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小說家言的周作人自辯
最近，偶爾翻閱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吳巖短篇小說集《株守》，閱讀同名小說《株守》時，赫然發現這麼一段話：
真是活見鬼，今天有一位老同學不遠千里而對我遊說了。他一進門就用“幽默”的口吻報告道：“老X，我落水了！”。面孔上賊忒嘻嘻的，彷彿說的是別人的事。接著又把臉色一變，辯解道：“其實我們這種算什麼漢奸，賣國輪不到我們這種小公務員。我們是‘漢飯’，老老實實是為了要吃飯，要生活。我不當公務員就不能活！我們幾個公務員說過一個笑話：我們也是抗戰派，我們吃敵偽的飯，拿敵偽的錢，我們是在經濟上進行消耗戰。老X，你不要小看這笑話，至少有三分道理呢！”。給自己點了一支菸他引經據典地說到了周作人，“我倒很佩服他的一句話，他說：‘我們這種人固然很糟，可是假使我們不出來做事，還有比我們更糟的人要出來做的。”你看到這幾句話嗎?是對一個記者發表的談話，登在《中華日報》上的。你看他說得多坦白多中肯！
吳巖著作《株守》(1948）談及周作人為自己落水的辯解
關於周作人落水自辯問題，這些年探討為文者頗多，論者多半會援引《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 1960-1966》（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中周作人1964年7月18日致鮑耀明的信。周作人在信中自辯說：
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氣力去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後就答應了，因為自己相信比較可靠，對於教育可以比別人出來，少一點反動行為也。
和《株守》中周的話“我們這種人固然很糟，可是假使我們不出來做事，還有比我們更糟的人要出來做的”相比，表達方式雖然不一樣，但意思大體一致，當然，小說中的文字更通俗，更大眾化一些。然而，小說《株守》雖然經歷了初刊（1946年《文藝復興》第四期）、收入文集（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同名小說集）、再版（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軛下集》），書中周作人自辯這麼重要的材料（且早於周致鮑信中的自辯十八年，早於此信的公開當然更早），迄今沒有被論者注意到，也未見任何人引用。究其原因，可能和抗戰初期開始文學創作、本名孫家晉的吳巖（1918-2000），1949年後長期在上海從事文學翻譯（曾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與文學創作疏離、與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隔膜有關。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有論者注意到《株守》中的文字，不過，只是視其為小說家言，沒有當真，更沒有去查實。
不過，我閱讀之後當真了。自然，“當真”這兩個字敲進電腦裡去，一秒的時間都不用，但要從沒有全文索引、浩如煙海的淪陷時期上海汪偽政權機關報《中華日報》裡找到周作人對記者的這麼一篇談話，那可真是好比大海撈針，殊非易事。當然，再不容易，這枚大海中的針，還是有幸被我撈到了。其中辛苦，不必多說，還是言歸正傳，周作人是何時何地對記者說的上述這番話，又刊登在《中華日報》上的呢？
薛慧子《北國縱橫記——和周作人一席談》，刊於1942年11月24日《中華日報》
1942年11月23日，《中華日報》開始連載薛慧子的《北國縱橫記》，這是薛同年10月“奉命”隨同汪偽政府首腦汪精衛“北巡”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此前幾天，薛慧子還在《中華日報》連載過《主席北巡歷程》，為汪精衛“出巡”華北大肆吹捧。刊登在11月24日《中華日報》第二版上的《北國縱橫記（二）》，是他在北平採訪周作人的記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這篇並沒有註明日期的對周作人的訪談，不但涉及周作人對落水的自辯、對當時中日關係的表態，還罕見地透露了周作人對自己和魯迅“做人寫文”上的態度，雖然每個問題著墨不多，卻是研究周作人心態的珍貴史料。遺憾的是，這麼一篇重要的訪談文字，竟然在故紙堆裡蒙塵大半個世紀，未見於任何周作人的研究論文或專著，也未見其年表（年譜）、傳記提及。
周作人的“幽默”
