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傳體和紀傳體史籍
紀傳體是我國古代歷史書籍的重要體裁之一。紀傳體以人物為記載中心，其創始人是我國偉大史學家司馬遷，其代表作為《史記》。其體例分為：“本紀”，以叔帝王，兼排比軍國大事；“世家”，記諸侯封國、開國功臣、特殊人物；“表”，用以譜列年爵、事件及人物；“書”(後史皆改為“志”)，記載重要典章制度的沿革與變遷；“列傳”，記述將相功臣、社會各階層代表人物、少數民族及外國。這種體裁以帝王將相為歷史的主體，是全書的中心，全書雖有五種體例，但核心是紀、傳，故該體以此得名。
紀傳體之所以在司馬遷那個時代產生，是我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根據史學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有文字以後，人類記事的最簡單形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因此，編年記事成了最早的史籍編撰法。墨子所言“吾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與孔子所得“百二十國寶書”(《史記正義》引何休語)以及流傳下來的《春秋》、《竹書紀年》都是編年體史籍。這些編年史一般都是簡單的大事記，不能全面反映歷史事件．人物活動和社會制度，後人讀起來也費解，所以，東漢桓譚曾批評《春秋》過於簡單，“是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可知也。”(見《新論·正經篇》)王安石譏之為“斷爛朝報”(《宋史·王安石傳》)。《左傳》雖然由大事記撰史方法改為編年敘事，內容比較詳細，但仍不能全面反映歷史。司馬遷之前，曾出現過一部《世本》，其體例有帝系、姓氏、居、作、世家、傳、譜，司馬遷據以再參考《國語》、《尚書》等先典典籍的編纂特點，創造了紀傳體。紀傳體的創立，擴大了記載歷史的範圍，豐富了史籍的內容，也推動了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司馬遷在其《自序》中嘗自比孔子，說自己的著作是“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范曄也曾說；“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後漢書·班彪傳》)這些都表明司馬遷的《史記》是繼承和發展先秦史學成就的結果。就其史學編纂造詣，劉向、揚雄稱讚說：“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可見，司馬遷創立紀傳體是對史學的重大貢獻，他被譽為“良史之才”是當之無愧的。
紀傳體產生也是時代的需要。《史記》出現於漢武帝時期，並非偶然。從孔子到司馬遷，中國封建社會經歷了一個由割據到統一、由亂到治的歷史時期，在此時間，秦始皇首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漢武帝時，這個制度得到鞏固和發展面趨於成熟，正處於上升階段的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都空前繁榮、空前強大。紀傳體這種包羅宏富、體制博大的纂史體例正是時代特點在史學方面的反映。儘管司馬遷遭受到漢武帝的極刑之辱，但是，司馬遷歌頌封建帝王、維護封建制度的基本宗旨是沒有改變的。其父臨終遺言囑託他繼承父志，寫一部表彰“海內一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見《太史公自序》)，反映了司馬談維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願望。應該說這是符合時代需要的。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指導思想與其父志完全相同，他在《自序》中寫道：“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這裡的中心思想是說，天上的群星朝北斗，幅條繞車軸，人間的中心是帝王，群臣作為股肱相輔佐。這種“帝王中心論”，是封建等級制度的核心，是維護封建秩序的需要，是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在史學領域的必然反映。這種“帝王中心論”正是歷代帝王選擇紀傳體編撰正史的根本原因。由於帝王的垂青，由於紀傳體本身的特點，紀傳體正史取得了史界的主流派地位，流傳久遠，竟與封建王朝相終始。縱觀全部紀傳體正史，無不深深打上“帝王中心論”的烙印。
用紀傳體撰寫的史籍根多，但並非所有紀傳體史籍都被承認為正史，而有正史、別史之分。正史一詞，首見《隋書·經籍志》，即由皇帝欽定或官方批准的紀傳體史籍。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敘文所說：“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與稗官野記異也。”清代經乾隆皇帝“宸斷”的正史，人們通常稱為“二十四史”。民國時期，總統徐世昌曾下令批准柯劭忞撰的《新元史》為正史，因此，又有二十五史之稱。民國初年，清史館編撰了《清史稿》，因有違礙民國言詞與思想，明令禁止發行，後雖有重修打算，因“七七”事變而受阻。到一九七七年，才由中華書局整理標點，正式發行。從《史記》到《清史稿》共計二十六部正史。
