蔽戰線組織的成員狀況，最為華東地區領導機關所警惕。經過調查，華東局組織部對華東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解放前夕，上海瘋狂公開捕殺中共黨人情景之一
1950年7月11日，華東局組織部主要負責人就華東地區黨的組織狀況，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所指出的：近三四年來，華東、特別是江南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在發展黨員時，發展太快又審查欠嚴，不僅使大批不合乎黨員條件的人加人黨內，還導致“少數品質不純的投機分子、敵特分子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南京、福建兩地，在淮海戰役前後發展了一批極不純的新黨員，甚至將一批軍統、中統、敵特等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了"。
華北本為老解放區比較集中的地區，但進人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每新解放一處，只要當地有地下黨組織，中共中央華北局都指示當地的上級黨組織必須以極其審慎的態度對待之。
1948年12月9日，華北局就如何對待張垣地下黨問題給中共北嶽區黨委的電報就說：凡主觀認為地下黨有問題而將其一腳踢開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錯誤的。但是，但凡認為地下黨成員中“會毫無問題，不至於有國民黨、三青團特務分子等混人，因而麻痺起來，對他們的工作採取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而聽之信之，以致初期群眾組織等為國特混入，同樣是錯誤的”。
李葆華，李大釗之子，中共北嶽區委首任書記
還有一個細節原因，在解放原國統區前，當地以中共名義進行活動的組織中，許多隻是中共外圍組織。解放後，這些組織也被模糊地計作了地下黨組織。據當時的調查，蘇南地區獲得解放後，就發現某地43名黨員中，有21名原系 “新四軍小組"而被錯誤地編人了黨的組織。
有嚴重的是，一些隱蔽組織的負責人，由於資料掌握不全，甚或出於各種私利目的，在與新區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交接組織關係時，將許多非黨員報成黨員。如華東有一位地下黨員，即曾介紹90餘人接上黨的組織關係，後經整頓當地原有地下黨組織時他才承認，其中有40 餘人並不是黨員。此外，華東地區還發現有些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在全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突擊發展其親戚朋友人黨。又如在中南，也有一些類似情況的存在。中南局組織部經過調查就發現，解放軍解放中南各省的過程中，負責接管工作的幹部中多有與當地地下黨組織交接手續不嚴密問題。此外，還有些地下黨員幹部“為了貪功而將地下群眾組織報為黨的組織，致使黨群組織混淆不清，這樣就更把黨的組織情況複雜化了”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再說華東，儘管我們很多傳奇的紅色特工故事發生在這裡，而且中國情報保衛系統的最初的中樞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實上，鑑於當時長江以南地區，城市密集，又為國民黨政府長久經營（包括八年全面抗戰中，又是日偽政治、經濟，情報中心），故而當地原有隱蔽戰線組織的成員狀況，最為華東地區領導機關所警惕。經過調查，華東局組織部對華東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解放前夕，上海瘋狂公開捕殺中共黨人情景之一
1950年7月11日，華東局組織部主要負責人就華東地區黨的組織狀況，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所指出的：近三四年來，華東、特別是江南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在發展黨員時，發展太快又審查欠嚴，不僅使大批不合乎黨員條件的人加人黨內，還導致“少數品質不純的投機分子、敵特分子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南京、福建兩地，在淮海戰役前後發展了一批極不純的新黨員，甚至將一批軍統、中統、敵特等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了"。
華北本為老解放區比較集中的地區，但進人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每新解放一處，只要當地有地下黨組織，中共中央華北局都指示當地的上級黨組織必須以極其審慎的態度對待之。
1948年12月9日，華北局就如何對待張垣地下黨問題給中共北嶽區黨委的電報就說：凡主觀認為地下黨有問題而將其一腳踢開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錯誤的。但是，但凡認為地下黨成員中“會毫無問題，不至於有國民黨、三青團特務分子等混人，因而麻痺起來，對他們的工作採取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而聽之信之，以致初期群眾組織等為國特混入，同樣是錯誤的”。
李葆華，李大釗之子，中共北嶽區委首任書記
