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個人類文明史而言，在對人性的認知和假設上，中國與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存在根本不同，中國意識到獨立的心性的存在，並且認為人性本善，而西方則相反，他們自古至今都沒有意識到獨立心性的存在，也認為人性本惡。在我的文章中，西方是指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因為中國位於亞歐大陸的最東端。
在中國之內，儒家又與其他各家存在著根本不同，儒家意識到獨立的心性的存在，並且認為人性本善，其他各家則相反，他們沒有意識到獨立心性的存在，他們或者忽略人性問題，或者認為人性本惡。
就整體的中國歷史而言，存在兩個巨大的文化斷裂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另一個則是辛亥革命之後至現代這個100多年。文化斷裂的主要標誌，就是拋棄人心本善的假設，引入和信奉人性本惡的新假設，在春秋戰國時期如此，在辛亥之後的這100多年也是如此。
在春秋之前，儘管沒有明確的儒家學說，但是，在實踐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人心假設都是儒家的，都是以獨立心性、人心本善的理念為基礎的。這一點在《五經》中有明確的體現。
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時代，其實質就是以心性獨立、人性本善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崩潰和價值觀念的崩潰。不僅三代時期的禮樂制度崩潰了，心性獨立、人性本善的理念也崩潰了，開始冒出法家式的人性本惡的新思想。於是所謂的諸子百家出現了。
以法家思想作為指導的秦國，儘管最後吞併了東方六國，但卻在統一中國後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就迅速崩潰。這意味著秦國、法家只是戰國混亂時期的王者，但卻不可以作為長治久安的秩序、制度基礎。秦始皇統一中國並沒有讓“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終結，而是將這種混亂推向高峰。
真正結束“禮崩樂壞”混亂的，是漢武帝。他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舉的實質是恢復以心性獨立、人性本善的制度基礎和人性假設，也建立了維持2000多年的政治範式和學術範式。直至辛亥革命再次中斷，辛亥革命之後的這10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禮崩樂壞”。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質，是中國文化在歷經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混亂和斷裂之後，所出現的偉大復興。儒家是中國文化的嫡傳正宗，繼承了中國文化的真血脈，堅持心性獨立和人性本善。當然，兩漢的儒家的確受法家等其他各家的影響，對心性獨立和人心本善也稍稍有所偏離，但是在根本上還是堅持的。
辛亥之後，中國進入第二次禮崩樂壞，開始再一次拋棄心性獨立、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而引入了西方學術，引入了人性本惡的假設。但是，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文化復興、文化自信的呼聲也迅速高漲。中國再一次真正的文化復興，也必然會讓辛亥以來的第二次“禮崩樂壞”得以終結，也必然需要第二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正是因為在辛亥之後的第二次“禮崩樂壞”中，中國的學術開始西化，西式學術開始主導中國，人性本惡的假設開始主導中國，因此，中國也開始對儒家，以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進行了否定和謾罵。把儒家所稱是專指統治的幫凶，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成了思想專制、學術專制。
現代的中國之所以會否定儒家，原因是受到到西方學術的誤導。
從類文明史的整體來看，中國文明是以心性獨立和人性本善為基礎的，中國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也是建立在這一基本理念的基礎之上。中國文化認為人的本質在“心”，而“心”的基本屬性是“義”、“道義”。整個社會的秩序就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之上，是一種道義秩序。
這些理念是中國文明自一開始就有的。從制度層面來說，中國文化認為制度的基礎在“約”。劉邦進入咸陽後，首先做的事是“約法三章”。“約”是什麼？其本意是繩子、結繩。但是，在中國文明的早期，結繩是契約。契約首先在中國出現，其最早的形態就是結繩，後來又出現了書契。結繩是一對繩子，書契是一對木片或竹片。“契約”一詞就是由結繩和書契演變而來，“約”是結繩，“契”是書契。
在堯舜之前，中國是沒有政府的，整個社會的秩序完全是靠契約來實現，是一種純粹的契約秩序。這就是《周易 繫辭》所說的：“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老子和莊子對中國早期的契約時代和契約秩序也是非常崇尚，認為是“至德”、“至治”的時代，老子直接呼籲：“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即要恢復契約時代、契約秩序。
中國的契約不僅為人類歷史最早，而且相對於後來西方所出現的契約，其內涵也最純正。中國契約的基礎在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任，這種信任是內在的心性層面的。在這種契約機制中，契約雙方都是獨立的主體，都是擁有獨立心性的人。雙方基於自己的真心，進行思考判斷，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共識，形成契約條款。
