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粦：香港地區被迫“割讓”與“租借”的歷史真相'

陳勝粦 古籍

香港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鴉片戰爭開始，英國侵略者“依據”其強迫腐朽的清朝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割讓”和“租借”等壓迫手段，侵佔了我國香港地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最嚴重的事件之一。本文所要論述的是：香港地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英國侵佔這一地區所“依據”的條約，純粹是預謀的、逼籤的不平等的條約；包括香港地區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為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堅持反割讓、反租借和反佔領的鬥爭。概括地說，英國侵略者侵佔香港地區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的過程。

當今通稱的“香港”，實際上包括香港島、“九龍”（南九龍半島）和“新界”三個部分。這就是我們所指的“香港地區”。

香港地區的形成，是英國侵略者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不斷擴大對華侵略過程中，一再掠奪中國領土的歷史紀錄《按：這裡所指“領土”，包括領海。下同。》。

首先，他們通過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朝政府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廿二年七月廿四日），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即《江寧條約》）。從而把他們長期窺伺以至武裝佔領的“香港一島”正式據為“割讓”地。

其次，他們通過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朝政府於1860年10月24日（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即《續增條約》）。從而又把“九龍司地方一區”，即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或稱“南九龍半島”），正式併入香港界內，據為“割讓”地。

再次，在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侵略者在強租山東威海衛同時，又於1898年6月9日（光緒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強迫清朝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租了深圳河以南、尖沙咀區的界限街以北整個九龍半島未割之地（北九龍半島），以及東起大鵬灣、西至深圳灣、南至薄寮洲（南丫島）的遼闊海面和大嶼山等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借期限九十九年，從1898年7月1日起算。英方把這些“新租之地”稱為“新界”。原未列入“租借”範圍的九龍城寨，英方又於1899年12月27日單方面宣佈納入香港轄區，霸為己有。

所以，香港地區形成的過程，是英國侵略者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產物。所謂“英屬香港”，乃是中國領土上的“英佔”區。它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1972年3月8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的信件。參見《世界知識》1982年第十五期。）

香港地區位於廣東珠江口之東，從來都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漢代屬南海郡博羅縣。公元331年（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始置寶安縣，757年（唐肅宗至德二年）改為東莞縣，故城在今寶安縣東（宋開寶六年移今莞城）。1573年（明萬曆元年）又分東莞之地，置新安縣，清因之。1914年起復稱寶安。香港地區的重要地位，誠如嘉應廿四年（1819）所修之《新安縣誌》所云：新邑“為省會之屏藩”；香港島“諸山環拱，為外海藩籬”（王祟熙《新安縣誌》（嘉慶廿四年修）卷四，卷十二。）

晉置寶安縣後，南朝時代，公元550年（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於寶安縣設屯門鎮，以重兵守之。”（樑廷□《廣東海防匯覽》卷三，頁十六。）屯門位於九龍半島新界西南海濱，現仍有屯門、屯門舊墟、屯門新墟等地名。此乃香港地區設置重鎮之始。這和當時中國的海上交通與海外貿易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隨著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商人來往廣州日多，唐宋時代，屯門更成為外海商船入虎門、至廣州所必經之孔道。唐代從廣州至大食國（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航線，就首先從“廣州……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出海（《新唐書》卷四十三下，中華書局重版，第1153頁。）因而屯門就成為當時中外交通重鎮和海防要塞。宋朝對這一帶的防務，還擴展到與屯門隔海相對的大嶼山島，因為此島是控制香港地區海面的“急水、佛堂二門之障”。

自宋至明，這一地區不斷開發。香港島西南海濱的石排灣（現“香港仔”地方），從明隆慶四、五年倭寇曾侵擾此地來看；從清康熙廿七年所修《新安縣誌》已稱此地為“香港村”來看；從鴉片戰爭前英國人稱此地“是很好的貯貨所，這地方並且是北方來的船隻彙集之地”來看；從明代東莞之特產“莞香”通過海運遠銷沿海各省以至日本來看，明代的石排灣（萬曆元年以前仍為東莞縣屬）可能由於“莞香”常運此地集中出口之故，開始被稱為出口“莞香”之港——“香港”，看來還是有一定根據的（參見靳文謨《新安縣誌》（康熙廿七年修）卷三，頁七；《廣東海防匯覽》卷四十，頁七；《鴉片戰爭》資料第二冊第664頁；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丁又《香港初期史話》第5頁；牟安世著《鴉片戰爭》第208頁。）（為免混淆，以下凡指此地者均按康熙《新安縣誌》稱“香港村”。）

由於抵禦倭寇和早期西方殖民者侵擾之需，明初“建置衛所，分佈要害”，南海衛設大鵬、東莞二所，並於1394年（洪武廿七年）築九龍城寨為大鵬所城，加強了佛堂門、屯門和冷水角等處的防衛。嘉靖間（1522—1566）又設水營參將駐南頭，所轄汛地包括了大嶼山之大澳（《廣東海防匯覽》卷二，頁一至三；卷三，頁一、二、十一；卷三十，頁十一。）西方殖民者最早到達中國的是葡萄牙人，其首先侵擾的就是香港地區。他們始則於1514年（明正德九年）航至屯門，繼而於1517年派遣艦隊擅入屯門，直駛廣州；再則於1518年悍然“佔據屯門海澳，時肆剽掠”，甚至“設立營寨，……殺人搶船，勢甚猖獗”，民深受其害。1521—1522年，廣東海道副使汪□督師逐葡，由於得到當地人民的大力支持，“遂大勝之”（參見靳文謨《新安縣誌》（康熙廿七年修）卷三，頁七；《廣東海防匯覽》卷四十，頁七；《鴉片戰爭》資料第二冊第664頁；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丁又《香港初期史話》第5頁；牟安世著《鴉片戰爭》第208頁。卷十，頁一；卷十一，頁六；卷十二，頁二十、二十一。）中國軍民為保衛祖國海疆，迎頭痛擊早期西方殖民者的第一役，在此獲勝，永遠值得香港地區同胞和全國人民引以自豪和驕傲！1623年（明天啟三年），荷蘭殖民者在澎湖受挫，轉而騷擾閩粵，進犯香港地區，當時新安知縣陶學修“親率鄉兵持兵器往溪西等處防守”，荷寇“乃去”（參見靳文謨《新安縣誌》（康熙廿七年修）卷三，頁七；《廣東海防匯覽》卷四十，頁七；《鴉片戰爭》資料第二冊第664頁；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丁又《香港初期史話》第5頁；牟安世著《鴉片戰爭》第十一，頁六。）愛國軍民取得了保衛祖國海疆的又一次勝利。同樣，當倭寇於明朝隆慶年間大舉侵擾香港地區時，1571年（隆慶五年），大鵬“所城被圍四十餘日，賊具雲梯泊城”。愛國軍民就在守將康壽柏率領下堅守城寨，終於打退了倭寇的進犯（《廣東海防匯覽》卷四十，頁七。）

清初至鴉片戰爭前，香港地區有了較大發展，內地人民遷居九龍半島和香港、大嶼山等島謀生者亦較前增多。如1817年（嘉慶廿二年），兩廣總督派員查勘大嶼山島的大澳、東湧兩處後稱：“二處亦俱有村落，民居稠密”，“澳口多漁艇，民□叢雜，不下數千艘”。並據此採取了“編其保甲，設澳長以率之”的行政措施（《廣東海防匯覽》卷三，頁八。）