還有一個細節原因，在解放原國統區前，當地以中共名義進行活動的組織中，許多隻是中共外圍組織。解放後，這些組織也被模糊地計作了地下黨組織。據當時的調查，蘇南地區獲得解放後，就發現某地43名黨員中，有21名原系 “新四軍小組"而被錯誤地編人了黨的組織。
有嚴重的是，一些隱蔽組織的負責人，由於資料掌握不全，甚或出於各種私利目的，在與新區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交接組織關係時，將許多非黨員報成黨員。如華東有一位地下黨員，即曾介紹90餘人接上黨的組織關係，後經整頓當地原有地下黨組織時他才承認，其中有40 餘人並不是黨員。此外，華東地區還發現有些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在全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突擊發展其親戚朋友人黨。又如在中南，也有一些類似情況的存在。中南局組織部經過調查就發現，解放軍解放中南各省的過程中，負責接管工作的幹部中多有與當地地下黨組織交接手續不嚴密問題。此外，還有些地下黨員幹部“為了貪功而將地下群眾組織報為黨的組織，致使黨群組織混淆不清，這樣就更把黨的組織情況複雜化了”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面對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形勢，在原國統區，歷史上大批因各種原因脫黨、向國民黨政府自首甚至叛黨分子，又紛紛要求恢復其黨籍其中有很多在新區解放前，趁著地下黨組織規模急劇擴張、審查和接收手續混亂的機會，突擊恢復了黨籍。此種情況在曾經有過大量的中共政治及軍事鬥爭，而後又被原國民黨政府鎮壓下去的中南各省尤其普遍存在這類情況。
根據中南局組織部的一份報告，解放戰爭爆發後，解放軍某師在一次突圍行動中（湖北地區），有大批人員就地復員或掉隊、落伍，其中“除少數隱蔽保存了氣節外，絕大多數都自首或叛變了"。待到湖北解放前後，上述自首和叛變人員中，有很多又重新參加了中共工作，大部分在區鄉級機關工作。其表現，“除少數立場堅定或已認識錯誤決心改正積極工作者外，大多數是立場模糊，包庇地富（因他們復員或掉隊後很多受過地富庇護之恩）" “最壞的甚至勾結土匪壓制群眾，胡作非為，破壞政策"。報告強調：上述分子， “己成為在群眾中貫徹黨的政策的嚴重障礙，是湖北黨的建設中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再說華東，儘管我們很多傳奇的紅色特工故事發生在這裡，而且中國情報保衛系統的最初的中樞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實上，鑑於當時長江以南地區，城市密集，又為國民黨政府長久經營（包括八年全面抗戰中，又是日偽政治、經濟，情報中心），故而當地原有隱蔽戰線組織的成員狀況，最為華東地區領導機關所警惕。經過調查，華東局組織部對華東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解放前夕，上海瘋狂公開捕殺中共黨人情景之一
1950年7月11日，華東局組織部主要負責人就華東地區黨的組織狀況，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所指出的：近三四年來，華東、特別是江南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在發展黨員時，發展太快又審查欠嚴，不僅使大批不合乎黨員條件的人加人黨內，還導致“少數品質不純的投機分子、敵特分子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南京、福建兩地，在淮海戰役前後發展了一批極不純的新黨員，甚至將一批軍統、中統、敵特等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了"。
華北本為老解放區比較集中的地區，但進人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每新解放一處，只要當地有地下黨組織，中共中央華北局都指示當地的上級黨組織必須以極其審慎的態度對待之。
1948年12月9日，華北局就如何對待張垣地下黨問題給中共北嶽區黨委的電報就說：凡主觀認為地下黨有問題而將其一腳踢開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錯誤的。但是，但凡認為地下黨成員中“會毫無問題，不至於有國民黨、三青團特務分子等混人，因而麻痺起來，對他們的工作採取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而聽之信之，以致初期群眾組織等為國特混入，同樣是錯誤的”。
李葆華，李大釗之子，中共北嶽區委首任書記
還有一個細節原因，在解放原國統區前，當地以中共名義進行活動的組織中，許多隻是中共外圍組織。解放後，這些組織也被模糊地計作了地下黨組織。據當時的調查，蘇南地區獲得解放後，就發現某地43名黨員中，有21名原系 “新四軍小組"而被錯誤地編人了黨的組織。
