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6日，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被祕密殺害於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窩，時年36歲。

從彈盡糧絕被俘到英勇犧牲，方誌敏用在獄中的半年多時間，寫下了《清貧》《可愛的中國》等不朽名篇。這是一位共產黨人在生命最後時刻的內心獨白，字裡行間流淌著共產黨人對信仰的絕對忠誠，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沉大愛。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多次讀方誌敏烈士在獄中寫下的《清貧》。那裡面表達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愛和憎，回答了什麼是真正的窮和富，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快樂，什麼是革命者的偉大信仰，人到底怎麼活著才最有價值。每次讀到都受到啟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今天，我們吟誦方誌敏的獄中遺作，心潮澎湃的同時，又不禁好奇，這位被蔣介石親自佈置勸降的共產黨人，在獄中的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嚴防死守，他如何寫下這樣赤誠熱烈的革命文字，又如何讓這些文稿穿透敵人的銅牆鐵壁傳遞出來、流傳下來？

擬定數萬言

這間囚室，四壁都用白紙裱糊過，雖過時已久，裱紙變了黯黃色，有幾處漏雨的地方，並起了大塊的黑色斑點；但有日光照射進來，或是強光的電燈亮了，這室內仍顯得潔白耀目。對天空開了兩道玻璃窗，光線空氣都不算壞。對準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著一張黑漆色長方書桌，桌上擺了幾本厚書和墨盒茶盅……驟然跑進這間房來，若不是看到那隻刺目的很不雅觀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邊那個釘著鐵鐐一望而知為囚人的祥鬆，或者你會認為這不是一間囚室，而是一間書室了。

這間囚室所在的南昌綏靖公署是國民黨圍剿紅軍的大本營；囚室中這位每日埋頭寫作的“犯人”化名祥鬆，實則是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

方誌敏，攝於被俘當日（1935年1月29日）。

“手執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獄中寫作，困難可想而知，但方誌敏卻執意要在敵人眼皮底下，為黨留下“十餘年鬥爭的經驗，特別是這次失敗的血的教訓”。

1935年1月，方誌敏在率領紅十軍團北上抗日途中兵敗被俘。這次失敗不但令8000多人的隊伍損失殆盡，就連他苦心經營多年的閩浙贛蘇區也危在旦夕。

“蠢子！木頭！為何從前都精明，而這次卻如此糊塗！”每每想起這次失敗，方誌敏都這樣罵自己。“如果不那樣做，如果這樣做，那還會失敗？”有時，他甚至一邊捏緊拳頭捶打自己，一邊忿忿地罵道：“打死你這個無用的死人！”

紅十軍團的失敗，讓他陷入深深地自責——即使失敗不能歸咎於他個人。

1934年12月，方誌敏按照中央命令，率由紅十軍團組成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贛東北出發，向皖南進軍。這是一次深入敵軍戰略重地的九死一生的行動。40天后，部隊不得不重返贛東北。但就在回撤途中，在浙贛邊的開化、德興兩縣交界處，部隊被七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重重包圍。

1935年1月16日，方誌敏命令粟裕等率先頭部隊800人立即衝出重圍，自己則不顧勸阻，帶著身邊的十幾名警衛人員留下，等待與軍團長劉疇西率領的約3000人的大部隊會合。這時國民黨軍收緊了包圍圈，紅軍血戰八天八夜，彈盡糧絕，多次突圍未果。除部分指戰員或三五成群或成班成排衝出重圍外，1000餘人陣亡。因負傷或飢餓倒地不起而被俘者超過千人。

1月29日晨，陷於絕境、七天未食、飢寒交迫的方誌敏，不幸被俘。

當天晚上，在懷玉山麓玉山縣隴首村國民黨軍獨立第四十三旅一個團部，方誌敏坦蕩從容，揮筆寫下245個字的《自述》：

方誌敏自述手跡

方誌敏，弋陽人，年三十六歲，知識分子，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農民協會祕書長。大革命失敗後，潛回弋陽進行土地革命運動，創造蘇區和紅軍，經過八年的艱苦鬥爭，革命意志益加堅定，這次隨紅十軍團去皖南行動，回蘇區時被俘。我對於政治上總的意見，也就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意見。我已認定蘇維埃可以救中國，革命必能得最後的勝利，我願意犧牲一切，貢獻於蘇維埃和革命。我這幾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開的。差不多誰都知道，詳述不必要。僅述如上。