《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一文中，周作人對自己出任偽職辯解，是以幽默的方式表達的：
從寫文章說到做官，他說得很幽默：“這並非什麼官興勃發，實在的，我們這種人很糟，但，如果不做吧，恐怕還有更糟的人來做”。
薛慧子對此的評價是：“淡淡的一笑，寄沉痛於悠閒。”
薛文中引用的周作人自辯語，和小說《株守》中周作人的話，表述基本一致，行文略有差別，由此可見，淪陷時期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和創作的吳巖，當年肯定是注意到《中華日報》上薛慧子對周作人的這篇訪談，且留下深刻印象，並在日後的創作中靠記憶加以引用的。
訪談中，周作人為自己辯解時，還稱胡適在“七七事變”前和他說的一番為什麼中國人要堅持抗戰的原因：因為打敗了，猶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榮；而堅持和平的話，和不了就要容易給人唾罵。
一般認為，“七七事變”之前，胡適堅持的是“主戰亦主和的雙管齊下的思想”（胡慧娥《胡適抗戰思想新探》，《長沙大學學報》 2017年第1期，頁58-63），周的說法，到底是真是假，抑或只是周為自己辯白的一種手法，恕我孤陋寡聞。如果確實有，不知胡適是在什麼場合和周談及抗戰之事，是否留有書面文字，希望知情者不吝賜教。
此外，《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值得注意的另一點，就是周作人罕見地提及了魯迅：
我與魯迅，從小都在寒苦中生長；做人寫文，不過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薛慧子說，這是“作人先生最後很懇切地自我解釋”。我們知道，自從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不再來往後，周作人在1949年前極少談及魯迅，遑論把自己和乃兄在“做人和寫文”方面對比。在落水之後，他“很懇切地自我解釋”自己和魯迅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是頗耐人尋味的。
薛慧子在文章中，吹捧周是“日本通”，其知己知彼的卓見，日本人也肅然起敬，並借周口說“要促進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負起一半責任”。
從題詞推斷訪談時間
在此文中，還附錄了周作人給薛慧子的題詞：
愛中國必須兼愛東亞愛中國亦即可以愛東亞 慧子先生囑書
卅一年十月廿五。作人
薛慧子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本未註明訪談時間，好在這段題詞的落款時間，提供了線索。薛慧子在文中提及，“這次第一天向他索書，第二天專誠去訪問，這題字竟蒙他一逕寄到南京去了”。
查《周作人年譜 1885-1967》（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0年4月），1942年10月25日有如下記載：
同在北京的偽宣傳部長林柏生及王揖唐、王蔭泰、殷同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諸漢奸赴機場迎接為出席1942年度偽新民會全體聯合協議會，由南京專程飛抵北平的汪精衛、褚民誼、梅思平等人。
晚，往外交大樓，參加王揖唐為汪精衛等舉行的招待宴。同座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諸漢奸。
上述薛慧子所言“這次第一天”，自然就是10月25日，可以推斷薛作為隨行記者陪同汪精衛抵達北平，而接機者裡就有周作人。按照薛的說法，他和周此前在去日本中轉時曾在新京（長春）見過面，這次再度做揖，自然算是熟人了，因此，薛抽了個機會向周“求書”。令薛意外的是，他第二天（10月26日）前往“門口有幾位壯漢守衛”的八道灣十一號訪問周作人時，“這題字竟蒙他一逕寄到南京去了”。從題字落款“十月二十五日”看，周作人是薛求書當天，雖然行程非常忙碌，仍然抽空寫成，而且當即寄去了南京。對一名年輕記者（薛出生於1914年，當時還不到三十歲），周的表現不免太過殷勤。當然，鑑於薛慧子是汪精衛的隨行記者（甚至當年有傳言不少汪精衛的演說詞都是薛慧子草擬），周的行為也就好理解了，尤其題詞所謂“愛中國必須兼愛東亞”，更迎合了當時日偽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圖謀。
再查《周作人年譜 1885-1967》，周作人10月26日的行程也十分緊湊：
上午，往北京大學醫學院，赴醫學院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會。