有嚴重的是，一些隱蔽組織的負責人，由於資料掌握不全，甚或出於各種私利目的，在與新區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交接組織關係時，將許多非黨員報成黨員。如華東有一位地下黨員，即曾介紹90餘人接上黨的組織關係，後經整頓當地原有地下黨組織時他才承認，其中有40 餘人並不是黨員。此外，華東地區還發現有些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在全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突擊發展其親戚朋友人黨。又如在中南，也有一些類似情況的存在。中南局組織部經過調查就發現，解放軍解放中南各省的過程中，負責接管工作的幹部中多有與當地地下黨組織交接手續不嚴密問題。此外，還有些地下黨員幹部“為了貪功而將地下群眾組織報為黨的組織，致使黨群組織混淆不清，這樣就更把黨的組織情況複雜化了”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面對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形勢，在原國統區，歷史上大批因各種原因脫黨、向國民黨政府自首甚至叛黨分子，又紛紛要求恢復其黨籍其中有很多在新區解放前，趁著地下黨組織規模急劇擴張、審查和接收手續混亂的機會，突擊恢復了黨籍。此種情況在曾經有過大量的中共政治及軍事鬥爭，而後又被原國民黨政府鎮壓下去的中南各省尤其普遍存在這類情況。
根據中南局組織部的一份報告，解放戰爭爆發後，解放軍某師在一次突圍行動中（湖北地區），有大批人員就地復員或掉隊、落伍，其中“除少數隱蔽保存了氣節外，絕大多數都自首或叛變了"。待到湖北解放前後，上述自首和叛變人員中，有很多又重新參加了中共工作，大部分在區鄉級機關工作。其表現，“除少數立場堅定或已認識錯誤決心改正積極工作者外，大多數是立場模糊，包庇地富（因他們復員或掉隊後很多受過地富庇護之恩）" “最壞的甚至勾結土匪壓制群眾，胡作非為，破壞政策"。報告強調：上述分子， “己成為在群眾中貫徹黨的政策的嚴重障礙，是湖北黨的建設中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中南局組織部的又一份報告，（江西）解放前有一個地下黨組織，稱作“南昌城工部"，有中共地下黨員總計10數人。經查，該組織負責人在抗戰時期曾經被捕自首，其上級組織未將其自首情節甄別清楚，又於1947年將其派到 “南昌城工部"主持工作。其後，“南昌城工部"的上級組織“閩浙贛城工部"的主要負責人又曾全部叛變過。江西還有一個所謂地下黨組織，有所謂中共地下黨員70餘人。
渾水摸魚者也大有人存在，在中共取得全面勝利已經勢不可擋之時，有些脫黨、自首或叛黨分子，出於投機原因，自發起來組黨。這些所謂的中共組織，在新區解放初期，由於交接手續的混亂，一度也被當作了中共隱蔽組織。
前面所述那個70餘人組織的真實情況便是其負責人在歷史上曾4次被捕，其主持的這個所謂地下黨組織，是其自發組織的。還有一個所謂地下黨組織，其頭目傅某原系國民黨軍某師政治指導員，被俘後，在被送往老區某地受訓途中裝病逃脫，接受國民黨特務機關訓練後，以“中共特派員"名義潛伏下來，自封“書記"，建立組織。
時代變革，風雲驟聚，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導致負責新區工作的各地領導機關，一致得出了原國統區地下黨組織普遍存在思想混亂，組織不純問題的結論，並提出整頓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任務，並得到了批准。
這篇文字是一個思考。在多年對隱蔽戰線的愛好探索中，可以每每為隱蔽戰線的功臣在建國後遭受的一些並不公平的經歷而嘆息。也時不時看到江湖中傳說的“新十六字”指示（這個我問了不少前輩和同好者，均說有，但從未有人明確指出在何文件上，我個人看見的最早出處，是陳修良老前輩的自傳中吧）。
陳修良老前輩
同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當今天為各位隱蔽戰線老前輩，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報人員謳歌之時，抱屈之際，我們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國前後，隱蔽戰線，也就是地下黨的狀況呢，或許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對曾經國統區的隱蔽戰線為何要進行人員甄別和組織整理。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奪取一個個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並逐步地區建政的過程中，隱蔽戰線史功不可沒的。譬如四野攻佔天津前，天津地下黨組織一方面對天津主要工廠、機關和學校的設備、物資、負責人員出身歷史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取得材料或以繪圖說明，交給負責接管工作的相關部門。另一方面，根據地下黨員所在不同單位，分別部署具體任務。如，對集中在公營企業和較大私營工廠中的地下黨員，確定由其組織祕密護廠委員會，保護物資，團結群眾，監視反革命分子活動；對在學校工作的地下黨員，則令其組織護校委員會，保護圖書儀器，團結師生群眾；對在銀行、市政、報社、各公益事業文化機關工作的地下黨員，則嚴令其做好保護其所在單位的檔案、文件、表冊、物資的專門工作等等。並且針對各工廠、機關和學校的敵偽上層分子，大膽進行爭取工作，結合形勢，引導其看清出路、立功贖罪。還有當國民黨守城部隊停止抵抗後，則立刻派出地下黨員所組成的糾察隊，到各工廠、機關等處，亮明身份，即令該單位負責人接受保護單位財產和維持秩序的任務，違者予以控制。在四野開始進城後，則根據事先掌握的情況，建議進城部隊對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層分子提高警惕，輕易不要與其見面，以防其招搖撞騙、借勢嚇唬，或客觀上抬高其身價，以免引起一般群眾的誤會，影響黨群關係。