由於在葡人竊踞澳門後才到中國的英國侵略者，日益圖佔香港地區，這裡又成了中國人民抗英鬥爭的前線。清初，歷任海疆要職的陳倫炯，就非常強調香港地區在“外防番舶”中的地位，並把位於香港島中部北岸、與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對峙的“紅香爐”列入設防重點（《廣東海防匯覽》卷三，頁六；卷三，頁八、十；卷五，頁十八；卷七，頁廿六。）康熙、雍正年間管轄香港地區的大鵬營，已改設參將駐紮大鵬所城，香港島也設置了“紅香爐水汛”。嘉慶、道光之際，英國侵略者在珠江口的侵擾日益猖撅，大鵬營又改為兩營，分設右營於大嶼山之東湧口，“添建所城，多置兵辦，移守備駐紮”，並於香港島東南設置了“赤柱汛”（《廣東海防匯覽》卷三，頁六；卷三，頁八、十；卷五，頁十八；卷七，頁廿六。）1839—1840年，林則徐、關天培在領導抗英鬥爭期間，更進一步把大鵬營升級為協，大鵬所城改設都司，大鵬協副將移駐九龍山居中調度，並把紅香爐一度被裁撤的防汛重新恢復，又在尖沙咀和官湧等處添建炮臺。同時還公開發動當地人民：“群相集議，購買武器，聚合丁壯，以便自衛”（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272頁。）；領導愛國軍民於1839年下半年，取得了保衛九龍及尖沙咀洋麵的九龍之戰和官湧之戰的勝利。1840年上半年又在香港地區海域內取得了襲擊和焚燒敵船的累累戰果，狠狠打擊了英軍對我海疆的侵犯。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愛國者莊嚴宣告：香港、九龍灣、尖沙咀洋麵均是“中華寶土”、“天朝洋麵”，“須知天朝地方，不可冒昧輕犯！”（《林則徐集·公牘》第136—138頁；《中國叢報》八卷八期（1839年12月），譯文采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史料選譯》組譯稿，特此致謝。）至於清朝腐朽集團，從琦善、奕山到道光帝，雖然屈服於侵略者的軍事壓力，但在主權所屬問題上，也曾同樣明確地指出“新安縣屬之香港地方”是“天朝疆土”；“香港地方，系屬中國土地”（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915、1075、1108頁。）

歷史事實充分證明：

第一，香港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歷代都是廣東的海防要區，特別是從明代以來是中國人民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擾的前沿陣地。

第二，生於斯、長於斯、從事勞動生產於斯的中華兒女，勤勞勇敢，酷愛自由，為開發和保衛祖國海疆，表現了高度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的戰鬥精神。

只是從鴉片戰爭開始，英國侵略者利用清朝政府的腐敗，才強割強租了香港地區，這是對中國領土的赤裸裸的掠奪；它嚴重地踐踏了中國的主權，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民族尊嚴和民族利益，也完全違背了香港地區同胞世代相傳的民族意志。

在論述英國侵略者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英國割、租香港地區所“依據”的條約的形成過程。考察這個過程，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不論是“割讓”還是“租借”，無一不是英國侵略者單方面蓄謀已久的勾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締約談判，只不過是英國侵略者把它掠奪中國領土的野心變成現實的外交訛詐而已，其談判基礎毫無平等可言。

首先關於割讓香港這一條款的形成。1840年2月20日，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頒給英國侵華全權代表懿律和義律執行的（對華條約草案》，第三條就預定：“中國皇帝陛下將……□□島嶼割讓”給英國（《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73頁。）；二年半後的《南京條約》第三條，把它改寫成“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一冊第31頁。）顯而易見，把“□□島嶼”填上“香港”二字，不過是按照英國侵略者的意志在已定的條約上填填空白而已。

1596年（明萬曆廿四年），未送達的英國女王致中國皇帝書，就要求獲得在中國“出入自由之權”（朱傑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譯粹》（中華書局民國二十八年版）第196—197頁。）1637年（明崇禎十年），以炮轟虎門、佔據炮臺、焚官署、截商艇的海盜行徑開創中英關係的英國海軍大佐威得爾，為了準備在華建立英人的“居留地”，首次派船在珠江口選擇島嶼。鴉片戰爭期間，在香港被佔後力倡“收復香港”的愛國知識分子張杓就曾指出：“英夷覬覦大嶼山，自前明已然”，其圖佔香港地區“蓄志久矣！”（張杓：《上楊侯陳善後事宜書》；陳澧《東塾集》卷五，頁四至七。）大嶼山在珠江口的重要地位，成為英人覬覦的第一個目標是完全可能的。不過，英人所覬覦的並非僅此一島，也不限於珠江口。從明末直至鴉片戰爭時期，他們偵查了我國南北萬里海疆，從海南島到珠江口兩側的島澳，從南澳島到臺灣島、舟山群島以至北部海岸的島嶼，他們都曾企圖佔據。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派遣來華的馬戛爾尼使團，正式向清政府要求給予舟山群島的“小海島一處”及廣州附近的“小地方一處”，遭到乾隆斷然拒絕。乾隆這一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正確決策，誠如時人所云：其“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三，頁五。）

嘉慶、道光年間，英人在珠江口兩側，既“欲盤踞老萬山”，又幾次“企圖搶奪澳門”，“常謂濠鏡澳（即澳門）西洋人（即葡人）可居，我輩不可居耶？”此外，在淇澳島亦“建英吉利旗，大有營造意。”（《廣東海防匯覽》卷三，頁十；陳伯陶《東莞縣誌》卷三十四，前事略六，頁六；《鴉片戰爭》資料第二冊第649頁；顏斯綜《海防餘論》。）不過，英人越來越注視的還是香港島。早在十八世紀，英國商船就“時時到這個島上來避風汲水”。十九世紀初，從1806年（嘉慶十一年）起，他們更有計劃地對香港地區海域和香港島進行全面的測繪。1816年（嘉慶廿一年），英國再次派遣來華的使團，其正使阿美士德到珠江口時，充當副使之一的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斯當東，帶同翻譯及醫生“祕密出洋迎合”。他們約定會合的地點竟打破傳統，不在澳門，而選擇在“香港瀑布灣”（即“香港村”），趁機“對於這個港口和全島，作了仔細的調查”，回國時還提出了詳細的報告，稱香港為“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良港（賴德編《二十世紀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國商埠印象記》（1908年版）第56頁；舍尤《香港的誕生、青年和成年》（1937年版）第21頁。轉引並參閱：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17、39頁；丁名楠《英國侵佔香港地區的經過》（《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牟安世著《鴉片戰爭》第208—210頁；丁又著《香港初期史話》第21—27頁；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291—299頁；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第163—164、179頁。）”。阿美士德使團雖然和馬戛爾尼使團一樣遭到失敗，但他們對香港島的調查，卻表明英國侵略者預謀侵佔該島的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830年（道光十年）“包括船長在內的四十七名英國旅華散商”上書議會，要求吸取“兩次遣使北京”失敗的教訓，用武力代替外交奪取“中國沿海一處島嶼”。於是，香港島就成了重要的侵佔對象之一。尤其是時常到這裡的英國船長們“對於這個港口相當熟悉”，因而竭力鼓吹奪取該島，建立一個“脫離中國管制”的貿易中心。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帶著開闢商埠、推銷鴉片和“覓取”海軍據點的使命到粵後，就認為香港可以作為英國侵華的商業和海軍據點，正式倡議“佔據珠江口東面的香港”（賴德編《二十世紀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國商埠印象記》（1908年版）第56頁；舍尤《香港的誕生、青年和成年》（1937年版）第21頁。轉引並參閱：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17、39頁；丁名楠《英國侵佔香港地區的經過》（《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牟安世著《鴉片戰爭》第208—210頁；丁又著《香港初期史話》第21—27頁；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291—299頁；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第163—164、179頁。）

