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文壇舊事:周作人的閒適與苦味

文/毛天哲

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周作人

大抵人們談到周作人,總是把他歸結為與林語堂類似的閒適文學的代表人物。總的來說,沒什麼錯處,但同樣是閒適文學的代表人物,周作人與林語堂又有著不同之處。周作人的閒適中往往都帶有一種苦茶般的釅味,總攙雜著幾分憂鬱、惆悵。林語堂的閒適才是真閒適,文章中跳動的是幽默和豁達。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文人群體。他們既迥異於以魯迅為旗幟的左翼知識分子,也不同於以胡適為代表的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以稱之為閒適派知識分子。這一派別的散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文學一脈相承,形成了沖淡、清澀、平和為特色的閒適文學。

既然周作人與林語堂所提倡的閒適筆調淵源於晚明小品,我們就不能不對晚明小品略加註目和研究。林語堂掇拾周作人、沈啟無的牙慧,竭力讚揚公安、竟陵文派。推崇明人小品,提倡"閒適筆調",似乎有意給散文開闢一個新園地。但他只是把"閒適筆調"作為公安、竟陵散文的創作方法,而沒有看到公安、竟陵諸家文章的針對性和戰鬥性。哲認為,公安、竟陵諸家文章筆調儘管閒適,思想內容其實並不閒適

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周作人、魯迅(周樹人)兩兄弟的合影

周作人對晚明小品的見識遠在林語堂之上。他在《燕知草跋》一文裡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有些人終於做了忠臣,如王謔庵到復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的話,大多數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這個統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裡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永日集》)類似這樣的看法,他在這之前寫的《陶庵夢憶序》裡和此後寫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裡也都講過。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隱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卻是反抗"的特色。對於周作人的這些看法,我認為是說到點子上的。

魯迅先生也曾有過類似的表述。魯迅同樣也鍾情晚明小品,但是他是主張讀史的,尤其是野史和雜史。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如看野史和雜記",就"更容易瞭然"。"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魯迅在批評林語堂鼓吹"幽默"的同時,曾寫過一篇名為《小品文的危機》文章,對於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評析。他先從美術上的"小擺設"說起,繼而說到文學上的"小擺設",他說:"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直到乾隆年間",在文字獄的壓制之下,才"來了'小擺設'。"魯迅認為:"小擺設"是"不會有大發展"的。在對晚明小品的認識上,周氏兄弟是近似一致的,就是認為晚明小品不光是"以閒適為主",而且有反抗性和戰鬥性。

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魯迅、林語堂等人的合影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周氏兄弟是第一批覺醒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決絕地走出"鐵屋子"的勇敢反叛的"娜拉"。他們在中國文化的沉沉暗夜裡,苦苦追尋著"民主"、"科學"、"自由"的曙光。可是不久,新文化運動大潮退去,陳獨秀、胡適等人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周氏兄弟都深切地體驗了夢醒了無路可走的苦痛和絕望。然而,在苦痛和絕望中,魯迅依然堅忍頑強地反抗,既反抗現實的黑暗、社會的壓制,又反抗內心的絕望。他神往於"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而且不懼憚"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由這種勇猛悲壯的抗爭、求索和創造中,魯迅達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生命自由和人格境界。

而在經歷了對歷史和現實的失望、對國民性的悲觀、對人生的倦怠、對政治的絕望之後,周作人卻選擇了一條與乃兄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退回書齋之中。歷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奮吾智能",濟世救世,但往往又懷才不遇,開始轉向歸隱山林,遊戲人生,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中尋求藝術的情趣,或縱酒品茗,或吟詩作畫以自娛。周作人從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始,到逃避隱退,躲進書齋小天地裡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同樣是對晚明小品的承繼,魯迅發揚了晚明小品中反禮教的革命精神,用匕首般,投槍似的文章,朝著黑暗的社會開火,在黑幕中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自身也成就為一個"走著的思想者"。而周作人"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小品文,是迴避現實、逃避社會、躲避政治的"隱士清談"(謝興堯《回憶知堂》),頗有一股濃厚的"蝸牛氣味",缺少"血性",終於淪落為一個"坐而論道的人"。

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周氏三兄弟,從左到右是周建人,周樹人(魯迅原名),周作人

畢竟周作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他也曾經大聲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義思想。加入《新青年》行列後,連續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有震撼力的評論,並寫了大量有影響的小品文,其散文成就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抹殺的。

說起五四啟蒙諸先驅,周作人也是功不可沒的。儘管他走的不是魯迅的道路,更不是陳獨秀、李大釗的道路,但當政權顯示出赤裸裸的殘忍面目,殺害他的同胞時,無論是他的學生,他的同事,還是與他政治信仰完全相左的共產黨人,他都站出來說話了。

