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三月，闖王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盡殉國，崇禎帝的幾個兒子或死於戰火，或不知所終。此後不久，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擊潰李自成部，大清遂入主北京。五月，江北四鎮擁立福王子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為帝，史稱弘光帝，所建政權稱為南明。
滿清入關
就當時形勢而言，南明依舊佔有安徽、河南部分、江蘇、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等十多省的地方，且多為江南繁華富庶之地，同時南京保留了一整套現成的官僚機構，只要大統一定，國家機器便可正常運轉。更不用說北方大部分地區還有大批的仁人志士日夜翹首盼望王師，只待旌旗北指，便可趁機起事，光復大明。類比於南宋立國之時，其形勢其實要有利得多。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弘光朝立國不足一年便告覆亡，江南之地盡失，人民慘遭屠戮。此後南明遂失最有利的翻盤良機，儘管延續了十餘年的抗爭，也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南明形勢圖
南明為何不能如南宋那般偏安，延續百年國運，人們常常把指責的矛頭對準弘光帝。明末文人張岱評價：“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弘光者，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痴呆，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按此說法，弘光帝簡直就是自古以來昏君的集大成者，南明亡國的最大原因就在於選了一個錯誤的君主。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實弘光朝快速覆亡的關鍵原因並不在弘光帝身上，他只是替那些擁兵自重、黨爭誤國的文臣武將們背鍋罷了。
弘光帝朱由崧
首先說弘光帝是否是合適的繼位君主人選。當時崇禎一系或死或失蹤，已不可能繼承皇位。神宗子孫中福王朱常洵一系血緣最親且居長。所以在正常情況下，立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是理所當然的選擇。然而以史可法、姜曰廣等東林黨人為首的一派政治勢力卻以立賢為名，力主立潞王朱常淓為帝。潞王是明穆宗之孫、神宗之侄，血緣關係疏遠不說，其人以愛好音樂著稱，未見“賢”在何處。弘光帝被俘後他曾短暫監國，不到一月就降清，可見是個無能之輩。東林黨人非要保他上位，往好了說是沒有識人之明，往壞了說就是貪圖擁立之功，想借此機會掌控朝政。
潞王朱常淓
東林黨人素有清流之稱，藉助輿論打壓對手很有一套。為了阻止弘光帝繼位，史可法就拋出了七不可之說，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等，說的就如親眼看著弘光帝長大一般，其實多是無憑無據的毀謗之言。弘光帝在位時的種種荒淫、昏庸劣跡，均見於東林黨、復社等遺老所著之書。這些著書立說之人其實並未在弘光朝中出仕要職，自然也沒有近距離觀察皇帝行為的機會，因此他們所記種種無非是道聽途說的傳言，其中大多是為了證明其“先見之明”，推卸自己黨爭誤國責任而炮製的流言。
東林黨人
弘光帝即位後，不計較一直反對和痛罵自己的東林黨人前嫌，安排史可法、姜曰廣等人在朝中擔任要職，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寬大心胸。而祭奠撫卹靖難之役中死難的建文帝臣子，則表現出了難得的責任擔當和自我批判勇氣，此舉遂無益於戰事，但於收拾民心，增強朝廷凝聚力不無裨益。在位一年間，以馬士英等為代表的擁立功臣與東林黨人一直彼此傾軋，相互掣肘。弘光帝並未因擁立之功而偏袒馬派，而是周旋於兩派之間，竭力調和黨爭，其所作所為雖未能有功，但也並無大過。弘光帝被俘被殺，始終未有一語乞憐，比起主動投降的潞王，其氣節表現要好得多。總而言之，弘光帝並非昏庸無道之君，其亡國喪身，實是大勢所迫，非個人過失導致。
馬士英
那麼弘光朝覆亡的真正原因何在呢？小二認為至少有如下三點：其一是國策失誤，坐失良機。面對大舉南下的清軍，南明朝廷最佳的策略其實是聯合農民起義軍共同抵禦外侮。但南明君臣根本沒有認識到亡國滅種之禍，反而沉浸在“聯虜平寇”的幻想之中。在這一點上，史可法與馬士英並無分歧，他們都認為應先聯合清軍力量勦滅農民軍賊寇。正因為如此，弘光朝廷對於有心歸附的農民起義軍力量一概排斥，同時對於北方清軍佔領區卻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惹怒清軍，破壞平寇大計。本來弘光帝即位後，北方清佔區起義風起雲湧，紛紛響應南方明軍，清軍一時難以應付。但由於弘光朝廷國策失誤，明軍遲疑不進，這些起義被清軍一一平定，整個北方遂失去了收復的希望。等到弘光君臣看清滿清的真正用心，良機已逝，局勢已不可挽回。
南明黨爭
其二是黨爭嚴重，內耗不斷。終弘光一朝，黨爭始終未能停歇，雙方彼此排擠，朝堂政令難行，更遑論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在這方面，一直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東林黨人其實起到了極壞的作用。就在弘光帝繼位已成定局之後，東林黨人仍不甘心失敗，大肆散佈弘光帝失德無道的流言，同時藉著南渡三案（大悲案、太子案、董妃案）大做文章，質疑朱由崧繼統的合法性，這進一步削弱了南明朝廷的威望和凝聚力，使得許多地方軍徘徊觀望，或者乾脆投入清軍陣營。地方軍閥左良玉也是在這種流言的煽動下，藉助入朝“清君側”來實現其個人野心，導致弘光政權不得不調江北四鎮之兵去防禦，令得江淮防線更加空虛，清軍得以乘虛而入。
史可法
其三是武將跋扈，文臣無能。南明與南宋很大一點不同在於宋代重文抑武，武將功勞再大也得乖乖聽命於朝廷。岳飛這樣掌握重兵之人，一旦被朝廷召回，也只能束手就擒。而南明朝廷系由武將擁立，江北四鎮跋扈不法，不聽朝廷節制，弘光帝也無可奈何。這些武將內心各存私利，並沒有幾個真心忠於朝廷，因此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很少有盡忠禦敵者，多半望風而降。而以馬士英、史可法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對於天下局勢缺乏清醒的認識，制定不出切實可行的戰略路線，更缺乏統帥禦敵之才。例如史可法在江淮督師一年，始終無法將抗清力量聚合成團，不能北進而收復半寸失地，其固守的揚州僅僅一日就城破地失，昏庸無能可知。雖然最終他寧死不屈，表現出了可貴的民族氣節，但作為朝廷上下倚重的柱石，其誤國之責也是不可推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