這篇金石鏗鏘的自述，成為方誌敏的第一篇遺作，也是他唯一寫給敵人的“交代”，後在1985年被收錄在由鄧小平親筆題寫書名的《方誌敏文集》中，作為首篇。

1月30日，方誌敏被用竹轎子從隴首村抬至玉山縣城，被關押在城內大水坑任蔭奎大宅邸——國民黨軍獨立第四十三旅旅部。這時，他痛苦地發現，紅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和紅十九師師長王如痴也關在這裡。他們是在部隊打散後，比他早一兩天被俘的。

2月1日，國民黨在上饒公共體育場舉行了“上饒各界慶祝生擒方誌敏大會”。戴著手銬腳鐐的方誌敏，在臺上昂首挺立，正氣浩然，觀者無不暗暗驚歎、敬佩。方誌敏在獄中文稿裡寫下了當時的心境:“他們揹我到臺口站著，任眾觀覽。我昂然地站著，睜大眼睛看臺下觀眾。我自問是一個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沒有做過一點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見人。……到了弋陽和南昌，也同樣做了這套把戲，我也用同樣的態度登臺去演這幕戲。”

國民黨在南昌同樣舉行“慶祝生擒方誌敏大會”。目睹現場的一位美國記者曾這樣報道:“戴著手銬腳鐐的方誌敏被用裝甲車運到現場。他在大批士兵押解下露面。沒有一人歡呼，個個沉默不語，連蔣介石總部的軍官也是如此。這種沉默表示了對昂首挺立於高臺之上毫無畏懼神色的人的尊敬和同情。他被匆匆帶走，因為人群的這種沉默使當局感到十分可怕。”

方誌敏在南昌的“委員長行營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最初被關在普通號，與劉疇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方誌敏記述:生活上“軍法處算是優待了我們，開三餐飯，開水盡喝，並還送了幾十元給我們零用。但我們比普通囚犯，卻要戴一副十斤重的鐵鐐，這恐怕是特別優待吧。”

1935年2月底，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個執委偕江西《民國日報》記者來訪。當記者問到是否向獄方提出“假以時間，俾寫自傳”時，方說“擬定數萬言，唯以心緒不寧，迄未成就”。

事實上，方誌敏留下的獄中文稿遠不止“數萬言”。目前有據可查的有16篇，現存13篇，計13萬字。

“宣傳了十個人來參加革命”

曾經有一個說法流傳甚廣，稱方誌敏獄中寫作是受魯迅先生的鼓勵。

按此說法，1935年春，方誌敏在南昌軍人監獄中，祕密委託監獄的一個同情革命、欽佩紅軍的“某某義士”，把他致魯迅的一封信，“送往上海交內山書店轉魯迅先生”。魯迅接信後，及時作了回覆：“如果發動一個營救運動，那只有加速方誌敏同志的死刑執行期，因此應該利用蔣介石企圖軟化方誌敏同志的暫短時期，在獄中趕快為黨、為中國後代人寫下一些珍貴的遺言”。於是，方誌敏按魯迅先生的意見做了，“從而產生了犧牲前撰寫的《可愛的中國》等文獻”。

可是，這種說法早被不少檔案、黨史工作者及部分學者經考證而否定了。

通過方誌敏在獄中文稿中標註的寫作時間，可以看出，他是從3月開始寫作，第一篇是6萬字的《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寫了大約一個月時間。這是獄中文稿中最長的一篇。文中有一段說了他寫稿的情況：在獄中的普通號，“只是看書與寫文字。我曾囑咐王（如痴）寫一寫紅軍的建設，他認為寫出寄不出，沒有意義，不肯寫，仍舊與劉（疇西）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話，也停了十幾天沒有執筆，連之前寫好了萬餘字的稿子都撕毀了，後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來寫。”

照此推算，方誌敏在入獄不久就開始寫作了。

如果真是在魯迅的鼓勵下開始寫作，那麼方誌敏先要完成這些事：找到能替他祕密送信的“某某義士”，這位“義士”趕到上海，見到魯迅，再返回南昌，帶回魯迅的“鼓勵”——從方誌敏入獄到他提筆寫作，最多一個月，短則半個月，且不說獄中的方誌敏找到可以信賴的“義士”需要多少時間，光是當時的交通條件，從南昌到上海，先要從陸路轉道九江，換乘長江客輪，路上的往返恐怕都不夠。