下午，赴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為汪精衛舉行的招待宴會。同座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諸漢奸。
由此推斷，薛慧子前往八道灣十一號拜訪周作人，應該是26日晚，否則，很難有充裕的時間“主賓對坐，隨便談談”。薛文雖然沒有提及具體時間，但對周作人“寒齋”不寒用“火爐很旺”四字描述，還是依稀透露出晚間的氣息來，畢竟只有天暗才能襯托出火旺來。當然，這只是我的判斷，但無論早中晚，薛周訪談在10月26日進行，則是毫無疑義的了。
薛慧子認為周作人為文有“談言微中”的妙處，但他又指出：
年青的叫囂的讀者，對這妙處決不能領略得，把他一筆抹殺，看做“玩物喪志，無補時艱”的時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這是“冤獄”，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給他一個翻案。
這段文字，不由讓我聯想到一年後第二屆東亞文學者大會上發生的，針對周作人的“掃蕩反動老作家”風波。看來，對周作人的“抹殺”其來有自。此處不贅。
薛慧子《北國縱橫記——和周作人一席談》，刊於1942年11月24日《中華日報》
1942年11月23日，《中華日報》開始連載薛慧子的《北國縱橫記》，這是薛同年10月“奉命”隨同汪偽政府首腦汪精衛“北巡”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此前幾天，薛慧子還在《中華日報》連載過《主席北巡歷程》，為汪精衛“出巡”華北大肆吹捧。刊登在11月24日《中華日報》第二版上的《北國縱橫記（二）》，是他在北平採訪周作人的記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這篇並沒有註明日期的對周作人的訪談，不但涉及周作人對落水的自辯、對當時中日關係的表態，還罕見地透露了周作人對自己和魯迅“做人寫文”上的態度，雖然每個問題著墨不多，卻是研究周作人心態的珍貴史料。遺憾的是，這麼一篇重要的訪談文字，竟然在故紙堆裡蒙塵大半個世紀，未見於任何周作人的研究論文或專著，也未見其年表（年譜）、傳記提及。
周作人的“幽默”
《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一文中，周作人對自己出任偽職辯解，是以幽默的方式表達的：
從寫文章說到做官，他說得很幽默：“這並非什麼官興勃發，實在的，我們這種人很糟，但，如果不做吧，恐怕還有更糟的人來做”。
薛慧子對此的評價是：“淡淡的一笑，寄沉痛於悠閒。”
薛文中引用的周作人自辯語，和小說《株守》中周作人的話，表述基本一致，行文略有差別，由此可見，淪陷時期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和創作的吳巖，當年肯定是注意到《中華日報》上薛慧子對周作人的這篇訪談，且留下深刻印象，並在日後的創作中靠記憶加以引用的。
訪談中，周作人為自己辯解時，還稱胡適在“七七事變”前和他說的一番為什麼中國人要堅持抗戰的原因：因為打敗了，猶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榮；而堅持和平的話，和不了就要容易給人唾罵。
一般認為，“七七事變”之前，胡適堅持的是“主戰亦主和的雙管齊下的思想”（胡慧娥《胡適抗戰思想新探》，《長沙大學學報》 2017年第1期，頁58-63），周的說法，到底是真是假，抑或只是周為自己辯白的一種手法，恕我孤陋寡聞。如果確實有，不知胡適是在什麼場合和周談及抗戰之事，是否留有書面文字，希望知情者不吝賜教。
此外，《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值得注意的另一點，就是周作人罕見地提及了魯迅：
我與魯迅，從小都在寒苦中生長；做人寫文，不過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薛慧子說，這是“作人先生最後很懇切地自我解釋”。我們知道，自從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不再來往後，周作人在1949年前極少談及魯迅，遑論把自己和乃兄在“做人和寫文”方面對比。在落水之後，他“很懇切地自我解釋”自己和魯迅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是頗耐人尋味的。
薛慧子在文章中，吹捧周是“日本通”，其知己知彼的卓見，日本人也肅然起敬，並借周口說“要促進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負起一半責任”。
從題詞推斷訪談時間
在此文中，還附錄了周作人給薛慧子的題詞：
愛中國必須兼愛東亞愛中國亦即可以愛東亞 慧子先生囑書
