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新任務。
我們黨歷來重視學習，是一個勤於學習、善於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這方面更是身體力行、率先垂範。那麼，毛澤東是怎樣讀書，又如何看待讀書的呢？我們今天又該如何看待毛澤東讀書，學習毛澤東讀書的態度和精神？
讀書人毛澤東
毛澤東一生究竟讀了多少書，讀過哪些書，又是怎樣讀的，自然無法作出完全的統計和全面周詳的介紹。不過，我們可以從他的藏書中，從他的批註中，從他的著述中略知大概。毛澤東保存下來的藏書，種類繁多，規模宏大，有1萬餘種，近10萬冊。其中有不少書籍上留下他的批註和圈畫。而毛澤東讀而未藏的書籍，或讀過藏過但後來丟失的書籍，更不知幾何。可以說，毛澤東的思想和智慧，來源於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調查研究，來源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實踐，也來源於他對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揚棄。他的博覽和廣學，賦予他觀察和認識主客觀世界的科學方法，賦予他治黨、治國、治軍的政治智慧，賦予他獨具魅力的語言風格。迄今為止，中外歷史上的領袖人物，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那樣能夠兼讀“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並且在博覽深讀“有字之書”的過程中達到融會貫通，又有獨到的創見。
提出毛澤東作為“讀書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的歷史定位，而是說，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澤東這樣酷愛讀書、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確實非常罕見。
書齋天地裡的毛澤東的思緒心跡，別有風景。從他隨手在書上的眉批旁評中，多多少少能體會到一個特別真實和富有生動個性的毛澤東。例如，1969年在武漢讀《南史•陳慶之傳》，他的批註是“再讀此傳，為之神往”。為何神往，神往什麼？都值得體會琢磨。這些純個人化的愛好，我們可視為他在書本里進行著獨特的心靈對話，在對話中實現一種只有讀書人才樂於尋求和可能獲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悅、審美滿足。其中的快感，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般難為外人道之。況且，沒有讀過的書，對人們來說，就是一個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間，而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人：未知的東西，對他有一種極強的誘惑，他試圖要以有涯之生去儘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間。這是一種智慧的挑戰，也是一種人格的挑戰。挑戰應戰、戰而勝之，卻正好是毛澤東鮮明的人生個性。
毛澤東是政治領袖，又是讀書人，兩種身份的結合，自然引出一種特殊的政治領導風格和工作方法，這就是：把書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作為理論創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澤東始終相信，人們以各種方式所接觸到的知識、理論、觀點，有助於他們在實踐行為上的選擇，對現實社會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養高素質的領導幹部，與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讀書學習，就是“授人以漁”。因此，需要解決什麼現實問題或需要提倡什麼精神風尚的時候，他總是開列出一些有現實針對性的書目讓幹部們去讀，以便打通思想。此外，有時在一些中央會議上，毛澤東還選編一些著作篇章印發給與會者，甚至親自在會議上逐一講解。這是他比較鮮明的政治領導風格。例如1955年農業合作化時期，毛澤東讀了各地大量的農業合作化的材料，選編了一本90多萬字的書，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了一篇有名的序言，併為其中的104篇材料寫了按語。這本書在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化的百科全書”。可以說，編書、薦書、講書，是毛澤東經常使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真讀、真學、真思考
毛澤東讀書，是發自內心的對知識、對真理的一種渴望。有這種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真思考。什麼叫真讀真學？具體表現在這麼幾個方面：
一是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覆讀。早年，他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曾對人說，他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又讀了好多遍《共產黨宣言》；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學英文，他找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對照起來讀，在一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裡還留有他的批註。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他經常閱讀的。《資本論》很難讀，但毛澤東在不同時間段裡讀過《資本論》，當然不一定是全讀。在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對人說，《紅樓夢》他已經至少讀了5遍，此後他也讀過，還讓人從北京圖書館手抄過一部胡適收藏的《石頭記》。
一是相同的題材內容，毛澤東習慣把不同的甚至是觀點相反的版本對照起來讀。例如，他讀美國曆史的書，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還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讀《拿破崙傳》、《楚辭》時，他都要找不同人寫的和不同人註釋的版本來讀，《楚辭》曾經要了十幾種版本對照起來讀。1957年，他對領導幹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
一是除了寫讀書批註外，毛澤東注重討論式地閱讀。他不光是自己讀，讀完以後還常常和別人討論，有時是邊讀邊議。比如，延安時他專門組織了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讀書小組，每天晚上讀10多頁，然後各自談看法。1959年年底還組織讀書小組專門到杭州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了兩個月，議出了許多好的思想。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就是毛澤東在這次閱讀中提出來的，這是我們黨後來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的一個重要認識源頭。參加這個讀書小組的同志根據毛澤東當時談話的記錄，後來印了兩卷本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不同歷史階段讀不同的書，讀書的目的也不同，讀書之用非常明確。
早年毛澤東讀書的目的，先是說為了“修學儲能”，然後說要尋求“大本大源”，最後是要找“主義”。概括起來，對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影響比較大的書有四類。