與此同時，英國侵略者加緊了實際控制和佔據香港島及其附近洋麵的活動。自從1821年英國人把鴉片走私中心從黃埔移到伶仃島後，鴉片躉船在臺風季節“就移泊金星門、急水門和香港以策安全”。1828年以後，大嶼山也有五、六隻躉船停泊。因此，香港地區的島嶼洋麵也同伶仃島、金星門一樣，“直到1839年林則徐來到之前，一直是鴉片集散中心。”林則徐抵粵前夕，鴉片販子們又“忙著把鴉片躉船從香港移到大嶼[山]南部”，企圖掩人耳目和便於“處理大批即將從印度運來的新出鴉片”。1839年6月虎門焚煙期間，走私的鴉片還繼續偷“運到了香港”（參閱：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204頁；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44—45、111、187頁；《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39頁；《鴉片戰爭及林則徐研究外文資料選譯》（福建省史學會福州分會編），第72—73頁；林紀熹譯彼得·華德·費《鴉片戰爭，1840—1842》第十章。）此後，英國侵略者更把香港作為對抗中國禁菸和武裝侵華的據點。正因此，林則徐指出，尖沙咀一帶洋麵（指香港地區海域）“四面環山（島），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深，英夷船隻久欲倚為巢穴。”鄧廷楨也說，英船常至香港“藉以避風浪，垂涎久矣！”（《林則徐集·奏稿》第797頁；樑廷□《夷氛聞記》第51頁。）

1839年5月，侵華戰爭的策劃者們就宣稱，要通過戰爭“得到我們自己的一個居留區，以便在英國國旗之下安家立業。”奪取香港島作為“居留區”的策謀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義律在1841年1月與琦善談判割讓香港時，競迫不及待地單方面公佈他和琦善“簽訂了”實際是議而未定、並未簽訂的所謂《川鼻草約》（參閱胡思庸、鄭永福《〈川鼻草約〉考略》（光明日報1983年2月2日）。），武裝佔領了香港島。然而，由於這個草約，既非正式條約，且仍容許中國在島上收稅，使該島的地位類似當時的澳門，仍然“不是英王的屬地”。英國政府並不滿足，否定了這個草約。巴麥尊指責義律說：“在你和琦善之間，對於割讓香港一節，並不像是簽訂了任何正式條約”；　而且“並不很像是把香港在絕對的主權上割讓給英國”。充分暴露了英國政府企圖奪取香港的“絕對主權”，把該島完全變成“英王的屬地”的野心。為了實現這一野心，巴麥尊在訓令接替義律充當侵華全權代表的璞鼎查時，就一再強調：不論採取什麼辦法，都應簽訂一項正式的、“先得到中國皇帝批准”的、“以各自君主名義所簽字的條約”（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06—307、334—335、344、354、728、733、735、739—740、748—750、754頁。）璞鼎查按此部署，《南京條約》終於把《對華條約草案》留下空白的擬割島名填上了“香港”。在達到這一侵略目的之後，巴麥尊供稱：“給皇帝提出的議和條款，恰恰就是我們命令我們的全權代表義律和璞鼎查要達到的條款。”（《鴉片戰爭及林則徐研究外文資料選譯》（福建省史學會福州分會編），第12—13頁；林紀燾譯費正清《鴉片戰爭，1840—1842》第五章。）赤裸裸地供認了割讓“香港一島”的條款，不過是他們力圖“要達到”的掠奪中國領土的預謀。

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也是一樣。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一帶，早已為英國侵略者所窺伺。1839年7月，到尖沙咀騷擾的英國水手還製造了毆斃村民林維熹的事件。1841年1月，英軍攻佔大角、沙角後，義律在與琦善談判退兵條件時，就公然提出要“以尖沙咀洋麵所濱之尖沙咀、紅坎即香港等處，代換沙角予給。”即“將尖沙咀、香港各等處，讓給英國主治，為寄居貿易之所”，企圖一舉奪取兩地。當英軍武裝佔領了香港，進而攻破虎門、進犯廣州時，義律又在其提出的《約議戢兵條款》中，進一步威脅琦善“給予香港等處一條，須加以尖沙咀地名，並應改寫在九龍設關。”（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62、69頁；第86—87頁。）因而，當內地商人拒絕前往香港貿易時，就有所謂“請以尖沙咀、九龍山二地易香港”之說（樑廷□《夷氛聞記》第80頁。）其實，易地是假，圖佔是真。英國女王和她的丈夫對義律奪得香港已高興到想把女兒命名為“香港公主”（轉引自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21頁。）巴麥尊在1841年6月給璞鼎查的訓令中，強調必須保留香港島同時，就指示他“佔領尖沙咀或使它中立化”，即不許中國在該地設防（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26、754頁。）璞鼎查到達香港和鴉片販子□地臣密謀後，□地臣更竭力鼓吹既要保留香港、又要佔領九龍（南九龍）。他在1841年8月25日發給查頓等其他侵華戰爭策劃者的信中，談到香港與南九龍時，就說：“很多人更喜歡九龍（指南九龍），但是我們應該兼而有之！”（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94頁。）可見，英國侵略者圖謀將港九兼而有之的目標，在1841年已基本確定。

於是，隨著香港“日益成長”，1847年英國艦隊司令西馬縻各釐更具體提出了“佔領九龍半島（指南九龍）是絕對必要”的“理由”和建議。這個建議到1858年8月英法聯軍攻佔廣州期間，在英軍頭目斯特羅本澤狂熱贊助下，被送呈侵華全權代表額爾金請示英政府。1859年10月，英國政府就正式“命令駐華皇家軍隊司令，一有機會，即儘早佔領那個半島”。然而，狡猾的侵略者為了更便於公開佔領，先採取了通過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威脅兩廣總督勞崇光“以出租的方式，把它移交給英國政府”。巴夏禮閃電般於1860年3月20日下午至21日下午一天內就辦完了“永租”的手續；並申明不放棄原定目標：要清朝“割讓”這塊土地，“正如割讓香港一樣”。英政府接著就訓令額爾金“務必努力達到此一目標”《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21—223、225—228、230頁。》。由於他們早已“十分祕密”地作了佈署：實際佔領後，可以利用“未來任何英中關係調整”的機會，迫使清政府“通過正式出讓加以搪塞過去。”（《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六冊第233頁。）所以，額爾金接到訓令後，就利用原定1860年10月21日（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中英互換“天津條約”和簽訂“北京條約”的機會，繼續沿用閃電戰術，就在前一天（初九日），突然提出“北京條約”要增加“廣東九龍司地方並歸英屬香港界內”等三條內容；又在請廷代表奕□“逐條籌思”之際（初十日），發出“定於本月十一日兩點鐘……蓋印畫押”的照會，迫使奕□“屆期前往”（《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198—200、203—204頁。）可見，英方提出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的條款，清廷代表從獲悉到簽字僅僅兩天時間，然而事實卻充分證明，侵佔中國這塊領土，是英國侵略者單方面策劃了二十年的預謀。

關於租借“新界”，固然是十九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的產物；然而，這同樣是一樁蓄謀已久的骯髒勾當。早在1839年，英國侵華的策劃者中，就有一種議論，認為不可能一下子把中國變成“英吉利之省分”；因而主張“暫取沿岸各海島”，第一步“取得廣東海之磨咕島，屯兵鎮守堅固”（按：香港又稱“香姑島”，粵人稱蘑菇為香菇）；第二步“將各船灣泊在尖沙咀，小心堅守”；第三步“再進取惠州、潮州、南澳、廈門、泉州、福州、台州、寧波、上海、洋〔揚〕子江口、黃河口、山東、天津各處對面海島，依次佔得，密設壯兵，駐紮堅守，豎起英國旗號”（《鴉片戰爭》資料第二冊第388、390頁。）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走完了第一、二步，他們還要走第三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是必然的。事實上，強割九龍尖沙咀區時，他們就嫌“這份土地的總量是如此地小！”（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30頁。）因而從六十年代起就開始了擅擴九龍地界的活動。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擴展香港地界，進一步掠奪中國領土的圖謀，就和對華輸出資本、搶奪中國的鐵路修築權和劃分勢力範圍等瓜分中國的活動，緊密結合了起來。

