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一張名片引發的懸念，魯迅錢玄同失和，請你當裁判

劉宜慶

錢玄同是吳興人，魯迅是紹興人。兩個浙江人第一次相見，應該是在東京章太炎的門下。錢玄同生性好動，上課時常在席上不甚安分，魯迅給他起了個綽號“爬來爬去”。而黃侃則嘲諷錢玄同為“錢二瘋子”。

新文化運動時期，“爬翁”錢玄同作為《新青年》的編輯，向魯迅約稿，催生了一位文壇巨匠。魯迅是受錢玄同的鼓動而操筆作起小說的。其《〈吶喊〉自序》謂，某日錢玄同（即金心異）來看住在紹興會館正在抄古碑的魯迅，說：“你可以寫點文章……”接著二人之間便有一番對話——魯說，假如有一間鐵屋子，裡面的人熟睡著，悶死了倒也不覺得。你大嚷起來，把他們驚醒了，使這些不幸者感到臨終的痛苦，你對得起他們麼？錢說，既然有人驚醒，難道就沒有毀壞鐵屋的希望？！錢的勸說，最終使魯迅同意，“我終於答應他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

錢玄同

後來魯迅也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錢玄同與魯迅並肩戰鬥，發表了很多批判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們觀點一致，意氣相投，成為攜手同行的戰友。這個時期，兩人來往密切，錢玄同寫給魯迅和周作人的信函，用白話文，也用文言文。在信函中經常開玩笑。如稱西曆的聖誕節為“大秦之蛤蜊屎馬屎節”。

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期間，錢玄同和魯迅並肩戰鬥。在“女師大風潮”過後，魯迅離開北平南下廈門，他們則不像同在北京時經常聯繫了，由密轉疏。1929年5月，魯迅回到北平，在孔德學校，偶然遇到錢玄同，兩位昔日的章門弟子、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因為一張名片的問題，話不投機，不歡而散。從此斷了往來，形同陌路，令人嘆息！

　 5月25日夜，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途次往孔德中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魯迅自述這次見面的情形：至孔德學校訪隅卿，玄同忽然進來，嘮叨如故，看見桌子上放著我的名片，便高聲說：“你的名片還是三個字嗎？”我便簡截地回答：“我的名片從來不用兩個字的，或四個字的。”他大概覺得話不投機，便出去了……

魯迅見到錢玄同，話不投機半句多。

錢玄同也在文章中敘述了這次見面的經過：

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的意思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

表面上看，兩人生間隙，是一張名片惹的禍。其實，兩人的思想有了分歧。因為錢玄同對魯迅參加左翼文藝運動不滿，他在寫給周作人的信中稱魯迅為“左翼公”“左公”，語帶諷刺。魯迅則認為錢玄同是空談革命，所爭的都是“微乎其微”，喜作驚人之語，而不想幹實事。

除了思想上的分歧，還有人際關係方面的問題。此時的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反目，而錢玄同與周作人關係親密。而就在孔德中學的那次見面，魯迅與錢玄同話不投機之時，恰好顧頡剛走了進來，錢玄同和顧頡剛一起走了出去。錢玄同當然知道，魯迅視顧頡剛如仇敵（因顧頡剛傳播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謠言）。他的這一轉身，預示著兩人的關係，再無和好的可能。

錢玄同1936年在北京居所留影。

錢玄同在出版的《兩地書》中看到“胖滑有加”，“嘮叨如故”，“默不與談”。在文章中反駁：當年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那時他並不討厭我的嘮叨。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去吧。不過，這以後，他又到北平來過一次，我自然只好迴避他了。

1932年11月7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購魯迅之《三閒集》與《二心集》，躺床閱之，實在感到他的無聊、無賴、無恥。”《準風月談》出版後，錢讀後，又寫道：“總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罵街，有何意思。”

日記中記錄的，都是很私人化的評價，帶有強烈的情緒。與此不同，魯迅去世之後，錢玄同在《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中，客觀評價了魯迅的三大長處：（1）他治學最為謹嚴；（2）治學是自己的興趣，絕無好名之心；（3）他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小說及《新青年》中他的《隨感錄》所論述的皆是。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用處的。

同時坦率地指出魯迅性格方面的短處：（1）多疑。他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為是有惡意的，甚而至於以為是要陷害他的，於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2）輕信。他又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為同志，後來發現對方的欺詐，於是由決裂而至大罵。(3)遷怒。譬如說，他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於甲而並惡之。

不管怎樣，昔日的好友，死者長已矣，在死亡面前，恩怨何足道哉。數載友情煙般消，回首那堪計。錢玄同在傷感之餘，腦海中出現的一定是過去的好時光——兩人在《新青年》時期的親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