卅一年十月廿五。作人
薛慧子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本未註明訪談時間，好在這段題詞的落款時間，提供了線索。薛慧子在文中提及，“這次第一天向他索書，第二天專誠去訪問，這題字竟蒙他一逕寄到南京去了”。
查《周作人年譜 1885-1967》（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0年4月），1942年10月25日有如下記載：
同在北京的偽宣傳部長林柏生及王揖唐、王蔭泰、殷同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諸漢奸赴機場迎接為出席1942年度偽新民會全體聯合協議會，由南京專程飛抵北平的汪精衛、褚民誼、梅思平等人。
晚，往外交大樓，參加王揖唐為汪精衛等舉行的招待宴。同座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諸漢奸。
上述薛慧子所言“這次第一天”，自然就是10月25日，可以推斷薛作為隨行記者陪同汪精衛抵達北平，而接機者裡就有周作人。按照薛的說法，他和周此前在去日本中轉時曾在新京（長春）見過面，這次再度做揖，自然算是熟人了，因此，薛抽了個機會向周“求書”。令薛意外的是，他第二天（10月26日）前往“門口有幾位壯漢守衛”的八道灣十一號訪問周作人時，“這題字竟蒙他一逕寄到南京去了”。從題字落款“十月二十五日”看，周作人是薛求書當天，雖然行程非常忙碌，仍然抽空寫成，而且當即寄去了南京。對一名年輕記者（薛出生於1914年，當時還不到三十歲），周的表現不免太過殷勤。當然，鑑於薛慧子是汪精衛的隨行記者（甚至當年有傳言不少汪精衛的演說詞都是薛慧子草擬），周的行為也就好理解了，尤其題詞所謂“愛中國必須兼愛東亞”，更迎合了當時日偽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圖謀。
再查《周作人年譜 1885-1967》，周作人10月26日的行程也十分緊湊：
上午，往北京大學醫學院，赴醫學院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會。
下午，赴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為汪精衛舉行的招待宴會。同座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諸漢奸。
由此推斷，薛慧子前往八道灣十一號拜訪周作人，應該是26日晚，否則，很難有充裕的時間“主賓對坐，隨便談談”。薛文雖然沒有提及具體時間，但對周作人“寒齋”不寒用“火爐很旺”四字描述，還是依稀透露出晚間的氣息來，畢竟只有天暗才能襯托出火旺來。當然，這只是我的判斷，但無論早中晚，薛周訪談在10月26日進行，則是毫無疑義的了。
薛慧子認為周作人為文有“談言微中”的妙處，但他又指出：
年青的叫囂的讀者，對這妙處決不能領略得，把他一筆抹殺，看做“玩物喪志，無補時艱”的時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這是“冤獄”，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給他一個翻案。
這段文字，不由讓我聯想到一年後第二屆東亞文學者大會上發生的，針對周作人的“掃蕩反動老作家”風波。看來，對周作人的“抹殺”其來有自。此處不贅。
收入《文壇史料》一書的薛慧子《周作人先生近作》，最初發表於1943年3月10日《中華日報·中華副刊》
順便說一句，薛慧子一年後曾在《中華日報》發表過一篇《周作人先生近作》，因被收入楊之華所編《文壇史料》（中華日報社 , 1944年1月）而知者甚多，六十年後還被收錄進《回望周作人：其文其書》（孫鬱、黃喬生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 , 2004年4月）一書。事實上，從現在看來，這篇發表在“中華副刊”上的文章的重要性，遠遜於刊登在《中華日報》新聞版裡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的史料價值。畢竟，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
《文化漢奸逃亡薛慧子被遭通緝》，刊於1946年7月24日《羅賓漢》
章克標回憶錄中的薛慧子