所謂“別史”，即未被欽定的紀傳體史籍，目錄學家們稱之為“別史”。“別史”之名始於《宋史·藝文志》。《四庫總目》雲，別史即正史別支，“猶大宗之有別子云爾”。重要的有；宋代王偁的《東都事略》、鄭樵的《通志》、謝啟昆的《西魏書》．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陸游的《南唐書》、樑廷柟的《南漢書》．陳正源的《宋史翼》、葉隆禮的《契丹國志》，邵遠平的《元史類編》，查繼佐的《罪惟錄》，徐鼒的《小腆紀年》、溫睿臨的《南疆逸史》等。到近、現代，紀傳體史籍幾乎絕跡，今人用紀傳體寫史的，僅有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稿》一書。
從紀傳體正史的修撰情況看，可以分為私修、官撰、奉敕私修三種，其中私修為數較少，而且最後也需要官方認可，才可以入正史。編修正史，東漢以後，形成一種制度，每一個新興王朝都要為前一個王朝寫史，一律遵循“國可亡史不可滅”的習慣法，編修正史。修史所據史料，主要是前朝起居注、實錄、官府典章、文件檔案等等。每個王朝的皇帝言行動止，軍國大事都由史官記錄，稱之為起居注。實錄是根據起居注編成的，其體裁屬於編年體，本紀主要根據實錄寫成。一個王朝滅亡後，這批資料由後一個王朝作為戰利品妥善保管，以備修史。唐代以前，多以個人之力撰史，唐太宗時建立史館，聚集人才，以宰相監修，由此變為官修。帝王如此重視修史，完全出於吸取治亂興衰經驗的需要，以圖從中尋求新王朝治國安邦之道。對新王朝統治者來說，為前一王朝修史，也是宣揚封建倫理、綱常、名教、道德並以此維護新王朝社會秩序的重大措施。司馬遷在《禮書》、《樂書》中指出：“治上安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唐太宗也曾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舊唐書·魏徵傳》)這說明修史與加強封建統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象元朝末年，在風雨飄搖中，統治者仍然沒有停止修史工程，終於在滅亡之前，由宰相脫脫主持，完成了元初以來沒有完成的宋、遼、金三史。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正史是改朝換代的產物，它標誌舊王朝壽終正寢，又意味著為新王朝樹立一面歷史明鏡。當然，由於正史是為新的王朝服務的，因此，修史過程中必然要說明“革鼎”之役的合法性、合理性，也總不免要隱瞞自己的醜事，歪曲某些事件真象，因此，閱讀正史必須善於識別篡改成分。
正史的地位決定了人們研究正史的興趣。對正史的研究反過來對正史的演變，發展又起著推動作用。這裡有必要對正史研究成果做一簡要介紹。
首先是註釋，考證。註釋以“前四史”、《晉書》為主，《史記》註釋以蘭家注為代表，裴胭的《史記集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冠於眾家之注。《漢書》注家較多，東漢至南北朝有應劭、服虔、韋昭等二十三家之多，唐顏師古集眾家注，作《漢書注》，唐至清又有六十七家注《漢書》，清王先謙作《漢書補註》，為集大成的注本。《後漢書》註釋，有樑劉昭、唐章懷太子注，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則在諸家之上。《三國志》註釋，最傑出的當推劉宋裴松之注，裴注採用一百四十多種史籍及有關史料，註文可分補闕、備異、懲妄，辨論四個方面，資料份量超過原文三倍，裴松之堪稱《三國志》的功臣。《晉書》有吳士鑑．劉承幹合注的《晉書斟注》，姚銘恭的《晉書繁注》。除上述幾家註釋之外，其他正史均無注本。關於考證正史的著作，清代最為發達，成就最大者有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張元濟的《校史隨筆》。考證一史者為數也不少，清樑玉繩、王念孫、崔東璧，今人陳直先生皆有所發明，日本人龍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也是考史佳作之一。
第二是補史。重點是表，志的補作。正史中紀傳表志齊全者十種，有志無表者九種，無表無志者七種，即使有表有志的也“未嘗無瑕可指”。因此，後世史家紛紛補作表志。一般說來，志難作亦難補，江淹曾說：“修史之難，無出於志。”鄭樵也認為：“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系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通志·總序》)補志雖難，卻很有價值。顧頡剛先生說：“表之為用，不僅旁行斜上，而在乎鉤玄提要，志之為用，亦不惟整齊故事，而在乎原始要終。”他又說：“正史中之表志，於典章之沿革，人事之變遷，各盡其貫穿綜臺之任務，使讀之者對於歷史現象有整個之認識，則更為此資源中之真精實髓。”(見《二十五史補編．序》)補史之作大致有三類：有補作，如錢文子的《補漢兵志》；有校正，如王啟元的《史記月表正訛》；有考訂，如姚振孫的《隋書經籍志考證》。補史的全部成果已匯為《二十五史補編》，是正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
