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范文瀾記住了毛澤東在延安的提議'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教授　張海鵬

近代史研究所“十七年”間的故事，現在很少人講得完全了。我雖有16年時間擔任研究所的負責工作，又在“文革”前進所，雖耳聞一些零星故事，也不能系統講清楚近代史所與“十七年”史學的故事。我長期以為，近代史所的文書檔案因“文革”動盪，早已不存於世，不免生有遺珠之憾。現在讀了趙慶雲的新著《創榛闢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方才知道他找到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文書檔案，加上科學院的早期檔案和個人日記以及回憶等資料，努力復原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歷史，真是可喜可賀！

近代史所的歷史，如果加上前身，已經過了70年。它的歷史，它在中國科學院的地位和作用，它在新中國成立後對全國史學界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已經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了，包括今天在事領導諸公在內。這些已成為歷史，成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成為一門學問了。趙慶雲的研究意義也在於此。

70年前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奮鬥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當然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中國科學院建立，在史學領域，為什麼首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而不是首先建立歷史研究所，這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話題。

范文瀾作為延安馬列研究院歷史研究室主任和華北解放區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主任，他的史學專精在中國古代史，他下的功夫也在《中國通史簡編》，雖然他也編著了《中國近代史》上冊。為什麼他堅決主張中國科學院首先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我想這要回顧延安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非常鄭重地提出要改造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他認為黨內的學習存在三個方面的弊病：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他認為這是極壞的作風。談到研究歷史，他說：“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他還進一步指出：“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

為了克服黨內學習方面的三個弊病，毛澤東有三個針對性的提議。在研究歷史方面，他提議：“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改造我們的學習》是1941年5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它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都是黨的整風運動的基本文獻。學習和貫徹這三篇基本文獻，極大地改善了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態度，提高了全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三篇文獻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文獻，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思想保證。

毛澤東關於研究近百年史的提議十分明確、具體。我們知道，范文瀾在延安與毛澤東在研究中國歷史問題上是有交流的。范文瀾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水平是心悅誠服的。我認為，毛澤東在延安的這個提議，就是范文瀾堅持在中國科學院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的最重要的根據。

我在1964年8月進入近代史研究所，報到後兩天就被所裡派去參加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任政法組祕書。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舉國家之力舉辦的一次最重要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包括了文、史、哲、經以及自然科學各學科。我看到范文瀾所長、劉大年副所長都是中國代表團組成人員，很活躍。在政法組，我看到劉桂五先生，也是很活躍的成員。劉桂五那時是近代史所的學術祕書，地位很重要。我在會上認識了安藤彥太郎先生和岸陽子小姐，他們兩位後來結為夫妻，劉大年是他們兩位的紅媒。

說起劉桂五，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個故事。某年我在京西賓館出席社科基金評審會。那裡還有兩院院士遴選會議在同時進行。我剛進房間坐定，就有人敲門。來人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一位老研究員。他進來對我說，看見社科基金的評審會在這裡，他猜想一定會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人蔘加，到會務組打聽，知道了我的房間。他一進門就說，看見近代史所的人很親切。他告訴我，1951年中國科學院作抗美援朝動員報告，報告人是近代史所的劉桂五。他說，劉桂五說話聲情並茂，舉手投足，他都印象深刻。老院士還說，近代史所在科學院的地位極其重要，很不一般。劉桂五不是近代史所負責人，科學院請他在全院作抗美援朝動員報告，這件事情在今天不可想象。他說劉桂五說話聲情並茂，與我的瞭解是相同的,可見這位老院士的記憶是準確的。

趙慶雲早些年從我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范文瀾、胡繩、劉大年與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畢業後留所工作，很有成績。他現在進入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是學有所歸。

研究近代史研究所與“十七年”史學的關係，不是僅僅一個近代史所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全國史學發展方向的問題，很有理論意義。我覺得，他的研究值得學術界關注，特作贅言如上。

（本文轉自光明網。原載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