從農村終於包圍了城市，奪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終於實現，對於各地隱蔽戰線人員在黑暗中長期艱苦卓絕的工作，當時行政大局領導原則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顯了出來，從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領導機構對隱蔽戰線人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並非完全放心。事實上，俗稱的“進城”後，中共在當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中，負責幹部基本上都是根據地幹部和作戰部隊幹部，原地下黨成員進入領導層相對來說，比例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華中局關於對待武漢地下黨問題給譚政等電報就明確指出，武漢解放後建立起來的中共武漢市委，不能由武漢地下黨負責，而只吸收其黨員參加進來做一般工作。
這反映出負責新區工作的黨的上級領導機關，因初入新區，鑑於新區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因而普遍對於當地原有中共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
譚政大將
由於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解放前大肆捕殺中共隱蔽戰線人員，並且採用“細胞”方法，在各個城市鄉鎮安插下大量的潛伏特務，包括滲透進中共當地組織進行隱藏，解放初的政治環境還是相當險惡。同樣，當地隱蔽組織與上級的聯繫困難，對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項重大方針、政策，多有學習和貫徹不到位之處，包括部分人員長期處於國統區生活作風的包圍之中（這個也要一分為二，為工作不得不周旋於社交場合中，並且個人生活也要符合潛伏身份；也養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而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過去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讓他們的思想上也有單純的樸素主義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矛盾再一次顯現。因此，認為地下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比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華中局給譚政等電報中就說：武漢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此種精神應得到黨的大力讚揚。但亦應看到，因其長期隱蔽，得到黨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權的領導在檢討檢查原隱蔽戰線組織方面，認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隱蔽組織關係不純狀況。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後存在於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才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如在華東，有資料顯示，長江以南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區黨組織，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多已遭受嚴重破壞，其中很多成員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已撤至蘇北或山東等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待到解放戰爭爆發，特別是“三大戰役"進行過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些國統區原有的地下黨組織又得以恢復，其組織規模開始急劇擴張。於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現審查不嚴的問題，導致許多投機分子趁機人黨，嚴重的甚至使得敵特分子趁亂混人黨內。
再說華東，儘管我們很多傳奇的紅色特工故事發生在這裡，而且中國情報保衛系統的最初的中樞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實上，鑑於當時長江以南地區，城市密集，又為國民黨政府長久經營（包括八年全面抗戰中，又是日偽政治、經濟，情報中心），故而當地原有隱蔽戰線組織的成員狀況，最為華東地區領導機關所警惕。經過調查，華東局組織部對華東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不純狀況，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
解放前夕，上海瘋狂公開捕殺中共黨人情景之一