第三是系統評論正史。成就較大者有范文瀾的《正史考略》、徐浩的《二十五史論綱》，另外，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以及其他史部要籍解題著作，對正史也有較系統評介。
第四是研究正史的有關工具書，如《史姓韻編》、《二十四史傳目引得》、前四史的《註釋綜合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傳記人名索引》、《二十四史不列傳人名索引》，近年來中華書局又陸續出版各史的人名、地名索引，現已出七種。
為了系統整理正史研究成果，中華書局已開始出版《二十四史研究資荊叢刊》，已出版的有樑玉繩的《史記志疑》、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等。這套叢刊的問世，必將進一步推動歷史遺產的研究。
關於正史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幾種：宋元刻本，已不多見，只有少數幾家圖書館有收藏。明刻本有南京國子監本，簡稱監本，毛晉汲古閣刻本，簡稱汲本；清代有武英殿二十四史刻本，簡稱殿本，金陵五洲書局刻本簡稱局本；一九四九年以前，還有同文書局石印本、集成圖書公司印本、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石印本、四部備要本、四部叢刊珍本、百衲本等等；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八年，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二十四史標點本，集註釋、校刊之大成，可稱最佳版本，深受廣大讀者歡迎。
關於紀傳體優劣，前人已有許多評論，我國傑出史評家劉知幾指出：“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期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其短處是“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史通·二體》)清代文史評論家章學誠對司馬遷、班固奠定的紀傳體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遷書體圓用神”，“班氏體方用智”，(《文史通義·書教下》)成為藏往知來的史學名著，其編撰體例成為“後世不祧之宗”。章氏又指出，紀傳體到後世便僵化起來，失去生氣。他說：“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因此，章氏提出變革史籍編纂法的主張，近代梁啟超認為，“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蹟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他還嚴歷批評《漢書》以下諸史，以帝室為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成為紀傳體最嚴重敞病。然而，梁氏又說：“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記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中國歷史研宄法·過去之中國史學界》)他所理想的史籍，實際上是會通古今的章節體。以上諸家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紀傳體利病得失，各有精闢之見。筆者認為，紀傳體最大優點是分門別類記載人物，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教育等重大制度，系統保存了古代文獻，便於後人從各個方面查找史料。其最大缺點是不能概括歷史全過程，看不出所史進程的原委、因果關係。就是說，分門別類記事有餘，綜合概括不足。作為歷史遺產。今天仍有學習、研究之必要，也是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必讀之書。作為歷史編纂學的價值來說，也仍然有一定借鑑意義。今天固然不必大張旗鼓地恢復這種編寫形式，但是，為了繁柴史學，百花齊放，可以吸取紀傳體的某些優點，蒐集資料、編寫歷史，也可以收到古為今用的效果，如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稿》便是一例。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