第一類是中國傳統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國學功底就是這時候靠讀這類書打下的。在傳統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明清實學和晚清湖湘學派的著述，諸如顧炎武的《日知錄》、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以及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論語類鈔》等等。這類書在立志、修身、處世方面很有用。第二類是近代以來的西方著作和有關西方的著作，比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社會學）肄言》以及盧梭、亞當•斯密等人的著作。閱讀這些書使毛澤東能夠跳出中國傳統思維來看世界。第三類書是新文化運動開始後國內學者傳播新思潮方面的書，特別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著述。第四類是《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所讀的書，主要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1932年，他帶領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搞到了一批書，其中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讀完第一本推薦給彭德懷看，寫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讀完第二本毛澤東又推薦給彭德懷看，寫信說“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在艱苦的環境中，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澤東是多麼渴望讀到有用的書，讀書之用非常明確。
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讀書並不完全憑個人興趣愛好，他把書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作為理論創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時期毛澤東特別提倡在黨內要形成讀書學習的風氣，一個重要原因是，總結歷史、分析現實急迫需要理論的指導，但黨內理論素養準備不足，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最好辦法，就是讀書學習。從思想方法角度講，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閱讀和理論創造，確立了毛澤東此後看待實踐、分析問題的兩個最根本的方法和一個根本主張。所謂“兩個根本方法”，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對立統一。所謂“一個根本主張”，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土地革命時期，王明、博古這些人在黨內佔據領導位置，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理論方面說得一套一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掌握得比較多，但他們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革命的實際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論上的創造，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豐富的實踐基礎上，通過真讀真學，在哲學上寫出《實踐論》、《矛盾論》，軍事上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政治上寫出《〈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文化上還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些理論創造，全黨上下都佩服。可以這樣說，正是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完成了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從政治領袖到理論權威這兩大跨越。
毛澤東不僅強調讀書，而且特別強調要讀馬列的書，特別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辯證法。他認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會省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還專門為幹部開列了12本必讀的馬列主義著作，總稱《幹部必讀》，包括《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思想方法論》。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戎馬一生，領導一個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還讀了那麼多書。可我們常聽到一些領導幹部抱怨說工作太忙，沒有時間讀書。
工作忙固然是一個方面。但說到學習“沒有時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託詞。毛澤東工作很忙，但他博覽群書、博聞強記，是眾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暫的外出視察，他也不忘讓工作人員帶上書籍。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10年我就死了，那麼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講這個話是希望領導幹部們抓緊時間讀書學習，毛澤東自己確實做到了這一點。1975年他82歲了，眼睛不好，還專門請一位大學老師給他念書。我們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的，根據當時病歷的記錄，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滿了管子，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過來就看書、看文件，共11次，用時2小時50分鐘。這當中，他已說不出話來，敲了三下木製床頭，工作人員開始不知道他要看什麼，有人想到，當時日本正在大選，毛澤東或許是要看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託著三木的材料給他看。最後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時37分，此後再也沒有醒過來，7個多小時後便逝世了。這樣的情況很感人，可以說已經不是活到老，讀到老，而是讀到死。
讀“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
毛澤東對讀書、對書本的看法並不是一條直線，因而他讀書人的本色，他讀書的風格，隨著看法的變化也就雜彩紛呈。
青年時代，毛澤東講“立志”，立志的過程，在他的心目中，相當程度上就是讀書。他當時幾乎有一種要讀盡世間書的雄心壯志，但很快就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又提出一個變通的法子：擇書。22歲那年，他還是一個師範生，便在汗牛充棟的國學著述中，選出77種經、史、子、集，開列給朋友，說要有學問，必須讀完它們。