1950年7月11日，華東局組織部主要負責人就華東地區黨的組織狀況，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所指出的：近三四年來，華東、特別是江南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在發展黨員時，發展太快又審查欠嚴，不僅使大批不合乎黨員條件的人加人黨內，還導致“少數品質不純的投機分子、敵特分子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南京、福建兩地，在淮海戰役前後發展了一批極不純的新黨員，甚至將一批軍統、中統、敵特等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了"。
華北本為老解放區比較集中的地區，但進人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每新解放一處，只要當地有地下黨組織，中共中央華北局都指示當地的上級黨組織必須以極其審慎的態度對待之。
1948年12月9日，華北局就如何對待張垣地下黨問題給中共北嶽區黨委的電報就說：凡主觀認為地下黨有問題而將其一腳踢開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錯誤的。但是，但凡認為地下黨成員中“會毫無問題，不至於有國民黨、三青團特務分子等混人，因而麻痺起來，對他們的工作採取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而聽之信之，以致初期群眾組織等為國特混入，同樣是錯誤的”。
李葆華，李大釗之子，中共北嶽區委首任書記
還有一個細節原因，在解放原國統區前，當地以中共名義進行活動的組織中，許多隻是中共外圍組織。解放後，這些組織也被模糊地計作了地下黨組織。據當時的調查，蘇南地區獲得解放後，就發現某地43名黨員中，有21名原系 “新四軍小組"而被錯誤地編人了黨的組織。
有嚴重的是，一些隱蔽組織的負責人，由於資料掌握不全，甚或出於各種私利目的，在與新區新建立起來的領導機關交接組織關係時，將許多非黨員報成黨員。如華東有一位地下黨員，即曾介紹90餘人接上黨的組織關係，後經整頓當地原有地下黨組織時他才承認，其中有40 餘人並不是黨員。此外，華東地區還發現有些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在全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突擊發展其親戚朋友人黨。又如在中南，也有一些類似情況的存在。中南局組織部經過調查就發現，解放軍解放中南各省的過程中，負責接管工作的幹部中多有與當地地下黨組織交接手續不嚴密問題。此外，還有些地下黨員幹部“為了貪功而將地下群眾組織報為黨的組織，致使黨群組織混淆不清，這樣就更把黨的組織情況複雜化了”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面對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形勢，在原國統區，歷史上大批因各種原因脫黨、向國民黨政府自首甚至叛黨分子，又紛紛要求恢復其黨籍其中有很多在新區解放前，趁著地下黨組織規模急劇擴張、審查和接收手續混亂的機會，突擊恢復了黨籍。此種情況在曾經有過大量的中共政治及軍事鬥爭，而後又被原國民黨政府鎮壓下去的中南各省尤其普遍存在這類情況。
根據中南局組織部的一份報告，解放戰爭爆發後，解放軍某師在一次突圍行動中（湖北地區），有大批人員就地復員或掉隊、落伍，其中“除少數隱蔽保存了氣節外，絕大多數都自首或叛變了"。待到湖北解放前後，上述自首和叛變人員中，有很多又重新參加了中共工作，大部分在區鄉級機關工作。其表現，“除少數立場堅定或已認識錯誤決心改正積極工作者外，大多數是立場模糊，包庇地富（因他們復員或掉隊後很多受過地富庇護之恩）" “最壞的甚至勾結土匪壓制群眾，胡作非為，破壞政策"。報告強調：上述分子， “己成為在群眾中貫徹黨的政策的嚴重障礙，是湖北黨的建設中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中南局組織部的又一份報告，（江西）解放前有一個地下黨組織，稱作“南昌城工部"，有中共地下黨員總計10數人。經查，該組織負責人在抗戰時期曾經被捕自首，其上級組織未將其自首情節甄別清楚，又於1947年將其派到 “南昌城工部"主持工作。其後，“南昌城工部"的上級組織“閩浙贛城工部"的主要負責人又曾全部叛變過。江西還有一個所謂地下黨組織，有所謂中共地下黨員70餘人。
渾水摸魚者也大有人存在，在中共取得全面勝利已經勢不可擋之時，有些脫黨、自首或叛黨分子，出於投機原因，自發起來組黨。這些所謂的中共組織，在新區解放初期，由於交接手續的混亂，一度也被當作了中共隱蔽組織。
前面所述那個70餘人組織的真實情況便是其負責人在歷史上曾4次被捕，其主持的這個所謂地下黨組織，是其自發組織的。還有一個所謂地下黨組織，其頭目傅某原系國民黨軍某師政治指導員，被俘後，在被送往老區某地受訓途中裝病逃脫，接受國民黨特務機關訓練後，以“中共特派員"名義潛伏下來，自封“書記"，建立組織。
時代變革，風雲驟聚，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導致負責新區工作的各地領導機關，一致得出了原國統區地下黨組織普遍存在思想混亂，組織不純問題的結論，並提出整頓原有地下黨組織的任務，並得到了批准。
此後，各地新建政權的黨政組織部門開始了對原隱蔽戰線人員和組織開始了甄別工作，而其中，我們又不得不惋惜，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和主持人某些極端的意識下，不可避免造成了一些對有功之臣的誤解，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