方誌敏確實給魯迅先生寫過信，不過那是他寫好獄中文稿之後，想託付雖未謀面卻完全信賴的魯迅轉遞文稿。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在1935年6月19日下午寫成的《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最後一段，方誌敏寫道：“為要延緩敵人對我們死刑之執行，以達到越獄的目的（因為一時找不到人送信出來，得不到外援，恐越獄是要成幻想），與取得在獄中寫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敵人說要寫一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經過與贛東北蘇區的詳情，敵人樂得什麼似的，趕快令看守所供給桌椅筆墨和稿本。”

很明顯，直到方誌敏真正動筆前，他還沒有找到能夠送信聯絡的人。

而此文的最後一句說：“我希望這篇稿子，能借朋友之力，送到黨的中央。”也就是說，最晚在6月份，方誌敏已經有了可以遞信的人。聯繫到上文所說“恐越獄是要成幻想”，可以看出，方誌敏做好了犧牲的準備，這些稿子也是預備自己犧牲後，能傳遞給黨中央。

從被俘的那一刻開始，方誌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謝黨”的決心。為此，他還與劉疇西等三人商量好了臨刑前的口號。

但是，方誌敏沒有選擇等待死亡，而是採取了更積極的鬥爭方式。

方誌敏首先想到的是越獄。他認為：“我不應該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與時機，去圖謀越獄嗎？我不應該對敵人施行一些不損害革命利益的欺騙和敷衍，以延緩死刑之執行嗎？應該的，應該如此做去。”

為了越獄，方誌敏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了成效。他寫道：“我在獄中並未一刻放棄宣傳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們嚴格禁止看守衛兵到我房來，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動。我在此宣傳了十個人來參加革命，將來可望發生作用。”

在國民黨的監獄中，一個共產黨要犯居然還能“宣傳了十個人來參加革命”。這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煥發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方誌敏感化的全部十個人，但其中與他接觸最多、關係最密切的三個人，是確定無疑的。

第一個人是看守所代理所長凌鳳梧。凌鳳梧比方誌敏年長3歲，讀過英語、政法兩個專科學校，1934年經人介紹來到南昌在江西綏靖公署軍法處工作。方誌敏被關押進“委員長行營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不久，他成為了看守所代理所長。

凌鳳梧領受了上司“勸降”的任務與方誌敏接觸，結果不但沒有完成任務，反而在耳聞目睹了這位共產黨人優秀的思想品質和高尚的氣節情操後，深深為之折服。凌為減輕方誌敏的痛苦，曾在請示軍法處“未獲準”的情況下，私自將方誌敏腳上的重鐐改換為輕鐐，並曾暗中支持過方誌敏越獄，可惜未能成行。由於凌多次暗中庇護方誌敏，以至於在方誌敏被祕密殺害後，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審。

第二個人是高家駿，又名高易鵬，浙江紹興人。他畢業後曾在杭州當過店員，後為找生活出路，經人介紹赴南昌參加軍法處招聘繕寫員的考試，被錄取為上士文書。高家駿和凌鳳梧是同鄉，在軍法處關係很好。他有機會經常接觸方誌敏，聽方“講故事”。

高家駿當時二十出頭，雖在國民黨監獄工作，卻仍是個熱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誌敏的錚錚鐵骨感召，由同情轉為敬仰，為方誌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幫助。

第三個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其實是方誌敏的“獄友”。

“獄友”

1935年4月下旬，方誌敏從軍法處看守所的“普通號”，被轉押到“優待號”。“優待號”是個單間，也就是方誌敏在《可愛的中國》一文開頭中描述的那間囚室。

這時，方誌敏的第一篇文稿，即《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應該還沒有寫完。在《略述》結尾處，方誌敏寫道：“軍法處以我與劉、王在一處，不便向我勸降，於是將我移到所謂優待室內來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自到優待室後，無人談話，只是一天到晚的（地）寫文稿。”

“優待號”都是單間，方誌敏平時接觸較多的是他的兩個“鄰居”。一個是隔壁的原國民黨政府航空署長徐某。徐某是因為南昌機場被焚而入獄的，在獄中仍站在反共的立場上，他身負著勸降方誌敏的祕密使命。勸降無望，又改為監視。對這個人，方誌敏稱之為“頑固的法西斯蒂”。