走筆至此，這麼重要的歷史文獻自然是不能“專美”的，特整理出來，個別字跡漫漶，實在無法辨認者，以£標識出來，如有其他錯誤，懇請高明賜教。至於籍貫為江蘇無錫的薛慧子，又名薛白雪，蘇州美專畢業，淪陷時間曾擔任過汪偽“中央社”特派記者、《中華日報》通訊主任，日本投降後，曾被作為文化漢奸遭通緝（當年小報報道甚多），但似乎一直沒有歸案，還有投奔郝鵬舉麾下之說。章克標在回憶錄《世紀揮手：百歲老人章克標自傳》（海天出版社 , 1999年7月）中說，1947年暑假（或1948年）他曾應邀去臺灣參與《平言日報》的創辦，同去的有薛慧子及王予，“是‘後漢’時代在金陵和姑蘇相交往認識的文字同道”，並稱薛“活動能力很強”。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薛慧子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在《真報》發表文章時用過“斯人”這個筆名，1957年6月曾和徐訏等人以香港新聞文化界人士的名義訪問臺灣，還受到過蔣介石的接見。後來改名薛慧山，定居臺灣，成為知名的書畫家及書畫評論家。
附錄
北國縱橫記（二）：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談
以前，印象是如此：作人先生是魯迅先生的胞弟，昆仲之間的“作風”迥然不同，一個是咆哮嗔怒的戰士，一個似乎是溫雅言笑的隱士，“一母生九龍”，甚矣同胞性格之異也。
但是，這一次的會談，我對於他這個人的理解，竟勝於讀他十年書。
見面倒不止一次了，上次，£東京在新京，這次在北平，都曾與他做過揖，舉止彬彬有禮，說話老是低聲下氣，走起路來有些臥龍山人風度。這次第一天向他索書，第二天專誠去訪問，這題字竟蒙他一逕寄到南京去了。
冒著寒風，尋到八道灣十一號，門面很堂皇，有幾條壯漢守衛著，怕是弄錯了地方，一問，還好，像主人一樣的謙和迎接入內。
走入西屋客廳，佈置整齊雅潔，牆上粉飾一新，沙發也是新的，卻並不見到古色古香，就是北平人家照例的古董陳設也沒有，在文章裡，久已知其名為“苦雨齋”“苦茶庵”，因記得先生有詩曰：“且到寒齋吃苦茶”。但，這寒齋，並不寒，火爐很旺，決非想像中的紙窗茅屋，淡淡的一盞茶，也並不怎麼苦，如果是這樣的所謂苦寒，無論在什麼時候，我也願處。
作人先生不久就緩步而來。主賓對坐，隨便談談。
說實話，在過去血氣方剛，年少氣盛的時代，愛看魯迅先生作品，而對作人先生作品，迄不感到興趣。這一點，他在近作《藥味集序》上也說：“拙文貌似閒適，往往誤人， 唯一二舊友知其苦味，”現在他又重新提起，自認其作品不為一般青年所喜，只適合於中年人的口味，“不自諱言其苦”。但，我自己未屆中年，已傷哀樂，讀其作品，卻漸漸理解與愛好起來。猶如吃茶，苦茶的滋味，愈吃愈有味。
淡淡的一笑，寄沉痛於悠閒。談到中日問題，竟滔滔不絕的發表了許多驚人的議論，開口說：
“……七七事變前夕，胡適之先生和我說：中日一定要打，打仗無法避免，非打不可，為什麼？打敗了，猶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榮，和平呢？和不了就要容易給人唾罵。所以，至今一般人堅持抗戰，而不肯言和，還是抱著這樣的觀念而已。……”
其次，說到要促進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負起一半責任。其實，如果，說中國真有“日本通”其人，周先生應該引人一席地，其知己知彼的卓見，有誰個日本人不為之肅然敬佩呢？
微言欣其知之為誨，
道心側於人不勝天，
這是廢名贈給他的一幅聯，可作為他全人格的表現，世界在周先生的眼中是何等平凡渺小呀！在他的文章裡，談話裡，無不含有一種苦味，正有“談言微中”的妙處。但是，年青的叫囂的讀者，對這妙處決不能領略得，把他一筆抹殺，看做“玩物喪志，無補時艱”的時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這是“冤獄”，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給他一個翻案。
“……我與魯迅，從小都在寒苦中生長；做人寫文，不過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作人先生最後很懇切地自我解釋。臨行，他還股股垂詢上海文化人的近況，如通信而未見過面陶亢德諸君。他的一席議論，說得警闢透徹，使人感動，暫時卻不便發表，總之，此次他給我的印象是，正與大多數的北平人一樣，這人你聽他瀟灑自在他固然開心，但前面有了風暴的時候他也照樣開心。
英國溫源寧對於作人先生的結論是：
“風暴！提起這兩個字我們就想到海，提起海就想到船，命運的播弄真是奇巧，小品文家的周先生從前竟是一個海軍學校學生！但實在講起來，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還有什麼比一艘乘風破浪的鐵甲艦更溫雅的呢?是的，周先生在這一點上正像一艘鐵甲艦，他有鐵與溫雅!”
1942年11月24日《中華日報》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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