1889年，一批侵華急先鋒組織的倫敦“中國協會”及其於1892年在香港成立的分會，成了進一步密謀“擴展香港邊界”的主要策劃者。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他們就鼓吹“抓緊機會，……逼迫中國政府”，企圖一舉實現“貿易和僑居條件的巨大改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江載華、陳衍合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94—196、202、207—209、227頁。）1895年5月13日，英國海陸軍聯合防禦委員會給國防部和海軍部的一份報告中，把“要求擴展和調整香港邊界”的問題作為“戰略考慮”提了出來，但由於對法國有所顧慮而沒有行動（丁名楠英國侵佔香港地區的經過，《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1895年6月，法國利用其參加了“三國干涉遠遼”，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兩個有利於加強其在雲南、兩廣地位的條約。這時，英國侵華急先鋒們，便建議英國政府趁此機會，向清朝政府“強行提出關於擴展香港邊界和開放西江的領土和商業要求”，並強調“好久以來香港的‘居民’（指侵華分子）便關心著這個殖民地（指香港）的沒有掩蔽的地位，而促請擴充香港的領土，把九龍灣包括進去。”一個以香港“沒有掩蔽”為理由，要把香港地界擴充到包括九龍灣的擴界方案，便正式提了出來。“中國協會”為爭取實現這些特權，在倫敦和香港還“開始發起了運動”。（《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221—225、229、246、257頁。）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上述擴界方案並不滿意。因此，“中國協會”總會主席——在六十年代初就成為香港怡和洋行股東、當過香港商會會長的威廉·克錫，在1895年11月8日倫敦總部會議上就拋出一個新的提案：香港界址應擴大到“擁有大鵬灣和九龍半島”。這個提案，對上述僅“把九龍灣包括進去”的第一個擴界方案作了重大修訂。這個提案經過兩天討論，形成為第二個擴界方案，於11月16日，“中國協會”代表團提交給英國政府。隨後，“中國協會寵愛的人物”竇訥樂被派駐北京。（《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221—225、229、246、257頁。）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就以1895年11月“中國協會”修訂的第二個擴界方案為基礎，由這位公使威脅李鴻章簽訂的。

英國侵略者強迫清朝政府展拓香港界址，擴大對華領土掠奪，連為英國侵華政策辯護的英國資產階級學者也承認，這是他們利用”適當的時機來實現它長久以來的野心”（《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221—225、229、246、257頁。）

列寧在揭露歐洲各國政府瓜分中國的過程時曾經指出：“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象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14頁。）英國侵略者從強割香港島、強割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到強租“新界”，都承襲了“文明”的強盜歷來重視“立約”的傳統。然而，他們在提出“立約”以前，早就象賊那樣偷偷摸摸地行動了。他們用貪婪的眼光，卑鄙的圖謀，千方百計尋求掠奪中國的領土。所以“條約”從形成到提出的過程，純粹是從偷偷摸摸地盤算預擬到明火執杖，公然勒索的過程。顯然，這種建立在千方百計掠奪中國的領土和長時間預謀的基礎上，最終用武力逼籤的條約，純粹是侵略性的、不平等的條約。

以軍事佔領支持外交談判，用武力逼籤“和約”，是中國近代史上帝國主義侵佔我國領土的慣用手法。首開其端的就是英國侵略者；早在1836年，他們已策劃派遣一支艦隊，“帶著一份擬就的、要清廷簽字的條約稿本”侵華。有人指責他們“沒有權力去這樣做”，他們就叫囂說：

“難道我們卻要受國際公法的制約嗎？”“如果我們要和中國訂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必要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們的命令寫下來，並要在大炮的瞄準下，才發生效力的。”《《中國叢報》四卷十期（1836年2月）。按：本文所用《中國叢報》譯文，均採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史料選譯》組譯稿，特此說明並致謝。》這篇徹頭徹尾的海盜宣言，暴露了英國侵略者不顧國際公法約束的海盜本性。他們強迫清廷簽訂的“割讓”和“租借”我國香港地區的條約，正是這類不顧國際公法約束的海盜掠奪條約。其不平等性和非法性，不僅在於他們早已擬就的條約稿本，如上文所述，純屬單方預謀；而且，簽約的過程，從始至終，清廷都是在他們的“刺刀尖下”和“大炮的瞄準下”，按照他們的命令簽字畫押的。

（一）割讓“香港一島”——從逼籤所謂《川鼻草約》到逼籤《南京條約》。

侵華英軍帶著擬割“□□島嶼”的《對華條約草案》，遵循巴麥尊在“訓令中指出的脅迫辦法”《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首先就於1840年7月攻佔定海，作為要挾的本錢。他們到大沽口給清廷遞交的《巴麥尊照會》,正式提出簽訂割地、賠款的條約，聲稱若不“全允”則“仍必相戰不息”。義律與琦善舉行大沾會談時，亦重申不允所求則“開仗”；至於“割讓海島”的地點，雖未明確提出香港，但已表示可在“粵省沿海”選擇“一隅”《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可見，武力逼籤割地條約的火藥味一開始就非常濃烈，英艦“開到離京城這樣近的地方，收到了效果，清廷的語調改變了”《《中國叢報》十卷二期（1841年2月）。》，答應懲辦林則徐，改派琦善赴粵與英方“商討最後解決辦法”。逼籤所謂《川鼻草約》的廣東談判，從11月底琦善抵粵後就開始了。談判開始前，英方代表已擬定一個“暫時解決”的方案：通過“繼續軍事行動”，以英軍撤出定海為條件，取得賠款和獲得“廣州附近一個島嶼”《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即香港島。所以，談判開始後，義律就以奪取香港一島為主要目標，步步進逼，甚至撕毀“停火”協定，以軍事進攻和武裝佔領香港島等手段，催逼琦善簽約。

第一步，提出在香港島“暫屯”軍隊。12月12日，在英軍“艦隊更向川鼻的諸炮臺靠近”同時，義律照會琦善：若採取開放廣州、廈門、定海三口換取英軍退出定海的方案，“則應留英國兵將在外洋紅坎山（即香港島）暫屯，俟各事善定全完，然後撤回本國。”《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32—33頁。》以“暫屯”之名，首次提出“屯兵之議”，妄圖藉口事不“全完”，永據該島。

第二步，要求仿葡人在澳門之例，在香港島“豎旗自治”。由於琦善不敢遽允“暫屯”之請，義律就約期“交戰”；琦善乞求他不要“苦苦相迫”，義律“所請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堅”《樑廷□：《夷氛聞記》第51頁。》，12月29日進一步要求“予給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豎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人）在澳門豎旗自治無異”《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32—33頁；第46頁。》琦善既不敢嚴拒，又不敢輕許，自嘆“殊覺剛柔兩難！”《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可是英方卻發出通碟：如“不送來圓滿答覆，立即開火”《《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162頁。》。

第三步，脅逼將香港和尖沙咀“讓給英國主治”。畸善對英方“自治”之請“尚在籌維”英軍競於1841年1月7日突然攻佔沙角、大角炮臺；隨即以永佔沙角相要挾，以打破虎門“再赴省城商議”相恐嚇，更進一步脅逼琦善：若求英軍退出定海和沙角、大角，則必須“將尖沙咀、香港各等處，讓給英國主治”《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69頁》。把原請“寄居”一所變成二處，其性質則從英人“自治”變成“英國主治”。

