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委婉地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主席。這樣，周恩來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不變。
周恩來提出辭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指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
從時間節點上看，周恩來辭職和中央下發《通知》高度相關，兩件事情之間有沒有內在的關聯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來提出辭職時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發《通知》。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經過改革，國務院的職能弱化，甚至被轉移，這是否為周恩來提出辭職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為此，本文通過對當時經濟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來解讀周恩來辭職的原因。
經濟背景：毛澤東提出反反冒進
1955年，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由於經驗不足，都對經濟形勢判斷較為樂觀。結果，1956年出現了經濟過熱，資金、原材料和市場十分緊張的現象。周恩來、陳雲等人發現這一問題後，當機立斷反冒進，把過大的建設規模壓了下來。周恩來、陳雲剎車了，但毛澤東還沒有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毛澤東雖然沒有反對，但當1957年他準備開展“大躍進”的時候，卻開始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時間，毛澤東有幾番講話。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說：
1955年來了一個高漲，1956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主要是掃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是促進委員會。……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設多用了30億元，生產了600萬部不適用的雙輪雙鏵犁。這可以組織個臨時促退小組來解決，但共產黨總的方針是促進而不是促退。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發了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這篇社論是經過毛澤東修改和政治局討論過的，批評在反冒進期間“颳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11日晚，毛澤東進而又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6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這篇社論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三扁擔，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毛澤東認為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毛澤東”。他在這篇社論上批註：“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毛澤東的這些話主要是針對反冒進的，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周恩來為了顧全大局，於1月19日晚在南寧作了檢討：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並表示，他對錯誤負主要責任。
2月18日，毛澤東還批評了國務院的工作：
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
曾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工作人員梅行這樣回憶：
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佈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見我去了以後叫我等等，一會兒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跟我談工作，十幾分鍾就完了。談完以後我就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許明：總理今天怎麼打起乒乓球來啦？許明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被免了。總理因為做慣了工作，沒有工作他會很難受。
最能感覺周恩來心情鬱悶的是他的祕書們。周恩來的祕書範若愚回憶：
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我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只能是我講一句，你給我記一句。再由你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來表達他想說的話。
在5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對國務院的工作進行了檢討：
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報告，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作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
南寧會議後，毛澤東掌管了經濟大權。反反冒進的氣氛則一直延續到了八大二次會議。
這場對反冒進的批評是毛澤東發動和主持的，被批評的是在中央和國務院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同志；批評者言詞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勢，而被批評者卻幾乎沒有可能進行說明和申述，只能一個勁地做自我批評，包括不得不發一些違心之論。在這種氣氛下，周恩來的心情可想而知。風頭過後，他向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也就容易理解了。
政治背景：毛澤東給予書記處更大的權力
在經濟領域全力開展反反冒進的同時，政治體制也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這個改革是毛澤東倡導的。這是周恩來委婉辭職的另一個重要背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八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新的章程。新的黨章規定選舉總書記一人。“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並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總書記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常委。常委是黨的核心領導。
毛澤東這樣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由此可見，毛澤東有意要培養鄧小平，因而讓鄧小平先任中央祕書長，後任書記處總書記。
鄧小平於1954年任中共中央祕書長，副祕書長有：李富春、譚震林、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馬明方、林楓、楊尚昆、胡喬木。幾乎天天開祕書長會議，討論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毛澤東曾召集過一次祕書長會議，在會上他說得很明確：你們是幹事的，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祕書長、副祕書長名義。
醞釀八大中央名單時，鄧小平表示願意當中國的祕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怕不順。鄧小平說：“對總書記這一職務，我只有六個字，一不行，二不順。”毛澤東做鄧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講得很風趣：“至於祕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央的祕書長。”鄧小平插話：“我還是比較安於祕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解釋：“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
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裡處理，在那裡提出議案。”
八大選出的總書記是鄧小平。鄧小平比毛澤東小11歲，當時52歲。書記處成員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候補書記有：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書記處負責黨政軍核心，彭真協助鄧小平負責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負責外事；譚震林負責農業；譚政是總政治部主任，負責軍隊幹部；黃克誠是總參謀長；李雪峰負責工業。
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承送。毛澤東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們做，發文用中央的名義。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
書記處在討論國務院的工作時，因周恩來要參加，總是就著周恩來的時間。從記錄看，副主席只有周恩來出席書記處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會議一般不來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週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成員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員消息更靈通。
中央書記處不同於舊的中央祕書處的另一點，是書記處直接參與國民經濟以及黨團領導，新的中央書記處下設20多個具體辦事機構——中共中央書記處各個辦公室，從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到候補書記胡喬木，書記處成員基本都兼任具體辦事機構的負責人，以後李先念、李富春補選為書記處書記，又為他們具體增設了辦公室。這樣一來，國務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請示書記處才能辦理，而書記處也不再是簡單的上傳下達，而是黨務、政府、軍事、民政、文化、財經等一系列領域中之於中央的名副其實的“總參謀部”，特別是1957年之後，書記處幾乎取代政治局，成為毛澤東直接指揮之下的統帥機構。
1958年，毛澤東在組織上給予書記處更大的權力，4月間，中共中央成立5個領導小組，即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分別任命陳雲、彭真、王稼祥、聶榮臻、陸定一為組長，小組具體工作歸口中央書記處管理。這5個位高權重的小組從組長到一般組員的名單都是毛澤東責成鄧小平擬就，稍後，毛澤東除了提出增加譚震林為財經組副組長，王鶴壽、趙爾陸為組員外，無一增減。
提出辭職：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
也就是這次改革之後的兩個月後，1958年6月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委婉地提出辭職。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
在隨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中明確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
出席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人員現在已經全部作古。從目前來看，他們沒有留下關於周恩來在會上提出辭職這件事情的講述或回憶。除了周恩來在會上提出辭職外，會議有沒有議定下發《通知》，也沒有相關的回憶。由於文獻檔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們也無從得知這個會議的詳細情況。
儘管如此，但鄧小平對總書記這一職務有所顧忌，說自己“一不行，二不順”。“不行”應該是謙詞，“不順”則是政治家看到了不爭的客觀事實，這應該是他主張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鄧小平說“一不行，二不順”，決不是空穴來風。