他對思想自由的執著追求,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始終都沒有泯滅。但嚴酷的現實,使得他對未來充滿了無望和苦悶的心緒。他後期的變化(大致上在1927年冬天以後)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但李大釗的慘死,北新書局被迫停業,《語絲》被禁止(周作人和劉半農曾到一個日本朋友家避了一週),這些變故對他的轉變恐怕都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在那個已"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年代,面對輿論陣地和言說自由的喪失,面對無數青年滾燙的血,1928年11月,周作人發表了《閉戶讀書論》,這可謂是他生命的一條分界線,從此以後那個曾和民族共同體共命運,與大時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徹底告別了過去,回到書齋。

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

八道灣衚衕11號是1919年底,周氏兄弟合資買下的一套四合院:周作人的苦茶庵與魯迅故居

但是這種恐懼痛苦、迴避黑暗、厭倦抗爭、放棄責任、拒絕承擔的人生哲學,對於一個曾經的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和闖將來說是無疑是一種不能解脫的的精神沉痾。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就充滿了周文中獨有的"苦茶派"味道。

周作人在20世紀30年代初已有了"苦茶庵"的齋名。"閒適原來是憂鬱的東西"(周作人《風雨後談•序》),周作人在1942年1月作《藥味集•序》中說:"拙文貌似閒適,往往誤人,唯一二舊友知其苦味"。這可謂是自得之談,所以哲認為,周作人文章的所謂閒適,其實只是外表,真正的是"苦味"。

周作人為了強化為國為民的殉道者形象,一再強調他的散文中"閒適"裡的"苦味"。撇開周作人是否真的憂國憂民不說,這"苦味"卻是真的。他既想做"現代的隱士",又以"不平"和"反抗"來裝點自己,裝飾自己所推許的現代隱士文明,把他的軟弱、逍遙和逃避塗上了一層雅緻的、好看的油彩,他的五十自壽詩可謂是這種矛盾心理的經典反映。

在1934年1月正值五十壽辰時,周作人回顧自己五十年人生歷程,特別是五四以後由"浮躁凌厲"到"銷沉"的變化,百感交集,而又化為一笑,遂"打油"二首。後來友人林語堂索詩,隨意抄予。不料林語堂將手跡影印,披露於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間世》創刊號,冠以"五秩自壽詩"的標題,並配以周作人巨幀照片。同期還發表了沈尹默、劉半農、林語堂《和豈明先生五秩自壽詩原韻》。經林語堂這一番精心渲染,五十自壽詩果然轟動一時,竟至滿城爭誦。

其詩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其二雲: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裡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這裡,所表現的依然是"出家"(出世)與"在家"(入世)的矛盾;這一矛盾本是屬於周作人這一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他們在五四後拋棄了對於"主義"的信仰與追求,卻不能忘懷歷史與現實,於是,閒適之中竟有著說不盡的苦味。正是這詼諧、閒適背後的苦味觸動了一代人的心,因此,錢玄同、林語堂、胡適、蔡元培等諸好友紛紛和詩抒懷,是難得的心的對話,靈魂的交流。

但是詩中流露的躲在書齋"玩骨董","談狐說鬼"、"且到寒齋吃苦茶"的士大夫悠遊閒適而消沉的生活態度,招致了當時許多進步青年特別是左聯的激進青年的強烈批評,責罵他思想倒退,"洞裡蛇","自甘涼血",鬧了一場鬨動當時文壇的風波,批評與不滿很快就見於報端。

這是發生在3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翼青年的一場思想的交鋒。他們各說各的,表現了彼此之間十分深刻的隔膜,並從此結成深仇大恨:左翼青年之不容周作人們自不消說,周作人直到晚年提起當年批評他的胡風仍咬牙切齒,這種彼此不能諒解是可悲的。

真正"理解"了的,卻是魯迅。正當一方忙於指責,一方忙於辯解時,魯迅在寫給曹聚仁的私人信件中,發表瞭如下意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只是魯迅未將他的意見發表——自"兄弟失和"後,魯迅就避免公開議論周作人,同時也是不願意給攻擊者以口實,真的感嘆,知弟者惟其兄也。

周作人住"苦茶庵",品苦茶,作閒適"澀味"的苦茶文學,人生悲劇的"苦果",竟如此巧合一身!我們也不難理解他因"吃茶"打油詩捱罵而作的辯解。他曾在自己的《關於苦茶》一文中用"三個未必然"作內心表白:"對於茶有什麼特別的瞭解,賞識,哲學或主義麼?這未必然。一定喜歡苦茶,非苦的不喝麼?這也未必然。那為什麼詩裡那麼說,為什麼又叫做庵名,豈不是假話麼?那也未必然。"這裡三個"未必然"欲藏還露,似是似非,是說茶,不全是,借茶發揮,人生的境況,內心的體味,全然泡在這壺"茶"中了。

周作人躲進書齋吃'苦茶'玩骨董,正重複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