第四步，武裝搶佔香港全島，單方宣告“割讓”。義律趁琦善乞求“止擇一處”，提出“以香港一島接收”，既把原指島上“一處”地方（指香港村地方）改為“香港一島”；又以“接收”之名，為強佔製造根據；還說要將“議辦各款，匯寫盟約一紙”，約琦善會面“訂明”《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70—71頁。》，為逼簽單方所擬之約作準備。琦善屈服於英方軍事壓力，竟擅自“量允所求”。這種出賣我國領土香港的罪行，是不容抹煞的。但他確實僅“量允”代為奏懇“仿照西洋人在澳門寄居之例，準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1月20日代奏時還說明該地雖經勘丈，範圍卻仍未定，需“俟奉旨準行，再與該夷酌定限制。”《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可見，琦善“量允”的“香港地方”：第一，仍是島上一處尚待“酌定限制”的地方，“並無全島字樣，亦未向其指對地段”《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　第二，仍是澳門式的租借地，而不是割讓地；第三，仍有待“奉旨準行”，而不能馬上“接收”佔用。可是，就在1月20日，義律卻通知琦善：英軍即將開赴“香港島地駐紮”《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74頁。》；同時以“公告”形式單方面宣告他和琦善“已經簽訂了初步協定”（即所謂《川鼻草約》），“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接著派遣“琉磺”號軍艦於1841年1月25日進佔香港島。該艦艦長愛德華·拜爾秋供稱：

“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十五分登陸。我們是第一批的真實佔領者，我們便在領地上三呼萬歲，舉杯祝賀女王陛下健康。二十六日，艦隊到達，海軍陸戰隊登陸，國旗在我們的營地上升起來，……伯麥司令官正式舉行佔領該島的典禮”《愛德華·拜爾秋《英‘硫磺'號環遊世界航行紀事》第二卷，第147—148頁，《中國叢報》十二卷九期（1843年9月）。》。

英國侵略者搶佔了我國領土香港島後，又公然捏造事實，偽稱“香港一島業經欽差大臣琦善蓋印割讓英國君主”，雙方已經簽訂“正式協定”《《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326、328頁。》。這，充分暴露了英國殖民者的海盜嘴臉。

第五步，補約逼籤，欲蓋彌彰。假的畢竟是假的。義律後來供認，他的策略是先佔領，然後再以“絕不放棄該島的決心”，通過“因勢利誘……武力脅迫”，強迫清廷同意“在直接割讓該島的基礎上締結協定”《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正是按此策略，義律在英軍正式佔領香港島後第二天，即1月27日才“肯見”琦善，在獅子洋蓮花山下舉行第一次簽約會談。他把1月20日單方公佈的“初步協定”拿出來，作為《章程草底》（所謂《川鼻草約》的第一方案），“要香港全島”，琦善未同意，仍“只肯給一處”《《鴉片戰爭》資料，第三冊第258—254頁。》。2月10日琦善帶著自擬的《章程底稿》（所謂《川鼻草約》的第二方案），約義律在川鼻洋蛇頭灣舉行第二次簽約會談。因仍只准英人在“香港地方一處寄居”，義律又不同意《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2月13日義律提出《善定事宜條款》（所謂《川鼻草約》的第三方案），堅持要割“香港一島”，並一再催逼琦善指定地點，“當面蓋印”，否則“仍復開戰”。琦善始則以“日來抱恙甚重，心神恍惚”，要求義律暫緩辦理《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80—84頁。》；後來聽到義律叫嚷“決意定期打仗”，竟準備“許他全島”《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835頁；《鴉片戰爭》資料第三冊第253頁。》。只是由於中國人民反對割讓香港的鬥爭迅速高漲，道光獲悉香港被英軍強佔後，令將琦善鎖拿解京，所謂《川鼻草約》才未簽字蓋章。

然而，廣東談判過程中，英國侵略者為侵佔香港全島，以打逼談，邊談邊佔，以佔領逼簽約的強盜手段和得寸進尺的狼子野心，卻已暴露無遺。

條約雖未簽訂，佔領卻成事實。但在人民群眾和抵抗派的壓力下，清廷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並不承認這種野蠻侵佔的事實。廣州戰役前後，道光就一再諭令主持廣東軍務的奕山：“香港地方，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當極力驅逐，毋為所據。”務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英軍北擾閩浙期間，道光又屢令奕山“攻復香港”，進行牽制。奕山始終“不敢輕於一試”，道光還要求他“相機攻剿”。直到1842年5月還說：“香港地方，豈容逆夷久據”，如準備已妥，仍應乘機“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因此，英國侵略者在征服琦善、奕山之後，為“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一個令人滿意的條約”《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取得佔領香港的“合法”地位，就進一步擴大戰火，揮兵進犯長江。正如恩格斯指出：“採取這種進攻步驟的用意，是……逼迫清帝立即媾和。”《恩格斯：《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89頁。》果然，道光就在英軍大舉進犯鎮江時屈服了。他於7月16日密諭專辦“羈縻”的欽差大臣耆英通知英軍：若“即刻罷兵”，可以“將香港一處，賞給爾國堆積貨物”。當英軍攻陷鎮江、兵臨南京城下，以“開炮攻城”逼籤割讓“香港一島”的條約時，道光一邊嘆息“何至受此逼迫”，一邊卻批示“概行允准”，聲稱他處在“萬無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請”。耆英亦供認：“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害，不復顧理之是非”，皆因“該夷船堅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86—387頁、第425—426頁；第686—687頁；第735頁；第832頁；第813—815頁；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頁；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頁。》。這幫賣國君臣，就是這樣被侵略者的刺刀和大炮所征服。所有卑怯的辯白，都洗刷不了他們不顧“理之是非”，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責，但卻反映了英國侵略者逼籤南京條約的凶焰。正如馬克思指出：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與中國訂立的條約……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訂立的”《馬克思：《英中條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00頁。》。連竭力為英國侵華辯護的資產階級史家馬士也不能不承認：南京條約“系在英艦隊的炮口和英軍即將攻取南京的威脅下強加於中國的”《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毫無疑義，這是一個純屬武力逼籤的極端不平等的條約。

然而，這個“正式割讓”香港島的條約，只不過是英國侵略者為其非法佔領我國領土製造的“合法”外衣而已。兩年前，巴麥尊責怪義律沒有簽署這種“正式條約”時，義律就曾直言不諱地供稱：暫時“省去正式割讓的外形”而先行取得“我們所滿意的那種程度的領土佔有”，即實際佔領香港全島，“也能符合女王陛下政府的目的和聲威”。巴麥尊比義律狡詐的是，他一邊裝作十分尊重“正式條約”，十分尊重“應先得到中國皇帝批准”，一邊卻在獲悉英軍侵佔香港島已遭“中國皇帝駁斥和拒絕”的情況下，繼續“省去正式割讓的外形”，訓令璞鼎查以武力“保留”該島《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21頁；第305頁；第740—741頁；第331頁；第337頁；第750、752、754頁。》。所謂“法律依據”，在侵略者心目中並非那麼神聖。即使正式條約，既被視為可以隨時“省去”的“外形”，其內容亦可隨時“補充”和“廢除”。南京條約簽訂後，他們又迫不及待地逼籤《虎門條約》作“補充”；曾幾何時，又宣稱“補充條約中的限制條款必須廢除”，因為它妨礙中國各地船隻“與香港來往”《《中國叢報》十四卷十二期（1845年12月）。》。翻手為雲，復手為雨，有利則立，無利則毀，這就是“文明”強盜重視“立法”的真象。

（二）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從逼籤《勞崇光與巴夏禮協定》到逼籤《北京條約》。

英國侵佔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也和奪取香港島一樣：先佔後割。所不同的是強割之前，先行“租借”，用這種佔領形式作為過渡步驟。策劃者是侵華英軍統帥格蘭特（又譯克靈頓）、香港總督羅使臣（又譯魯濱遜）和駐廣州領事巴夏禮。上文已提到，租約從提出到簽訂僅一天時間。這是特殊環境下的一種逼籤典型。1860年3月20日下午，巴夏禮以佔領者的姿態，面交給兩廣總督勞崇光一份公函，藉口“九龍半島的混亂狀態”使英國利益蒙受損失，要求“租用這塊地方，直到採用了消滅這種狀態的永久辦法為止。”也就是要求永久“租用”。為此，他們誘逼勞崇光說：這塊地方本應“割讓給英國政府”，但是廣東地方當局無權割讓，“只能以出租的方式”作初步處理；所以“閣下所應做的，只是在正式回信中表示同意這些安排，並提出應納租金的數目。”勞崇光在佔領者逼令他只能“表示同意”的威脅面前，甘當傀儡，第二天就在《勞崇光與巴夏禮協定》上簽字蓋印並辦完互換手續，同意“出租”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每年租銀五百兩，“只要英國政府準時交付租銀，中國政府便不得要求歸還上述土地。”脅逼迅速成功，連格蘭特也承認這伎倆“使我滿意”《轉引自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25—228頁。》。其實，這種“最離奇”的現象正是英國侵略者逼籤租約的鐵證。

