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提議劉伯承為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

劉伯承曾經提到過自己“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這是指他從參加南昌起義至紅軍長征結束期間，先後三次出任參謀長的往事……

周恩來的提議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國革命進入生死關頭。為反抗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周恩來、劉伯承等先後到達南昌，在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決定成立軍事參謀團，作為南昌起義的最高軍事決策機關，負責制定軍事計劃，組織相關軍事工作。周恩來提議劉伯承為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據周恩來回憶：“參謀團當時沒有人任主任，我就指定劉伯承同志來做參謀長，他起初謙虛，不肯答應；後來我就說，一定要你來做，他才擔任參謀長職務。”

南昌起義取得成功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部隊決定南下廣東東江地區，以便組織力量，重新北伐。隨後，南昌起義部隊取道臨川、宜黃、廣昌南下，雖然相繼攻下了瑞金、會昌等地，但因沿途所遇反動軍隊十分強大，部隊損失很大，部隊處境十分危險。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義部隊分兵行動，朱德、陳毅率領一部分部隊進入湘粵贛開展游擊戰爭，後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劉伯承、賀龍等率領部分人員到達陸豐縣，從神泉港乘船到香港，然後轉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重新分配工作任務。

1927年11月，劉伯承根據組織安排從上海出發赴莫斯科，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到此，劉伯承的參謀長職務中止，這也是他自己所說的“一敗”而去職。

遭排斥被撤職

1930年7月底，劉伯承由蘇聯經東北迴國，到達上海，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

1932年10月，來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劉伯承由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在黃陂、草臺崗兩戰兩捷，殲敵近3個師共萬餘人，取得了反“圍剿”的巨大勝利。同時，他利用戰鬥之餘發表大量文章，提出了加強游擊隊的領導、游擊隊要敢於深入敵軍後方活動、配合正規軍粉碎敵軍對根據地的“圍剿”以及游擊隊在敵後活動的種種辦法，系統地提高了紅軍幹部的軍事水平。

1933年9月，李德到蘇區，實際上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李德“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嚴重，且作風蠻橫，在軍事指揮上獨斷專行。劉伯承很快就發現李德的軍事指揮有問題，多次公開向李德建議，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不但未得到重視和採納，反而引起了李德的反感和怨恨。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痛心無比的劉伯承當即指出必須儘快改變目前的策略，否則會成為千古罪人。李德不但不接受，反而公開訓斥他：“白進過伏龍芝軍事學院，戰術水平還不如一個參謀，還當什麼總參謀長？”兩人爭論起來，鬧得很不愉快。

幾天後，李德到總參謀部，幾個機要員恰巧在路邊燒火做飯，李德覺得他們擋了自己的路，一腳就把飯鍋給踢翻了。趕來的劉伯承忍無可忍，再次當場與李德吵了起來，他直接用俄語說：“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帝國主義行為!”

由於李德的排斥，劉伯承不久被撤銷紅軍總參謀長職務，降為第五軍團參謀長。職務被貶也未能改變劉伯承對錯誤軍事指揮的看法，他在紅五軍團營以上幹部會上作關於長征的動員報告中，批評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並指出：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

不懼威脅堅定工作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湘黔桂交界的貴州省黎平縣召開會議，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在這個會上，劉伯承被調回到中革軍委恢復總參謀長職務。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後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劉伯承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組織了多次重大軍事行動，為長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附近會師，張國燾依仗自己兵力強，個人野心膨脹。中共中央為了團結張國燾，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當年8月，中共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軍北上抗日。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和時任總參謀長的劉伯承率領。行軍到阿壩地區，張國燾擅自分裂紅軍，不按黨中央的指示行事，自行決定南下，這一錯誤行徑遭到朱德和劉伯承的強烈反對，兩人幾次向張國燾提出建議，要求其停止南下。為揭穿張國燾藉口葛曲河夏季漲水不能通過而要拖著左路軍南下的陰謀，劉伯承親自渡過葛曲河，向指戰員們表明左路軍改北上為南下不是由於葛曲河的天然障礙造成的。

此後，劉伯承多次表明支持中共中央關於紅軍北上的方針，陳述全國形勢和左路軍面臨的困境，說明南下是沒有出路的。10月5日，他參加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抵制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主義行動，強調紅軍面臨的形勢相當困難，只有加強團結、集中力量，才能戰勝敵人，爭取好的前途。張國燾於1936年2月宣佈將他的紅軍總參謀長職務免去，並“下放”他去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當校長，劉伯承不懼威脅，仍然堅定地做廣大指戰員的思想工作。

6月，劉伯承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軍一部與第六軍團先頭部隊在理化以南的甲窪寺會合。7月初，他到第二方面軍給幹部作打敵人騎兵的戰術報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按敵處置、利用地形、武器運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則，講解了打騎兵的隊形、追擊、有組織的後移以及平時加強演練等問題，並在甘孜參加第二、四方面軍領導人會議，並據理力爭，迫使張國燾同意第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同中央紅軍會合。期間，他寫出多篇著作，從軍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訓練、教育的要求，特別是提出了進攻、防禦、迂迴、行軍、宿營、警戒以及野戰等一系列戰術要則與訓練方法。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28日，劉伯承奉命就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2月7日，中央軍委進行了新的調整，劉伯承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委員、紅軍總參謀長、紅軍大學副校長。

(作者為解放軍某部軍史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