從單獨一方的角度，契約條款是自己真心、真意的表達，因此是“誠”。從雙方的角度，契約條款是共識，使得雙方的內心都可以被滿足，因此是“義”、“道義”。
這樣的契約是社會秩序的基本單元，整個社會秩序就是由眾多的契約所構成。整個的社會秩序就是一個契約秩序，也是一個道義秩序，其基礎就是個人的“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庸》說：“誠者，天之道”。
“誠”就是按照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去做事，就是發揮自己的真實心性。在中國文明早期的契約機制和契約秩序中，“誠”就將個人內心的滿足和社會秩序的實現完美地統一在一起。因為作為社會秩序基礎的“義”、“理”、“道”，恰恰就是人性的基本屬性。這是心善論的實質內涵。宋明理學將這一原則總結為“心即理”、“性即理”。
這意味著，儒家的性善論不是空想的理論，而是以中國文明早期的契約實踐為基礎的，是對契約時代那段漫長曆史的總結和提煉。
性善論的核心並非是平面化地對人性屬性進行判斷，有的認為人性是善，有的認為人性本惡，而是認為人心是一個思考認知主體，是人的思考認知活動的發出者。當人心在進行思考認知時，是以“義理”、“道義”的原則進行判斷和選擇的，最終使得其行為是符合道義、義理的。
因此，心善論的核心在於認為人心是一個獨立而完美的思考主體，會以道義的原則進行思考，進行判斷和選擇，即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人的主體性，就體現在心的主體性上，而心的主體性則體現在獨立的思考上，獨立的判斷選擇上。
相應的，人性本惡的核心也不在對人心屬性的惡的判斷上，而是在不認為人是一個可以獨立的主體，不認為心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他們認為，人不具備獨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和判斷選擇能力。一旦放任人去獨立自主的思考，他們一定會做出惡的選擇和行為。
與中國的歷史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西方歷史中是不存在中國的“心”的概念，不存在心性獨立的概念，同時他們在文明的早期，也不存在契約時代。他們認為人不是一個可以完全獨立的思考主體，自然也會認為人性本惡。
但是，西方歷史卻又呈現不斷進步的特徵，這個進步，究其實質就是朝向人是獨立的思考主體的方向接近。同時整體來看，西方的這種不斷進步，只可能是中國文明西傳的產物，是在中國心性獨立、人性本善的文化週期性地影響下而出現的。
這樣一來，整個人類就呈現這樣的特徵，中國文明心性獨立的，人心本善的，而西方文明則是不斷朝向心性獨立和人心本善而進步，儘管至今依然沒有到達終點。所有，即歷史的整體而言，人心本善更符合歷史實際，符合人性實際。
同時，兩次拋棄自身的心性獨立和人性本善的“禮崩樂壞”也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產物，第二次是受歐美的影響，第一次則是受當時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的影響。
事實上，如果本性真的為惡，那麼人類社會就壓根不會出現良好的秩序。現代人認為，正是人性本惡，要實現良好的秩序，就是需要強制性的法律和制度來保障。但是，如果人性真的本惡，有怎麼可能出現秩序的概念，有怎麼又法律和制度的概念。法律和制度的出現是一定基於已經存在秩序的前提下而出現的，一定是現有的秩序，後有的法律。但是，現代卻想當然地把法律和制度的存在當成了基本前提。之所以如此，因為法律和秩序的早期歷史為西方所無，而僅為中國所有。
前面已經指出，就歷史而言，社會秩序的基礎和起源在契約，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法律都是起源於契約的，甚至法律就是契約。在漢語中，法律與公約同義，“約”就是契約。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做過考釋，“法”、“律”二字的甲骨字形就是源自契約。因此，就中國文化而言，法律並非一種人心之外的外在權威，而是基於內在心性的共識，法律本於人心。
但是，在西方法律和契約出現的很晚，而且顯得非常突然，最早是西亞古兩河的蘇美爾文明末期，相當於中國的堯舜時期。但是，在中國本來是法律和契約合一的，在西亞卻一分為二。在中國作為公約的法律，在西亞卻變成是神意，是神對人類的命令。而契約的基礎也不再是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任、誠信，而是作為神意的法律。
西亞的法律和契約更可能是對中國契約引入並進行當地化的結果。當時西亞的先賢看到了來自中國公約和契約的優點，非常想學習，但是他們又缺乏契約實踐的歷史，也缺乏支持契約和公約的心性文化，只能在自身多神教的背景下進行改造，將公約說成是神意，並在法律的支撐下推行契約。當時，接受公約和契約的先賢，一定也是接受性善理念的，至少他自身是性善的。
更能體現這一點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猶太教直接將法律看成了契約，但是人和上帝之間的契約。不僅如此，他們將整個人神關係都看成是契約關係，因此《聖經》也叫《約書》，就是上帝與人之間的合同。
基督教更進一步，將為上帝注入了“義”的概念，即“性善”的概念。他們認為人是性惡的，是沒有義的罪人，但是上帝是性善的，是有義的，人通過信仰上帝，就可以獲得上帝之善性，獲得上帝之義，從而人也就變成性善的義人，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因信稱義”。
究其實質而言，基督教是一種曲線救國的性善論，人可以通過信仰性善的神，而讓自己得到救贖，變成一個心善的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歐從基督教演變成現代文明，不是進步，而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