自從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巴夏禮成了實際統治者，勞崇光的前任們已“一切不能自主”。1859年7月12日勞崇光上臺第一天，“午刻到任，巴夏禮等即於未刻進署”，凶肆異常地逼勞崇光承認“租借”沙面，撥款填築地基，“議至夜深，其勢不得不依他，且須給與照會為憑；照會底稿，又須巴夏禮先改定”《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49、1598頁。》。這是他逼勞崇光辦的第一件事，已經夠離奇了。隨後，又逼勞崇光按月給佔踞廣州的英法聯軍發“防城兵費”，離奇之事層出不窮。所以，粵撫耆齡向清廷奏報巴復禮“又向督臣勞崇光以銀五百兩租九龍之尖山〔沙〕咀地方”時，就說：英法聯軍不僅屯“駐省城觀音山將軍衙署等處”，而且“省中旗綠務營軍火器械概被收去，……是使我守備全無，得遂其挾制把持之計。”同時，“每日有夷人二名常在督臣署中”對勞崇光嚴密監視；“在省各官既處城中，被其牢籠挾制，不得不事事曲從，以期苟且相安”《《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四冊，第314、389、541頁。》。這些辯護之詞，同樣不能洗刷勞崇光等“事事曲從”侵略者的賣國罪責，但侵略者窮凶極惡，“牢籠挾制”，逼籤租約，卻是鐵的事實。

英國侵略者憑一紙租約佔領尖沙咀後，就在那裡“修蓋房屋”《《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四冊，第389頁。》，同時把逼迫清廷“完全割讓”該地的任務交給其全權代表額爾金。咸豐帝對英法聯軍再起力求早日妥協，但額爾金既不允在廣州會見勞崇光，亦不允在上海與薛煥會談，而以攻陷天津、進犯北京，焚掠圓明園等暴行逼清廷派實□簽訂《北京條約》；並且突然以“九龍司地方……已經兩廣總督勞崇光批准允租，則與給與無異”為詞，故意混淆“租借”和“給與”的區別，要求約中“增添”割讓該地等條款，並限定時間、地點，催逼奕訴“畫押蓋印”。奕□並未查核勞崇光所籤之約，就“允其敘入”約內。其奏報說：“彼之氣焰方張，一經駁辯，難保不借生事端；若稍涉迂拘……恐夷人不能久待，另生枝節”《《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198—199頁。》，因此只能“任其要狹增添”。咸豐帝急求“永息干戈”，也說“朕亦深諒苦衷”，宣佈“所有和約內所定各條，均著逐款允准”《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99、2502、2503頁。》。如同道光、耆英當年簽訂《南京條約》一樣，咸豐、奕□關於簽訂《北京條約》的辯詞，既是賣國君臣“任其要挾”的自白，又是英國侵略者氣焰囂張地用武力逼籤“和約”的記錄。法國人還更具體地記載了當時額爾金的凶態，指出他在逼籤條約那天，處處以傲慢和放肆的姿態，力圖表明“英國所簽訂的不是一個和約，而是一個征服的條約”；他用以簽字的筆，包含著“戰勝者利劍的全部份量”；他還特意安排“在和約文本上簽寫他自己的名字時，大炮也同時隆隆作響。”《《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六冊第305—307頁。》可見強割“九龍司地方一區”的《北京條約》，又是一個“在刺刀尖下”和“大炮瞄準下”逼籤的不平等條約。然而，正如法國偉大文學家雨果當年指出：英法聯軍侵華的歷史，“是兩個強盜的歷史”；英法“政府經常做強盜，而人民則從不幹這一勾當。”英國工人階級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就嚴厲遣責英國政府“在中國進行赤裸裸的侵略”，指出他們掠奪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是通過武力才得到的”不平等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六冊第386—387、390頁。》。這是代表英法人民的正義呼聲。

（三）強租“新界”——從逼籤《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武力“接管”。

英國強盜進一步奪取包括九龍半島北部和香港島周圍島嶼的“新界”，採用的是“租借”方式，其租約也是依仗炮艦政策逼籤的。1897年底和1898年初，在德、俄、法爭相租佔我國膠州灣、旅順大連和廣州灣同時，英國駐華公使竇訥樂亦奉命向清廷提出北租威海衛、南租北九龍等地。在此期間，英艦就頻頻調動，揚言“擬在吳淞自建炮臺，或雲據舟山及吳淞口外各島，或雲入江直至重慶一帶”，或雲“至鎮江、金陵屯兵”。1898年4月竇訥樂奉命提出拓展香港界址要求，叫嚷：“英國議院本意在浙江之舟山及福建一帶圖佔口岸，以保利權；因念中國為難情形，只有就原有之香港，展拓界址。”《《清季外交史料》第128卷第4—6、12、20—21頁，》言下之意，不允香港擴界，就要強佔舟山等口岸。腐朽的清政府在英國強盜“圖佔口岸”的武力恐嚇下屈服了，賣國賊李鴻章就在竇訥樂一手炮製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上籤了字。英國侵略者用“租借”方式奪取了“新界”。正如列寧在1900年指出：“歐洲各國政府一個接一個拼命掠奪（所謂‘租借’）中國領土”，它們“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14頁。》。所謂“租借”，實質就是對中國領土的“掠奪”和“瓜分”。1898年10月20日《英國樞密院關於新界訓令》第一條就宣佈：在《專條》規定的期限內，“新界區將同樣地、實際地成為女皇陛下政府的香港殖民地的組成部分。”《《英國樞密院關於新界訓令》（1898年10月20日），譯文采用中山大學歷史系樂正譯稿，特此致謝》。

這個“租借”新界區的條約，也和“割讓”香港、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之約一樣，是英國侵略者用來掩蓋其對中國領土武裝佔領的和平偽裝、非法掠奪的所謂“法律依據”而已。佔領和掠奪是其目的，作為和平偽裝和“法律依據”的條約，既可先鑑，也可後訂，若不滿意，更可隨時譭棄。早在這份租約簽訂前三十四年，他們已擅擴南九龍的地界，偷佔了深水□。租約簽訂後，又企圖進一步擴大租地範圍，企圖譭棄租約中關於駐紮在九龍城內的中國官吏“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等保留條款。還在雙方“會勘界址”時，英方就提出要將中國九龍海關移出租界，進行訛詐。會勘後簽訂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英方得隴望蜀，又提出新的領土要求，叫嚷要將“深圳等村劃歸租界”，如不同意，“則稅關必移出九龍城之外”。為此，英軍就在1899年4月“未交收租界之前，兩次遣兵逕至租界內大埔墟”；遭到當地群眾抗擊，被迫退出後，5月初就大舉反撲，陸續佔踞了深圳河以南各鄉村，5月17日又宣稱：“奉本國政府渝：派兵將深圳、九龍城等處扼守。”悍然毀約，一方面武裝佔領九龍城，將城內官兵繳械驅逐；一方面派兵進佔深圳，將清軍繳械驅逐後，還強令當地紳士“具稟”表示“願歸英國管轄”，同時派兵進佔沙頭角。腐朽的清政府屢令只能“與之婉商”，廣東當局竟決計放棄九龍城和深圳兩處，“不與英爭”，僅僅有氣無力地照會英方：“以後兩國交涉事件，是否仍照條約辦理？”《《清季外交史料》第第131卷第17頁。》英國侵略者在人民武裝抗擊下被迫退出深圳，但卻吞併了九龍城。為了使這一吞併“合法”化，1899年12月27日英國發布《樞密院關於九龍城寨之訓令》,就藉口“中國官員在九龍城內各司其事，已被發現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單方面宣佈取消《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這項保留條款，同時取消《英國樞密院關於新界訓令》中這項條款，從而補充宣佈九龍城寨“同樣地、實際地成為女皇陛下之香港殖民地的組成部分”《《樞密院關於九龍城寨之訓令》（1899年12月27日），譯文采用中山大學歷史系賀躍夫譯稿，特此致謝。》。