另一個是住在方誌敏囚室斜對門的胡逸民。胡逸民的來頭不小。他早年追隨孫中山，是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元老。孫中山逝世時，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衛、宋慶齡等一同守護在病榻前，是孫中山遺囑的見證人之一。胡逸民長期任職於國民黨司法系統，曾任國民黨中央“清黨”審判委員會主席，並先後擔任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等三個監獄的獄長。

說起來真是諷刺，胡逸民可以說是國民黨中資歷最深的“監獄長”，卻被蔣介石關了四次監獄。和方誌敏一起被關押在南昌軍法處看守所這次，是胡逸民的“三進宮”，原因是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計劃洩密。蔣介石查來查去，查到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獄長鬍逸民，私自釋放了一名共產黨同鄉。於是，在南昌指揮“圍剿”的蔣介石電令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見面，胡逸民即被逮捕，不由分說地被關進了軍法處看守所。

南昌綏靖公署軍法處和看守所的大小獄吏都知道胡的身份和背景，對他很客氣，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住著看守所的“優待號”，能在看守所裡隨便走動，甚至能讓家裡人隨便進出，送吃送喝。

胡逸民自言“生性好動不好靜”，在看守所坐監的日子，吃不上苦頭，卻著實寂寞無聊。1935年2月，方誌敏被押到軍法處看守所時，胡逸民彷彿有了個“大熱鬧”可看。

據胡逸民留下的口述史料，方誌敏被關押進看守所的第二天，他就溜達到方誌敏、劉疇西和王如痴的囚室門口。胡逸民不認識方誌敏，就隔著牢門叫了幾聲“方先生”，無人理會。

胡逸民不死心，過了幾天，看守所所長到方誌敏牢房中談話，知道胡逸民的好奇心，就帶著他“蹭”會見。

所長向方誌敏介紹了胡逸民：“這位是永一（胡的獄中化名）先生，在本所優待號。他素來肯在獄中行善，想與你們談談話，交個獄中朋友。”

胡逸民接過話來：“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聽到關於你們的傳聞，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國民黨裡幹過‘清黨’，曾設法開脫過你們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愛的青年。”

胡逸民此話不假，他在擔任“清黨”審判委員會主席時，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祕書及同鄉好友中的“共黨分子”，他第一次被蔣介石投入監獄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次會面，胡逸民給方誌敏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方誌敏也給了他友好的迴應。胡逸民表示自己有條件改善方誌敏的生活，方誌敏說：“生活上我們苦慣了。如果能弄到一些書籍和報紙，請拿來看看。”

這樣的要求，對胡逸民來說易如反掌。後來，胡逸民常以送書取報、傳送用品雜物為由，到三等號子與方誌敏閒聊解悶，雙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稱。

不久，凌鳳梧調為看守所代理所長，這位新任的所長很快成為方誌敏的崇拜者，暗中提供了不少方便。胡逸民不知其中奧妙，在回憶錄中說：“前任所長調走了，新來的所長是個好好先生，很好說話。我想怎樣，他都答應。他允許我夜裡也可以到方誌敏囚室自由談話，不加干涉。”

胡逸民和方誌敏的關係進一步走近，應該是在他們成為“鄰居”之後。方誌敏被轉押到“優待號”——他是看守所內唯一享此“優厚待遇”的共產黨人，同時也是在優待號裡唯一戴著腳鐐的囚犯。在凌鳳梧的幫助下，這副腳鐐從10斤的重鐐變成了4斤的輕鐐。

國民黨對方誌敏的囚室安排，很可能是刻意為之——他的“鄰居”中有兩個人被授意勸降方誌敏。結果，胡逸民不但沒有真正展開任何勸降，反而把自己的這個祕密使命和盤托出。

據胡逸民回憶，方誌敏像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胡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話……即遭失敗，自無他言，準備犧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敵人殘殺，而沒有投降敵人的。”

這種共產黨人頂天立地的氣魄，讓胡逸民徹底折服。他沒有勸降方誌敏，而是真心實意地和方誌敏成了朋友。

方誌敏的環境有所改善後，他利用敵人讓他寫“交代”所提供的條件，不停地寫作。痛苦的思索與孜孜不倦的寫作，使他日益消瘦，後來又肺病復發，常常咯血。胡逸民忍不住問：“你在獄中還寫這麼多東西，到底做何打算？”

方誌敏答道：“我決心留下一點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難了……”

方誌敏留下的文字，到底是如何送出去的呢？欲知詳情，歡迎繼續關注北京日報紀事的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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