毛澤東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後，對讀書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變化。一則是忙於實際的革命活動，“腦子不能入靜”，想讀書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開始，毛澤東讀的書本，包括馬列的書籍，都沒有也不可能告訴人們：在中國，應該怎樣去搞革命。於是，在中央蘇區時期，他甚至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反對本本主義”。他那時花相當的精力去讀另一本“無字之書”，即中國農村社會調查。正是在調查中，他對中國革命的道路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儘管那些批判毛澤東的人嘲笑他是“山溝溝裡的馬列主義”，但是，正是那些讀了大量書本的號稱“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者們，丟掉了一個建在山溝溝裡的紅色國家。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因此在中國革命的苦難歷程中，得出不要書本的結論，恰恰相反，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抵達延安後，他似乎是異乎尋常地提倡讀書，他自己也以參加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熱情和精力，廣收博求了一大批馬列書籍，寫下大量批註，無疑為了從理論上總結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甩掉有人戴在他頭上的“山溝裡出不了真正的馬列主義”的帽子。隨後，他提倡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遺產，自己更是津津樂道於各種古籍，大體是在做著在理論研究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至於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起了關鍵作用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主要的表現形式，實際上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讀書運動。應該說，正是讀書和提倡讀書，使毛澤東在陝北的黃土高原的窯洞裡，走完了他成為中國革命無可爭疑的領袖的最後一段歷程。這裡說的“領袖”的概念，不僅是政治的和軍事的，還是思想的和理論的。
毛澤東晚年對讀書的看法有一些變化。比如，上世紀50年代後期，在推動大躍進的時候，他把期望寄託在最有實踐創造力的人民群眾身上，而對擁有知識的人卻多少不以為然，於是他常說青年人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勝過學問多的人，教授不如學生等等。但是，在意識到大躍進的錯誤後，他又竭力提倡讀書，在廬山會議上，一開始他就講了19個問題，而第一個問題就是讀書，還專門給各級黨的幹部寫了一封讀書的信。隨後，自己還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到杭州和廣州沉下心來讀蘇聯人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堅決反對死讀書，他認為知識更多地來源於社會實踐，大老粗最有出息，對青年學生來說不走出校門不行，於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則發誓要把二十四史讀完，一直到“文革”後期，遲暮之年，他還念念不忘，全黨要讀書，要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而他自己，則親自圈定了84篇文史名篇，請一批飽學之士作了註釋，囑印成大字本，分送給少數中央領導閱讀，因為眼睛患白內障，他還請來北京大學一位教師幫助閱讀。
因此，從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對讀書的公開態度的變化，特別是他有時候的公開態度和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完全一致的情況來看，他反對的是死讀書，反對的是不真讀，不擇讀，不善讀，不深讀，反對的是思維方式的僵化，泥古不化，反對的是脫離實際的讀書，結果為書所害，而不是反對讀書本身。也就是說，一定要把“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結合起來讀，進而在實踐中用好讀書所得。
讀書學習是一種歷史責任
對一般老百姓來說，讀不讀書，屬於一種靠興趣和追求來決定的可有可無的選擇；對學問家來說，讀書大概就是一種別無選擇的職業習慣；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難說了。中外歷史上，也不是沒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輕慢書籍的政治家，不過，這樣的政治家大多是稱雄一時，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時代，毛澤東把古往今來的大人物劃分成“辦事之人”和“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大體說來，貫通古今、識見深遠而能從精神品格和行為信念上影響後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讀書的。毛澤東之讀書，可以說，不是靠興趣來支配的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業、理想密不可分的別無選擇的習慣。
在讀書方面，毛澤東一方面有“我注六經”的素養訓練和學術精神，同時又有“六經注我”的現實的敏銳眼光和超越氣魄，從而常常在書中見一般讀書人所難見的精妙，發一般讀書人所難發的感慨，於是在讀書筆記和談話中常有驚人之語。諸如，他認為千古不恥的商紂王是一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有辯證法，歌頌了一個模範丈夫，枚乘的大賦《七發》是批判保守主義的，賈誼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論，《紅樓夢》寫的是階級鬥爭，魯迅是現代中國第一聖人。這些，體現出他同一般治學之人的不同之處，即他的讀書，形式上是個人化的愛好和選擇，實質上卻是一種社會化的活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和整個民族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思想探索的軌跡。這大概就是政治偉人讀書的非常之處了。
毛澤東把讀書作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東西對他有一種極強的誘惑，要以有涯之生儘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間。對毛澤東來說，讀書不是簡單靠興趣支配的選擇，甚至也不只是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種精神存在和思想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基本的生活常態。讀書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種獨特的對話，一種與古人今人、中國人外國人的思想交流。這樣，讀書對毛澤東來說，既是一種人生責任，又是一種歷史責任。
讀書的人生責任和歷史責任在毛澤東那裡是統一的。讀書、編書、薦書和講書，形成了毛澤東鮮明而獨特的文化個性，從而散發出一種令人折服的文化氣息和智慧力量。通過毛澤東的讀書生涯，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瞭解他的智慧源流，瞭解他對前人和同時代人創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識，積累的經驗，是如何吸收、揚棄和發展的。毛澤東留存世間的功業，多多少少也可以從他徜徉的書籍世界裡找到一些伏線。也就是說，從毛澤東通過讀書積累和營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過實踐行動積累和創造的“人間天地”，是有跡可尋的。
當然，歷史在發展，社會在前進。毛澤東那時喜歡讀的書和他強調必須讀的書，以及他所發表的有關評論，我們很難一一地去遵循，也無必要按圖索驥地去一一仿效。講讀書之重要，體會毛澤東讀書、編書、薦書、講書的故事，意在倡導和弘揚毛澤東的那種結合實際的讀書精神，而這種精神是永恆的。從毛澤東身上，我們能夠感受到，對領導幹部來說，讀書學習是一種歷史責任。通俗地講，就是讀書為做事，做事促讀書。這就是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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