英國侵略者就是這樣，為實現其佔領和掠奪中國領土的目的，根據需要，單方預擬、武力逼籤、隨意譭棄、自行刪改作為所謂“法律依據”的條約，公然以此非法行為辦理“兩國交涉事件”。從始至終，只有侵略者的絕對自由。而所有侵佔我國香港地區的條約，都是在絕對不平等的情況下籤訂、執行和修改的，中國人民不能接受這些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理所當然的。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第595頁。》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為反對英國侵略者強割、強租、強佔我香港地區，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鬥爭。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和戰後——反抗英國強割、強佔香港島的鬥爭。

1841年1月英軍佔領香港島後，宣佈“香港一島現在已是英國女王之領土之一部分”，島上居民“已是英國女王的臣民”《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75頁；《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328頁。》。中國人民為保衛祖國領土香港島，立即掀起了反割讓、反佔領的鬥爭高潮。

香港島被佔第二天，琦善在獅子洋蓮花山下會見義律，“大宴英逆”，是時“軍民人等在蓮花山下觀看者，不下數千人。”廣大愛國軍民密切注視著事態發展，對英軍強佔香港島，“白叟黃童，群思敵汽；耕氓販豎，共切同仇。”《《鴉片戰爭》資料第三冊，第16頁；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修訂本，第80頁。》當時，署大鵬協付將賴恩爵把英軍的照會和告示鈔呈廣東巡撫怡良。怡良“不勝駭異”，即告知革職留粵的林則徐，“則徐聞而髮指，勸怡良實奏”，指出：“人民土地皆君職，今〔琦善〕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怡良在林則徐敦勸和具體幫助下，於1841年2月11日向道光奏報了英軍強佔這一“海疆要地”之情，揭發了“琦善與之說定讓給”之罪。可是奏章尚未到京，道光準備同意琦善奏請準英人在“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的渝旨，卻於2月16日到了廣州。渝稱：琦善“委曲從權，聯已鑑此苦衷”，著將香港地方究竟多大、離廣州多遠、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迅速查明具奏，再降渝旨。”琦善接旨後，即以香港“孤懸海外，較澳門為尤遠”復奏，同時將義律所擬條約“酌加刪改發還，飭令另繕，呈請蓋用關防。”《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735—737、803—804、831—833頁。》打算簽約蓋印了！當此緊急關頭，林則徐於2月18日將情況告訴愛國粵紳樑廷□，發動紳民。東莞籍士紳鄧淳“知其事，慨然集諸紳”於2月21日舉行會議，併到督署請願，亟陳“偽示橫悖已甚，宜加痛剿”。琦善搬出“款夷出自上意”來壓制諸紳，諸紳不服，有“與辯至日昃而出”者《樑廷□:《夷氛聞記》第60頁。》；鄧淳等聯名上書怡良，望他“順輿情以撻伐”,“為國宣猷，為民除害”。怡良見“輿情若此”，信心頓增，即表示“願與該紳士同聽凱歌”《《鴉片戰爭》資料第三冊，第16頁；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修訂本，第80-81頁。》。這是香港島被佔後的第一場鬥爭。這場鬥爭，及時遏止了琦善進一步的賣國活動。琦善一直不敢在義律擬具的所謂《川鼻草約》上簽字蓋章，與這場鬥爭迅速高漲密切相關；其次，暫時扭轉了道光在割讓香港問題上的投降傾向。他接到怡良的奏報後，把琦善革職鎖拿，並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明令“應將該地方設法收復，方成事體”《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077頁。》；再次，伸張了中華民族的正氣，推動了中國人民包括香港同胞反對英軍佔領香港島的鬥爭繼續向前發展。

當時，凡有愛國心和民族意識的中國人，都主張收復香港。愛國官僚裕謙一再呼籲招募“本地水勇”，相機“攻剿香港”；廣東臬司王廷蘭在英軍進犯廣州時，亦力倡乘虛“暗襲其巢穴”；時任廣西巡撫的樑章鉅更奏稱：三元里之役已“令英夷膽落魂飛”，宜趁勢“團練鄉勇，以收復香港為首務”；愛國知識分子張杓雖然雙目失明，仍通過口授，上書力陳“鄉人願先收復香港”《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869、1139—1140頁；《鴉片戰爭》資料第四冊第26—27頁；陳澧《張磬泉先生傳》,《東塾集》卷五。》。1841年秋冬，英軍北犯閩浙期間，廣東人民為收復香港積極行動了起來，各鄉聯絡，“共議抽丁輸餉，民心頗為奮發”。曾參加三元里抗英的義勇頭人林福祥上書粵督祁□，謂目前“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之捷，更覺勇氣百倍”，堅決表示“樣願自率本隊，以當前鋒”，“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英國佔領者“聞省中團練壯勇甚多……恐奪香港”，急忙出高價收買“海盜”頭目和沿海無業遊民進行防備，但許多人都不願受英人驅使。1842年秋，英軍增援部隊離港北上，進犯長江期間，廣東人民又一次為收復香港行動起來。在廣州，“紳民紛紛獻策，欲圖殺賊”；在新安，“紳士鄉民，志懷義憤，屢欲燒船殺賊，奪其洋貨，絕其火食”；在香港，連充當“逆夷幕客”的朱泗水等“亦願悔罪立功”，為國報效。但此時清廷已決計投降，奕山等“通盤籌劃”，又壓制了這場義舉《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291、1404、1445、1523、1627、1631、1977、2268頁；《鴉片戰爭》資料第四冊第601—602頁；《夷氛聞記》第114頁。》。箭在弦上，惜未能發！

然而，香港同胞與內地人民緊密配合，反抗英國佔領者的鬥爭卻不斷髮展。1841年2、3月間，英軍主力進犯虎門、廣州期間，他們自供：由於“不能撥出足夠的人去保衛”這個島，只得“降下在香港的國旗”，把辦事機關遷到筲洲暫住《《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第178、191頁。》。1841年6月7日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向“粵東及沿海各省商民”宣稱:“汝等若來香港貿易，本官定必保護”並“免其稅餉”《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第110、115、122頁。》。但無論如何招徠，“內地安分商民，均以其非我族類，不願與之來往”；是冬，英軍強將二十七艘內地商船“拉往香港”，船戶堅持鬥爭，終於迫其“釋放”。正式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簽訂後，更激起省港人民的反抗怒潮，“粵中士民，志存報復，不肯與英互市”，挫敗了英方企圖在“香港通市”，向華商抽取出入口稅之謀《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103—1104、2267—2268、2240—2241頁。》與此同時，英國佔領者在香港，則常常在夜間遭到所謂“圖謀不軌”的人襲擊，以至連警察也不敢值夜班。佔領者從1842年10月4日起宣佈“禁止華人居民夜行”，海上則禁止夜航。但香港同胞並沒有屈服。隨著港英當局陸續頒佈各種名目的稅收法例進行經濟掠奪，華民忍無可忍，到1846年爆發了反對徵收“人頭稅”的、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罷工、罷市鬥爭，並取得了勝利。當時正在堅持反對英國侵略者進廣州城的廣州人民，受到鼓舞，於1847年4月警告英國侵略者：若仍強入廣州，即發動香港同胞再行罷市罷工,“先絕其貿易火食，在彼處僱工者，立即一應撤回”《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的中英抗爭》（資料篇稿）第281頁。》。1849年春，港督揚言“興兵肆擾”廣州，九龍、尖沙咀一帶人民即“自行團練”，準備“俟夷眾一離香港，驟起殺其寥寥守者，毀其樓舍，付之一炬”《樑廷□：《夷氛聞記》第169頁。》。可見，香港同胞與內地人民互相支援，廣州反進城鬥爭取得勝利，香港地區同胞是有一份功勞的。

（二）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期間——反抗英國佔領者把香港變成資本主義列強侵華基地的鬥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香港成了英法聯軍的軍事基地，成了英、法、美、俄代表合謀侵華的罪惡中心。廣東各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又一次密切配合，狠狠打擊英國佔領者在香港的統治。

首先，實行經濟封鎖，發動罷工罷市。1856年10月英軍進犯廣州後，新安縣愛國士紳就集會“議決嚴禁以食物供給香港”，並派出鄉勇控制各口隘，發出斷接濟、禁貿易和號召香港華工返鄉的告示《轉引自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第；第63—64頁。》。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設在花縣的“團練總局”於1858年4、5月間進一步“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澳門）等處，為外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僱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並動員“澳門、香港商民，各歸家鄉”。結果，“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香山、新安、番禹、東蕪等縣貿易服役於香港的商人、僱員、工人、水手等“自香港逃回者，幾於十之七八”。這場罷工罷市鬥爭，使香港各業癱瘓，“夷人為之大窘”，“身司炊爨，不堪其苦”《《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一冊，第194、282頁；第二冊，第352、361頁。》。香港總督包令無可奈何地供認：“我們現在正吃著戰爭的惡果”《轉引自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03頁。》。

其次，採取各種“抵抗方法”，開展廣泛的群眾鬥爭。香港華人如同內地民眾那樣，積極地而且狂熱地參加了這場民族戰爭。據載1857年初，香港已“到處都有人在組織殺夷活動”。廣州淪陷後，“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嚇得“英人不敢在外私行”《《第二次鴉片戰爭》資料第二冊第358—359頁；第六冊第56頁。》，連警察出巡，“到了危險地方”，也要“匯合成較大的隊伍，並在冒險前進之先放槍”《轉引自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第64頁。》。他們還採取“暗帶武器，搭乘商船”，途中襲擊，“奪取船隻”的辦法，於1856年12月30日襲擊並焚燬了第一艘往來香港廣州的客輪，又於1867年2月23日襲擊了第一艘往來港澳的渡輪。恩格斯十分同情中國人民被迫採取“這種抵抗方法”進行戰鬥，認為懲罰那些炮轟廣州、“殺人又強姦婦女的文明販子們，……只有這種方法能生效”；從而讚頌“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0頁。》。

中法戰爭期間，由於英法侵略者相互勾結，企圖把香港作為轉運物資、修理船艦的軍事基地，港九工人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大罷工。1884年9月，九龍半島南端“紅□船澳”的造船工人，拒絕修理法國炮船，並策謀把它焚燬，港英當局競派兵“守禦通宵”。駁船工人和搬運工人支持造船工人的愛國行動，拒絕為法國貨船盤運物資，又遭港英當局阻撓和迫害。10月3日，罷工工人與港英軍警展開了英勇搏鬥，儘管受到血腥鎮壓，一人犧牲，數十人被捕，但鬥爭並沒有停止。10月7日晚，九龍區的造船工人、搬運工人以“舞龍”為名，直抵油麻地示威。10月9日香港工人發表聲明：若明晨五時前“不將被拘之挑夫釋放，即行放火”焚燬英、法行宅。英國佔領者終於“畏眾曲從”，被迫答應釋放被捕工人、撫卹死者家屬、退還罰款、“聽華民不裝法貨”《參閱《歷史教學》1962年第6期本人關於“中法戰爭期間香港同胞進行抗法鬥爭情況的解答”；引文見《中法戰爭》資料第五冊第38頁，《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6期第26頁。》。這場鬥爭，不僅沉重地打擊了英法侵略者把香港變為侵華基地的罪惡活動，而且顯示了新生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力量，成為香港同胞反帝愛國鬥爭進入新階段的標誌。

（三）反抗英國侵略者強租“新界”和企圖擴大“新界”的鬥爭。

九龍半島和大嶼山一帶海域，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起，就是中國人民抗英鬥爭的重要戰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由於新安紳民對香港“斷其接濟極嚴”，當“英夷登岸張貼偽示”進行威脅時，鄉勇又進行伏擊，英軍竟一度將縣城攻破，但又被“西鄉沙井團勇進城擊退”；英軍企圖反撲，當地群眾就“與東莞各鄉聯絡一氣”，準備“與之決生死”，英軍終於不敢來攻《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40—1141、1148頁。》。中法戰爭期間，九龍地方三合會會眾，還與罷工工人一起並肩戰鬥。因此，當英國侵略者強租“新界”後，正如兩廣總督譚鍾麟奏稱：“新安民風強悍，租界內村莊不下萬戶，食毛踐土，二百餘年，一旦聞租與英國管轄，鹹懷義憤，不願歸英管”。色厲內荏的侵略者亦聞風驚恐，向譚鍾麟提出：交收租地時“請派兵保護”。後因他們恐清軍無力“彈壓”，採取突然襲佔之法，於1899年4月提前派兵到大埔墟“搭棚”扎屯，併發佈告示，“令居民呈驗印契，且欲加稅”。於是，當地群眾立即舉起了武裝反抗的義旗，以“毀其棚席”的義舉，點燃了反租地鬥爭的火焰，一時“租界內各鄉聚眾，揚言集資備械，專與洋人為難，眾情洶洶，不可復遏”《《清季外交史料》第第131卷第17頁。》。

1899年4月15日，為抗擊英軍增援部隊，各鄉“土民數千”，聚集到大埔墟山坡“開挖坑塹，抗阻英兵”。是日戰鬥，“互有傷亡”。儘管英軍於4月16日“乘民不備，升豎英旗”，以示“接收管理”，但“土民糾約壯丁出鬥，固結莫釋”《《清季外交史料》第139卷第3—4頁。》，4月18日在上湧把英軍擊敗，迫其暫時撤退。5月，由於英軍佔據“新界”後，又越過深圳河，強據深圳，北進布吉，還揚言要進攻東莞石龍。新安人民又一次“與東莞各鄉聯絡一氣”。東莞三千多民軍開赴雁田，不斷襲擊布吉的英軍《沈付：《1899年東莞、寶安人民反對英國侵佔九龍半島的鬥爭》，《史學月刊》1959年第12期。按：該文作者曾到雁田村調查，文中保存不少調查資料。》。加上省港人民又以各種方式打擊侵略者，清政府在愛國輿論壓力下也不得不向英方交涉。英軍終於被迫撤回深圳河以南，民軍收復了兩廣總督已奏請“不與英爭”的深圳。人民的鬥爭，打擊了侵略者企圖進一步擴大“新界”的凶焰。這場鬥爭與當時遂溪人民反抗法國強租廣州灣的鬥爭遙相互應，表現了廣東人民在反租地、反瓜分鬥爭中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又與這時期正在北方興起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初期革命活動遙相互應，成為“預告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的雷鳴和電閃”《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第481頁。》。

由上可見，香港地區歷來是中國的領土。有關香港地區“割讓”與“租借”的條約，是英國侵略者單方預謀，並依靠刺刀和大炮強迫腐朽的清朝統治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過去中國人民受壓迫、受侮辱的歷史見證”《丁名楠：《英國侵佔香港地區的經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香港地區的被逼“割讓”與“租借”，向來遭到中國人民包括香港同胞的堅決反對。這就是歷史的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